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安可仰 徒此揖清芬”——大型资料集《回忆鲁迅先生》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可论文,清芬论文,高山论文,鲁迅先生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偶阅报纸，看到一则莎士比亚在西方被冷落的消息。据说，过去在美国的名牌大学，专修英国文学的学生必须在莎翁、乔叟和弥尔顿中选修两人，而在今天的文学系课堂上，原来讲授这三位大师的课程已经被有关匪徒电影、肥皂歌剧和拳击小说的课程所取代。有的教授淡淡地说：“何必大惊小怪，我们不必将莎士比亚神化。”
无疑，神化任何历史人物都是错误的，更何况是雕文琢句的作家？但是，文化传统的滔滔长河是能够割断的吗？不吮吸前代优秀文化的乳汁，当代文化艺术的宁馨儿能够健康成长吗？莎士比亚笔下忠贞不渝的情侣罗密欧与朱丽叶，阴险狡诈的政治投机家麦克佩斯夫妇，犹豫不决、悲观茫然的王子哈姆雷特，坦白直爽而多疑轻信的摩尔人奥赛罗，自私、贪婪和恶毒的高利贷者夏洛克，等等，难道会轻易从读者和观众的记忆中抹去吗？
不过，研究莎士比亚也有一定的困难。对于他的生平经历，人们只有一个粗略的了解；特别是他从1585年至1592年期间的活动，甚至有许多相互抵牾的说法。而这种状况，人们就会自然地发出慨叹：如果能读到莎士比亚的书信、日记和回忆录一类的资料，对于了解这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巨匠将会有多大的助益呵！然而，莎士比亚时代以后的作家就要幸运多了。无论是研究雨果、歌德，抑或研究托尔斯泰、海明威，都有作家本人或同时代亲友的回忆录可供参考。比如研究雨果生平，除了朱丽叶·德鲁埃给他的一万八千封情书之外，还可阅读他孙子乔治为祖父撰写的回忆录。研究托尔斯泰的生平，除了伯爵夫人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的日记之外，还可以参照阿尔布佐夫的《忆L.N.托尔斯泰伯爵》，捷涅罗莫的《回忆L.N.托尔斯泰》， 杨茹尔的《我和托尔斯泰的相识》，戈登威泽的《在托尔斯泰身边》，等等。
跟上述外国著名作家比较起来，中国文艺复兴之父鲁迅的回忆资料可能更为丰富。据说，仅日本友人撰写的鲁迅回忆录，就多达六十余万字。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部鲁迅回忆录选编，也洋洋洒洒，多达四卷，一百八十余万字。早在鲁迅生前，有关回忆他的文字即已见诸报端。如一位小学生马珏，早在1926年初就发表过一篇《初次见鲁迅先生》，文字充满童趣，深受鲁迅喜爱。事后鲁迅不断将自己的新著赠送她，直至她出嫁，鲁迅才笑着说：“那今后就以不送为妥了”。十年后，鲁迅遽归道山。全国报刊发表了一大批回忆悼念文章，大多收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此后，每逢鲁迅的诞辰和忌日（特别是逢五逢十），总有或多或少的鲁迅回忆录问世。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广泛征集鲁迅回忆录，辑成了一部《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198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又函约海内外鲁迅亲友撰写回忆录，辑成《高山仰止》一书。目前，随着鲁迅同时代人的相继谢世，有份量的回忆鲁迅新作问世几无可能。胡适说过：“史料的保存与发表都是第一重要事。”（1960年10月9日致沈亦云）为保存史料计，为推动研究计，编辑出版一部鲁迅回忆录大成的资料汇编就成为了一件很合时宜的事情，可以说，这是出版界和鲁研界的又一次盛举。
大凡文学研究，均可粗略划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两大范畴。所谓外部研究，系指对作品产生的背景、环境（包括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诸因素）的研究；所谓内部研究，是指对作品本身的分析研究（包括文体，类型，意象，叙述模式，节奏格律诸因素）。对作家回忆录的研究属文学的外部研究范畴。它对于我们了解作家的心路历程、创作素材乃至于作品内涵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内容翔实、生动感人的鲁迅回忆录，是鲁迅研究园圃中芬芳馥郁的奇葩。它不仅为研究鲁迅生平事迹提供了具体的传记材料，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鲁迅生活战斗的时代以及领会鲁迅作品博大精深的内容；又由于这类作品充满了亲切的回忆色调，饱和着作者对鲁迅的缅怀、感激、向往之情，因此具有独特的感染力量和教育效果，是研究鲁迅、学习鲁迅的必读资料和生动教材。
在现存鲁迅回忆录中，鲁迅夫人许广平撰写的回忆录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2〕。1951年7月，许广平将她从1936年至1949年含泪撰写的忆念鲁迅的文章十五篇结集出版，名为《欣慰的记念》。1954年6月， 又将另九篇回忆录结集出版，名为《关于鲁迅的生活》。作者声明，这些文字可说都是零星的感想和片断的回忆，行文时不免浓厚地流露了个人的怀念之情和某些感触，反映出的也是鲁迅跟某些同时代人生前的实际关系。如果在现在，有些话她也许就不会那样说，或者根本不说了。而实际上，这两部回忆录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反映了鲁迅的真实生活，所处的真实境遇和作者本人的真实心绪。如果不同场合说不同的话，那回忆录也就失去了它的历史文献价值。
对于许广平撰写的鲁迅回忆录，冯雪峰在《欣慰的纪念·序言》中曾作过中肯的总体评介。他说：“这些文章，当作纪念文看，固然是人家爱读的很亲切的作品，而且为了理解和研究鲁迅先生，这尤其是十分珍贵的、从别人那里得不到的材料。虽说这多是片断的回忆和记叙，有些很关重要的事情也多语而不详，或者避而不记，然而仍旧无碍于这些已经写出的材料的珍贵。我们如果要更全面地理解和熟识鲁迅先生的生活和真实面貌，则许广平先生和他共同的生活以及她所体验和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最有价值和最需要的。”
1960年5月，许广平在阅读鲁迅著作的基础上， 又参阅了一些世界名人回忆录，推出了她的新著《鲁迅回忆录》。这部书是《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两书内容的扩充，特别是《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北京时期的读书生活》、《所谓兄弟》、《厦门和广州》、《我又一次当学生》等章节，更是内容新颖翔实。遗憾的是受到当时“左”的时代氛围影响，这本书选择了一种在当时颇为时兴而今天看来并不足取的写作方法——“就是本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写作方法”。书中之所以出现关于鲁迅与李立三会见的不确记叙，出现对鲁迅一九三二年北京之行目的的误解，出现关于鲁迅用火腿夹带致毛主席党中央密信的离奇故事，等等，全都与这种时代氛围和写作方法密不可分。这种历史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在鲁迅的亲属中，发表鲁迅回忆录的还有鲁迅的三弟周建人（笔名乔峰）。1954年，周建人将他解放前后在报刊上发表的关于鲁迅的十一篇文章辑录成书，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名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书中描写了幼年鲁迅糊纸盔甲、藏画描画、借书抄书、养鸟种花等生活趣事，介绍了阿Q时代的风俗人物。 《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的一年》一文，还提供了辛亥革命期间鲁迅组织学生上街武装宣传、稳定民心的珍贵史料。遗憾的是，在文革期间，以周建人的名义出版了一本《回忆鲁迅》。书中除《鲁迅的少年时代》、《忆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情况》等少数篇什外，大多文章是配合当时的形势，曲解鲁迅，毫不足取。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建人口述、其女周晔编写的《鲁迅故家的败落》。全书二十万字，介绍了绍兴覆盆桥周氏家族——特别是鲁迅所属的兴房一支的情况，并订正了周作人著作中的若干错误。
鲁迅和周作人由“兄弟怡怡”到“成为参商”的情况，鲁迅作品的爱好者大多熟知。兄弟失和之后，周作人经常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包括婚姻，文化观，政治思想，等等。详情可参看舒芜先生的专文《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收入《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但解放后，周作人却连续出版了三部鲁迅回忆录：《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以上两书均于1957 年8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鲁迅的青年时代》（1957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周作人是鲁迅前期生活状况的知情人，因此他提供的资料当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鲁迅的国学与西学》、《鲁迅的中学知识》、《鲁迅的文学修养》等专文，对于了解鲁迅如何形成“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观和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尤有裨益。鲁迅早期文学活动的资料是鲁迅生平资料中的欠缺部分，周作人撰写的《鲁迅和清末文坛》，《鲁迅在东京》等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周作人撰写的《呐喊衍义》与《彷徨衍义》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两部经典性的短篇小说提供了珍贵的背景资料。《鲁迅的故家》一书中的《百草园》和《园的内外》，内容虽嫌琐碎，有些章节与研究鲁迅思想与创作并无关联，但却是了解鲁迅故乡民风民俗的生动素材。作为风格独具的散文家，周作人的回忆文貌似朴拙、澹泊，但细加咀嚼，却能感受到一种闲雅不群的情致和含蓄蕴藉的感情。除了以上三部书外，周作人的《知堂乙酉文编》、《过去的工作》等书中也包含一些跟鲁迅有关的零星史料。1974年，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这部长达三十八万字的著作中虽然也有回忆鲁迅的资料，但内容大多与《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三书重复，基本上没有重要的增补。
同时代友人撰写的鲁迅回忆录，首推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1947年10月上海峨嵋出版社初版）和《我所认识的鲁迅》（1952 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许寿裳先生是鲁迅的同乡、同学和交往长达三十五年的挚友，互相关怀，不异於骨肉。他的回忆时间跨度长，内容翔实，范围广博，感情深挚，文笔醇厚，对于研究鲁迅的思想人格和创作均具启示意义。比如，《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谈到鲁迅在弘文学院时经常跟他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一回忆，为了解鲁迅从事文艺运动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许寿裳对鲁迅著作、翻译、美术活动、古籍整理等文化活动的近乎全方位的述评，有助于我们全面而深刻地认识鲁迅光辉的文化业绩。许寿裳对鲁迅精神和人格力量（对祖国和民族的挚爱是鲁迅人格的核心）的阐释，对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根本原因作出了准确的回答。许寿裳的回忆鲁迅之作获得了广泛好评，但他自认为尚有许多言犹未尽之处；或因文网森严，许多材料不便写入；或因时间仓促，对鲁迅晚年的战斗生活有语焉不详之处。正当许寿裳广泛收集材料准备撰写《鲁迅传》时，这位笃于友情的老人却被仇视宣传鲁迅业绩的国民党特务惨杀于台湾台北市青田街寓所，用其全部热血浇灌了他跟鲁迅的友谊之树。
在回忆鲁迅的专著中，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是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冯雪峰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和重要负责人，也是党跟鲁迅之间联系的桥梁，他的回忆录与许广平的《欣慰的纪念》的不同之处，是很少提供鲁迅个人生活方面的细节，但却侧重忆述了一系列极富政治意义的事件，如“革命文学论争”，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特别是提供了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及国际友人交往的珍贵史料，以具体事例反映出鲁迅作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发展历程。因此，研究鲁迅，特别是研究鲁迅后期的思想和创作，都不能不把冯雪峰的这部著作作为入门书之一。
解放前出版的鲁迅回忆录，值得提出的，还有王志之著《鲁迅印象记》（1936年11月上海金汤书屋出版），郁达夫著《回忆鲁迅及其他》（1941年生活书店出版），孙伏园著《鲁迅先生二三事》（1942年重庆作家书屋出版），荆有麟著《回忆鲁迅断片》（1943年11月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王志之是三十年代“北方文联”成员，鲁迅发表战斗的“北平五讲”的邀请者之一和重要见证人。本书生动描写了鲁迅赴北师大讲演的热烈场景，介绍了鲁迅支持北方左翼文学运动的感人事迹，用实例批驳了周作人在鲁迅尸骨未寒之际攻击鲁迅“虚无”“悲观”“多疑”“动不动要生气”等不实之词。郁达夫是创造社成员中没有“创造气”的人，跟鲁迅一直保持着真挚、深厚的友谊。早在一九二八年，他就指出以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鲁迅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在当时一片尖酸刻薄甚至欲置鲁迅于死地而后快的围剿声中，郁达夫的看法真可谓空谷足音。他的回忆提供了鲁迅北京时期跟周作人失和、上海时期跟林语堂冲突的第一手资料，可资征信。对于鲁迅的政治活动，郁达夫也有所忆述，不过偶有欠准确之处——行文时将自由大同盟与民权保障同盟混为一谈即为一例。萧红是鲁迅扶植提携的东北女作家。她的《回忆鲁迅先生》笔触纤细，文彩斐然，其文学价值在鲁迅回忆文章中堪称首屈一指。文中提供了鲁迅晚年的大量生活细节，为再现血肉丰满的“活的鲁迅”形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依据。
孙伏园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前驱、现代报纸副刊的革新者，也是鲁迅的学生和北京时期的重要合作者。阿Q 这一世界文学史上的精神典型就是在他笑嘻嘻的催促下诞生的。他撰写的《药》、《孔乙己》《腊叶》《杨贵妃》等文，提供了鲁迅本人对创作动机、背景、艺术特色的权威性说明，也就是提供了一把打开这些作品思想、艺术宝库的钥匙。对于鲁迅任绍兴初级师范学堂校长、赴西安讲学、赴香港讲演等重要经历，孙伏园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荆有麟的政治经历比较复杂，但他是鲁迅在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莽原社的同人，《民众文艺周刊》的编者和《京报副刊》《语丝》周刊的作者。“三一八”惨案后，他又曾掩护鲁迅避难。所以他的回忆录，也是研究鲁迅前期文学活动的必读书籍。
解放后新出版的鲁迅回忆录专集，仅我案头的就有川岛著《和鲁迅相处的日子》（1979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许钦文著《〈鲁迅日记〉中的我》（1979年8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赵家璧著《编辑生涯忆鲁迅》（198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俞芳著《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1981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李霁野著《鲁迅先生和未名社》（1984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过鲁迅族叔观鱼（周冠五）著《回忆鲁迅家族和社会环境35年间（1902—1936）的演变》，为研究鲁迅的家世和童年生活提供了背景资料。
被鲁迅戏称为“一撮毛哥哥”的川岛是《语丝》周刊的发起人之一，也是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的同事。由于《语丝》的编务，周氏兄弟失和之后他仍穿梭于鲁迅与周作人之间。所以，《忆鲁迅先生和〈语丝〉》《弟与兄》《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等文，读者应予特殊的重视。在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中，涉及许钦文的有二百五十来处。鲁迅曾将他的小说编成《故乡》一书，作为《乌合丛书》之二出版，对此后的乡土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以鲁迅的日记为线索唤起回忆，生动介绍了鲁迅在砖塔胡同、“老虎尾巴”的生活情况和一九二八年的杭州之游。作为已故画家陶元庆的挚友，许钦文也提供了鲁迅与陶元庆交往的可靠资料。黄源最初接触鲁迅始于1927年。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和立达学园讲演时他曾担任记录。但他跟鲁迅比较接近则是在鲁迅临终前两年。他的《鲁迅先生与〈译文〉》和《杂忆老〈译文〉》忆述了他协助鲁迅、茅盾编辑这份大型翻译杂志的曲折艰辛。他根据鲁迅给他的三十八封书简所作的追忆，在收入《忆念鲁迅先生》一书之前，曾出版过两种单行本，受到了鲁迅研究者的重视。前不久故去的老编辑家赵家璧，主编过大型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优良读物，接触作家面较广。他对《苏联作家七人集》《苏联作家二十人集》《苏联版画集》的回忆，都跟鲁迅后期的文学活动有着密切关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俞芳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她童年时期作为北京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小房东之一，曾跟鲁迅相处九个多月。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在鲁迅的生活中却是一个不平常的时期。此后她跟鲁迅的母亲继续交往，了解到不少鲁迅的家庭情况。她对鲁迅之母鲁瑞和原配夫人朱安的回忆，尤其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在鲁迅发起的文艺团体中，未名社占有一席十分突出的位置，然而未名社留存的资料又实在太少。在友人和读者的敦促下，从鲁迅逝世之日起，至1983年止，未名社中坚之一的李霁野教授陆续撰写了三十余篇回忆鲁迅的文章，汇集成了这本《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本书提供了一份未名社由欣欣向荣到烟消云散的完整历史，再现了鲁迅对文艺嫩苗爱护与培养的高风亮节。书中《两次秘密座谈会和五次公开讲演》，《厄于短年的韦素园》《厘沙路和他的〈绝命诗〉》等文，更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作者对书中似嫌琐细的《为鲁迅先生佚简答客问》和《关于未名社结束情况再答客问》两文予以特别的重视，不仅因为事关作者的个人声誉，而且可以从中折射出鲁迅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待人以宽、处事公正的美德。至于唐弢著《回忆· 书简· 散记》（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钟敬文著《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1982年4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书，虽然并非回忆鲁迅的专著，但书中也收录了回忆鲁迅的珍贵篇什。
在这部四卷本的《回忆鲁迅》中，还收录了一百四十七位中外作者回忆鲁迅的散篇文章计一百七十八篇，按鲁迅生平各个时期的顺序编排。
在散篇回忆录作者中，有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和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女性宋庆龄，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之一茅盾，鲁迅的恩师日本藤野严九郎教授，还有鲁迅不同生活阶段结识的同乡、同事，以及左翼文化战线的战友和鲁迅用精神乳汁哺育过的文学青年、美术青年……正如同人的全貌是由一肢一节、一颦一笑合成的一样，这些回忆鲁迅的散篇文章正是从不同角度追光投影，烘托出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文化巨人的光辉形象。
在外国友人的鲁迅回忆录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和增田涉的回忆。
内山完造是跟鲁迅交往最为密切的书商。他回忆鲁迅的文章，散见于《上海夜话》《上海风语》《上海霖语》《共同流血牺牲的战友哟！》《花甲录》等著作。《花甲录》中有关鲁迅的资料，现已译载于《鲁迅研究资料》第三期。另一些回忆，已由吉林师范大学外国研究所日本研究室选择，收入《日本人士回忆鲁迅》。1979年9月， 内山完造执笔的有关鲁迅的文章由内山嘉吉等汇编，以《忆鲁迅》为书名由日本社会思想社出版。内山完造的回忆材料，不仅展现了鲁迅上海时期的生活风貌，介绍了鲁迅的文化活动和他对社会、人生问题广泛深刻的见解，而且还涉及到鲁迅的一些实际革命活动，如《风暴时刻》介绍了鲁迅在民权保障同盟的斗争（《上海霖语》），《文学家的灵魂》通过鲁迅拒绝关于呈请国民党反动当局撤消对他的通辑令的建议，表现了鲁迅宁折不弯的英雄气概（同上）；《理所当然的事》讲述了鲁迅慷慨捐款营救革命者的故事（《上海漫语》）。
除内山完造以外，一九七七年在东京去世的增田涉也是一位与鲁迅交往甚密的日本友人。早在一九三一年，增田涉就开始从事鲁迅著作的翻译工作，跟鲁迅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回忆鲁迅的文字，主要见于《鲁迅的印象》一书。该书初版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由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初版，一九七○年十二月大加扩充后，作为“角川选书”第三十八种由日本角川书店印行。现已由北京师大钟敬文教授译成中文，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四年十月，在纪念鲁迅留学仙台七十周年的讲演会上，增田涉发表了回忆性的讲演——《我的恩师鲁迅先生》。一九七六年，增田涉又在岩波书店出版的《文学》杂志八月号上发表了《鲁迅与光复会》的长文，运用大量材料对鲁迅是否参加过光复会这一历来存在争议的问题作出了肯定性的回答。文章回忆了他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撰写《鲁迅传》的经过。在这部由鲁迅本人提供了不少材料、又经鲁迅修改过目的传记中，明确记载鲁迅留日时期“是推翻清朝的革命党的党员”。这里所说的“革命党”，就是指光复会。这篇文章，是增田涉回忆鲁迅文章中的绝笔。
在简单勾勒了鲁迅回忆录的概貌之后，笔者想再谈谈阅读回忆录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旗手雨果在《傍晚，我仰望天空》一诗中写道：“呵！／回忆！／这暗中更珍贵的宝藏！这过去的情思黯淡的地平线！／是隐蔽了的事物熠熠又闪现！／是那消失的往日在大放光芒！”从史料学的观点来看，回忆录是当事人追怀往事的记实性文字资料，它在广义上属于史传文学的范畴。因此，严格的真实性成为了回忆录赖以存在的基础。回忆录不同于小说，它允许剪裁，但排斥虚构。真实的回忆录可以补充作家自传资料的不足和订正其错误，而夸张或掩饰的回忆录只会惑乱视听，给读者以误导。
然而，要求回忆录提供的资料完整无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固然，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感知过的事物在时过境迁之后并不会完全消失，而能在大脑皮层留下兴奋过程的痕迹。在一定条件的刺激下，活跃的大脑神经纤维能将储存的信息波提取出来，使往昔的生活情景重新呈现。然而，识记和保持是回忆和认知的前提。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的记忆内容不会固定不变，而必然有量的减少乃至难免有质的变化，使记忆越来越背离事物的原来面貌和原有意义。再者，回忆录作者提供的材料大多是无意识记——即跟被回忆的对象接触时并没有明确的记忆意图，材料似乎是自然而然留存于脑海，这就更加影响了记忆的牢固性。
在现存鲁迅回忆录中，失实的情况并不罕见。比如路易·艾黎的《鲁迅回忆片断》，每个片断都是真实的，忆述的细节也相当的生动，但由于年久失记，在时间顺序上有些倒错。据他回忆，1935年秋，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为了撰写一篇反映长征的对外报道，到上海鲁迅寓所采访刚从陕北苏区归来的冯雪峰，请他担任翻译。而事实上，1935年秋，冯雪峰还在陕北。他参加红军东征是在1936年2月， 而抵达上海则是在1936年4月下旬。因此，史沫特莱在1935年秋采访冯雪峰毫无可能。 其它的鲁迅回忆录中也有类似情况。像郑伯奇在《鲁迅先生的讲演》一文中，将鲁迅1930年3月19 日在上海中国公学分院的演讲误为在大厦大学的讲演。回忆录中出这种差错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因为即使现场记录也可能有失原意（如鲁迅北平五讲的记录稿），作家本人的忆述也未见得事事可靠。关键是要加强鉴别。我国自古就有辨伪纠谬的优良传统。清代史学家（如王鸣盛，钱大昭，吴兰庭，周寿昌，杨陆荣等）更做出了突出成绩。这种学风值得继承和发扬。
中国的现当代是一个政治风云急剧变幻的时代。这种风云席卷着社会各个阶层的各色人群，自然也会给回忆录烙上时代的印记。在不同历史时期，迫于不同的政治气候，同一事件有可能被作出色彩不同的描绘。比如1944年冯雪峰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撰写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文中谈到，鲁迅从不以什么特别的身份自居，却把自己看成是民族和社会的一名革命战卒：“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和我谈天中，常常那么天真而愉快地流露出来的，他那谦虚，然而自信，不可测量的伟大精神。——当我们随意地谈着，谈着，譬如有一次，他是衔着烟卷躺在床上的，忽然不自觉地从床上起来，好像想起了什么，微笑得那么澈心而平静，仿佛浸在一种非常可以安心的快乐的梦境里，一手在胸前托着另一只拿着纸烟嘴的手肘，慢慢地静静地对住我说出他正在意识着的意境：我想，做一个小卒，我是能胜任的。动动笔。你看，这类人也并不多。”显然，根据上文，鲁迅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献身于民族和社会的崇高愿望。到了1951年6月中旬，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冯雪峰在北京又撰写了一篇鲁迅回忆录，题为《党给鲁迅以力量——片断回忆》。上面引述的这段动情的话语被安排在他跟鲁迅谈论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天才之后。于是，为民族和社会做“一个小卒”就具体化为做党和毛主席的小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段话又被很多人和很多文章援引，做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小兵，进一步被限定为鲁迅愿做毛泽东同志一人统帅下的小兵。冯雪峰还承认，1936年 4月底他从陕北到上海，第二天拜访鲁迅。鲁迅一见面即对他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按：指周扬等人）摆布得可以。”可是解放初撰写《回忆鲁迅》时，慑于周扬等人当时的权势，只得改写成：“这两年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类似的情况还可见诸周建人的文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鲁迅在上海溧阳路的藏书室被夸张成“秘密读书室”，直到打倒“四人帮”后周建人才予以澄清。周建人对瞿秋白笔名“犬耕”的解释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把瞿秋白当作叛徒时，这个笔名的涵义被解释为厌倦革命——狗耕田，非其本愿；文化大革命后为瞿秋白平了反，这个笔名的涵义又被解释为谦虚大度——自认为担任中共总书记不称职，好比狗耕田。
使读者对回忆录真实性产生怀疑的还跟作者的中介性联想有关。有的作者撰写鲁迅回忆录时，常常借助鲁迅的书信、日记和著作唤起回忆。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不能使回忆内容超越跟鲁迅交往的实际程度，也不应使鲁迅的日常口语跟书面语言过于贴近，比如唐弢《琐忆》一文写道：“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将出面主持‘公道’，结果还是被人家扔弃了。当宣传正在大吹大擂地进行的时候，鲁迅先生为我们讲了个故事，他说：‘我们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跟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奔走告人，说是阔佬和他讲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啦，他对我说：滚出去！’听讲故事的人莫不大笑起来。还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闹得满城风雨。鲁迅先生幽默地说：‘同学同泳，皮肉偶然相碰，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再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这样，每个人都是……喏！喏！’我们已经笑不可仰了，鲁迅先生却又站起身来，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这段文字对鲁迅的描绘可谓形神兼备，初读令人忍俊不止，但掩卷深思，就会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日本占领东三省是在1931年秋天，而唐弢认识鲁迅是在1934年初。关于阔佬骂小瘪三的那段话，出自《且介亭杂文》中的《说“面子”》，很难令读者相信是鲁迅跟唐先生等少数人的私下交谈，至于“男女大防”的那段精彩议论，则见诸《花边文学》中的《奇怪》一文。读者也很难相信唐先生二十七年之后的回忆能够跟原文如此之贴近。
由于回忆者的立场、观点、性格、气质以及跟被回忆者的关系各不相同，回忆录必然带有不同程度的个人色彩。虽然真实性几乎是所有回忆者的共同追求，但回忆录带上不同程度的主观性又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在鲁迅博物馆编辑出版的《鲁迅美术形象选》中，不同画家笔下的同一个鲁迅却变化多端，显示出不同画家的不同风格和个性。人的精神比人的外形更加不易捉摸，因此再现鲁迅精神形象的回忆文字就更会各具特色。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鲁迅其人其精神好比一枚多棱形的金刚钻石。不同的回忆者选择了不同视角，这枚金刚石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异彩。
需要遏制的不是回忆者的个性而是回忆者的偏见。比如十八世纪最著名的回忆录作家是法国的圣西门。作为公爵之子，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1715—1723）法国政治舞台的活跃人物，他留下的四十一卷回忆录是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叶法国历史的权威性见证。但圣西门也常受个人爱憎情感左右。比如布尔戈涅公爵和夫人系暴卒身亡，但因他们生前有恩于圣西门，在圣西门的回忆录中他们就成了被人毒死的人物。同样，俄国托尔斯泰夫人的日记无疑也是研究这位大文豪的重要史料，但由于这位伯爵夫人常常在跟丈夫吵架之后才写日记，借以倾泻她内心的烦恼，所以她的日记有意暴露托尔斯泰最坏的一面，所叙内容不仅跟其他人写的托尔斯泰回忆录有抵触之处，就连她自己的日记也常常前后矛盾。我们在阅读胡适、林语堂、梁实秋、苏雪林、向培良等人回忆鲁迅文章时，也不能不有所警觉，避免因他们对鲁迅的偏见而导致自己对鲁迅产生偏见。
回忆录的真实性跟文学性是不应该相排斥的。由于鲁迅本人是文学大师，撰写鲁迅回忆录的又大多是作家，因此提出鲁迅回忆录的真实性与文学性相结合的要求并不过分。像阿累、萧红、鲁彦、郑振铎、曹靖华等人的回忆录就做到了严格的真实性与鲜明的文学性的有机统一，因而更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文献价值。川岛先生的《读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一文中，以主要篇幅肯定了这部书的成就，但也“以为作者要是能在这本书里发挥她固有的艺术修养，让语言再纯净一些，将会产生更大的效果”，这实际上是对这部书的文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李白《赠孟浩然》一诗中，有“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之句。跟孟浩然相比，名垂宇宙的鲁迅当然更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巍巍高峰。呈献给读者的这套四卷本鲁迅回忆录选编，无非是对鲁迅的高洁品格和卓越贡献表达崇敬之情的一瓣心香。任何回忆文字都无法表达伟人的业绩于万一。像人们熟知的德国爱克曼整理的《歌德谈话录》，记录了歌德晚年有关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等方面的言论和有关文化活动，是一部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著作，但爱克曼却谦逊地说：“我所记录下来的却只是一鳞半爪，就自觉仿佛一个小孩，伸着两个巴掌去接使人神怡气爽的春雨，雨水却多半从手指缝中漏掉了。”我想，沐浴过鲁迅思想和艺术春雨的鲁迅回忆录的各位作者，在写完各自的回忆文字之后，也会产生这种甘霖从指缝漏掉的遗憾吧。
一九九七年四月
注释：
〔1〕大型资料集《回忆鲁迅先生》， 由《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编辑（王世家负责编选），即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2〕许广平先生的三部回忆录专著， 已收入江苏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许广平文集》中，本书不再辑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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