“全球化与生态批评”专题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研讨会论文,批评论文,生态论文,专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历时三天的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了“全球化与生态批评”专题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青年学者叶舒宪、高旭东、王宁、孙景尧、王一川、陈晓明、陈跃红、陶东风、肖鹰、冯川等。赵白生（北京大学）、张旭东（美国纽约大学）先后做了主题发言。
赵白生的发言题目是《关于生态批评》。通过对与“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有关的背景资料的介绍，来探讨“中国人怎么做生态批评，中国有哪些资源可供开发”、“比较文学怎么介入到生态批评里面去”等问题。“生态批评”在西方还与另一个批评对象、文本资源比较含混的意象群联系在一起，如“环境散文”(Environmental-Prose)、“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Literature)、“绿色文学”(Green-Literature)、“自然文学”(Nature-Literature)等称谓，其中接受频率最高的是"Nature-Writing"，海德格尔被看作环境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最近，在中国学术界使用率非常高的一个词便是"Eco"，出现了诸如“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殖民主义”、“生态记者协会”等，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自19世纪以来研究生态批评的人大都是不求名利、默默无闻，其作品往往是束之高阁。文学最早介入生态批评始于1925年美国一位博士生的博士论文，而做出最出色研究的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戏剧批评家乔森夫·库奇，目前美国有许多大学都开有相关的课程。比较文学介入生态批评有两个优势，一是它的跨学科性，二是中国有着大量的资源背景，东西方理论可以相互触发。
张旭东在《帝国概念与文化理论的动向》的发言中首先对目前流行于西方的《帝国》(Empire)一书进行了阐释和分析，他认为西方理论开始的前提是哲学在20世纪后半期的衰落，而理论的终结则融进了文化研究，主流、边缘、高雅、通俗等文化界限的突破，使文化研究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没有可交流性的、并以身份认同为主的现象，在此情况下，西方理论出现了三个明显的走向：（一）批评理论要重新找到一些新的理论生长点，主要的生长点是政治哲学；（二）文学、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关系，主要研究社会领域；（三）文学、文化理论重新走回到“原点”。这是西学的一个主要长处，一旦碰到问题，不断回到“原点”，比如回到20世纪早期、尼采、中世纪或柏拉图等，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理论的一个问题便是回不到“原点”。
两位学者的专题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热烈讨论。对于“生态批评”，叶舒宪认为，黑格尔的“艺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敌对关系”，便潜伏着一个生态命题；为什么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联系如此紧密，因为自然是我们的“母亲”；道家的最高范畴是“道法自然”，佛教认为自然和生命是平等的，在此基础上，东西方生态思想能否进行对话？中国申奥成功、“绿色奥运”，对中国人也将是前所未有的生态教育大运动。高旭东认为，整个中国文明是与自然比较接近的，西方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反文明、回归自然，随着现代文明的膨胀、对自然榨取的恶化，人们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心灵上的生态问题，如现代派作品所表现的人的异化、病态，如果把这些问题联合起来，都将是中外文学研究的很好课题。有些学者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或疑问。陶东风认为，生态问题是否仍然属于现代性话语范畴，还是反现代性的？如果仍在现代性内部，如果“弱肉强食”的逻辑依然在全球有效，那么在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环保就很难，只有全球性，只有打破各个民族国家体系，才是有可能的；中国的环保实际上是在现代化的秩序里面，申奥实际上纳入了现代性的问题，目的使自己更强大、融入世界体系。陈晓明的疑问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人们为什么会对一些描写自然的作品表示高度的兴趣、给予高度的赞扬？如《荷塘月色》、《白杨礼赞》、《茶花赋》都选入了中学课本；为什么在中国现代化建设高潮的时候，文学中突然出现了大批描写大自然的主题？如《北方的河》、《迷人的海》，此前的知青文学、当时的寻根文学，都与环境描写有关系，而这些疑问也许可以在生态批评里找到一些新的理论的解释模式。
对于“帝国”概念，陈晓明的困惑在于，当全球化理论讨论到现在，似乎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希望——全球化的本土化、当地化，大量启动和运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人才，也承认和接受了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企图吞并全球化等许多概念的帝国，那么（一）是否有一个整体性的帝国，是否真的是无边的，在这样一个层面，每一个阶级、民族国家和不同的文化人的生存方式、价值认同是否构成了绝对统一性的关系？（二）如果帝国时代的革命是在整个帝国框架内的革命，而不是反对、颠覆它，那么革命的动力、含义来自何处？假定帝国很好，我们也做稳了帝国的奴隶，帝国是不是像基督教的未来世界、彼岸世界、佛教的大同世界一样，那么这个理论是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至福的境界，还是一个巨大的超级恶魔产生了？这都需要我们去思考要采取的立场和策略。冯川则用精神分析中“使无意识成为意识”，来比较帝国概念的理性化，即用意识来规划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他认为我们无法摆脱生存的悖论式的困境，因而更倾向于一种警觉的态度。陈跃红认为，当文化研究把现在的理论弄得四分五裂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个即陌生又熟悉的理论，熟悉的是在国际政治上面它是流行的，不熟悉的是它抽象化、泛化甚至中性化了，那么这样一个在美国以精装二万五千本受到欢迎的理论，我们并不能直接拿来诠释，考虑到我们做文化研究也会掉入别人的“陷阱”，“帝国”出来后，会不会是一个更大的理论陷阱？
作为对各位学者发言的回应，张旭东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西方帝国是一个法的概念，这是二者的最大区别；帝国概念的确有学理上的来龙去脉，在哲学上还有一个根基：反康德、黑格尔式的二元对立思想，恢复的哲学传统一个是斯宾诺沙，一个是柏格森，与二元对立不同的是强调一元论，强调一元论内部的异质性、多样性、差异性，以及内部冲突所带来的同一种东西的自我生产能力，在动态环境中不断造成异己和他者，但并未触动社会生活的根本，反而使生活活跃起来，这可以给我们打开一个新的思路，如何处理两个并存的“帝国”关系，怎样理解中国文化内部的多元性、矛盾性和自我制造。针对各位学者发言中所体现的对来自于西方的新的学术资料的反应，陈跃红谈到这几年我们接受西方理论容易产生一种定式：一个理论出来后，马上想到我们的文化资源，二者形成一种诠释的关系。他建议，新的理论比如生态批评提出后，首先是要了解它和它的背景，用一种批评和审视的态度来看，然后再来考虑和诠释我们的资源问题，这样可能会好一些。肖鹰针对陈晓明谈到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时期文学对自然的推崇，则认为这两个时期都是追求现代性的，与先天自然都是对立的，在这种前提下还运用自然对象，是一种象征主义的、一种比喻性的运用。孙景尧则谈到，西方理论越来越带有理想色彩，而且越来越绝对化，给人一种包罗万象的感觉，并且非常容易与中国文化产生联想，要杜绝联想也是不可能的，加之中国文化本身的体系结构既同又异于西方，因此，产生联想、比较既是必然的，同时又存在着陷阱，需要我们学习和研究，应该学习西方学者勇敢反思、介入现实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