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运营中的委托收益与耗散成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益论文,资本运营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有资本运营中的国资企业与国有企业
稳步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国有经济的重要特征从国有企业经营向国有资本运营转变，转向以国有资本投资为中心、以公司制企业为主要形式的基本运作方式。我们应该把那些注入国有资本的企业称为国资企业，相对应地把那些完全没有注入国有资本的企业称为非国资企业。国资企业既包括单一国有资本组建的国有独资企业，又包括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相互融合、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企业。在国资企业中，国家作为资本所有者，仅拥有国有资本的投入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不再直接干预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说的，“国家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权益，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这是国资企业与原来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之间的区别。
然而，国有企业转变为国资企业以后，作为国有经济的微观基础其本质特征并没有改变，国资企业仍然担负着国有经济所固有的特殊功能。一般认为，国有经济主要担负的功能有，为保证社会主义性质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政治功能；为弥补市场缺陷而提供外部经济性等公共商品的社会功能；还有为加快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功能；等等。当国家把国有资本投入国资企业时，也是基于更好地发挥其特殊功能的考虑。由于本文侧重于分析国有资本运营的特殊性，所以较多涉及国资企业与原来国有企业之间的联系。特别在分析问题需要回顾以往改革历程时，为了保持论述的连贯性和运用概念的习惯性，同时也为了避免在不同时点上运用不同概念容易造成的混淆，本文仍沿用国有企业这一概念，对于概念内涵的变化之处就不再另外加以说明。
二、国有企业特殊的委托代理结构
当我们研究国有企业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重大课题时，常常容易忽视国有企业与企业一般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即国有企业与企业一般相比较而存在的特殊性。所谓企业一般，指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一般特征。正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国有企业没有现成的系统理论和实践，我们在改革探索中对国有企业所作出的理论假设只能从企业一般中引伸出来。我们对企业一般的认识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获得的。其一是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没有把国有企业作为一般对象，所运用的概念中几乎不涉及国有企业。其二是我国改革过程中先期进入市场经济的非国有企业的实践。这些非国有企业也包括乡镇企业。可见，企业一般来自于对非国有企业一般规定性的概括。注重企业一般的研究对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早期的改革探索中，我们比较注意国有企业的弊端，因为长期束缚于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缺乏竞争，效率低下，如何克服弊端，提高效率，只有进入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富有效率的现代市场经济。国有企业作为企业的一种类型，要进入市场，适应市场机制，参与市场竞争，必然要具备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一般的规定性。从我们所确定的改革目标和操作思路来看，也是将国有企业从“非企业”向企业转变，并逐步向企业一般逼近，直至“国有企业能与非国有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国有企业不断向预定模式逼近，难度却越来越大，这实际上已经告示我们，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可能等同于企业一般。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又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除了企业一般所具有的一般规定性外，还有其特殊的内在规定性。这种特殊性对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所以，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这些特殊性与市场化改革难点之间的逻辑联系。
我国理论界在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对国有企业进行分析时已经发现，我国的国有企业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在委托代理关系上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是国有企业特殊的生成背景和成长机制所造成的。我把这些差异归纳为委托代理结构差异。所谓委托代理结构，至少包含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委托代理层次结构，主要反映初始委托人的委托权利到达最终代理人的过程中所要经过的中间层次；二是委托代理比例结构，主要反映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代理人相互之间在数量上构成的比例关系。理论界有关层次结构的差异已有较多论述，本文不再重复，主要分析一下比例结构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企业一般所呈现的委托代理比例结构是多数对单个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初始委托人的人格化代表为多数即全体股东，最终代理人则为单个企业的经营者，这种比例结构反映为单个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而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比例结构正好相反，是单个对多数的比例关系，委托人的人格化代表为单个国家，最终代理人却是有限多数的企业（经营者），是单个对多数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结构反映为单个所有者与众多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
为了改善国有企业特殊的委托代理比例结构，使国有企业更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曾经作出过许多探索；或者也可以说，我们的许多改革探索大致可以用改善委托代理比例结构来概括。比如说一种思路是“增加企业的资产所有者个数”，也就是在国有企业资本中加入非国有资本，使原来单个的国家所有者转变成复数的国有与非国有相混合的所有者，让更多的委托人来关心或监督企业的经营。如果非国有所有者占有份额较大以至于“控股”的情况下，国家所有者可“搭便车”。这种改善委托代理比例结构的思路在改革操作层面上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这种思路不仅能够改善委托代理比例结构，同时也可减少委托代理的中间层次，因为非国有所有者以初始委托人的身份直接进入国有企业，事实上缩短了委托代理链，这较之减少中间层次上的政府机构效果要好。在每一个企业内增加所有者个数，改变原来国有企业内“一对一谈判”的契约关系，优化为众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契约关系。
虽然公司制可以改善每一个企业的委托代理比例结构，但是国有企业总体的比例结构仍然是单个对多数的比例关系，即使转化为国有资本运营后情况依然不变。所以，随着改革深入又产生了减少代理人（企业）个数的思路，“抓大放小”和资产重组就是这种思路在改革操作层面上的体现。国有企业数量减少以后就有一个分布的问题，也就是说哪些行业的国有企业必须减少，哪些行业的国有企业不必减少，哪些行业减少得多些，哪些行业减得少些，这涉及产业分布、地区分布、数量配置和规模配置等等，以此逐步形成国有企业的最佳分布状态。这已说明产权改革必须与结构调整相结合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通过改革，每个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比例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如果把研究问题的视角转向国有资本的运营时，委托代理比例结构依然是单个与复数的比例关系，即国家是国有资本的初始委托人，它以单个所有者的面目出现，将资本委托给众多代理人——企业经营者。所不同的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产权关系比较明晰；另外，作为代理人的企业经营者除了对国有资本负责以外，还要对企业资本中的其他资本负责（国有独资企业除外），并受到多数委托人而不再是单个国家委托人的监督。
三、特殊的委托代理比例结构对委托收益的影响
国有企业特殊的委托代理比例结构直接影响着委托收益。
所谓委托收益是指委托人通过委托代理所得到的回报，它是资本收益权的体现。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一般由于有平均利润率作为衡量尺度，因而不太关注对委托收益的研究，主要研究如何减少代理成本来增加委托收益。在我国国有企业的运行中，委托收益却是一个必须加以关注的概念。国有资本的委托收益应包括利润以及公共物品。虽然公共物品的提供难以度量，但有时它比利润更重要，这是由国有企业的特殊功能所决定的。
那么，特殊的委托代理结构又是如何影响委托收益呢？当我们对承包制初期的国有企业进行考察时，确实可以看到市场竞争所起到的促进作用。经营者初步拥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又有了承包合同所约定的目标，积极性得到空前释放，在市场竞争中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企业经济效益迅速增长，承担的各项任务也比以往完成得更快。这说明代理成本明显减少，而委托收益也明显增加，最为显著的成效是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困难，又为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发展的趋势并没有像承包制设计者们所想象的那样完美，一旦竞争程度超过一定的临界点，情况便向相反方向变化。这时的代理成本也许还在减少，至少没有增加，因为经营者们仍在努力改善自己的经营管理水平，然而这时的委托收益已呈递减趋势。委托收益递减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最显而易见的是利润下降，其次是容易被忽略的公共物品的减少。利润下降的直接原因是长期短缺下的卖方市场在向买方市场转变。我们知道当市场趋向饱和时，市场竞争的优选手段是价格竞争，比如在市场上频频出现的“大战”都带有明显的价格竞争特征。价格竞争最典型的案例要数长虹彩电率先挑起的降价风波，给彩电行业的过度竞争敲下的一记重锤；最近VCD行业的价格大战又愈演愈烈。 这些价格大战的直接后果必然是利润下降，委托人的收益减少。过度的竞争也会使国有企业提供的公共物品减少，因为竞争越充分，行业进入壁垒越低，加上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造成的盲目投资，使国有资本分散，相互削弱。就技术创新而言，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本集中投入，风险无疑加大，许多项目往往半途而废。另外，大量的重复建设还使许多资源在竞争中白白浪费。
从国有企业特殊的委托代理比例结构与市场化改革的矛盾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运行中的一个悖论。为了减少代理成本，我们可以像对企业一般那样借助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对国有企业实施外部监督和激励，但竞争越充分委托收益反而越少。实际上，当资本所有者把资本投入一个企业时，他必定希望企业经营者努力参与市场竞争并在竞争中夺魁。如果换一种投资方式，投资者把资本置于相互对垒的两个企业中，他会希望这两个企业在激烈竞争中得到一个“你死我活”的结果吗？更何况投资于众多相互竞争中的企业呢？这也就是国有企业所反映出来的国家与众多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与企业一般所反映的一个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说明国有企业对市场竞争的适应性是不同的。只要存在特殊的委托代理比例结构，委托收益总会受到影响。迄今为止的市场化改革不可能消除这种影响。在国有资本运营中，委托收益与竞争程度相关。如把竞争程度作为委托收益的变量，则委托收益Y=F（x），x为竞争程度，委托收益函数曲线如图1。
图1
图中，国有企业刚刚步入竞争时，亦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初始状态，委托收益y[,0]有一个初始值，这表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一定的委托收益。市场竞争在国有企业中启动之后，企业效率提高，委托收益增长，竞争程度也随改革进展而加大，到达x[,a]时委托收益y[,a]为最大；当越过x[,a]之后，委托收益却在相互竞争中逐渐消耗散失。
四、委托收益与耗散成本
我们可以认为从x[,a]往右的区间里，代理成本并没有增加，因为根据代理成本的定义，如果经营者没有偷懒，没有把追求私利置于企业利益之上，而且努力改善经营管理，代理成本只会在外部竞争环境下更为减少。不可否认的事实也证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经营者从主观上是想把企业经营好的，客观上也是尽可能地去积极参与竞争。所以代理成本造成的损失并不是委托收益减少的唯一原因。能否用交易成本来解释这个问题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交易成本研究的是用政府或市场或企业的方式进行交易的成本比较，而不是众多代理人相互竞争给委托人带来的损失。当国家所有者委托国有企业经营时必定承担着企业一般所未遇见的另一种涵义上的成本，即使从国有企业经营转向国有资本运营后，这一成本同样存在。我把这种成本称为耗散成本，用H表示， 它作为变量应包含于竞争程度之中。
耗散成本肯定与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有关，如果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的，当竞争使收益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些企业会自动停止竞争或退出竞争。正是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企业可以说服政府主管部门为了保卫局部的利益必须继续投入以坚持竞争到底，这种火上加油的投入往往不问产出如何，其后果是委托收益在各方俱伤的情况下受到损失。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决定其预算约束难以绝对硬化，试图通过硬化预算约束来避免耗散成本的种种努力，将收效甚微。
如果说耗散成本在侵蚀委托收益，那么又怎么解释改革初期的竞争环境中委托收益的增长呢？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耗散成本的作用与市场供求有关。当市场处于卖方市场时，企业之间的竞争表现为各自对市场的扩张，产品总是供不应求，于是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所有企业的收益都在扩张中增加，投入的增加伴随着收益的增加，因此委托人对这样的投入也抱有支持态度。正是科尔纳对短缺的深入研究，使得短缺经济这样的概念与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式，常常假定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是在短缺的条件下运行。在短缺经济下运行的国有企业之间，相互竞争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因此可以认为耗散成本为负值。这就是改革初期的委托收益增加的原因。这也说明短缺经济中没有必要研究耗散成本。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已经向世人表明，社会主义并不一定是短缺经济，改革促进发展，许多市场已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许多商品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如前面提到的家电市场最为典型。在买方市场上，假设需求不变，耗散成本的作用随供给的扩大而增强。换句话说，供给扩大必然强化竞争程度，从而增加耗散成本。这时就有了研究耗散成本的必要。为了说明耗散成本与供求的关系，我们可以用反映供求的式子作为耗散成本的系数，或耗散系数，即
λ=S-D
式中，λ——耗散系数；S——供给量；D——需求量。
当S＜D时，λ为负值，它使耗散成本起到增进委托收益的作用；当S＞D时，λ为正值，它使耗散成本抵消委托收益。只有当S=D时，耗散系数为零，耗散成本几乎不起作用，委托收益达到最大值y[,a]，y[,a]点上的边际委托收益等于零。由此可见，国有企业运行的条件并非竞争程度越充分越好，只有在X[,a]点附近的竞争才是有效的竞争，我们可 以把X[,a]点附近的区域称为有效竞争区域。
我们还可以把耗散系数转变成
λ=P·N－D
式中，P——每个企业的产量；N——国有企业个数，以此来说明国有企业个数与耗散成本的关系。这里的企业个数是指同一行业中生产同一类产品的企业个数。从式中显见，企业个数与商品供给成正比，当竞争过度时，减少企业个数可以降低耗散系数，从而降低耗散成本。这又从另一角度对减少国有企业个数的必要性提供了证明。如果说某些竞争激烈的行业并不需要国家进行控制，国有企业完全可以退出这些行业，以避免不必要的耗散成本。如果说国有企业必须控制某些行业，为防止过多的非国有企业进入，那么在减少国有企业个数的同时，还要设置行业壁垒，因此，所谓的有效竞争可以认为是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
如果舍象竞争中影响委托收益的其他因素，仅就分析耗散成本与委托收益的关系，则委托收益的函数曲线Y=F（λH），可用图2表示。
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