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之辨——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1]01-0013-04
有没有中国模式？该不该提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目前国内学术界在这几个基本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世人提出中国模式的缘起而言，其主要目的在于追寻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探究中国发展的未来走向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这应是研究中国模式的切入点。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们总结中国经验的根本，因而也为我们辨析上述基本问题确立了一个合理的视角、范式和思路。
一、关于中国模式的“有无”之辨
在有无中国模式的问题上，持否定或谨慎态度的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中国的发展刚起步，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虽有初步的典型性特征，但远未成熟定型，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其二，“模式”即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而事实上，世界上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的样式，世界上至今没有一种可以称得上成功的、世人公认的模式。[1]
首先，如何看待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成熟定型”问题？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应该承认，这一探索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的，其不成熟不定型的一面不可避免，相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来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众多学者对此已有论述。然则我们也会把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成果巩固下来，这些就构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如经验层面的“十条经验”、理论层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层面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以及具体操作层面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政策等。这些成果展示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基本思路、基本做法，因而是较成熟、较稳定的。邓小平就多次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等。至于具体谈到“成熟定型”的问题，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曾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2](p372)江泽民在1994年11月23日接受越南记者联合采访时指出：“10年、20年以后，我们在各方面都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3]胡锦涛在2008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也指出：“要着力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各项改革成果的制度化，形成一整套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4]“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提法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国现行的制度、方针、政策虽有不成熟不定型的一面，但也有较成熟定型的一面；即便是成熟定型的一面，也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否则就与僵化无异了。故对“成熟定型”问题，必须辩证地而非形而上学地看待。
中国的实际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与时俱进亦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故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物的中国模式，自然也应是坚持与发展的有机统一，是“变”与“不变”的有机统一。绝不能只看到其不成熟不定型的一面，而无视其较成熟定型的一面，进而否定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事实上，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洛时就已经明确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2](p261)其意思很明确，除却强调世界上并不存在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固定统一的模式以外，还指明中国有模式，但是是针对中国问题并立足于中国国情基础之上的。
其次，从“模式”这一概念内涵出发来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是否合理？一切从实际出发，而非从理论出发；在实践中检验、运用和发展理论，而非用理论来裁剪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由此应明确，通过“模式”概念来理解“中国模式”是必要的，但用这一概念来界定乃至否定“中国模式”却是不合理的。
其一，对“模式”概念的理解并非单一，而是多维度的。概念产生于人们的实践活动，是人们为满足自身认识事物的需要而提出的，对人们的认识有规约、导向作用，但我们决不可将这一作用绝对化，因为概念本身的内涵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也即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人们对概念的内涵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丰富和发展，以满足自身的需要。有学者就指出，“模式”(Pattern)一词的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它标志了事物之间隐藏的规律关系，而这些事物并不必然是图像、图案，也可以是数字、抽象的关系、甚至思维的方式。就社会发展这个意义上而言，“模式”往往指前人积累的经验的抽象和升华。简单地说，就是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的规律，可以视之为解决问题的经验的总结。从一般意义上说，只要是一再重复出现的事物，就可能存在某种模式。[5]故“模式”并不一定就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别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
其二，不能通过“模式”概念内涵逻辑地推导出“中国模式”概念的内涵。客观地讲，这两个概念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通过“模式”概念可以深化对“中国模式”概念的理解。但是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决定“中国模式”概念内涵的，应是当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需要，而不是“模式”这一概念。因为在人们的实践和概念之间，从根本上存在着一个“源”和“流”、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有学者就指出，“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提法是社会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是适应社会主义新任务而提出来的。[6](p682)如果仅从“模式”概念出发，逻辑地推导出“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内涵，断定“中国模式”就是自树样板、树立典范，这岂不是从概念出发，用概念规范现实，犯了类似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
其三，有学者断言至今世界上没有一种模式取得了成功。言外之意就是，把中国现有的经验、做法说成是成功的还为时尚早，它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它涉及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判断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是否成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对其成果的评价，当然也应置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环境中来考察，脱离了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我们将永远也无法得到正确的答案。学者徐崇温认为，“衡量一种模式是否已经取得成功的标准，并不是它还要不要发展变化，而是它是否已经推进了自己的战略目标的实现”。[7]以此审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些模式，就可以看出，美国模式、日本模式、苏联模式等模式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是有其成功之处的，否则人家也不会想去研究、学习、借鉴乃至照搬。
当然，承认一种模式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一模式就完美无缺，也不意味着其成功经验可以无条件地移植或复制，因为任何一种模式的成功也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有其特定的时空条件。任何不顾条件地否定或者夸大一种模式的成功都是不适宜的。“华盛顿共识”被照搬到拉美国家的结果，不是带来预想中的普遍繁荣，而是意想不到的灾难。此外，时代在发展，问题在变化，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僵化保守，即便是曾经成功的模式也会走向自身的反面，苏联模式就是典型。因此，对于中国模式，我们既要看到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有其成功之处；也要看到它是一个过程，尚需进一步发展完善。
二、关于中国模式“是否该提”之辨
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首先由外国人提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加之提中国模式有自封榜样之意，这易导致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既掩盖了中国存在的问题，也易损毁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中国的发展。故在中国模式提法上不必追风，可以用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案例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等概念来代替之。[8]
首先，如何看待外国提出、探讨中国模式的意图？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确实是由外国人最先提出，并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和讨论。但是，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研究讨论中国模式的动机是各有不同的。并不是一提及中国模式，就一定要把它和“华盛顿共识”联系起来，就意味着对抗和冲突；也并不是一提及中国模式就意味着对中国的“捧杀”，如同“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棒杀”中国一样。我们并不否认有人谈论中国模式时别有用心，如认为中国模式就是“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但是大多数学者研究中国模式的目的还是在于总结中国成功的经验，探讨中国经验对本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借鉴意义。如有学者就认为，“大致说来，西方学者更关注‘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差异；一些发展中国家学者看重中国高速发展的经验；而像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学者则看重中国有效转型的经验。另外，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地区大国，像巴西、印度更关注中国提升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的经验。”[9]故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国内一些学者也须放弃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以更为冷静、客观、平和的心态对待国际上各方面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并采用既有利于我又不伤人的相应概念、观点。
其次，是否该慎提或者不提中国模式？有学者认为，外国人提中国模式时语义含糊，有的还别有用心，故主张应慎提或不提中国模式，用中国自有的概念来表述更好。保持谨慎态度是必要的，注重自身理论的张扬也没有错。关键在于在当前世界热议中国模式之时，我们是否应该对这一讨论置之不理、默然处之，或者躲在自己的话语系统里自言自语？否。因为这涉及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话语权问题、民族主体性问题以及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在中国模式的问题上，我们不可妄自尊大，忘乎所以；也不可妄自菲薄，丧失自信；更不可置身事外，漠然待之，使自身处于失语状态。正确的态度应是立足于自身的理论基础和话语系统，积极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扬弃各方观点，提出自己关于中国模式的鲜明主张，把握阐释中国模式的主动权。马克思主义不是躺在书斋里的学说，而是科学的开放的理论，它是在不断继承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与各种错误思想理论交锋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的。中国的革命模式、改造模式也不是中国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独处中国一隅，拒绝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理论学说的交流，或者固守于马克思主义既有的话语系统而不愿吸纳外来话语，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体现不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海纳百川的主体精神。有学者就指出，我们应该抓住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模式”这一契机，采取多种方式，运用各种手段，向世界“说明中国”，破除国外人士因不了解中国而对中国的“误读”(如国外学者把中国模式简化为“经济自由+政治专制”)，减少这种“误读”在国际社会中产生的“误导”(如中国威胁论)。要消除他们因偏见而形成的“误解”，增进他们对中国更多的“了解”，进而达到更高层次的“理解”。要让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了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模式”，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5]
再次，现实中我们提“中国模式”是否就是为了标榜自己？世界上除中国模式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很多模式，诸如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东亚模式、印度模式等。但这些模式的提出是否就一定意味着要树立榜样、推销自己？这恐怕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不同场合提到过“模式”、“发展模式”、“中国自己的模式”等概念。如邓小平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2](p2)江泽民也指出：“各国人民根据各自的国情，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和政策，是合情合理的，应该受到尊重。”[10](p331)胡锦涛也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而是应该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11](p812)由此看来，我们提中国模式的目的并非在于树立榜样，而在于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样也就不存在着所谓的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损毁中国国际形象的问题，反而能彰显中国模式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所具有的真正世界性意义，那就是：世界上不存在着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适性模式，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既不能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更不能将本国模式强加于人。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旨所在。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该提中国模式，而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准确解读中国模式？过去我们的失误并不在于承认苏联模式的存在，而在于教条式地对待了苏联模式；今天我们认可中国模式的提法，但决不认可中国模式就是别国的样板、典范。
三、关于中国模式的“界定”之辨
中国模式概念的界定必须厘清其内涵和外延。目前国内外一些学者在中国模式内涵的界定上存在如下基本问题：其一，从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基本做法层面而非本质层面来解读中国模式。其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某一个领域而非整体角度来解读中国模式。在外延的界定上，问题集中体现在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抑或指其他？中国模式的历史起点在哪？
首先，在中国模式内涵的界定上，从基本特征、基本做法等层面思考是必须的。但须强调的是：特征并不等同于本质，本质是事物内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标志，而特征只是本质在某一方面某一阶段上的体现；事物的本质是单一的、相对稳定的，然其特征却是相对多样且富于变化的；在本质和特征之间，是本质决定特征，特征反映本质。故中国模式内涵的界定应立足于本质层面而非特征层面进行。如果仅通过列举基本特征、基本做法的方式来界定中国模式，极易导致中国模式定义的泛化、多样化，使人无法信服并引发争论。
此外，中国模式的主旨在于探讨中国成功的原因，而中国的成功显然是众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解读中国模式时，就必须明确中国模式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宏观性的概念，不能用某一领域的局部模式来代替对中国模式的解读，如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等同于中国模式；或用诸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浦东模式等地方性模式来代替对中国模式的解读。整体虽由部分构成，但整体并不等同于部分，我们可以通过部分来理解整体，却不能以部分代替整体。这也正是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根本制度、理论基础、核心价值等避而不谈的方法论缺陷所在。
然则我们又该如何把握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模式无论是作为一个结果还是一个过程，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互作用，故马克思主义、中国实际、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应是影响中国模式生成、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几个因素。因此，中国模式内涵的界定就必须充分体现这几个要素之间的基本关系。要素之一，中国模式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模式，有其鲜明的时空特性和民族特性，这是中国模式之“中国特色”的根本所在，由此可以将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模式区别开来；要素之二，中国模式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形成的模式，具有鲜明的制度属性，因而是社会主义模式，由此可以将中国模式从根本制度上与资本主义模式区别开来，并从具体体制上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区别开来；要素之三，中国模式是围绕如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根本任务构建起来的，具有鲜明的建构主题，因而又是一种发展模式，由此可以将中国模式与中国革命模式、中国改造模式区别开来。故国情基础、制度属性、建构主题应是界定中国模式的三个基本点，中国国情基础上的特色模式、社会主义模式、发展模式应是中国模式的三重内涵，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正是依靠这三层内涵的有机统一，我们才有可能把中国模式与其他类型的模式从根本上区别并且联系起来，真正掌握中国模式之个性和共性。
其次，在中国模式外延的界定上，中国模式应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体。因为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基本要素相互作用的阶段性产物，也是中国成功的主要因素和根本体现，并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机制而形成了中国模式这一有机体。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理论是对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只要承认中国模式包括或指称中国经验，就不能否认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事实上，当今世界上任何一种社会发展模式都有其特定的理论基础、理论构成和理论形态。如新自由主义模式、民族社会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就是根据理论基础的不同划分出来的。脱离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模式既无法构建，也无法说明，故中国模式绝不仅仅是指具体的制度、体制、做法等。中国经验是特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的总称。这些经验集中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展示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思路、框架和方法，是我们把握理论、实践及其二者互动的中介、桥梁和纽带，因而也是中国模式的有机构成，是中国模式的经验形态，是中外学者解读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窗口。如有学者就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十个结合”就是对“中国模式”的相对权威的官方解读。[12]而我们所熟悉的“北京共识”，也是国外学者从经验层面对中国模式所作的一种总结。中国道路则是特指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所开辟出来的一条社会主义道路，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集中体现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路径、方式和方法，具体表现为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制定和实施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制度等，因而是中国模式的实践形态。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模式之“神”，是中国模式的抽象表现形态；中国经验是中国模式之“心”，是中国模式的内在构成；那么中国道路就是中国模式之“形”，是中国模式的外在构成和具体表现形态。“形”需要“神”“心”来主导，“神”“心”需要“形”来体现，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生机勃勃的中国模式。
在确定中国模式内涵及外延的基础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中国模式的历史起点，就可以看出，只有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才真正紧紧围绕“发展”这一主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实践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方向上高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归结起来就是形成了中国模式。故中国模式的历史起点应该确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而非在1949年建国后，也非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更不应指近代以来。龚育之在谈到邓小平理论的起点问题时，就认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从起点往前追溯，可以把1975年的全面整顿看做邓小平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如果再往前追溯，则已不属于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问题，不属于这个理论的现实依据，而是属于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历史依据，即这个理论同过去的历史经验的联系和继承问题了。[13](p75)应该说，这种观点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同样也适合于中国模式历史起点的说明。
综上所述，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领导中国人民所找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发展经验和发展理论的有机统一。中国国情基础上的特色模式、社会主义模式、发展模式是中国模式的三重内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模式的三层外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模式生成发展的根本机制，是中国模式的成功之“道”。故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二者的内涵、外延、机制实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而已。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社会主义”指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中国特色”指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具体体现、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学者秦宣就认为，用“中国模式”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分简洁，也有利于开展国际对话。[5]
最后，还必须强调一点：这个中国模式是正在形成中的模式，是我们自己今后继续发展的模式。至于对别的哪一个国家有没有参考价值，要由那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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