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技术标准_标准化管理论文

论中国古代的技术标准_标准化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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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3)06-0140-05

中国古代技术标准是先民智慧的结晶,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先民在探索、制定技术标准的同时,也应用技术标准努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对古代经济科技的进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古代的技术标准到现代的技术标准,其间有着难以割断的文化关系。认真发掘、研究我国古代的技术标准,对搞好现代技术标准化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古代技术标准的内涵、特点和分类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标准的概念和认识,在逐步深化和全面。对标准的内涵,各国有不同的归纳和解释,但总的原则是一致的。1983年7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ISO第二号指南第四版,对标准的定义是:“由有关各方根据科学技术成就与先进经验,共同合作起草,一致或基本上同意的技术规范或其他公开文件,其目的在于促进最佳公共利益,并由标准化团体批准。”1983年我国颁布的国家标准GB39351-83《标准化基本术语第一部分》中,对标准的定义是:“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部门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形式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按标准的性质分类,可将标准分为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三大类。依据以上标准的定义,技术标准的内涵应是对重复出现、需要协商统一的技术事项所制定的一种共同遵守的技术依据。也可以说,技术标准是对需要协调统一的技术事项所制定的标准,是把科技成果通过制定技术规范,运用到生产和建设中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此类推,中国古代的技术标准应是对古代重复出现、需要协商统一的技术事项所制定的一种共同遵守的技术依据。它也是古代从事科技、经济活动的一种共同遵守的技术规范。制定技术标准的目的是通过实施技术规范,达到统一促进生产活动有秩序的进行,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国古代技术标准的突出特点有六:广泛性、简约性、推荐性、强制性、无序性、经济性等。一是广泛性,技术标准的适用范围广泛,不仅适用于中央所属单位,而且适用于基层;不仅适用于手工业领域,而且适用于农业、医学、工程建筑、水利交通等经济和社会的行业。二是简约性。古代的技术标准大多是简单约定,按现代技术标准的要求来说是不规范、不完善的,有些也没有形成指标体系。三是推荐性。大部分技术标准没有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必须应用推广,而是具有推荐的性质,提倡鼓励按技术标准做,有关地区、单位、个人可以根据具体需要和实际情况,决定采用或不采用。四是强制性。有部分技术标准在法律上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必须应用推广。五是无序性。技术标准的管理是无序进行的,没有综合性技术标准管理机构及其人员,多数技术标准是在社会需求下生产经营单位自愿实行的,有些技术标准的掌握是靠传承进行的。六是经济性。古人在当时落后的经济条件下,还是非常注重节约原料、人力、时间及提高工作效能和增强经济效益的。

技术标准可分为基础标准、产品标准、工程建设标准、方法标准、工艺标准、材料标准、工作程序和内容标准等。按行业来说,古代技术标准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农业技术标准,主要包括农业种植技术标准、农业养殖技术标准、农产品加工技术标准等。二是手工业技术标准,主要包括纺织印染技术标准、冶铸技术标准、制陶技术标准、皮革技术标准、刺绣技术标准、印刷技术标准、造纸技术标准、车辆技术标准、军工产品技术标准、木工技术标准、货币制作技术标准、度量衡器具制作技术标准、雕刻技术标准等。三是工程技术标准,主要包括宫殿、房屋建筑技术标准、道路建筑技术标准、桥梁建筑技术标准、城市规划建筑技术标准、水利工程技术标准、军事工程技术标准等。四是中医药技术标准,主要包括中药采制技术标准、中医医疗技术标准等。

二、几种主要技术标准的发展

(一)农业技术标准

我国古代记述农业的书籍很多,积累了丰富的农学知识和农业技术理论。这些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指导农业生产的技术规范。

《吕氏春秋》一书中有关农业的记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农业技术规范,对指导农业生产从粗放经营到精耕细作起了积极作用。书中的《任地》、《辨土》、《审时》三篇论述了从耕地、整地、播种、定苗、中耕除草、收获以及农时等一整套具体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规范,对指导农业生产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自先秦至清代,关于农业方面的著述浩繁,其中影响最大、技术标准内容最丰富的有五大农书。《氾胜之书》为西汉武帝时氾胜之所撰写。它最突出的贡献是介绍了“区田法”和“溲种法”,提出了一套较成熟的农业技术标准。“区田法”对不同农作物规定了施用不同数量和不同品种的肥料。“溲种法”对选种的方法、对种子的收藏和贮存,都有标准规定和技术要求。《齐民要术》为北魏孝文帝时期山东益都人贾思勰所编写。它介绍了谷物、油料、饲料等作物的生长及蔬菜、瓜果、树木等的栽培和育种方法;总结叙述了土壤、肥料等田间管理的经验,指出不同土质、不同地力、不同地形应采取不同的耕作管理方法,认为应按时间不同分为春耕、夏耕、秋耕和冬耕,按深浅分为深耕、浅耕和逆耕,“秋耕欲深,夏耕欲浅”。书中还介绍了关于兽医和防治病虫害的方法,家禽、家畜、鱼类、桑蚕的饲养繁殖方法,农、畜产品加工制造的方法和经验,以及属于规范性的一些农业技术规定,对后代产生了广泛影响。《陈甫旉农书》成书于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是现存最早论述江南水稻种植技术的农书。书中着重论述了整地、育苗、中耕除草、烤田和灌溉的方法和技术措施。在《耕褥之宜》篇中,谈整地技术要区分旱田、晚田、丘陵、平原与低地几种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在《粪田之宜》篇和《天时之宜》篇中,分别论述了肥料的施用份量、施用时间及施肥方法,强调种庄稼必须知道天时地宜,“则生之、蓄之、育之、成之、熟之,无不遂之”。这些规范性的农业生产技术措施和方法,体现了古代农业生产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王祯农书》成书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是综合黄河流域旱田耕作和江南水田两方面的生产实践写成的。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分析了天时、地利、人事等因素对发展生产的影响,概括了耕、靶、种、锄、粪、灌、收等各个生产环节及有关技术和经验;第二部分论述了农作物的栽培技术,分项叙述了各种大田作物和蔬菜、水果、竹木、药材等的种植与保护技术,及储藏利用的方法;第三部分是“农器图譜”,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器具的卓越成就,后代农书所记载的农具大都以“农器图谱”作为标准范本。《农政全书》是一部珍贵的农业技术标准化文献,该书为明代徐光启编写。它总结论述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和先进技术,记载了种植高产作物和推广良种的方法,总结了栽培技术,高度概括了棉花选种、栽培、管理办法和技术措施,认为种植棉花的技术应是“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杆,稀料肥壅”,堪称是很严谨的棉花栽培技术规范,是一部科学技术水平很高的巨著。

(二)纺织印染技术标准

我国的纺织技术开始于原始社会的晚期,从分布全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都发现有纺锤,可作为实物例证。纺锤作为一种标准的实物,沿用数千年,至现代在某些地方仍在使用。我国古代随着纺织原料加工能力的提高,相应麻织品的质量也有所改善,并出现了统一的纱支标准。因而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用途,按纱支标准的要求,织作各种不同的麻布。当时计算纱支的单位为“升”,每升80根经线。据《礼记》、《晏子春秋》等记载,周代的麻布,一般幅宽约2尺2寸(约合现在的1尺5寸),最粗的布用3升,专供奴隶主朝会宴享和制冕用。用1200或2400根经线织成宽2尺2寸的布,每厘米的经密约24或48根,可以说相当细密,和现在较细密的棉布差不多一样了。这实际上已是利用纱支标准来进行纺织品的生产了。丝织物技术标准不断提高。根据有关文物分析,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铜器和玉器上,粘附有丝织物,有的采用了回纹图案,即在平纹底上起斜纹花的提花织物。每个回纹由25根经线和28根纬线组成,回纹外围线条较粗,自然地成为一组几何纹的骨架。图案对称、协调、层次分明、做工精巧规整,已达到很高的织物标准和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古代著名的标准规范《周礼·考工记》,对练丝、染色及皮革加工技术均有详细的记述。当时的练丝方法,是把丝麻布帛放在楝木炭和蜃灰汁里浸渍,利用灰渍的碱性溶液,清除丝麻上的油垢和水中残存胶质,然后清洗脱水,白天利用阳光曝晒漂白,晚间浸于水中溶解丝胶,如此反复数次,完成丝麻或丝麻织物染色前的处理工艺。然后根据所需的颜色进行浸染,当时最常见的是多次浸染套色法,即把染织物分几次浸入溶有一种或多种不同的染料容器内,从而得到不同深度或各种新的颜色。

秦汉时期纺织品的数量和质量,较前代都有很大的提高,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纺织品,丝缕均匀,丝面光洁,单丝的投影宽度和截面积,同现代家蚕丝极为相近,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水平极高。其中有一块宽49厘米、长45厘米的纱料,重量仅2.8克;一件素纱衬衣长160厘米,两袖通长190厘米,领口、袖头都用绢绣,而重量只有48克。这样的丝,如在缫丝工艺、设备、操作方法等方面没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及管理规范,是生产不出来的。染色技术也都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实践中形成的技术标准,在保证产品规格的统一和质量的改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唐代的印花工艺也有很大的发展,介质印花是唐代在印染技术上最大的成就。介质印花以助剂为印染原料,不能直接印染,必须根据染料的性能进行浸染。介质印花有三种方式。即:碱剂印花、媒染剂印花、清除媒染剂印花。介质印染是我国古代印染技术上的一大进步,进一步丰富了多彩的织物,其制作工艺和操作规程,有严格的规范要求。

宋元时期的纺织技术标准在前代的基础上达到了更高的程度。纺织机具进一步完备规范,纺织品更加丰富多彩,苏州宋锦、南京云锦、元代的金锦,更有平滑光泽的“行丝”(缎)。织造的平纹、斜纹、缎纹三原组织,至此均已完备。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流传至今的元代技术名著《梓人遗制》对纺织机具的构造记述详明,各零部件的组成及整装,都有图样标明,堪称是元代纺织机械制造的一部技术标准规范。古代关于织机的描述,多属于绘画艺术,不可能画出全都零部件,也从没有注明其规格尺寸,只能起示意的作用。而《梓人遗制》,不仅有织机零部件及总机尺寸的详细记载和叙述,而且还有按比例大小绘制的细部构造样图,可以按图施工制造,因而它称得上是一部纺织机制造的技术规范详图。

明清时期的纺织业技术标准有了进一步发展。当时织造的品种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锦、纱、罗、绫、绸、缎、绒等,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技术标准。织制五光十色的丝织物,除需要先进复杂的提花机具外,要想把设计好的图案重现在织物上,就得按图案使成千上万根经线有规则地交互上下提综,几十种结线有次序地横穿排列,做成一整套规则的花纹记忆装置。花本结好,上机织造。我国纺织业发展过程说明,从纺织机具的制造、安装、操作,到纺织原料的生产、染色,以及各种图案和不同品种纺织物的产出,都是按着一定的程序和技术规范进行的。

(三)中医药技术标准

我国医药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成就斐然。从先秦的《皇帝内经》、《难经》,东汉时的《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魏晋南北朝时的《脉经》,隋唐时的《千金要方》、《唐新本草》,宋元时的《洗冤集录》,直到明清时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等,构成了中医药史上技术标准的完整体系,是医病用药的标准和技术规范,许多至今仍为中医学界所遵循。

《皇帝内经》约成书于战国、秦汉时期,系汇集古代及当时医学资料而成。其中的《素问》最早阐述了脏象、病因、病理、预防、治疗等基本知识,创立了完整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灵枢》论述了经络穴位的分布及针灸、经络、肺腑之间的关系。《皇帝内经》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医药学经验的总结,是技术规范性的医药文献,被后人称为经典。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书中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对每一味药的产地、性能、采制加工方法、主治疾病,均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和介绍,为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后历代都编写《本草》,中药的种类不断增加,至明代李时珍编撰的《本萆纲目》,把中国医药学推向了高峰。《唐新本草》是唐代官方制定的一部国家药典。全书共54卷,不仅总结了自先秦以后一千多年的药物学知识,还通过官方下令,征集全国药学实物标本,绘制成各种药物图形,成为一部图文并茂的药物专著,并且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图譜。全书把药物按不同的种类,分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九大项,它是我国古代极为珍贵的本草文献,是我国由政府正式颁发的最早的一部正式药典。

针灸是中医治病的一种重要而独特的方法。针灸疗法始于新石器时代,《皇帝内经》中对针灸的适应性、使用范围及针灸治疗所使用的方法有多方面的记述。秦汉之际的《黄帝明堂经》及三国时期的《针灸甲乙经》,进一步总结了针灸治疗疾病的经验,形成了针灸规范化的操作方法。到南北朝隋唐时期,开始出现了彩绘针灸挂图,唐代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还绘制了三幅彩色针灸挂图,把人体正面、背面和侧面的十二条经脉,用彩色绘制成标准的穴位图,并被国家作为标准列入官方的医学教学课程。北宋医官王惟一主持编修的《铜人脉穴针灸图经》,确定了人体周身脉穴总数为651个。同时,在医官院主持监制了刻有经脉腧穴的铜质人体模型。铜人构造精巧,造型逼真。使图像具有了立体感和真实感,在针灸教学和医师考核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宋代以后又陆续制造了许多针灸铜人,其中有太医院造的,也有民间医生的药铺造的。我国历代对针灸都很重视,并对针灸疗法的工具和技术作了很多改进,有很大的发展。如针刺方法有火针、温针、梅花针等;灸疗方法有药饼灸法、灯火燋法和艾卷灸法等多种,不断丰富了针灸疗法的内容。经过长期的发展、定性、优选,使针灸疗法在改进的基础上,逐步达到了优化和技术规范化。

(四)手工业产品的技术标准

早期的先民们使用粗制的石器、木棒,作为狩猎和防御的工具。通过长期劳动实践,逐步积累经验,选优仿制,使那些有利于生产和生活的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器具被保存下来,经过不断改进,世代相传,便成为人们公认的手工产品“标样”了。古代官办手工业生产有严格的质量管理。一般是在制作前,管理机构先“授以图式”,工匠必须按式制作。商代后期,王室、贵族的手工业作坊,生产规模已相当大,品种增多,分工较前更细,手工作坊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制造青铜器物件,要经过采料、配料、冶炼、制模、制范、修整等一系列的工序,工艺技术要求很高。大型铜器的制作过程就更加复杂,还要有分铸部件、合铸成体等工序流程。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司母戊”大方鼎,是商代青铜器的代表性作品。它需要几百名手工业奴隶密切配合才能完成。《礼记·曲礼下》载周代官工业的分工情况是:“天子之工六,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革工。”

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制造更好的手工产品,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手工业生产专门化,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就有统一和组合问题,就需要对各种器物的用料、制造方法、结构尺寸等制定统一的标准,并要在部件制造过程中对工艺有严格的要求。春秋晚期齐国人著的《考工记》记述了30项手工业生产制造的工艺技术、方法、规格和标准。它分木工为七种,金属工为六种,皮革工、设色工、刮摩工各为五种,陶工为二种,总结了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升华成手工业制造的标准规范,堪称是我国古代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汇编,对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标准化作了划时代的贡献,如众所周知的“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驰道、统一兵制、统一行政体制等。通令全国实行的重大政策实际上都是标准化的活动。秦律规定,工匠制作同样器物,其大小、长短、广狭必须相等。此外,从出土的《秦律》看,其中有《工律》、《田律》、《金布律》等。那时的《律》相当于今天的标准,如《工律》中规定“为同器物者,其大小长短广必等”。《金布律》中规定“布长八尺,幅二尺五寸”。《工律》就是当时手工业产品的标准。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实物,都是手工制造,当时就注意了器物的系列化和互换性、通用性,标准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陶俑身上穿的铠甲,按军阶和兵种不同,有将军穿的彩色鱼鳞甲、军吏穿的长甲、步兵甲、骑兵甲、车士甲等多种型式,各种型式的型制不同,但同一制式中,甲衣甲片的多少,组合方法,构造形式,都有定制,可说是类别分明,整齐划一,应是工匠按标准的铠甲实物制造的,制作实现了标准化。

唐、宋少府监所属各署、院对手工业技术标准的分工更为精细。唐代的具体生产单位称为“作”,每作数十人至百余人不等。唐代织染署下有25作,即10个“织紝之作”、5个“组绶之作”、4个“紬线之作”、6个“练染之作”。宋代文思院分上下两界:上界制作以金银珠宝为原料的精巧器物,下界制作以铜铁竹木为原料的普通器物。两界又分打作、棱作、锻作、镀金作等42作,每作只负责一道工序或一种原料的生产,如镀金作只给凡需镀金的产品镀金,钉子作只打造各式钉子。属我国古代四大发明的造纸、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对促进中国的科技进步和推动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开辟了技术标准化的新篇章。如火药的制造是硝石、硫黄、木炭混合在一起,组成火药配方。火药从发明的那天起,就蕴藏着更高水平的技术标准化。活字印刷字模是典型的统一化标准件,可以随意组合成为专用产品(书籍、文章等)的模型,用完后可以重新排列组合,是成功运用标准件、互换性、分解组合、重复利用等一系列标准化原则和方法的典范。明代的科技巨著《天工开物》总结了农业特别是手工业生产的规范,详细记载了手工业生产的具体操作方法。如冶炼有炼铁联合作业,灌钢、炼锌、铸钱、半永久泥型铸釜和失蜡铸造的方法;在锤锻、五金方面,对各种金属工具的规格、尺寸、效率、金属比重、合金比例成分,都有具体的数字说明,还论述了金、银、铜、锡、铅等各种有色金属的性质和分离方法,其中有的工艺至今仍在应用。

(五)建筑工程技术标准

中国古代建筑技术标准的历史,可追溯到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出土的杆栏式木结构建筑,规格统一,构造协调,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建筑标准化实例。《考工记》中记载了周朝都城的建筑制度和规划标准:“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据发掘发现,位于现在洛阳的周代王城,城墙采用方块夯筑的方法,即夯筑时用木板隔成方块,方块的大小是统一的标准,在方块内分层夯筑到相当于木板的高度,上下方块交错叠压,层次分明。这种筑墙方法,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成为我国传统的筑墙技术特点。由于筑城活动的增加,筑城技术形成了一套定型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办法,如《考工记》记载:墙高与基宽相等,顶宽为基础的三分之二;门墙的尺度以“版”为基数等。这说明中国古代的建筑已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进行着技术标准化。

瓦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进步。西周已出现板瓦、筒瓦、人字形断面的脊瓦和圆柱形的瓦钉。瓦的生产和组合说明了它符合标准化统一优选和简化的原理。西周也已出现了铺地砖,战国时期出现的空心砖和小条砖到秦代已被大量用作建筑材料,由于小条砖具有制造容易、承重性强、砌筑方便、可灵活应用等优点,得到普遍的推广应用,并逐渐代替了空心砖。小条砖便形成模数化、标准化,其标准是,长、宽、厚的比例约为4:2:1。在垒砌墙体时,可灵活搭配。为了防止砖块脱落,在生产实践中还创造了榫卯砖、企口砖、楔型砖等,这些特制的砖都是按一定的标准生产的。春秋晚期的《考工记》还记载着许多重要的建筑标准。如王城规划、版筑技术、道路、门墙以及宫室内部的标准尺度;还记载有产品和工程的技术规格、工艺方法、技术要求、标准规范等。

我国古代有些王朝采用政令方式向全国推行建筑工程的标准化。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大帝国,不仅统一全国的文字、律令、度量衡和车距,而且修筑驰道、开鸿沟、凿灵渠、修万里长城、建筑规模空前的宫殿,使战国时代的各种建筑技术经验得到了总结和提高,并建立和形成了相应的建筑技术标准。汉、晋、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的时期,建筑技术水平均得到了不断发展和提高。西汉时期已出现多层建筑,到东汉得到了迅速发展。从出土的明器、画像砖和铜器上,用木架构成的多层楼阁和封建坞壁的门楼、望楼等,就是这一形式的说明。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斗拱”结构,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在汉代有很大的发展,其形式多样,有直拱、人字拱、单层拱、多层拱等。隋唐时期的建筑,在秦汉以来建筑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在都城建设和寺院建筑方面,它的特色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从那时遗存下来的陵墓、木构殿堂、石窟、塔桥及城市宫殿遗址,无论布局或造型,都具有很高的艺术和技术水平。在建筑设计中,汉代初期就已有图样,隋朝已使用百分之一比例尺的图样和模型,而且将中央政府制定的标准设计图样,颁送各地按标准图施工建造。建筑技术标准化已在建筑实施中被普及和广泛地得到应用。如隋代著名建筑学家宇文恺在主持修建大兴城和东都洛阳城时,“用一分为一尺”的比例(1:100),设计了明堂标准图样,并做了按比例缩小的木制模型。这种使用标准图样和模型的设计方法,将建筑设计提高到标准化、规范化的程度,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上的一大突破。他所规划的城市,设计合理、规整,东西布局对称,里坊区划分明,达到了相当高的技术标准。

我国古代工程技术标准化的典型范例很多。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的兴建是两个具体的体现。长安城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施工,全面考察了地势、水源、交通、军事防御、环境美化、城市管理、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它规整对称标准化的布局,顺直广阔整齐有序的大街,交通方便的道路,标准规范的里坊,自成系统的供排水渠系,繁茂成行的绿树,宏伟雄奇的宫殿建筑等,都堪称当时城市建筑的楷模,很好地解决了一系列复杂问题,对工程的规划设计、人力物力的组织、施工进度的管理,都是十分精细严谨和周密协调的,应用了统一、优化、简化、协调的技术标准化原理,这标志着当时的经济力量和科学技术水平。

我国古代建筑技术,至北宋前期已比较成熟。《大唐六典》中就有许多关于建筑方面的条文,宋代继承前代的经验,对建筑技术进行了新的总结。北宋主管工程的将作监李诫组织编制成的《营造法式》,是当时全国官式建筑的宫室、坛庙、官署、府第等属国家管理建筑的重要规范,是建筑工程技术法规性的专著。它使木结构建筑工程更加严密,更加成熟,更加完善,达到了定型化标准化的程度,不仅统一了名词术语,规定了作业的操作方法,提供了构配件的标准构造大件,而且还制定了详细具体的劳动定额、材料消耗定额,以及对构配件和整个工程的质量要求,并被以中央政令的形式颁发全国范围内推行,这都促进了建筑工程技术的标准化。我国官式木结构的建筑设计到明清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建筑构造技术更加成熟,进一步实现了技术标准化。为统一木结构的建筑格式和标准,清代官方颁布了《工程做法细则》,共70卷。前27卷是殿、厅、堂、阁方面的建筑技术规范,它对建筑物的规划布置、结构形式、规格尺寸、卯榫连接,都有详细具体明确的规定,对画工用料,也有标准要求,代表了当时建筑技术标准化水平,在建筑技术标准化、规范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国古代水利工程建筑的标准达到了较高水平。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蔡丘会合诸侯,订立盟约,其中有一条是“无曲防”,其意为禁止修筑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堤坊。这是至今所见的我国古代最早的诸侯国之间有关水利的约定条文,也是通过协商制定,经过一定形式发布并共同遵守的法规和标准,是至今所见到的最早的水利标准和标准化的文字。建于公元前200多年的都江堰,更是独步千古,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的灌溉效益,其规划建筑和管理运用都有严密科学的标准规范。沟通珠江和长江水系的灵渠,其结构和运用都是规范化的。始于春秋末期、于隋代先后建成的南北大运河及京杭大运河,后成为元、明、清三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其规划设计和施工管理都具有很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并在运用实践中形成高度的标准化、规范化。唐代曾继承前代的水利管理经验,制定了一部系统全面的水利管理标准规范,这就是著名的唐《水部式》。它是见于文献记载的由中央政府作为法律正式颁布的我国第一部水利标准规范。

我国桥梁建筑标准受到了广泛赞誉。秦代以后各种桥梁结构型式已趋于成熟,并形成标准化、规范化建筑,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建于隋代的赵州安济桥,条石建筑,单跨平拱,空腹结构,型式新颖,构造奇特,是高度标准化的桥梁建筑,至今仍完好如初;建于金代永定河上的卢沟桥,联拱多跨,构造标准规范,为北方现存跨度最长年代最久的石拱桥;建于北宋京城汴河上的木拱桥,俗称虹桥,亦名飞桥,是用预制的标准木构件拼装而成,毁于金宋战争。北宋大画家张择端著名的长幅画卷《清明上河图》,对虹桥有细致逼真的描绘。始于汉代的浙江海塘建筑,经历代修筑,不断改进,至清代形成高度标准化的鱼鳞大石塘,壮观雄伟,至今仍矗立在海岸,发挥着挡潮阻浪的巨大作用。上述工程建筑实例,是我国古代工程建设标准化、规范化的具体体现。

收稿日期:2002-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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