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素”在军校与西方管理思想整合机制中的发现与价值分析_中国元素论文

兵家与西方管理思想融合机制中的“中国元素”发现及价值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兵家论文,中国论文,管理思想论文,元素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着许多享誉世界的灿烂文化，其中兵家即是其优秀一员，兵家文化根源于先秦诸子文化，它的包容性成就了它自身的灿烂丰富，兵家的管理智慧一直影响着国家大计，在历史长河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变化，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同时也承担着每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责任使命。21世纪，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西方管理思想西学东渐，东西方管理思想文化智慧交流、移植、融合、影响并应用于现代管理实践已经成为时代主流，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与发展成为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趋势[1]。随着工业经济所带来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加上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东亚经济圈的崛起，世界经济的关注焦点逐渐由西方转向了东方，许多西方的管理学者正在试图从东方智慧中寻找西方经济管理困境的解决之道，这也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走向融合的原因[2]。

      兵家与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机制中的“中国元素”的发现，必将使世人看到在新历史时期视角下中华民族这一优秀智慧结晶对现当代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

      1 兵家与西方管理思想融合机制治理模式的分析

      兵家管理文化是数千年来古代军事家在战争中所积累的战场实践经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也具有很高的文化理论水平。兵家在战争观上主张文事武备并重，提倡慎战善战，强调义兵必胜，有备无患，坚持以战止战，以杀止杀，即以正义战争制止和消灭非正义战争，追求和平，反对穷兵黩武[3]，因此，从兵家立场易知，兵家思想以“全胜”为目标理想，自然由此可引为求“胜”而动，“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目标，“应敌而变”为行为标准，“运筹定计”为组织谋略，“知人善任”为用人标准，“以治为胜”为治军理论，由此构成了兵家思想的管理观，即包括管理的目标观、行为观、组织观、控制观[4-7]。

      1.1 目标观：“全胜”

      兵家的“全胜”目标管理思想，即在全己全敌的情况下而取胜。这种“全胜”管理目标实际就是寻求既能利己又不损人的相互妥协或相互合作的“双赢”效果。太公曰：“行其道，道可致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立其礼，礼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微哉！微哉！”“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高度概括了兵家的目标理想，体现出兵家的仁爱情怀，试想如果可以用较小的代价去取得战争的胜利，甚至达到功名双收的境界，何乐而不为。一个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安定的国家环境，因为在战争中的双方，都是“兵不两胜，亦不两败”，没有不劳民伤财的，所以兵家曰：“不可穷兵黩武”[8]。兵家“全胜”的管理目标体现了一种慎战的思想，慎战、威慑与速胜相互关联，威慑失效求之于速胜，而速胜与威慑也是实现慎战手段[9]。

      1.2 行为观：“应敌而变”

      兵家“应敌而变”的行为准则。“应”“变”能力即战场上的竞争能力，体现在战场上即是兵家按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抢占先机，争取主动，然后根据竞争对手的弱点，等待时机，运用各种战略、战术手段战胜对手，“应敌而变”为兵家克敌制胜的前提和基础，反映兵家应对突发情况的迅速调整，以变应变；其竞争策略实施的关键基础是情报的及时和有效搜集，即兵家所言“索情”，“索情”指的是作为军事指挥员，必须详细掌握敌情、我情、友情及至天时、地势等方面的最新信息。有效的“索情”必然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客观性，指“索情”活动中应该摒弃任何带有主观色彩的方法或手段，孙武明确反对三种“索情”方法：“取于鬼神”“象于事”“验于度”，强调“索情”的正确方法是“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不允许掺杂一点迷信或主观的成分，这样才能确保信息来源和信息处理的客观；第二，真实性。真实性是指有效的“索情”必须是抓住了信息的本质特征，以辨别真伪；第三，全面性，即应当搜集所有相关信息，越全面越好，使信息的使用者能通过现象看到本质，通过表面看到里面[10-11]。“索情”后对大量信息进行分析、讨论、判断，使己方知敌情，才能“百战不殆”。

      1.3 组织观：运筹定计

      兵家“运筹定计”的组织谋略。兵家认为，搜集信息只是完成管理过程中一方面的工作，更重要的工作还在于对信息进行一番精细处理，即“运筹定计”，其目的在于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在中国历史上通过对信息精细处理而设计出高明谋略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在“桂陵之战”中，孙膑巧妙利用魏与赵、韩之间的矛盾，提出“围魏救赵”“批亢捣虚”的计策，在“马陵之战”中，孙膑利用魏军的强悍善战，但素来轻敌的弱点，把握有利战机，将帅团结合作，后发制人，攻其不备，最终取得巨大胜利[12]。此外曹操的“官渡之战”，周瑜的“赤壁之战”，朱元璋的“鄱阳湖之战”等等，无不是对信息进行精细“运筹定计”的产物。在现代管理工作中，“运筹定计”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正确决策是赢得竞争主动权，获取胜利的必要条件，而正确决策的关键，又在于制定合乎实际，行之可成的战略目标，而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目标，是整个决策管理中的核心问题。

      1.4 控制观：知人善任，以治为胜

      1.4.1 知人善任

      兵家“知人善任”的用人标准。孙武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以择人而任势”。“择人而任势”，就是要求军事指挥员重视选用人才，善用人才，利用形势，以战胜敌人。善于指挥打仗的将帅，他的主导思想应放在依靠、运用、把握和创造有利取胜的形势上，而不是去苛求手下的将士，这样他就能从全局态势的发展变化出发，选择适于担当重任的人才，从而取得决定全局胜利的主动权，所以非常看重为将者的德行与智谋，以此作为选拔和使用将士的标准。孙子具体主张是：第一，择人任势，以德择将。具体要求将帅要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也就是说军事最高管理人才应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严于律己，赏罚有信，对部下真心关爱、勇敢果断、军纪严明，有此五者可为将，无此五者，或是五者不全，则难为将，难以成为国之辅[13]；第二，用人不疑，信任部下。管理是人依据客观条件，发挥主体作用，确定目标，做出决策，制订计划，采取行动[14]，因此，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尤其是能否对作为人中精英的人才进行有效管理，关乎事业的成败得失，古代兵家把能否选拔、任用贤才能士，看做国家事务能否顺利进行的头等大事，甚至国家的强弱兴衰也与此密切相关；在战争中，局势常常诡异多变，环境复杂凶险不同寻常，扰乱人的判断力，这时就需要将帅的超凡的勇气去布局谋划，去突破创新[15]，来取得战争的胜利。

      1.4.2 以治为胜

      兵家“以治为胜”的治军理论。战国时吴起提出了系统的独具特色的治军理论，其核心即“以治为胜”。具体看法如下：第一，“兵以治为胜”。《吴子》认为军队能否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赢得胜利，关键在于是否做到军队治理严格，而不是人数众寡。第二，立法约省。吴起主张军法要简明扼要，提出军法要“约”。第三，“严刑明赏”。吴起主张军中执法必须做到“进有重赏，退有严刑，行之以信”(《治兵》)，“令行禁止，严不可犯”，以此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并“强调”在实行“重赏”“重刑”之时必须做到“行之有信”[12]。孙子也很注重奖罚的艺术，对于“奖”，除了像一般奖赏士兵以外，他很注重重赏“第一名”，以达到更强的激励作用，对于“罚”，孙子认为“罚”要达到“用之”的效果才会实行，而不是很随意的执行规章制度[16]。第四，“以德服人”。虽然吴起坚持严格执法，但并不主张一味以严刑威慑部属，而以爱兵、励士等办法调动士气，让士兵甘愿奋勇作战建立功业。军纪严明是一个军队树立军威，取得战争胜利的最基础最先决条件。军威是构成战斗力最重要的软实力，不仅助己之势，而且憾敌之威，军威撼天地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没有攻不下的阵地[17]。兵家与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管理模式，如表1所示：

      表1 兵家与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管理模式表

      

      2 兵家与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和“中国元素”的内涵

      2.1 兵家与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分析

      西方管理思想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的控制和严密的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所以西方管理思想是一种崇尚科学主义的“理性工具”文化，也同时是一种注重自我价值和追求的法治“理性”的文化，在管理中，往往把“法”置于情之上，强调“严格的制度化管理”“高度的物质刺激”以及“明确的等级观念”，实施管理的制度化、定量化和严格化，从而使组织有效率的达到一种预期的秩序[18-19]。

      兵家诞生之初就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在古代，大军事家都会受到很高的重视与礼遇。至汉初，兵家管理思想在走向充实的过程中，开始由原先的统治阶级内部走向平民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此兵家受其影响颇深，逐渐被儒家化[25]。儒家与兵家的“仁、义、智、勇、信”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兵家相比于西方的管理思想更多了些儒家的人文关怀，将情放在首位，要求管理者要尊重人、关心人、鼓舞人，在制度允许的情况下，用合理化的人情达到合理化的管理。中西方管理视角上的差异源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人感知的世界由“整体思维”主导，而西方人感知的世界则由“解析思维”主导[20]。

      2.2 “中国元素”内容和内涵

      “中国元素”是指绝大多数被中华儿女认同的群体，凝结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可以体现国家尊严、民族利益，反映民族形象、符号或者礼仪礼节、风俗习惯的中华文化的象征；“中国元素”是传承华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具有时代感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国家软实力的象征；“中国元素”也是凝聚和体现华夏儿女凝聚力、创造力、向心力的重要源泉。“中国元素”不仅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蕴，也是民族重新自我认知、自我再创造的一场伟大的学术探索与群众教育运动；“中国元素”的这种元素不是片面符号化的，而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民族文化精神内涵的内心感受与文化认同的整体表现。所以说“中国元素”是由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最精华的那部分基因所组成，其生态环境是与时俱进的[21-23]。

      3 兵家与西方管理思想融合机制中的“中国元素”的发现及价值分析

      3.1 全胜——走和平发展之路

      兵家的“全胜”的目标理想体现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元素”的重要意义。兵家在作战时运筹帷幄，充分考虑到排兵布阵，尽可能减少伤亡，体现出兵家对普通士兵生命的珍视；对战争全局的全面思考和对战争之后广大百姓的休养生息的安排，也反映出兵家对国家可持续发展保障的深思远虑。兵家认为，战争是“以战止战”，其目的并不是消灭人类与世界，而是实现人类和谐、世界和平。和平是各国实现国家“全胜”的必然选择，“走和平发展之路”是中国和世界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的正确选择。2005年年末，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立场和决心。世界格局正处在和平与发展时期，兵家管理思想启示我们要想谋求自身长远发展，必须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建立和平安宁环境，对外求合作、求和平，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具体做法就是周恩来总理1953年访问印度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3.2 应敌而变——居安思危

      兵家管理的“应敌而变”是现今具有竞争意识“居安思危”的“中国元素”的体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与人之间有竞争，人与自然之间也有竞争，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他们的智慧思考总结就产生了谋略，兵家的管理思想就是在竞争中产生的[14]。在对敌作战的实践经验中，“应敌而变”那根时刻紧绷的神经说明了作为管理者的深深的忧患意识，即“居安思危”的精神。《司马法》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恺”。[12]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中国已经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即将现代化规律和本国国情有机结合，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不容忽视问题，例如，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造成了城与城、城与乡之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收入分化严重，就会产生一些潜在的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子，我们应该警惕其将会产生的威胁，并尽快从深层次解决内部矛盾。此外，国际国内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仍然很多，我国经济发展仍处在保增长的关键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唯有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奋进意识，更加务实地采取各种措施、提出各种对策，才能确保各项政策的科学、有效、快速落实，保证经济继续沿着稳定向好的方向发展，使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从而实现我们“国富民强”的心愿。

      3.3 运筹定计——实事求是

      兵家管理的运筹定计是坚持“中国元素”的实事求是精神的结果。“运筹定计”是在对信息比较、处理后，然后对有限可利用资源进行合理统筹安排，是决策者提出最优解决方案，达到最有效管理的高效思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求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通常是指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毛泽东认为“实事求是”的学风不仅是治学方法，求实学风，更是根本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论[24]。改革开放的伟大而成功的实践，证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承受住了历史实践的考验。“实事求是”表现的是一种踏实、谦虚、认真、稳重的管理哲学精神，对个人而言，我们要想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生活理想、职业理想、素质理想就应该具有这样的学习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将使我们更易从本质发现并解决问题，助我们通向理想之路。

      3.4 知人善任——以人为本

      兵家管理思想的“知人善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中国元素”内涵。古代兵家谈仁义不是空谈高尚的道德情操，而是为了更好的安抚士兵和百姓，使其可以为国家赴汤蹈火[25]，其主张不战而胜、兵不血刃而天下亲，表现出追求和平与尊重生命的人文情怀。主张去鬼神、忠人事，具有朴素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出“利天下者，天下启之”的观点，包含了厚重的民本思想。兵家提出“以人为本”的用兵策略，对优秀人才以充分的信任和重用，为其提供相当适宜的工作环境，并通过适当的奖励与激励机制使下属将自身的目标与组织团体的目标相结合，使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得以提高，激励他们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我国现行的科学发展观战略，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核心，现行的“科教兴国”战略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才培育计划。在此基础上，对兵家“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现代延伸，使其扩大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让人类正视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整体，尊重自然规律，尊重万物生命，保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建立生态环保型社会，实现与自然界关系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造福于子孙后代。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相互信赖的和谐之美，人在社会中学习成长，然后用已从社会所学来服务于社会，来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人与人之间：人自身德行修养之美，人与人平等而相互尊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人与人心灵和谐的家园。“以人为本”确立了人在组织中的中心地位，组织的宗旨是发挥人的能力和优点，领导的责任在于激励，组织的目的在于承担对人的责任，这种责任对内在于促使个人潜力和人格的发展，对外在于每个人对整个社会的义务，建立这样一个“以人为本”的和谐友好型社会将会促进社会向更加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26]。

      3.5 以治为胜——依法治国

      兵家管理“以治为胜”的治军理论体现了“依法治国”的“中国元素”意义。在古代和现代，规范的军队编制，协调的军队调度，完备的后勤保障，严明的赏罚制度是一个军队必不可少的依法“治军”内容，也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保障[18]。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依法治国”的社会，我们从小时候受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熏陶，心中就有了这样的理念，深切意识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长大后服务于社会就会把这种理念转化为行动，使我们每个人知“可为”和“不可为”，生活安宁幸福。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已经长久且深入人心，对于保证和行使公民的权利，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实行“依法治国”有利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27]。兵家与西方管理思想融合机制中的“中国元素”的发现总结表，如表2所示：

      

标签：中国元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