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使级论文,中美论文,缓冲器论文,测试仪论文,角度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期间，中美进行了长达16年的大使级会谈。在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时代，这是两国进行官方接触的惟一渠道。由于种种原因，两国政府对大使级会谈的态度和做法存在着巨大差异，本文着重回顾中国方面对大使级会谈的看法和做法。会谈之初，中国政府曾希望通过大使级会谈使双方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由此带动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改善，并引导中美两国朝着建立正常关系的方向发展。1956年以后，中美会谈陷入僵局。1957年12月，美国政府企图降低会谈的级别，遭到中国的抵制，并成为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的重要起因。中美两国避免台海危机导致两国军事冲突的努力使两国大使级会谈重新得到恢复。此后，中国更多地把会谈看作是稳定两国关系的缓冲器。60年代末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恶化，中国越来越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逐渐将大使级会谈看作是试探中美和解可能性的测试仪。从方向盘到缓冲器到测试仪，中国政府在大使级会谈问题上的看法和做法经历了一系列潜移默化但十分重要的转变。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一会谈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功能。
一、意外收获——日内瓦会议上的接触
朝鲜战争结束。中美两国能否从对抗的阴影中走出来，人们拭目以待。不打仗了怎么办？这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一个问题。中国面对的问题相对简单。在对外关系中，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创造和维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发展因朝鲜战争而受到极大制约的对外关系；从较长期来看，中国还需要积蓄力量，最后完成因朝鲜战争而推迟了的大陆对台湾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对美国政策，首要的问题是突破美国的孤立、封锁和禁运，如果同美国的关系能够缓和下来，局面将为之改观。当时看来，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不管美国愿意还是不愿意，最终还是要承认它并与之打交道。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大陆有六万万人，台湾只有一千万，这也是不容改变的现实。如果美国为了台湾的一千万人与中国大陆的六万万人作对的话，那就再愚蠢不过了。（注：转引自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美国将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朝鲜停战给美国提出一系列问题。虽然1954年美国国内出现了一些主张承认新中国的意见，认为美国“真正的利益在于从苏联那里把中国分离出来”；（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打算改变既定的对华政策，即：不承认中国政府，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继续阻止中国解放台湾，继续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
不过，中国和美国毕竟是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在非战争状态下，双方建立某种联系实在是一种客观需要。一方面，双方的对抗需要加以控制，以不伤害各自更为根本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彼此看来是尖锐冲突的利益之下，也仍有一些利益是互相重合的，需要双方进行协调。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之间在沟通问题上的教训双方都无法忘记。正是在这一复杂背景的映衬下，中美大使级会谈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展开了。
1954年4～7月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为新中国提供了一个以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中美接触的机会是突然降临的，敏锐的周恩来一下抓住了它。5月下旬， 美国通过英国和苏联要求中国释放犯罪的美国侨民，并表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某些政策是不现实的。得到这个消息后，周恩来连夜召集会议加以研究，他认为不应该拒绝和美国接触。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敌对和僵硬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的被押人员获释的愿望，开辟接触渠道。于是，中国代表告诉英国代办，现在中美双方都有代表团在日内瓦开会，有关中美双方的问题可以由两个代表团进行直接接触，没有必要通过英国作为第三者插手。为争取主动，5月27日， 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向新闻界发表关于美国政府无理扣押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并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注：转引自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4页。）
在中方的考虑中，首要的问题是究竟能不能开辟一条联系渠道。最初制订的政策既是针对谈判将会遇到的具体问题，也是为了试探美方的意图。6月3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中国代表团已经答复英国方面，中美双方可经英国介绍直接接触。“如美方果真来谈，我们即按既定方针和他们进行接触，并以接触情况决定在何处举行谈判。”在谈判中，将“首先联系到中国留美学生被扣问题”，同时也说明中国将区别对待犯法的美国侨民和其他美国人。（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页。）6月4日，中美双方代表团派出的代表经英国代表团杜维廉介绍，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谈。中方代表为王炳南，美方代表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随后，中美双方又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谈。根据这两次会谈的情况，周恩来于6月11日致电中共中央并告公安部、外交部， 说明中方采取的谈判方针是：（一）主动提出保护我国在美侨民、留学生的权益问题，拟指出美国强迫扣留我留学生，既违犯国际法又不合人道主义，要求立即恢复他们自由离美返回祖国的权利；（二）关于美国在押人员，准许被扣美国人与家属通信，将已死亡三人的消息告诉美方，宣布被扣留的美空军人员罪状；（三）如果美国改善对我留学生之待遇，准许他们回国，届时看情况，我方也可考虑批准几个美国侨民出境，或将几个犯罪被监禁的美侨驱逐出境。此点拟相机行事，目前尚不宜采取行动。（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76页。）此后， 中美双方代表又举行了第三、第四次会谈。在会谈中，美方坚持认为中方关押美国犯人是非法的，而美方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是有法律根据的，因此反对将两者联系起来。此外，美国还刻意采取种种措施避免给外界造成美国外交上承认中国政府的印象。（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第125页。）在这种情况下， 会谈无法取得进展。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渠道中断，中美双方商定自9月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 在日内瓦的最初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作为中美两国官方接触的开端，其历史意义是深远的。
二、台湾问题——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主题与障碍
事实上，中美大使级会谈是由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促成的。台湾问题，这是长达16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始终围绕的尖锐的主题，是双方之间的实质性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的关键障碍。
1954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 这个决定再次明确了解放台湾的战略任务，而不是打算立即解放台湾。中国领导人希望通过显示解放台湾的决心来迫使美国放弃与台湾订立条约，以阻止两岸分裂局面的固定化。9月3日，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最强烈的方式表达要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但中国领导人想要打掉美台防御条约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事实上，中国炮击金门的行动使得美国政府不再犹豫，匆匆与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并促使美国国会在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的情况下于1955年2 月初通过了该条约，使之生效。（注：贾庆国：《简析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缔结》，《美国研究》1989年第1期。）此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仍按照原定计划占领了浙江沿海的一系列岛屿，拔除了国民党军队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破坏的最主要的据点。
第一次台海危机使中美关系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但中美双方并不希望卷入一场新的战争。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在无法进行有效沟通的情况下，双方开始做出各种努力来缓和这一紧张关系。中国的政策适时地转向了寻求缓和。1955年4月23 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00年版，第134页。 ）这一出人意料的声明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随后，杜勒斯也表示，美国不排除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可能。台湾海峡的局势有所缓解。在中国发动炮击金门行动之前，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过中国愿意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他对来华访问的英国工党代表团表示，中国愿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他特别强调“这也包括美国在内。”（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中国的炮击行动表明，中国领导人坚定地把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置于首位，置于同美国缓和关系之前，不承认任何外国势力有干涉中国内政的权利，反对任何有可能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由于美国坚持保护台湾的政策，中国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时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困境——只要美国坚持支持台湾的政策，中国就无法真正缓和它同美国的关系，而如果不能设法同美国缓和关系，中国又不可能最后解决台湾问题。这一矛盾贯穿于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
无论如何，为了同美国进行谈判，周恩来还是很快制订了中国方面的政策框架。4月30日，他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台湾问题的报告”，其中强调：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中国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是内政问题，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国际性的问题。由于美国的干涉，台湾地区随时有爆发国际战争的可能。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美两国应该坐下来谈判。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战争，因此谈不到停火的问题。美国提出停火的问题，是要做一笔买卖，以蒋介石军队撤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中国人民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和行动，换取中国在事实上承认美国侵略台湾的合法化，换取中国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这是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所绝对不能同意的。只有在美国放弃侵略和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后，和平解放台湾，以完成中国的完全统一，才有可能。（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74～475页。）
5月中旬，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专程来华为中美会谈进行斡旋。 周恩来在同他会谈时着重指出：（一）和缓紧张局势必须是双方的。在金门、马祖，美国应该促使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从那里撤走，中国可以同意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进行攻击，以和平的方式收复这些岛屿。但这个行动绝不意味着，中国同意杜勒斯所说的那个“停火”，同意美国以敦促国民党集团撤出沿海岛屿来换取中国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和行动，承认美国侵占台湾的合法化和“两个中国”。（二）中美双方还应该在其他问题上采取步骤和缓紧张局势。在美国方面有两件事应该做：一是取消对中国的禁运；二是允许要求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中国侨民自由回国。在中国方面，也有两件事可做：一是美国在中国的犯法人员，包括飞行人员和侨民，可以根据中国的法律程序，并依照各人犯罪事实和被监禁后的表现，决定是否宽赦释放或驱逐出境。二是中国允许对中国友好的美国团体和个人到中国来访问。虽然这种事应该是对等的，但是中国愿意先开放，让美国人来看看中国究竟是对他们友好，还是要同他们打仗。（三）中国既愿意同美国谈判，也愿意同国民党集团谈判。这两种谈判虽有联系，但属于不同性质。前一个谈判是国际性的谈判，为的是要美国放弃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后一个谈判属于内政，应该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国民党集团之间的停火问题和中国的和平统一问题。（注：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4～345页。）
5月26日，周恩来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 进一步阐明中国对于同美国谈判的看法。他指出：中美谈判的主题是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至于谈判的方式，我们现在没有最后意见；我们同意并支持苏联建议的十国会议，但也可以开比十国多或少的会议；中美还可以直接谈判，由别的国家从旁赞助；台湾当局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参加上述的国际会议，但中国政府不拒绝，相反地建议同台湾当局直接谈判。有两种方式来解放台湾，一种是和平方式，另一种是战争方式，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两种谈判，我们都争取，它们可以平行地或者先后地进行。它们彼此虽有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注：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5页。 ）周恩来的上述报告和一系列谈话基本阐明了中国方面在即将到来的中美谈判中的原则和政策。
7月中旬，经过英国斡旋， 中美双方确定将原来在日内瓦举行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中国方面对即将开始的中美会谈十分重视。外交部专门成立了会谈指导小组，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组长是章汉夫，副组长是乔冠华。小组置于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担负具体工作的是乔冠华。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中方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驻捷克大使约翰逊。双方就会谈的两项议程达成了协议：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王炳南在回忆录中说明，当时中美双方对会谈的议程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距离和分歧。中方认为，会谈应着重讨论台湾问题以及安排杜勒斯国务卿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会谈和建立两国的文化联系等一些实质性问题。美国则只想先要回扣押在中国的美国人，并要求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最后，为使会谈先开起来，中方便同意先谈遣返侨民问题，然后再讨论其他。（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47页。）
从8月4日至9月10日， 中美大使级会谈首先讨论了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在中方的一再努力争取下，双方终于达成了遣返平民的协议。这份奇特的各说各话的联合公报是长达16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所达成的惟一协议。第一阶段的会谈清楚地反映出，美方十分注意坚守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即使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美国政府也会敏感地联想到是否会形成承认中国的印象和结果。
9月中旬，中美大使级会谈进入第二项议程。 中国代表提出了禁运问题和准备高一级的中美谈判问题。王炳南一再指出，只有通过外长级会谈的切实可行的途径，才能实现解决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等严重问题，并讨论两国建立文化交流、贸易关系等等。但是，美国在第二阶段的会谈中采取了极为敷衍的态度，并且不断在第一个议题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致使会谈几乎是寸步难行。事实上，美国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钉在谈判桌上，以稳定台湾海峡的局势。 （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 第208～209页。）从10月起，中美双方开始讨论美方提出的，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保证互不诉诸武力的问题。概括地说，美方坚持的是：美国在台湾地区有单独或集体防御的权利；中国必须首先宣布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才考虑举行两国外长级会谈。中方坚持的是：任何关于中美之间互不使用武力的声明，都不能使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得到承认，中国用和平或武力方式解放台湾的问题不能成为中美会谈的议题；如果中美之间能够达成互不使用武力的声明，必须同时规定举行两国外长会议，以使这一声明得到实施。双方的立场大相径庭，谈判中的僵局是不可避免的。
在会谈迟迟不能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周恩来分析了美国的目的。 6月，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不反对同美国发表一个在中美关系中互不使用武力威胁的声明，但“美国的企图是要取得一个对它片面有利的声明，一方面保持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另一方面继续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在不能取得这样一个声明的情况下，美国就企图无限期拖延中美大使级会谈，以便同样达到冻结台湾地区现状的目的。美国的这种企图正是中美会谈至今不能达成协议的症结所在。”（注：《人民日报》1956年6月29日。）当月， 在向印度驻华大使介绍中美会谈的情况时，他说：摆在美国面前有两条可能的道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不达成协议而拖下去。我们也有两条道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如果美国要拖下去，我们有自由，如果拖对我们有利，我们就跟它拖，如果拖对我们不利，我们随时都可以不跟他拖。这就是我们对中美会谈前途的看法。（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588页。）显然，这时中方对中美大使级会谈已不抱什么希望了。
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处于僵局的情况下，中国方面试图通过其他途径来打破中美之间的僵局，这就是邀请美国记者访华。1955年8月初， 中国政府就批准了8名美国记者访华。但美国国务院随即发表声明， 禁止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美国公民到中国访问。1956年8月初， 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并向美国16个重要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中国的这一主动行动对突破美国的新闻封锁产生了作用。在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美国新闻界一直向国务院施加压力，有几名记者甚至不顾禁令访问了中国。随后，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也于联欢节结束后集体来到中国。然而一年以后，当美国政府宣布“在试验的基础上”允许24名记者赴中国采访时，中国的政策却改变了。1957年8月17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抨击美国在记者访问问题上做文章。9月12 日，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提出建议，要求在记者访问问题上实行对等做法，即美国也允许中国记者访美。这一改变的部分原因是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部分原因是对杜勒斯重申美国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所作的反应。
1956年8月，中方建议讨论禁运问题， 要求双方各自主动采取措施来消除两国之间的贸易障碍。从9月至次年12月， 中方又先后提出关于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关于中美两国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前来进行新闻采访、关于彼此给予司法协助等协议声明草案，想以此推动会谈，使中美关系有所松动。但美方始终以“互不使用武力”问题未达成协议和美国在华犯人未全部释放为由， 拒绝讨论。 在1957年12月12日第73次会议上，美方试图单方面降低会谈级别，会谈从僵局发展到中断。
三、危机处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新功能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与此同时， 王炳南也奉命回国，向中央汇报前一阶段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刘少奇等高层领导人一起听取了他的汇报。9月4日，艾森豪威尔授权杜勒斯发表声明，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防御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同时表示美国不放弃和平谈判的希望。同一天，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准备恢复中美会谈，以配合福建前线的斗争。两天后，周恩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中国进行严重的战争挑衅，同时宣布，鉴于美国已经指派了大使级代表，中国准备恢复两国间的大使级会谈。事实上，中美双方都把恢复大使级会谈作为控制危机升级，防止双方发生直接冲突的一个手段。
在准备新一阶段的谈判时，陈毅指示王炳南，前一段会谈分别提出的种种问题难以分别解决，今后要确定“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就是说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71页。）会谈前夕，毛泽东于9月13 日指示周恩来：“华沙谈判，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要对我们进行侦察。”当天，周恩来复信说明，已告王炳南，“先与美方周旋，逼其先我露底”。（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8页。）显然，对中方来说，谈判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争取缓和同美国的关系，而是要恢复接触渠道，便于了解美国政府的动向。
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 美方新代表为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由于美方在谈判中态度强硬，不仅要求中方立即停火，而且声称美国不能容忍“盟友的领土”被武力侵犯。在收到会谈报告后，周恩来决定下一步会谈，对美方“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提出要求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的反建议。（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9页。）9月底，在第78次会议中， 美方提出一个“声明草案”。中方研究后认为这个草案并无新内容，加以拒绝。此后，王炳南和比姆的谈判几乎千篇一律，在互相提防和抑制的气氛下各说各话。
在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中国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是否打算要国民党军从沿海岛屿撤走。周恩来十分注意从中美会谈的情况中发现美方的意图。9月30日，杜勒斯在答记者问时说， 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义务，也不想承担这种义务。这个讲话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注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分析这一讲话时认为，这个声明表明，美国明显的是要制造“两个中国”。周恩来说，杜勒斯想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台湾放弃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从金、马撤军。这同我们最近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侦察到的美方底牌的情况是一致的。美方在华沙会谈中说得更露骨。（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1页。）毛泽东由此决定，还是不攻占金门、马祖，而把它们留在蒋介石手中更好些。
从第二次台海危机结束直至肯尼迪政府时期，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冻结状态。中美大使级会谈也毫无进展，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依然坚持各自的政策。虽然美方在1961年提出过一些新建议，诸如双方交换记者和以优惠条件向中国出售粮食等；但按照“一揽子”解决的原则，中方对这类建议几乎不屑一顾。肯尼迪执政时期，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值得注意的一幕是双方联手消除台湾海峡可能出现的一次潜在危机。1962年，中国的周边形势相当严峻。5月底，王炳南回国休假， 周恩来亲自约他谈台湾海峡局势。稍后，又要他立即中断休假返回华沙。周恩来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存在着一些困难，今天的关键问题要看美国人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要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的态度。（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86～87页。）王炳南返回华沙后，立即以喝茶聊天为名约当时的美国驻波兰大使兼中美会谈代表卡伯特到官邸会面。6月23日卡伯特应邀前来。谈话中王炳南提出， 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并指出蒋介石窜犯大陆的准备是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进行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卡伯特立即表示，他将尽快将王炳南所谈的情况电告美国政府。并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他还说，“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中共中央了解美国政府的态度，对作出决策起了很大作用。（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88～90页。）
1964年中，王炳南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在总结九年的会谈经历时，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大使级会谈就是中美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甚至比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在某些方面的联系得更多。如果没有大使级会谈，我们有些话确实还难于找到表达的场合。每一次重大的国际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都可以在大使级会谈中表明观点，提出看法，使每一方对对方的态度、做法有所了解。因此，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93页。）
四、最后的使命——探测新方向
1964年10月中旬，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与此同时，莫斯科也传来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气氛悄悄发生了变化。中美两国先后就禁止和限制核武器问题在大使级会谈中交换了意见，双方在会谈中也减少了关于“实质性问题”的聋子式对话。
1966年3月，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29次会议上，中国收到了美国约翰逊政府发出的一个信号。当时，中方的谈判代表是任驻波兰大使的王国权，美方代表是新任驻波兰大使格罗诺斯基。美方代表抢先发言，称：“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美方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称呼， 这是美方在此前的128次会谈中从未使用过的用语。但是， 当时中国已处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当王国权将美方的这一变化向国内报告后，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及时的研究。1967年6月第133次会谈后，由于王国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中美大使级会谈无法在原级别进行。1968年1月8日，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陈东同美大使举行了第134次会谈。此后的第135次会谈则由于种种原因，一拖再拖。就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毫无进展的时候，中美苏关系发生了众所周知的重大变化，一些有利于中美接近的因素出现了。1968年11月25日，陈东致函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建议中美大使级第135次会谈于1969年2月20日举行。美方表示同意。第二天，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再次说明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贯坚持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发言人还说，如果美国方面不改变以往的做法，不管美国是哪个政府上台，中美大使级会谈决不会有什么结果。（注：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页。 ）这是中方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所采取的一个主动行动，也是对即将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发出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呼吁。然而，这次会谈却因中国驻荷兰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叛逃到美国而再次搁浅了。
然而，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寻找有利时机恢复大使级会谈。1969 年6月，雷阳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据雷阳回忆，行前周恩来特别指示他：到华沙后要密切注视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新动向。有情况要立即报回。周恩来强调：要保持“华沙渠道”不能中断。9月初，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访华。罗马尼亚人转告中国方面， 尼克松最近访罗时说，他明确地、无保留地表示愿意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对此，周恩来的答复是：关键就是台湾问题和联合国问题。他们想解决，有渠道嘛！渠道就是华沙谈判。 （注：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5、6期。）当年11月中旬，尼克松又通过巴基斯坦传话，表示希望同中国建立最高级的、秘密的联系和接触。16日，周恩来就此致信毛泽东说：“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注：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69 年11月16日。）此后，他答复巴方：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 尽可利用官方渠道。
1969年12月3日晚间，南斯拉夫驻波兰大使馆举行时装展览会上， 发生了美国新任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追逐中国外交官的有趣事件。这件事反映出美方想要恢复大使级会谈的急迫心情。当夜，周恩来就收到了来自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电报，并立刻向毛泽东报告。在获得毛泽东同意之后，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作出回应，批准外交部关于释放两名于年初乘游艇进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的报告，并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并以此暗示中美会谈渠道仍然有效。
12月10日，美国大使访问了中国大使馆。11日，中国代办亦到美国大使馆进行了访问。这种访问对中美双方官员来说都是第一次。12日，周恩来将有关雷阳与斯托塞尔会晤的三份电文转报毛泽东，提出：中美接触一事，“拟搁一下看看各方反应，再定如何回答”。（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 ）当天，周恩来又告诉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尼克松可以直接通过他的大使起用华沙渠道，不需要迂回曲折耍花招，至于效果多大还要看。对美关系，中国的立场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去。显然，周恩来对尼克松的用意仍有所怀疑，态度谨慎。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所在，而美方对此尚无表示。对中国来说，这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无法回避的实质问题。12月底，经毛泽东、周恩来反复考虑，终于批准恢复中断了将近两年的中美华沙会谈。
1970年1月20日，中断将近两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第135次会议在华沙举行。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都表示出改善关系的意愿，并提出了举行更高级会谈的可能。从这次会谈起，双方不再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地点，而改为在两国大使馆轮流举行。
2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修改外交部给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电稿和参加第136 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方代表发言稿。周恩来认为，下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一个重要的时机和步骤”。根据周恩来提议，将中美会谈中方发言稿中“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予考虑”中的“考虑”二字改为“接待”。（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第2047页。）在2月20 日举行的第136次会议上，雷阳按照国内的指示告诉美方， 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予以接待。
3月20日，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报来叶海亚·汗总统转达的尼克松口信：白宫和往常一样，完全不能控制美国报纸对华沙会谈的任何猜测。困难在于像华沙那样通过正式外交途径进行的这类谈判，要白宫保持完全的自由决断和沉默，就不那么容易。因为太多的人看到在那里正在发生什么。因此，“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的决断”。21日，周恩来阅后批道：“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注：周恩来1970 年3月21日对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肜转来叶海亚总统转达的尼克松口信的批语。）为此，周恩来和毛泽东就在北京举行中美会谈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他们甚至考虑这一会谈是否能在4月中旬举行。 （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57页。）
此后，因美军入侵柬埔寨，中国方面再次推迟了原定举行的中美华沙会谈第137次会议。事实上，这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未能举行。 在美军从柬埔寨撤退之后，中美双方通过别的渠道加快了相互接近的步伐，并安排好基辛格秘密访华事宜。有关过程无须本文赘述。尽管直到这时，美方仍未对台湾问题表示新的意见，但周恩来有理由相信，如果尼克松派遣基辛格来华，他必将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改变。1971年7 月9 ～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恩来和基辛格在会谈中商定，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前访华，并确定巴黎作为今后双方秘密联系的渠道， 中美华沙渠道不再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终于被翻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