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共同体何以可能：人格化社会交往的消失与重建
文/熊易寒
1986年，国家民政部借鉴香港经验，将“社区”概念引入大陆的城市治理。伴随着单位制的改革，社区在中国的城市管理当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型，不仅被各级政府和民政部门寄予厚望，也一度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然而，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社区建设之后，中国的城市社区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为什么中国城市居民缺乏社区认同？为什么封闭式社区难以成为认同的基础？为什么城市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积极性不高？中国的城市社区有可能成为一个共同体吗？
讨论社区共同体的时候，学者们通常会首先引用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的观点，对共同体与社会进行二分法式的界定；然而，根据滕尼斯的定义，共同体在现代社会是可欲不可求的。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主要是在自然形成的群体（家庭、宗族）中实现的，或者在小规模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乡村）中实现。血缘共同体（家庭生活）、地缘共同体（乡村生活）和宗教共同体（宗教生活）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是自然生长、浑然天成的有机整体。需要指出的是，滕尼斯对共同体的定义具有很强的怀旧主义色彩。因此，本文采取了一种更为本土化的定义方式，基于城乡社区的比较来界定共同体，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与城市社区相比，传统的乡村社区更接近“共同体”的概念。本文认为社区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在于：熟人化、社区认同、邻里信任与互助。
农村基层政府应当做好宣传工作，提高管辖区域内养殖户的防疫意识和基础知识，一方面需要让养殖户明白动物疫情不仅会影响自身经济利益，还会威胁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需要让养殖户了解和学习到动物防疫的基础知识，避免养殖户忽略饲养和卫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忽略动物疫病的初期表现，延误动物疫病的治疗，规避动物疫病的蔓延和外围传播，最大程度上保证养殖户的经济利益和消费者的食品健康。除此之外，基层政府还应当就养殖防疫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普及，让养殖户了解动物防疫在法律法规上的重要性，使养殖户在日常养殖和防疫过程中避免出现违法和违规行为。
封闭式社区与邻里关系的消失
如果将当代中国的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甘特图可形象地展示出整个工作内容和计划的安排及其实施、持续时间，可直观地反映出实施的进度，是一种理想的流程控制工具[8]。图2明确了该工作计划的目标和内容、实施进度及各项工作的责任部门。现对图2中的几个重要内容说明如下。
1.陌生人社会VS.熟人社会。城市社区以公寓为主要的建筑形态，居住密度很高，人际交往却是低频率的。不仅城市空间被各种各样的围墙、大门和栏杆分割开来，即便在封闭式社区内部，邻里也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社群概念；乡村社区则以院落为主要的建筑形态，人口密度较低，但社会交往却有较高的频率。
大学生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图书馆氛围中，必然是学术素养缺乏，知识杂乱无章，学习舍本求末，崇尚功利、实用，追求快餐文化，也就难以养成崇尚学习、崇尚研究的良好学风。
与封闭式社区相伴随的，是住房阶层的兴起，住房取代职业成为阶层划分的关键因素。在住房改革之前，大部分城市居民都居住在单位社区或大院里，这是一种典型的阶层混居模式，领导干部与群众、企业管理层与工人、知识分子与后勤人员都住在一个社区里，只不过前者的住房面积更大、楼层更好。在住房改革之后，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开始有了阶层区隔，同一个社区里的居民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大致相当，因为房价是一个有效的“群分”机制，将经济收入和社会声望不同的人划分在不同的地段和社区。在封闭性社区中，人们逐渐养成了大致相似的生活方式和地位认同，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产生了相对封闭的社会阶层群体；然而，在这些社区，特别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商品房社区，业主并没有因为社会经济地位的相似而相亲相近。
3.异质性社会VS.同质性社会。城市社会是一个异质性社会，主要表现为阶层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所谓阶层多样性，指的是相对复杂、多元的阶层结构；所谓文化多样性，指的是多种文化生活、文化偏好、文化审美并存，譬如，既有市井文化，也有高雅文化。在当代中国，农村是一个单一阶级社会，尽管也存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分化，但并不存在一个特征显著、规模庞大的底层，因为熟人/半熟人社会的文化、宗族、邻里网络会把各阶层的人编织在一起；城市不一样，城市是一个多阶级社会，社会分层精致而复杂，在加速前进的经济力的作用下，阶层之间的“断裂”在所难免。在文化层面，城市由于人口规模效应和阶层多样性，文化偏好也更为多样化，而同一地域的农村文化生活总体上趋同。
4.权利优先VS.责任优先。城市是一个权利优先的社会，具有更强的个人主义倾向；在城市，群己边界是清晰的，不仅成年子女与父母、兄弟姐妹之间有清晰的权利边界，甚至一些夫妻之间也泾渭分明，譬如婚前财产公证、婚后开支AA制。农村则是一个责任优先的社会，强调个体对家庭、家族乃至邻里的责任；群己边界是相对模糊的。如果一个人在经济上较为富有，或者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那么其他家庭成员甚至熟人、邻里都拥有一定程度的剩余索取权。如果说权利优先观念更多地与个体意识相关，那么责任优先观念则更多地与共同体意识相关。权利优先观念要求个体与个体之间彼此独立，个体不再依附于集体；责任优先观念则要求归属于同一集体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持股”、相互依赖、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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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社会相比，乡村社会具有更强的人情性质，群己权界不那么清晰。乡村社会的社会交往通常是人格化的，频繁的人际互动累积成特殊信任和道德义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城市社会的社会交往通常是非人格化的，大部分人际互动都是社会角色的互动，并不会转化为私人关系和社会资本，“萍水相逢，各走各路”。
需要指出的是，城乡社区的上述差异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城乡社区走向歧路的分水岭是1998年的住房改革，商品房社区取代公房和里弄成为主流的居住空间形态。商品房社区基本都是封闭式社区，在物理空间上，社区用门禁系统和围墙将自身与外界相区隔；物业公司聘请的保安严格管理行人和车辆的进出。而在私有产权的住宅社区内部，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邻里关系，围墙并非自己人和局外人的边界，墙里墙外都是陌生人。
图4为在纯水饱和状态下不同掺砂率混合物的剪应力与位移关系.由图可知,纯膨润土出现了应变软化现象,而掺砂混合物只有应变硬化现象;纯膨润土的抗剪应力大于掺砂混合物的抗剪应力,并且掺砂率越高,抗剪应力越小.当剪切位移达到5 mm时,纯膨润土强度与掺砂混合物强度几乎相等.
2.高隐私社会VS.低隐私社会。城市社会是一个高隐私社会，高隐私给个体带来自由。在城市社会，即便是熟人、朋友之间也会小心翼翼地尊重彼此的隐私，这在乡村社会是难以想象的；高隐私并不只是带来好处，也给城市社会造成低信任的问题。中国人的信任往往不是普遍信任，而是一种特殊信任。在很大程度上，信任是建立在彼此的了解之上。所谓“知根知底”，让渡或交换一定程度的隐私，是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前提。相反，乡村社会是一个低隐私社会，左邻右舍的高频率互动使得乡村社会少有秘密，也鲜有隐私观念和隐私保护。乡村社会的成员彼此知根知底，因而造就了高信任。
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前，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大院、城市街区由于人口流动性很小，社会阶层分化不明显，又有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依然具有若干共同体的属性。而在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社区只是一个业主的利益联合体，而不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社区共同体。社区的封闭属性产生了排他性的领地意识，却没有增强“我们社区”的集体认同。
晚上的社区广场是属于大妈的，以广场舞为媒介形成的社交网络，大家彼此称呼“老张”“老李”“老王”；白天的社区广场是属于儿童的，以儿童为中心建构的社交网络，街坊邻居会互相称呼“小明爸爸”“菲菲妈妈”“齐齐爷爷”。需要指出的是，广场上形成的社交网络不同于传统社区的社会关系网络，传统社区是透明的，隐私的观念很淡薄；而广场上的人们即使天天见面，彼此会打招呼，聊家常，甚至相互帮助，但仍然有一定的隐私保护意识。尽管如此，在这种人格化交往中，人们实际上已经让渡了部分隐私，从而实现了从“陌生人”到“半熟人”的跨越。
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需要回到共同体的基本属性：熟人化、社区认同、邻里信任与互助。其中熟人化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足够频繁的社会交往才能催生社区认同和邻里信任互助。但城市的熟人化又不可能是乡村社会那种类型，现代社区功能的发现和重塑需要介于传统紧密团结的共同体和陌生人社区二者之间，培养出有限的社区责任和适度紧密的社会关系。
空间、隐私与人格化社会交往
前文说过，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与社会交往密切相关，而社会交往又与空间的布局密不可分。特定的空间安排为社会交往创造了机会，譬如社区花园、广场、社区商业通过人员的聚集和反复接触营造了社交环境。
城市并不缺乏社会交往，而是缺乏人格化社会交往。所谓非人格化社会交往，是基于社会角色的社会交往，譬如售货员与顾客，医生与患者，保安与业主，个人信息是不重要的，职业伦理要求无差别化对待。所谓人格化社会交往，是基于私人身份的社会交往，譬如亲密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个人信息是交往的重要媒介，只有开放部分隐私，这种社会关系才能得以建立和维系。
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城市社区里，年轻人不像老人那么活跃，社区交往比较少，鲜有本社区的朋友；但如果年轻人有了孩子，情况会变得不一样。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年轻的父母需要带着孩子在社区的公共空间玩耍，而儿童之间是最容易搭讪、最容易交友的。儿童是一个“玩具共同体”，经常会彼此交换玩具、抢夺玩具，从而打破了陌生人的边界，形成一个儿童的熟人社会。父母在孩子的带动下，也变得彼此熟悉了。
问题是，如何才能促进人们之间的人格化交往呢？
在城市社区的很多场合，人们不是作为一个有名有姓的人在交往，而是具有很强的匿名化或非人格化的特征。譬如，超市售货员在面对一个顾客的时候，并不需要知道顾客的姓名、职业、个性，只要对方付钱即可；而社区小卖部的老板在面对老主顾的时候非常清楚对方的底细，知道对方喜欢什么品牌和价位的商品，信誉如何，能不能赊账，诸如此类。换言之，在城市社区里充满了“不需要知道你是谁”的非人格化交往；在这种互动中，即便是实名制的，姓名对于行动主体而言也仅仅是一个代号，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抽象的角色，投票的选民、消费的顾客、办理业务的市民，等等。而在共同体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姓名对应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故事的人，人们相处的方式和态度是因人而异的。
仅仅有权利意识和共同利益不足以构建共同体，因为权利指向的是个体，个体的利益差异和价值分殊往往使人们彼此独立；对于社区居民而言，共同利益并不是一个天然的存在，维持性利益在多数时候都处于蛰伏状态。除却共同利益和权利意识，社区居民还必须有责任意识，社区成员之间有责任、义务，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如此才能形成一个社群或社区共同体。
这里可以借用组织行为学的一个概念——“乔哈里资讯窗”。这一概念是由乔瑟夫·勒夫（Joseph Luft）和哈里·英格拉姆（Harry Ingram）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乔哈里资讯窗”模式把人的内心世界比作一个窗子，它有四格：
随着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新闻编辑要想更好地适应这一新环境下的要求，就必须对这一时代下的新闻编辑素养重新进行思考。
开放区（The Open Arena）：是企业或组织中，你知我知的资讯；
隐藏区（The Hidden Facade）：我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资讯；
柳宗元为我们营造了如画一般优美的诗的意境。摹状生动形象，逼真传神。这空灵淼然的诗意之美绝不是靠堆砌辞藻、刻意雕琢而来的，而是作者用万物冥合的心境和高洁清雅的情趣书写出来的。一处弃置的小丘，在作者诗意理念的安排下，整修一番，天然优美的风姿传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鱼儿、小潭、诡石、怪木、奇卉、美竹……幽丽清雅，沉静隽永。这些姿态迥异的景物，在作者匠心独运的描绘下多了份怡适和宁静，具有了一种诗意之美。
盲区（The Blind Spot）：别人知道关于我的资讯，但我自己并不清楚；
未知区（The Unknown Area）：双方都不了解的全新领域。它对其他区域有潜在影响。
真正而有效的沟通，只能在开放区内进行，在此区域内，双方交流的资讯是可以共享的，沟通的效果能够令双方满意。为了获得理想的沟通效果，就要通过提高个人信息曝光度、让渡一部分隐私，主动征求反馈意见，不断扩大自己的开放区，增强信息的真实度、透明度。
“乔哈里资讯窗”启示我们：在社区共同体的建设中，我们需要创造条件，让人们能够形成重复性、累积性的社会接触，让渡一部分隐私，跨越熟人门槛，从而形成高质量的社区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是人格化社会交往所形成的。分享隐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纽带。在社交取向的生活逻辑之下，闲话不仅是一种闲暇消遣方式，同时也是熟人社会中的一种非正式控制手段，有利于熟人社会秩序的维系和再生产。
共同体不仅仅基于利益和认同，也是一个分享传说、故事、流言、隐私的社会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同体是一个信息交换系统。利益与认同既有客观维度（天然维度），也有主观维度（建构维度）。建构的过程需要信息的流动与加工，隐私是一种特殊的个人信息，带有信任、个性和情感，隐私的介入对于共同体的建构必不可少。
讨论与结论
人们通常把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作为衡量社区共同体的一个关键性指标。在笔者看来，这或许是有失偏颇的。年轻人参与度偏低一直是社区共同体建设的一个痛点。在现阶段，城市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冷漠实际上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在生活节奏如此之快、生存压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要居民腾出较多的时间参与公共生活是不现实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日常性、经常性的参与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社区生活是风平浪静的。自治组织的事务也相对较少，并且多是例行性的“琐事”。共同利益并不必然会产生集体行动。集体利益需要被认知、被实践。当共同利益没有遭到明显的损害时，个人很少会去关心共同利益。
居委会所构建的积极分子网络无法将年轻人纳入其中，这常常让基层政府和社区工作者感到沮丧。然而，在笔者看来，社区建设要吸纳大量年轻人参与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当前的社区建设应当以老人和儿童为中心。长期以来，老人已经成为社区建设和志愿者活动的主力军；然而，社区对于儿童的吸引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因为我们大多数的社区在规划和空间安排上，并不是儿童友好型的。接下来应该以儿童为突破口，从空间安排上让社区居民跨越“熟人门槛”。这是构建社区认同和街区认同的关键。
譬如，我们很多社区花园有成年人的健身设施，却没有专门的儿童乐园或儿童活动区域；我们的社区图书馆藏书以成年人的书籍为主，却缺乏足够的儿童读物特别是儿童绘本。实际上，只要社区能够赢得儿童的“芳心”，年轻的父母们就跟过来了。“抓住”儿童是“抓住”年轻人的最佳方案。社区活动中心作为“共同体”平台的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开发，我们不妨将“托老”与“托幼”二合一：工作日，采取“老人+孩子+社工”的模式。老人教孩子学才艺，老人的人力资本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孩子为老人带来乐趣，缓解空巢老人的精神寂寞；社工为老人和儿童提供必要的帮助。双休日，孩子的父母作为青年志愿者一同参与社区的文化活动，回馈老人。如此一来，社区共同体的建设势必可以向前推进。
不论固定窖或是沟藏，都必须有通风换气设备。把马铃薯呼吸排出的二氧化碳及时排出，使新鲜空气进入薯堆，以保持块茎的正常生理活动。窖内二氧化碳过多不仅对人进窖检查时不安全，而且会影响种薯的发芽率。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摘自《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