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与全党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着重点论文,中美论文,全党论文,战略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D822.3；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0）01—0044—08
1978年12月16日（美国时间12月15日晚9时）， 中美双方同时宣布，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它最终完成了自1971年开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使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乃至军事方面的友好交流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在双边关系和全球战略意义上，它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然而，值得研究的是，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转折，并不是孤立发生的。它在时间上恰巧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完成的国内政治转变相重合。也就是说，当中国人民迎接新的一年来临时，他们正欣幸地面对着两个意义非凡的重大转变。
当然，这不是纯粹的历史巧合。
以往的研究，大多着重于从外交史的角度，考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较少在国际国内两方面的结合上来研究这一历史转变。这或许会影响人们理解历史的深度。此外，近来美国学者利用新解密的档案，对中美建交的所谓“确切动机”问题作了完全美国式的分析，并在学术界形成热点。这也是中国学者不能不予以关注的。本文试图利用各方面新披露的材料，对这两个转变的相互关系及其结果作初步研究，以期引起人们进一步的讨论。
一
促成国内政治战略的重大转变，必须根据对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作出的客观准确的判断，争取有利因素，化解不利因素，从而达到预想的目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领导核心对国际因素与实现工作重点转变关系的分析，实际是在经济和国际战略两个层次展开的。前者着眼于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观察；后者则着重在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划分，以及如何制衡霸权、护卫国家安全等等。这两者都同对美关系有着重要联系。
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关注，是伴随党的工作重点要有所转变的想法出现的。邓小平不仅首先提出揭批“四人帮”“总要有个（时期）限制”的问题（注：1977年8月23日，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指出：“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某一个部门总有某一个部门的纲。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个限制。”这个提法已经含有了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意思，同后来他多次所说“运动总要有个底”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但当时还不可能明确提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而且倡议人们虚心记取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教训（注：邓小平于1977年5 月即指出：“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当时他还未正式复出。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7页。）。此后，在中共十一大和五届人大两次重要会议上，相继肯定了要用更高的速度、更大的规模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由于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的确定，对外开放的思路和走出国门的尝试一时成为潮流。仅1978年，即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21次率团出访，到达51个国次。其中邓小平本人先后四次出访了8 个国家（注：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有人形容， 这是当代“睁眼向外看”的一次高潮。
走出国门后人们获得的共同印象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确是大大落后了。其差距至少在15年至20年之间。另一方面，人们在出访中也观察到，目前国际上正出现一个有利于我的发展时机，许多工业国家正期待着我们打开巨大的市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先进的工业国，在度过了战后20年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后，开始走下坡路。从1974年起，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整个社会呈“滞胀”状态（注：宦乡：《关于当前世界形势的几个问题——1978年9月13 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的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3期。）。为此， 西方主要工业国除大力开掘国内市场外，不得不更多地眼光向外，为闲置资本寻找出路（注：当时估计，世界上的游资约有几千亿美元。）。这种情况在1978 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西欧国家时，表现极为明显。当时联邦德国的两个州当场允诺向中国提供150－200亿马克贷款（注：邓力群：《讲讲我的学习体会》，1978年10月2日， 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期。）。显然， 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我的经济形势。
1978年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注：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9月9日。）两个月后，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国际形势的发展，也要求我们抓紧有利时机，大大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现在……第二世界各国有一种强烈的动向，就是极力要同我们加强联系，多做生意……甚至美国也要求同我们发展关系，多做买卖。西欧、日本和北美的资本家，看到我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都抢着和我们作买卖。像这样的大好形势，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要善于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来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注：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1月10日。）
这两个讲话充分肯定了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突出了时机问题和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应该认识到，这种形势的出现，除纯经济因素外，还主要是由于70年代初以来中美关系缓和所造成的适度政治环境，它使我们能够争取到同世界绝大多数工业国家友好相处，杜绝了“四面出击，多处受敌”的不利状况。对于经济建设说来，这一点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中美关系的因素事实上是在一种大背景上发挥着作用。在获得了较好的外部政治环境后，我们首要的任务当然应该是增大对外开放的勇气和意识，敢于接受和吸取世界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显然，这一点促动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向现代化建设的转变。
但是，在全球战略现实上，人们活动所受到的制约却比经济活动要来得大。这是因为，就世界政治形势而言，从70年代初即确定下来的世界战略格局，到70年代末中国内部酝酿重大政治转变时，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也就是说，世界的基本面貌，仍是美苏抗衡，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表现为世界的主要危险。这样，我国从70年代初开始确立的战略思想框架也将不得不继续加以维持。
从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先后插手安哥拉内战、扎伊尔事件和索马里的欧加登战争，在东北非楔入了较为巩固的“楔子”；在亚洲，苏联于1978年在越南金兰湾取得军事基地的使用权。此后，中越关系开始迅速恶化。同年4月，苏联又在阿富汗策动军事政变，推翻达乌德总统， 建立亲苏政权。当时我们的内部判断是：在全球战略上，虽然苏联进攻的重点仍在欧洲，但它却采取迂回策略，即先在非洲下手，然后从欧亚大陆的中部，南下黑海和波斯湾（注：1978年5月， 伊朗形势已经出现明显政治动乱迹象，但中国总理仍坚持了对伊朗的国事访问。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即是希望同伊朗领导人讨论苏联南下波斯湾的扩张企图问题。但由于巴列维的政治地位已经岌岌可危，讨论无结果。不仅如此，由于国事访问明显表示了对巴列维的支持，结果引起伊朗国内的不满。），控制苏伊士运河及马六甲海峡等世界最重要的水道，从而完成称霸世界的战略部署。由于这样的原因，70年代末我国对世界性战争的估计也是严重的：“新战争的危险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全世界人民，推迟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任务。”（注：中国代表团团长黄华1978年5月29日在联大会议上的发言。）同时，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性战争策源地的看法也在固定化。因为从理论上说，苏联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它因而更富于侵略性和冒险性，也比较倾向于使用战争和军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77年11月《人民日报》长文《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对这种观点作了集中的理论分析（注：1977年11月1 日《人民日报》。）。
这样的分析和判断，决定了70年代中前期形成的“一条线”战略的基本适用性。所谓“一条线”，基本的构想是设置一条战略阻遏线，连接从西欧经中东、南亚再到东亚及太平洋至北美，以抗衡苏联向全球的霸权主义扩张。在政治上，它所寻求的是一个联合抗苏的统一战线。
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多次阐述过去战略层次上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曾反复讲，我们现在执行的，仍然是毛泽东主席在70年代中后期所制定的战略方针。他说：“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原来的两个阵营都瓦解了，两个阵营中间存在的中间地带也发生了变化，根据这个新形势的发展，毛主席概括地提出了新的战略规定。”（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0页。1981年4月12 日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邓小平也提到：“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还是坚持毛主席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同欧洲的关系、同日本的关系，就是根据这个思想。”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51～152页。）很明显，所谓新概括的战略规定，即是指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一条线”战略等。
无庸讳言，“一条线”战略的关键性环节，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结成针对苏联的战略关系。这一战略关系虽然不具有法律的盟约性质，但战略意图和目的是明显的。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访美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作过说明。他指出：“你通过谈判或协定约束不了苏联霸权主义”，“需要的是，采取更现实的、更加切实可行的步骤，比如说，美国、中国、日本、西欧和世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后来，邓小平曾经把中美间的这种战略关系，概括为“是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注：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黑格时的谈话，1981年6 月16日。大约半年后，中国开始对美战略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可见当时中国领导人对这种战略关系的评价之高，和对它所抱有的真诚态度。另一方面，建立针对苏联扩张的战略关系，又表现为双方在目标一致基础上为实现各自利益的联合。在双边领域，这种联合即包含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领域进行交流的可能，从而又为中美两国寻求巩固、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动力。
由于上述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党的工作着重点向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移两件事情，就有了在变动中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下重合起来的可能。这是一种特殊的机遇，同时又包含着某种必然联系。但是，无论怎样说，国内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是中国共产党自主的行动。它是在试图克服长期以来“左”的错误，将工作的根本点放在经济建设的正常轨道上而发生的。它是在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樊篱，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人们自觉的行为。因此可以肯定，即使没有上述分析的国际环境存在，只要不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中国国内的政治调整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它将不受以个人意志或某种意外状况的左右。
但毕竟，外部条件会对人们的思想和动机产生影响。中美关系从最初的和缓到正常化，描出了一条特殊的轨迹。在这条轨迹的波动中，人们似乎能够观察到中国发生的变化。这说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不断为我国国内政治提供某种相应的契机。例如，在开放意识、在现代化等方面，人们的思想随着这个进程在发生着变化。大国关系的这种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根据这样的理解，对关系正常化与工作重点转移的时间重合问题，似乎便有了研究的线索。
二
中共中央领导核心酝酿提出全党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大约是在1978年9月底至10 月初（注：参见拙文《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载《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此时，中美建交谈判正在邓小平的亲自掌握下，以一种高度机密的方式进行着。双方之最终走到一起来，是经过对各自现实利益和政治需要的深思熟虑，通过艰苦努力之后才实现的。
1977年初，卡特政府上台。在看到中美合作关系将大大加强远东局势的稳定，并利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同苏联竞争的价值后，卡特表示出了对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关切。1977年8月， 卡特派出国务卿万斯正式访华，作沟通关系的试探。
万斯的访华，没有任何成果。但对双方了解各自的立场却有助益。中国方面对万斯来访非常重视。邓小平告诉万斯，如果希望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至于台湾同中国的统一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注：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7～228页。）。
1978年3月，在得知参院即将批准巴拿马运河新条约的消息后， 卡特即下令为派遣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作准备（注：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 228页。）。
促使卡特进一步认识到实现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之必要的因素，大致有四点：
1.从全球战略角度看，中国处于维持均势的中心地位。即，在美苏两国的抗衡中，中国站在任何一方，都将引起“天平”的倾斜。因而一个强大、安全和友好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1977年5月， 卡特在圣母大学的讲话中说：“我们认为美中关系是我国全球战略的一个中心环节，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性力量。我们愿意同富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民就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密切合作。”（注：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第231～232页。）1978年7月， 卡特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再次强调：一个强大的中国是世界和平的重大因素。有材料表明，这个信息反馈到了中国领导核心（注：见罗青长11月2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的发言。）。
2.苏联咄咄逼人的挑战，使得美国领导人更加认识到同中国建立战略关系的价值。大约在1978年前后，美国逐渐意识到，目前从安哥拉到埃塞俄比亚到中东再到南亚，正出现着一个“弧形的危机”。苏联正创造着一种方式，即空运由苏联武器武装的古巴士兵，去干涉第三世界的冲突（注：Patrick Tyler:The (Ab) normalization of U. S.－Chinese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9,p107。）。这种状况显然使美国在上述地区的利益受到威胁，并且在争霸格局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因而有必要同中国结盟来共同“对付北极熊”。
3.商业利益考虑。中国大规模现代化建设计划对美国资本产生了巨大的诱惑。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赖斯顿于1978年撰文披露：“在共和党内有着一股悄悄的然而是强大的力量，反对把这个问题（按：指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党派斗争的问题。事实上，总统在这个时候作出决定的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开始同日本、德国、英国以及其他工业国家进行大量贸易之后，许多美国大企业家，其中大多数是共和党人，极力要求同北京建立正常关系，使美国有较好的机会及早进入中国市场。”（注：引自张海涛：《吉米·卡特在白宫》，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8～379页。）这条材料是美国决策者动机的一个很好注脚。在求得及早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上，美国政治中一贯的两党斗争都得以消弥，可见这是一个超越政党政治的“普适性”问题。
4.或许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卡特政府已经意识到，经过1976年10月中国内部极为重大的政治变动之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已趋于稳定。邓小平的复出，为这种政治稳定和经济现代化建设取向增加了极大的可靠性。因此对美国人说来，这是自1974年水门事件后，他们看到的最有信心的时期（注：帕特里克·泰勒说：当伍德科克告诉白宫邓小平个人爽快地接受了访美邀请时，美国人已经意识到，邓小平“确实说话算数了”。见Patrick Tyler:The (Ab) normalization of U. S.－Chinese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9,p119。）。
由于这样的原因，中美两国在各个利益层次上的接合点越来越相近了。
此时的中国，虽尚不能预见未来中美关系的具体走向，但内部酝酿的政治变革却接近了质的变化。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以及国务院务虚会等重要会议的召开。事实上已经推动中国开始了自己的重大政治转变。它所需要的，不过是达到“临界点”的最后动力。
5月20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衔卡特之命访华。 他带来的信息十分明确：卡特总统“已经下定了决心”（注：Patrick Tyler:The (Ab)
normalization of U. S. －ChineseRelations.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1999,p109。），接受中国关于正常化的三项条件（断交、废约、撤军），并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以前声明的五点。会谈中，布热津斯基还允诺，美国准备向中国提供包括红外扫描设备在内的先进技术（这对苏联是严禁出口的），并帮助中国从其西欧盟国购买武器，对中国购买欧洲的先进技术不设置障碍（注：James Mann:About Face,p86.）。这是美方一个前所未有的姿态。而在此前后，中苏边界正发生多次冲突，中国拒绝了苏联关于边界谈判的建议。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视察苏联远东地区，提出加强远东中苏边境的军事力量（注：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470页。）。显然， 局势在促使双方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中国方面对布热津斯基带来的信息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从7 月开始，双方开始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谈判进行之后不久，中国还高规格地接待了两位美国客人。他们是：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和美国能源部长詹姆士·施莱辛格。据悉，由普雷斯率领的代表团，是美国向外国派遣的最高规格的科技代表团（注：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页。）。10月中旬， 卡特还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其一，美国暂不考虑同越南建交；其二，决定交给中方一份宣布中美建交的公报稿（注：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421页。）。 前者是表示更看重中美关系的明确外交姿态；后者则可以用布热津斯基几年后的回忆来说明：中国同行告诉他，当时美国提交公报稿的行动，消除了中方对卡特是否下定决心走向正常化的怀疑（注：见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184页。）。
很明显，不论对中国还是美国说来，两国关系的这种最新的发展，意味着某种重大时机的到来。特别在中国方面，同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不仅是整个国家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步骤，而且同即将进行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变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们看到，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几乎所有重要讲话中，都涉及到一个关于外部环境的重要信息，这就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注：见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9月9日。）。诚如上文所说，这个信息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人传递而来的。虽然，这个信息表达的是一种意向，但对于正在推动国内工作重点实行转变的进程说来，却无疑成了一个重要的依据。至少，人们可以从中理解到，在全球形势下，中国把自己的事办好，把经济建设放在工作首位，既是极其必要的，又面临了一个重大的时机。用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来说，就是：“国际形势也很有利。……我们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注：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9月9日。）正因为此，在12月13日，尽管时间十分仓促，邓小平还是同意了美方提出的双方于 12 月 15 日同一时间公布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消息（注：Patrick Tyler:The (Ab)
normalization of U. S. －ChineseRelations,p119.）。这实际已经确认了中美建交的事实。
近年披露的史料说明，邓小平对中美建交与工作重点转变的关系，有着自己特殊的考虑。12月1日，即中美建交谈判正在紧张进行中， 邓小平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许世友、李德生等九同志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邓小平告诫这几位重要领导人：“最近，我同外国人谈话后，安定一下，好了一点。但还要等会议结束，他要看我们这次会议的公报。想同美国在一月一日达成协议，等公报发表后再谈，不然他要翘尾巴。这确实是个大局。”（注：邓小平和李先念在接见许世友、李德生等同志时的讲话，1978年12月1日。）根据谈话精神， 这里所说的“大局”，正是邓小平和中央决策核心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国内战略转变问题的通盘考虑。可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正充当着整个中国政治转变“大棋局”中的一着“妙棋”。
尽管如此，在这一进程中，美苏关系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仍对中美建交本身发生着影响。
首先，卡特政府原本即有“先苏后中”的设想。以国务卿万斯为首的一批人，确在主张先同苏联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然后再考虑同中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注： Patrick Tyler: The
( Ab) normalization of U.S.－Chinese relations,pp94～95.）。如果按照万斯的时间表，美苏定于1979年 1月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勃列日涅夫届时访问华盛顿（注： Patrick
Tyler: The ( Ab)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p114.万斯得到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业已完成的消息，是在耶路撒冷。此时离他与葛罗米柯在日内瓦会晤，就新的战略武器协议做最后谈判只有几天时间。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这消息传来就像一个打击。”葛罗米柯在几天后的会晤上对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事大光其火。万斯试图以某些妥协来争取战略武器协议的达成，但为华盛顿所拒绝。第二次战略武器协议搁浅，拟议中勃列日涅夫对华盛顿的访问也告流产。见James Mann: About Face,p92.），那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将肯定被推迟。而且，推迟的结果，势将造成正常化进程的一个巨大“未知数”，其影响对双方都是很难弥补的。由于这样的原因，12月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秘密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则民，提出：美国愿意在关系正常化谈判结束后，邀请华国锋主席或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并以极其“内部”的方式向柴交了底：美国希望邓小平能在勃列日涅夫来之前访问美国（注：Patrick Tyler: The ( Ab)normalization of U.S.－Chinese Relations,pp113～114.）。 两天后，邓小平在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会面时，“愉快地接受了访美邀请”（注：Patrick Tyler:The (Ab) normalization of U.S.－Chinese Relations,p119.）。
其次，是建交中的台湾问题。其症结点主要在于美国坚持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年“终止”期期间和其后向台湾出售武器。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多次表示了明确的态度：不允许。道理十分简单：既然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又坚持售台武器，从而使蒋经国不可能坐到谈判桌上来，其结果只能是战争解决问题。如果是这样，那么于你们美国人的利益又有什么好处呢（注：Patrick Tyler:The ( Ab)normalization of U.S.－Chinese Relations,p121.）？ 但美国人鉴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对这个声音很难听得进去。
这样，关于售台武器的问题便拖到谈判的最后一分钟。12月15日下午4时，仅距两国正式宣布建交18小时， 伍德科克又一次赶往人民大会堂，面见邓小平。邓小平再次郑重对这位美国使节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不要影响中国争取以最合理的办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在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注：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230页。）
接下来的一幕具有决定意义。邓小平运筹帷幄，在国内即将实现全党工作的重大转变关头，以一个战略家的宏伟气魄，决定不让对台军售问题阻挡中美关系的大局，同意“按原计划进行”，实现关系正常化（注：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423页。）。15天后， 以美国接受与台湾断交、废约和撤军三项基本条件为前提，中美终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三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中美建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注：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230页。）。
对中国人民说来，这个历史意义的深远所在，是在随后20年历史的进程里，被愈加清晰地观察到的。
在我国国内实现重大政治转变的关键时刻，把中美关系这个可能影响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确定下来，无论如何是必要的。在中美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可能要分出相当大的精力，来应付因中美之间不协调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如台湾问题等，这不能不干扰国内政治经济战略的正常实施。如果这种干扰发展到足够大，它甚至会变为根本影响国内政治经济战略实施的力量，例如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对抗——当然这是极而言之的可能——那后果就更为严重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证明，险恶的国际局势对我国内政治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显著和深远的；而宽松的国际环境，则有利于我的发展，特别是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建设。对美关系在这其中往往是举足轻重的因素。因而，在全党工作着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关键时刻，果断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有着重大战略意义。
中美建交后，两国安全战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除取得共同抗衡苏联在波斯湾、阿富汗等地区扩张行为的一致外，双方在军事情报和可运用于军事的技术方面，也开始进行交流。1980年，美国修正了专门针对具有军事用途产品出口的《出口管制法》中有关中国的类别，使中国可以“合法”地从美国获得非杀伤性军事装备。1979年2月， 中国给予地方霸权主义以有限打击，也获得了美国的一定默契。这一切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起步，无疑具有重大的保障意义。
在经贸、科技和教育等领域，中美建交所带来的互利则更为可观。1971年，当尼克松刚刚解除对华贸易禁运时，中美贸易额仅为490 万美元。1974年，这个数字上升到9.34亿美元。到1978年，双边贸易突破10亿美元大关（注：Tan Qingshan:The Making of U. S. －ChinaPolicy.pp60－61.引自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435页。）。而在建交后的1979年，贸易额则猛增一倍多，达到23.7亿美元。1980年在1979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一倍，达49.1亿美元。（注：武桂馥：《最惠国待遇与中美关系》，第22～23页。引自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440页。）这种强劲的经济互惠成果， 对于中国改革事业的推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1978年，当50名中国留学生在隔绝了30年之后踏上美国土地时，他们大概没有预料到，从此开启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大潮。在他们身后，有十数万中华学子得以负笈美国，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并由此而生发、促成了中美间在几乎所有的学科领域中的交流。今天，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说来，这已经是不能逆转的历史趋势了。
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种变革的源头，追溯到1978年末那不平凡的41天。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从时代的、政治的大局出发，不仅完成了全党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而且把握时机，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发生在1978年底的这两件事情，尽管在自身性质上有着巨大差异，但可以说，在改变当代中国历史走向的意义上，它们的作用具有同等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近来美国一些自由派学者，在利用新解密的历史档案研究中美建交过程时，提出了中国领导人实际是受到美国政府中对苏强硬派的“蒙骗”，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从而获得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观点（注：见Patrick Tyler: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A Century Foundatiòn Book 1999.）。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出于某种偏见， 也至少背离真正的历史逻辑甚远。它的虚妄之处在于，没有把握住大的历史趋向，去说明全球战略利益需要及双边利益关系之下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他们从褊狭的“自由派视角”出发，似乎是在一种习惯思维的驱使下，硬把正常化的结果看作是一种“交易”。本文的研究已经显示，中美建交同中国国内政治转变一样，都是在大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它们本身即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们不是某个政治家个人行为的结果，而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需要。在上述种种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原本存在巨大政治、意识形态分歧的两个国家，终于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走到了一起。这其中的原因，对不怀偏见的学者说来，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至于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对美政策进行大的调整，放弃战略关系，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则完全是美国执政者在台湾问题上执意干涉中国内政，希图在战略关系的“蒙蔽”下使中国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所造成的。同时，它也是世界政治力量重新进行重大组合的结果。对此，只能用复杂变动的国际政治因素所引起的利益分化来解释，而不能反过来证明，是最初建立正常化关系时的“罅漏”。当然，对于这样的论题，我们只好另写专文来加以阐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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