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要“疏堵”结合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平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在去年有所调整的基础上，呈加速上行的态势，但新的过热苗头也开始显现，其中，投资出现新的过热趋势，表现为信贷过快扩张推动投资增长；房地产热呈区域性扩散态势；工业增长处于偏热区间。针对上述情况，为防止经济出现全面过热，新的调控政策要采取“疏堵结合”和“长短结合”的方针；同时，要加快体制改革，为经济长期平稳快速增长，创造较好的宏观环境。
一、宏观经济面临再次过热风险
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为：
1.总供给增长和总需求增长均呈明显的回升态势。从供给看，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产品销售率稳步提高。5月份，汽车、水泥、粗钢和钢材同比分别增长28.4％（其中轿车增长51.7％）、17.1％、19.6％和27.1％。煤电油运总体紧张状况明显缓解，原煤、原油和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12.9％、2.5％和12.5％。从需求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呈明显的加速增长态势。上半年，完成投资额为3.64万亿元，同比增长31.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3.3％，创去年以来月度增长新高；实际增长12.4％，比上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出口增长有所放慢，但仍达25.2％的增速。
2.货币信贷持续过快增长。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高达18.4％，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14％，同比分别提高2.7个和2.6个百分点； 新增贷款增长迅猛，上半年，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2.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6937亿元，同比增长15.2％。
3.贸易顺差继续扩大。上半年，外贸顺差达61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扩大218亿美元，到今年6月末，外汇储备突破9000亿美元。
4.价格总水平继续保持低位增长。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0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当前国民经济依然运行在良性区间内，但信贷增长过猛、投资在高增长基础上呈加速趋势表明，新一轮投资过热的苗头已显现，结构失衡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与2003年～2004年经济过热相比，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再次处于十字路口，宏观经济再次面临过热的风险。对此，必须要引起高度警惕，以防止经济出现全面过热。
首先，从总量来看，今年上半年GDP增长10.9％，仅比大家普遍认可的10％的潜在增长率略高，且通货膨胀率较为温和，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近4个季度在1.5％以下偏低区间运行。因此，目前还不能认为经济总量已全面过热， 但近期宏观经济加速增长趋势比较明显，宏观经济运行正处于一个敏感期。
其次，受“三大力量”的作用，投资过热趋势显现。一是银行投资冲动较强。由于金融体系货币过度充裕（流动性过剩）和银行业绩驱动，商业银行增加贷款积极性空前高涨。流动性过剩在银行主要反映为人民币存贷差已超过10万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的近1／3，因此，增加贷款份额是各商业银行的一种内在性选择。二是大量且高速增长的游资（包括企业、个人，也包括国际游资的大量流入）使社会的投机需求旺盛，房地产及股市、期货市场的投资和投机热是其集中的反映。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会使实体经济过热加剧。三是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过强。今年前5个月完成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地方项目达22725.6亿元，同比增长31.3％，比上年同期加快速2.3个百分点，比中央项目投资增长快8.6个百分点。地方项目投资额占全部投资额的比重为89.3％，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尽管当前投资高增长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新农村建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以及奥运建设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但是，这种趋势如果任其发展，不仅可能加大经济过热的风险，而且会更进一步加剧我国结构失衡的矛盾，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要高度警惕投资和货币信贷增长过快有可能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巨大风险。
第三，房价上涨过快，房地产呈局部过热的蔓延趋势，孕育着巨大的经济风险。短期而言，信贷投放过快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房地产信贷投放过多。持续的房地产过热将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三个“挤出效应”：一是会对其他行业特别是需要加快形成国际竞争力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很强的挤压效应；二是高房价将会抑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三是对其他消费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由此导致了当前高房价而CPI增幅却偏低的背离现象。这种挤出效应还将会带来长期的消费不足。因此，对房价过高过快的增长势头必须加以遏制。
第四，物价低位上涨，使对经济过热的担忧被淡化。目前，人们之所以认为经济总量并不过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较低，尽管近期工业品出厂价格、原材料价格等出现一定的反弹，但在供给增长很快的情况下，未来反弹空间非常有限。目前，CPI很难准确地反映我国经济运行真实的冷热程度。在资产价格（主要是房价和原料产品期货价格）和实体投资大幅膨胀的同时，实体经济价格（CPI）却呈相反或长期偏低的趋势， 即新一轮经济过热表现为“非典型”特征。
在密切关注经济总量发展趋势的同时，还应看到由于经济持续高增长所带来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高增长始终伴随着低就业增长；二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三是内外失衡矛盾加剧，预计全年顺差将超过1000亿美元；四是经济持续高增长对资源环境构成了明显的压力，为了消化过剩产能国家不得不继续增加基础设施的投入（如铁路等），而投资高增长对相对稀缺的土地资源以及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种矛盾状况令人担忧。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但经济增长如果持续偏高而不作适当调整，低效率的投资将难以淘汰，会给资源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具有一定的不可持续性。近期应采取有力措施，促使经济适度降温，确保经济长期保持适度较快协调增长。
下一步，宏观调控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地方政府内在的投资冲动过强；二是“双过剩”（货币流动性过剩和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三是房地产局部过热的蔓延。这三大问题不仅影响短期经济的平稳运行，而且还关系到国民经济的中长期稳定发展。
二、政策建议
下一步宏观调控应在继续坚持“双稳健”宏观政策的前提下，加大“点调节”和“预调控”力度。在确保已出台措施尽快落实的同时，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新调控措施，努力使信贷和投资过快增长势头得到有效控制。调控政策要“长短结合”、“疏堵结合”；同时，加快体制改革，为经济长期平稳快速增长创造更为理想的宏观环境。具体来讲，短期要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力度，更多地发挥货币政策的灵活作用，继续紧缩货币流动性和信贷扩张，并辅之以更加严格有效的土地政策，以抑制投资、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促进经济适度降温。长期则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调整结构，加强和完善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着力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的结构调整，把抑制投资增长、优化投资结构与扩大有效消费需求相结合，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同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及深化财税、投资和外贸等宏观领域的体制改革，解决影响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一）要加大货币政策紧缩力度，抑制投资信贷过快增长
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微调效果相对较好，要进一步紧缩货币供应，抑制投资和信贷过快增长：一是要密切关注近期出台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金融政策的效果。如果政策效果仍不理想，建议提高存贷款利率，一次升息0.25个百分点，直到取得预期的调控目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有利于加强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总量过快增长。与加息相比，不直接影响企业财务和人民群众生活，并为今后经济调整留有更多的调控余地。二是加大公共市场操作力度，可根据情况继续定向对商业银行发行票据，有针对性地收缩流动性。三是根据产业政策导向和市场形势变化，加强和完善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
（二）采取“疏”、“堵”结合的调控政策，从根本上缓解流动性过剩和产能过剩
继续收紧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短期来看对抑制投资信贷过快增长和缓解货币流动性过剩、产能过剩均会收到较好的效果，但这只是“堵”而不是“疏”，要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过剩和产能过剩问题，必须采取“疏”、“堵”结合的宏观调控政策。
一是适度压缩对工业的投资，增加政府对新农村建设和公益性服务业的投资。切实有效地执行重点行业的产业政策，特别是要加大对产能过剩行业的结构调整。采取鼓励政策（税收优惠或贴息等）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及社会服务业的投资。
二是适度压缩基建投资规模，政府资金的投资重点要向公共服务领域转移，以引导社会资金的转移。经过持续几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相反，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投资不足，服务能力弱且质差价高，政府要着力引导社会资金向公共服务部门转移。
三是促进居民消费快速稳定增长，分流储蓄。当前潜力最大的消费是服务业消费：一方面，增加政府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将通过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及置换出居民和企业的负担（因国家对公共投资不足，公共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居民和企业的负担），进而从降低公共服务价格和增加居民收入两方面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要从规范服务业市场和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度两个方面来激发民众的服务需求，特别是要打破服务业的行政和自然垄断，加大对内对外开放的步伐，增加竞争，提供更多的质高价廉的服务产品，释放民众的服务需求。在汽车、住房等主导型消费上，要抑制过度超前、奢侈性消费，鼓励经济型产品消费。
四是鼓励企业对外投资。要在控制风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前提下，减少对对外投资的限制，鼓励国内资本参与国际并购和对外投资，拓宽资本流出的渠道。
五要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良性健康发展。通过资本市场分流社会资金，是减少流动性过剩的一种有效途径。
（三）继续采取更加有效的市场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坚定不移地加强房地产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软着陆”
要坚定不移地将遏制房地产市场过热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严格贯彻落实已出台的“国六条”和九部委“十五条”，并进一步完善和细化这些措施。建议成立临时性全国房地产调控监督和检查小组，展开对重点城市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执行情况督促和大检查。对房地产新政落实不力的地方要追究主管领导行政责任，以确保政令畅通。短期要切实把改善住房供给结构作为房地产调控的重点，真正有效地提高中低档住宅的供给，以满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长期应把“公平税负、遏制投机、增加福利”作为保持房地产行业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以改革和完善税制为重点，建立抑制房地产投机炒作的长效机制，确保房地产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另外，对海外投资基金及不断增加的国际游资投机于国内房地产市场，应合理设限，防止海外资金利用国内市场的不完善和不规范，恶意炒作我国房地产，造成巨大的金融风险。
（四）完善房地产税，改革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彻底改变当前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机制
要在继续严把土地闸门的同时，完善房地产税，并改革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地方政府对建设用地的垄断性卖地权，是土地财政形成的根源。尽快征收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财产税（物业税），作为地方政府财政的一个稳定来源。建议地方政府不再直接介入土地买卖，而是作为第三者负责制订和维持土地交易规则，由被征地农民代表和开发商直接谈判和交易，地方政府依法课税。创立土地财产税，让地方政府真正从土地的交易和级差收益的上涨中获得长期而有保障的税收。建议按照公开化、透明化、简单化的原则，把现行的各种土地税费合并为三个税种：土地占用税、土地保有税和土地交易税，并将与土地财产相关的税费由多个部门征收，改为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为保证地方政府可获得有保障的税源，建议土地财产税全部留给地方。
（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解决影响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
首先，把增值税全部划为中央税，使地方政府与投资上项目脱离直接的利益关系。财政体制改革的方案酝酿已久。在众多的改革方案中，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议采取以下方案：中央财政的固定收入包括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等涉及保持国民经济稳定、统一市场运行、调节收入分配以及流动性较强的税种；省级财政的固定收入包括营业税、环保税等涉及社会结构调整和环境改善方面的税种；市县财政的固定收入包括不动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流动性较低、信息要求对称、适宜由基层掌握的税种；个人所得税和资源税等成长性税种和保护性税种可作为各级政府的共享收入。通过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更加关心辖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
其次，加快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有计划地下调出口退税率，逐步缓解内外经济失衡问题。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草案已经拟就，拟于8 月份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争取早日讨论通过，如期颁布布实施。要继续调整出口退税率，每年按2～3个百分点进行微调，最后将平均出口退税率降到6％左右的水平。在逐步降低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类产品要实行零出口退税率；但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则保持相当较高的出口退税率。同时，要扩大国内紧缺资源性产品、先进技术及设备的进口，并给予税收优惠。
三是改革政绩考核办法，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加强对“十一五”规划中制定的约束性指标的监督检查力度，建议将约束性指标的完成情况与金融窗口指导政策及土地政策挂钩；尽快把地方政府重大政策听证制度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加强公众与媒体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监督力度。
（课题组长：王小广；执笔：樊彩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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