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国际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社会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论
文化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当代国际社会产生的过程至关重要，并直接关乎对国际社会前景或乐观或悲观的认识。在本文中我重点关注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国家体系》中被广泛引用的一句话：“我们必须假定，如果各行为体之间不存在某种程度的文化一致性(cultural unity)，国家体系就不可能产生。”[1]33这句话推断出“文化一致性”是某种与国际社会截然不同的东西，并且先于国际社会而存在。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也承认怀特所研究的国际社会的主要历史个案“皆建立在共同文化或文明基础之上”[2]16。因此，怀特的论题支撑了英国学派关于不同文化模式与国际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假设，一方面文化模式被理解为文明区域；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被理解为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该假设最直接的形式是：共享文化是国际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由此可以推断出第二个假设，即一个超越了原有基础向外扩展从而缺乏共享文化的国际社会将是不稳定的。
这两种诠释提出一种构想：文化对于国际社会既可能起到支撑性作用，也可能具有破坏性功能，差异取决于二者（文化和国际社会）在地理上是否相连。这些假设的一个难点正如艾伦·詹姆斯(Alan James)所评述的：怀特如此宽泛地使用“共同文化”概念，以至于尚不清楚他所说的共同文化是代表一种深刻的历史文化感，还是仅仅意味着一些较为肤浅的构成契约社会的商定规则。[3]277-278
我在本文中将集中探讨非稳定性假设，这是英国学派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非稳定性假设的接受，导致英国学派总体上对后殖民时代国际社会的前景持悲观态度。[4]随后我通过对比国际社会扩展历史的两种不同诠释——先锋(Vanguardist)模式和调和论(Syncretist)模式——来考察非稳定性假设，并试图弄清楚国际社会未来将如何发展。先锋模式的阐释强调欧洲在国际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核心地位，突出文化是从西方输往世界各地的单向传播论。调和论模式则重视国际社会扩展过程中诸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认为文化传播通常是流动和交互性的。这两种解释都旨在对英国学派思想中依然牢固的欧洲中心倾向提出质疑，并开启一种认知方式以重新设想世界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在借助上述两种阐释及其推论进行研究前，有必要谨记在其之前存在两种关于全球国际社会如何从古典时代后期进化而来的扩展模型。在古典世界里，几个文明中心并存，它们彼此之间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从这一起点出发，达成全球规模国际社会的一种方式应该是古典世界各个文明中心随着彼此间交往增加而得到扩展，由此要求它们制定出游戏规则，用以调解其所置身的多中心国际社会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全球国际社会可能是在文化差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方式可能是整个体系由一个文明中心接管，所有文明都被吸收到核心文明特有的规则、规范和机制中。这种单一中心模式接近于对实际所发生之事的大部分历史叙述。
国际社会扩展的先锋模式阐释(A Vanguardist Account)
我使用“先锋”一词意指军事战略和列宁主义思想中共有的一种观念，即在社会运动开展方面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主导因素。在先锋模式看来，全球国际社会的成长几乎完全是西方扩张的作用所致。自16世纪以降，欧洲权力的崛起迅疾碾碎了美洲的两个文明区域，侵蚀并最终倾覆了欧亚大陆的四个文明区域。及至19世纪末，整个国际体系近乎或者是按照欧洲的映象被再造，例如在美洲和澳洲；或者是直接从属于欧洲，例如在非洲和亚洲各殖民地；或者是孤注一掷地设法赶上欧洲以避免被殖民的命运，例如奥斯曼帝国、日本和中国。欧洲权力的胜利不仅意味着互动水平急剧而持久的上升，而且表明西方的价值观和机制——所谓“文明标准”——以帝国方式支配了整个体系。依照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观点[5]247-250来看待这个过程，局外人可能因为受到直接的胁迫而效仿核心，抑或是出于算计或赞成。无论其中蕴含何种机制，亦不管其逻辑依据是什么，结果是一个次全球先锋(subglobal Vanguard)以其自身的政治形象来重塑世界。这种解释仰赖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严格区分。在解释一种文化取得支配性地位的突破中，先锋模式不可避免地大肆强调总体上的文化差异，尤其是强调先锋文化的例外性。与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的帝国话语一样，例外论不仅很容易不知不觉地陷入从高等到低等的文化等级论，而且会把人从种族上分成三六九等。[6]219-242[7]201-213[8]49-98由于先锋模式建立在文化和权力差距基础之上，它对于权力分配的变化方式高度敏感。
先锋模式对于国际社会扩展历史的叙述包含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经历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独特的无政府国际社会的出现和巩固，此时的国际社会是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各种机制建立起来的，包括主权／不干涉、均势、战争、国际法、外交和大国管理。[2]27-40[1]153-173[9]138-262这一时期通常被描述为早期发展阶段，源于欧洲文明的内在活力，因而在文化上是与众不同的。第二阶段自15世纪末起，伴随欧洲经济与政治权力扩张而来的是国际社会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主要是通过不平等的殖民扩张形式，但是也与逃脱了殖民化命运的非西方社会发生了冲突。[10][4][9]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来的第三阶段是去殖民化时期，第三世界以平等身份成为全球国际社会的成员。去殖民化终结了基于“文明标准”划定的双重国际社会，独立与主权平等几乎成为无条件的权利。先锋模式历史叙述关注的焦点进而转到普遍成员身份快速转向的重要性及这种转向对于国际社会的内聚力所提出的问题。[4][9]
就非稳定性假说而论，古典时代前两个阶段的历史不成问题。最初，欧洲国际社会与孕育其产生的欧洲文化区域几乎具有共同的边界。扩张使国际社会超越了欧洲本土，但尽管如此，三种机制确保欧洲文化即使在国际社会一路走向全球规模时依然保持支配地位。问题来自于第三阶段，去殖民化与对主权的承认迅速将整个非西方文化带回到基于法律平等基础上的国家间社会的交往当中，尽管从权力角度看并不均等。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较，国际社会受到削弱。
第三阶段的先锋模式历史叙述遵循了非稳定性假说，由此导致悲观看法。①去殖民化使国际社会的成员数量增加了两倍，将许多政治虚弱、经济不发达的后殖民国家引入国际社会。去殖民化削弱了国际社会的文化根基。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无论影响力大小都被纳入其中，这就使怀特关于文化凝聚力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在第三阶段，欧洲将某些政治与文化地盘让给了其他地区，但是它依然保持着先驱者身份，一方面是作为形成中的世界权力的核心，另一方面是通过将其内部价值观（人权、民主与市场）强加给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以继续推进国际社会的日程。在第三阶段，先驱者的活动不再主要通过军事征服手段，不过仍然可以运用其他手段发挥影响力，因为不均衡的权力分配使得强者可以通过软形式的胁迫对弱者施压。
布尔对1945年后国际社会扩展阶段的悲观见解显而易见地贯穿于《无政府社会》一书始终，《国际社会的扩展》的部分章节也体现了这种悲观主义看法。[11]347-356[12]387-406问题是如何应对不平等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这一切都是由先锋式全球国际社会的创造催生的，对于该问题布尔永远都没有找到答案。[13][14]217-228
在第三阶段，对西方的挑战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第一种形式是非西方大国设法通过发展来减少不平等，然后运用它们的新权力去维护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同时抵制人权、民主和自由市场这些社会连带主义的西方价值观。第二种形式的挑战并非来自与实力相关的反抗，相反麻烦缘自虚弱，无论是否与西方持对抗立场。去殖民化的部分遗产是一系列软弱和失败国家的出现，索马里、海地、刚果（金）、阿富汗及诸如此类的国家就像国际社会织锦上的破洞。国内高度混乱使其难以在自己国家内部追随西方的议事日程，它们还成为针对西方的犯罪和恐怖活动的基地。不平等与文化差异依然存在，尽管西方的实力减弱，但是仍试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解决先锋模式创建标志的不平等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文化和政治上的不安全感依旧存在。
到现在为止，以下这点就应该明确了：先锋模式的阐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和国际社会的问题。在第二阶段的部分时段，种族主义的观点显而易见，即认为白人／西方文明具有永恒的优越性。但是这种极端的观点并不是先锋模式的首要观点，“文明标准”被设定出来，假如非西方国家遵从西方的惯例与制度，并欣然赞成这些惯例与制度背后所体现出的价值观，那么它们就能够符合“文明标准”。第二阶段“文明标准”的整个逻辑预先假定存在某种程度的文化延展性：至少某些非欧洲社会可以被引入欧洲的法律、经济、外交与道德惯例的轨道。虽然文化适应的主要负担落到了非西方头上，江文汉(Gerrit W.Gong)指出欧洲国际社会的扩展需要对核心认同的概念保持宽泛的界定，（国际社会）出现阶段的核心认同是“基督教世界”，然后转向“欧洲文化”。19世纪后期非西方大国开始要求进入国际社会时，核心认同最终又变成了“文明标准”。[10]4-6时至今日，核心认同又轻易扩展为西方对于“善政良治”的要求。
国际社会扩展的调和论模式阐释(A Syncretist Account)
调和论模式的阐释建立在下述思想之上：文化理念在文明区域间的流动是世间常态。因此文化的发展不仅要适应其自身内部动力的要求，而且也是对其他文明的回应。例如约翰·M·霍博森(John M.Hobson)和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都指出，自13世纪以降，少数造访中国的欧洲人如何带回了有关中国科技与政治的关键信息；杰里·H·本特利(Jerry H.Bentley)揭示出古代和古典世界的贸易体系是如何成为地区间多种文化的传送带，尽管这种贸易体系仍然相当脆弱。[6]168[15]148[16]在交往密切和互动能力较高的地区，如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之间，以及印度洋贸易体系范围之内，思想流动则更为频繁。虽然调和论模式并非等同于全球国际社会形成的多中心模式，但它确实倾向于该方向。调和论阐释同样符合单一中心扩展模式，但是它对这种单一中心扩展模型的解释做出了重大修正。
调和论阐释对于先锋模式所强调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其对西方例外论和优越性的推断都构成了严峻挑战。在调和论的阐释中，欧洲是在与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其他文明发生了意味深长的互动情形下发展起来的。正如怀特所指出的，在12-13世纪，十字军东征导致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密切接触，先前伊斯兰教徒占领西班牙已经使二者间有了交往，这一切都成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文化适应的沟通渠道”[8]52。几乎与此同时，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大部地区，使欧洲接触到中国并进一步促进了思想传播。13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及其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意味着崭露头角的欧洲与充满敌意而强大的非欧洲文化为邻并且有了常规的交往。
地理幸运(Geographical luck)使欧洲人最先到达美洲。借助疾病的帮助，欧洲人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当地的人民并摧毁了所到之处从科技上看落后于欧洲的文明。[17]67-81[18]185-200对美洲的接管使欧洲首次得以将东西两个半球的贸易体系衔接在一起，从而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占据了中心位置。[19]364-365然而，尽管欧洲人在全球体系创建初始就赢得了巨大优势，他们在进入亚洲时还只是相对软弱和落后的参与者。正如利特尔所论证的：欧洲人并非扩展到了真空当中，相反，他们不得不与一套在其到来之前很久即已完善的现存国际社会和发达的东亚贸易体系交手。[20]45-63
在这一调和论视阈下，即便是现代性也并非欧洲或西方特有的产物，而是一种形成于全球层面的现象。[19]351[6]以这种方式来描述历史既淡化了欧洲例外主义的色彩，又缩小了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同时也将西方支配世界（而不是统治美洲）的真正时间从五百年缩短到两百余年。欧洲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在技术、财富和思想方面决定性地超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心。
尽管调和论模式与先锋模式对于国际社会扩展的前两个阶段给出了大相径庭的解释，但是二者对人类迈入19世纪后历史的阐释即不再有明显区别。19世纪欧洲与西方经历了内部转型，从而使其变得异常强大，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支配地位。为了深入探寻西方内部发生的变化，有必要求助于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这类作者。[21][22]他们认为由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波兰尼称之为“大转型”）开启于18世纪后期，腾飞于19世纪。从这个角度看，工业主义和金融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创建了新型国家，而且在西方核心区域产生了一种新型社会秩序——资本主义。西方正是在19世纪期间开始向外投射这种新型社会秩序。
贾斯廷·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的《市民社会的帝国》和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等人所著《暴力与社会秩序》[23]从两种迥异的视角洞见了19世纪转型的本质及其对调和论观点的深刻意蕴。这两部著作都赞同盖尔纳有关现代性是独特的历史现象以及现代性的社会关系如何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的观点。[21]62-69，145-174与波兰尼一样，罗森伯格也把现代性的本质看做是经济与政治的分离。[24]6，3他指出在现代性出现之前，所有的社会秩序都象征着经济与政治的融合，成为允许社会精英将经济剩余据为己有的途径。尽管《市民社会的帝国》之主旨是描述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向外投射市场，并刻画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特征，但是它得到了关注全球市民社会的英国学派的共鸣。
诺斯等人聚焦于从其所称的“自然国家”（或“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到“开放准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s)的过渡。他们承认这种过渡在19世纪发生于西方主导国家中[23]256-257，261，并且一致认为所有前现代社会——被其视为各种形式的自然国家——都具备经济与政治融合的特点：“经济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23]72，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然国家一直都是主导政治形式，至今仍普遍存在。自然国家的特点是对暴力手段、人际关系（庇护关系），以及精英人士获得经济租金优先权的分散化控制。诺斯等人强调自然国家并非是不健全和不正常的。开放准入秩序的特征是集中对暴力的控制、非人际关系化（亦即契约的、受规则制约的）关系、赋予人民以权利、使大众获得经济租金、大政府、全面开放私人（与公共）组织的创建。关于这一点，诺斯等人赞同罗森伯格关于政治与经济的正式分离是转型的定义性特征之观点。与罗森伯格一样，他们声称这种表面上的分离掩盖了下述事实：在独特的劳动分工中，政治与经济二者其实密切相关：市场经济要应对许多社会问题；政府的职能一方面受到更多限制，但另一方面政府的法规却无处不在。
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重大转型期。西方大国从根本上重塑了其内部社会结构，进而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制定了它们与世界其他地区交往的规则。过渡到开放准入秩序的国家迅速变得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加富裕与强大，产生了人们熟知的权力差距。另外一个，可能也是更加意味深长的差距存在于开放准入秩序与自然国家这两种社会—政治形式之间。开放准入秩序在18-20世纪从专制主义自然国家中演化而来，经由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发展为成熟的、民主的开放准入秩序。[25]251-255随着开放准入秩序在主要国家生根，它们与外围国家的关系从帝国主义的直接领土控制（自然国家帝国的典型特征）转向准入要求（“市民社会帝国”的典型特征）。开放准入秩序使领土国家的边界被渗透，并形成了一个跨国经济、社会与政治空间，民间的非国家行为体可以共享这个空间。[25]362-367主要大国间开启于19世纪的向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朝着去殖民化方向挺进。20世纪后半叶，开放准入秩序在核心区域取得支配地位。世界历史的转换不仅拉大了权力和财富的巨大差距，而且开放准入秩序与自然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扩大了。到了19世纪，过去被公认为完全主权国家的非西方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仅仅被视为等待获准进入欧洲国际社会的潜在候选人。
随着西方核心完成从自然国家向开放准入秩序的转换，它们向国际社会投射的机制的种类开始发生变化，这个过程就是詹姆斯·迈亚尔(James Mayall)对有关民族主义和市场兴起的叙述。作为获取独立和国际社会成员身份的代价，去殖民化要求第三世界采用西方的政治形式。然而，开放准入秩序的自由主义机制，尤其是最近的20世纪的某些机制，例如民主与基于个人主义的人权，更具侵入性与跨国性。它们反映出进化了的开放准入秩序的价值观和惯例，必然威胁到自然国家的内部结构，同时也可能对自然国家一些文化习俗构成威胁。此处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自然国家和市场——以及更为宽泛的进步意识形态——的关系。
总之，调和论观点认为文化与国际社会都具备可延展性，跨文化互动是国际社会的常态。调和论的阐释表明，有两个原因使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文化差异并没有先锋模式所推想得那么大。首先，欧洲国际社会的出现并非一个原发过程，而是发生于欧洲和欧亚大陆及北非其他诸文明持续的文化互动的漫长时期内。其次，自19世纪以来，西方的价值观和机制向世界其他地区的霸权性输出在某些方面相当成功，西方国际社会的机制在非西方许多古老的自然国家得到广泛地接受。调和论阐释支持一种预期：随着接触的加深，文化和政治的互动与共同进化亦将提升。
国际社会的未来
有关全球国际社会是如何形成的，除了单一中心和多中心模型阐释外，现在我们拥有了先锋模式和调和论模式的阐释。先锋模式更强调西方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差异，调和论模式对文化融合更为关注。多中心模型仍然有意义，不仅因为其在调和论模式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且由于当代国际体系的结构正在走向一种权力分配，令人回想起古典世界后期的权力分配。这一发展态势提出了一个问题：两种模型是否正在趋向汇聚为一种共同的形式。这两种对文化的作用有着不同的假设和阐释的解释方法，使得人们能够对这一趋同是如何产生的看得更清楚。存在着四种可能的理想型结果：
1.先锋同质化(Vanguard homogenisation)
这种结果设想先锋过程的胜利。先锋或者消灭并取代其他文化，或者使世界其他地区皈依其自身的文明标准，创造出一种基于广泛接受西方价值观、惯例和机制的普世文化。我们知道（文明的）替换(replacement)没有发生过也不可能发生，因此目前这种结果取决于西方化的成功。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那些不顾一切地使西方权力维持足够长的时间以完成同化的多元论者，同时也发现了急于提升“普世”价值观并劝诱所有人归附市场、民主和人权的社会连带主义者。我们还发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先锋同质化将由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资本主义）在全球层面的运作而产生，带有一种很难与西方化区分的现代化逻辑。他们期待作为结果产生的西方式[26]184-185国际社会在全球层面将是强大而统一的。维持国际社会稳定所必需的“文化统一的程度”将源自西方化的成功。
2.调和论同质化(Syncretic homogenisation)
这种结果设想文化融合与适应的胜利，因此原则上它不拘泥于任何一套特定的价值观、惯例和机制，就规范而言是开放的。实际上，由于调和论的解释很大程度上接受单一中心模式，事实上的同质化反映了西方在以下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向其他文化传输西方的多种价值观念、惯例和机制，包括主权、外交、民族主义和市场等等。（调和论）同样期待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全球国际社会的出现，但并非完全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基础之上。在此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同质化可能源自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运转，尽管在这个版本中，全球市场毋庸置疑的文化承载能力将以双向形式发挥作用：西方既受到跨文化流动的影响，同时也对其他文化施加影响力。维持国际社会稳定所必需的“文化统一的程度”可能源自全球文化的融合。
3.分层(Layered)
这种结果设想无论是先锋方案还是调和论过程都有某种不足之处，西方在使其他国家皈依之前就可能失去权力。来自非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抵抗可能是强有力的。非西方的崛起或许会引发抗拒调和论同质化过程的防御性反应，结果将是从目前的后殖民结构中进化而来的分层的国际社会，西方仍将在其中发挥特权性的、然而不再是毫无争议的支配性作用，非西方地区在不同程度上服从西方权威和价值观。[27]226-250当西方先锋衰落（相对于非西方的崛起）之时，全球层面的国际社会将受到削弱。伴随非西方文化谋求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并抵制（至少是部分抵制）来自西方核心的价值观念，反霸权主义会加重全球国际社会的弱化，并导致区域性国际社会的相对强化，结果将出现一个去中心化的国际社会，置身其中的不同地区，包括西方，皆追求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区域性国际秩序。[28]40-79全球层面的国际社会仍将存在，部分基于某些西方价值观的成功传播和采纳，部分基于实用主义的需求。然而全球性将会变弱，反映了区域性国际社会中的次级多元化形态的存在。区域性国际社会的强化反映了地区层面“文化统一程度”较高，而全球性国际社会的弱化则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文化一致性的缺乏。
4.失败(Failure)
这种结果设想无论是先锋模式的同质化还是调和论模式的同质化都是失败的。西方企图沿着自由主义路线将先锋转换模式强行加诸世界的做法不仅会失败，而且还会产生强烈的反弹，从而连调和论的通道都被阻塞了。结果将会是文明冲突的极端变体，不同的文化夸大彼此间的分歧，它们分道扬镳，甚至还可能发生重大的战争。其结局可能是出现一组地区性武装阵营，处于不稳定的和平状态，也可能发生对全球统治权的争夺。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全球国际社会都会收缩到维持基本沟通所需的最小规模。
人们如何评价上述结果的概率，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种本质上不可预知的事件（环境、政治、经济和科学方面）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还取决于对先锋模式和调和论模式关于国际社会扩展的阐释的重视程度。从现今情形看，所有四种结果皆有可能，尽管失败的概率或许最低。在这种情况下，主要问题归结为将会出现一个具有某种相对同质性的全球化的国际社会，还是出现一个多层次的、存在地区差异的、后殖民主义团体的国际社会，而全球层面只有一个弱势的次级社会。由于这些结果都属理想类型(ideal types)，混合结果亦有可能出现。
结论
关于非稳定性假设，人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正如上述四种情景所表明的，单一中心的先锋模型无疑会产生不稳定性。然而它们同样（也许是更加强烈地）表明不稳定的结果并非是必然的结局。先锋同质化和调和论同质化模型都期待着建立在文化互动和适应进程基础之上的稳定结果。两种模型都认为文化具有延展性，其分歧在于文化融合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过程。分层模型同样展望一种稳定的结果，尽管是建立在去中心化程度更深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怀特高人一筹，因为他关注到文化的适应力问题，也注意到在没有足够的共有规范基础时管理国际社会的难度，但他没有把有关次级体系的思想带入到辩论中，也没有理解先锋过程事实上如何最终导致多元次级体系的稳定，因而他的解释又存在欠缺。
我们的讨论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艾伦·詹姆斯的观点：怀特有关产生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所必需的“文化一致性的程度”是含糊不清的。显然，正如詹姆斯所暗示的，一个仅仅建立在精英共享文化基础上的国际社会是相当脆弱的。某些自由主义色彩较浓的机制（民主、人权）甚至在精英之间也引发了争论。直到冷战终结，市场始终是大国间最具争议性的核心问题之一，与其对立的原则是中央计划经济。但是随着苏联解体，以及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大多数国家都遵从市场准则，强大的政府间组织为此提供了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成为一项全球性机制。尽管许多国家和人民出于信仰支持市场规则，但仍然可以说许多人拥护市场经济是出于算计或“软形式”的胁迫。如果西方权威衰落，从而导致高压弱化，计算平衡被打破，那么尚不清楚市场还能否作为全球机制而幸存下来。
同样，还有相当多的机制实质上已经跨越了诸多国家和地区，为人们普遍接纳。从国家精英层面看，主权、领土权、不干涉、外交、国际法、大国管理、民族主义、自决（不是所有版本）、人民主权、进步与民族平等，都已成为其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作为原则不容置疑。多元主义的、共存的国际社会的基本机制得到了诸多国家、人民和跨国行为体的广泛支持。大多数自由运动都寻求主权，大多数人民熟悉并接受民族主义、领土权、主权和进步理念，大部分跨国行为体都希望并且需要一个稳定的法律框架。
当然，人类尚未达到先锋同质化或调和论同质化，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或许也无法达到这一步。但是国际社会的一些主要机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确实都已深入人心，并构成了共享政治和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目前尚不存在令布尔和怀特如此烦恼的那种相互竞争的政治普世主义。当然可以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自视为普世主义的化身，但是与冷战时期不同，其他次全球国际社会主要关注在次全球层面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而非设法重塑自己在全球的形象。国际社会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也并非如固守先锋模式或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文明冲突论的人所担心的那样来自文化层面。难题来自诺斯等人所认定的政治性问题：即如何构建包括开放准入秩序和自然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该断层线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国际社会的哪些机制已经根深蒂固，哪些机制还没有被广为接受。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不可能建立在对许多国家的完整和生存构成威胁的机制之上，一些国家会成功地过渡到开放准入秩序，与此同时也会导致失败国家的产生。
［收稿日期］2010-01-30
注释：
①我曾指出古典英国学派对于国际社会向全球规模扩展时受到削弱的悲观看法有多种原因：忽视了地区层面社会连带主义的发展，例如欧盟内部的发展态势；没能考虑世界经济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对于殖民时代的文化一致性所持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怀旧之情。参见Buzan,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21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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