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主导发展扶贫模式探讨--以贵州省毕节地区“万牛养殖基地”为例_农民论文

企业主导发展扶贫模式探讨--以贵州省毕节地区“万牛养殖基地”为例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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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底,“我国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仍高达2900万人,还有5600多万未稳定解决温饱的低收入贫困人口,二者总和占农村人口总数的近10%。”(注:何平:《我们有信心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技术经济动态》2004年第4期。)贫困问题仍然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大难题。2005年新春伊始,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写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指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减少乃至最终消灭贫困。”

就扶贫的方式而言,我国的扶贫开发经历了从救助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的转变。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要从根本上解决贫穷问题,仅靠政府的给予和不断增加的扶贫开支是不现实的,只有把扶贫开发置于市场的框架之下,将国家扶贫开发的政策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扶贫。市场化的开发式扶贫机制更多地表达了对农民的尊重、对市场的尊重,以及对公平的追求。而这,正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关键。

在开发式扶贫的实践中,我国许多地区都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本文以贵州省毕节地区的扶贫开发项目——“赫章县万头黄牛繁育基地建设”为例,分析了这种市场化开发扶贫机制的优点。在对该项目的实施过程及其创新点进行介绍之后,着重分析了其值得借鉴和推广的经验和启示,以期对我国其他地区的扶贫开发提供新的思路。

贵州省赫章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的乌蒙山区,全县63.45万人,有少数民族14个,占总人口的21.57%,其中农业人口59.81万,占总人口的94.3%。 全县总面积3245平方里,地形地貌复杂多变,境内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平均海拔1996米。该县工业和第三产业不发达,农村贫困面大,属贵州省典型的贫困县。虽然该县有大量的坡地、草地,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自然优势,但由于历史和经济因素,该地区畜牧业产业化程度较低,基本上以粗放型的散养为主。

2004年初,“赫章县万头黄牛繁育基地建设”项目由赫章县人民政府、中国农村社区发展促进工程办公室和北京挚诚联创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三方共同参与实施。该项目的战略目标,是通过龙头企业的参与和介入,使项目及其后续产业成为云贵川毗邻区域黄(奶)牛繁育及加工产品的龙头企业和知名强势品牌,探索出一个适宜云贵川地区畜牧发展的模式,引导和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走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繁育基地牛犊的筹集和经营模式上,该项目采取了“股牛制”的方式来运营。所谓的“股牛制”,即是指农民把自家的、社会各界捐赠的牛犊以及通过政府贴息贷款购进的牛犊作为股份入到公司里,农民保持对牛的所有权,但农民并不直接养牛,而是由公司统一进行饲养,经营权在公司。公司在农户入股时发给农户一张《股牛证》,上面记录着牛的身高、体重、年龄等一些基本的信息。农民凭《股牛证》保持对牛的所有权和相应的收益权,年终时,公司每年按肉牛每头700元、奶牛每头2800元作为投资回报付给农户。在饲养期间,农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公司变现“股牛”,退出投资。

公司实行规模化经营,聘请养殖专家作为顾问,采取各种手段减低在繁育养殖过程中的风险,搭建肉牛和奶牛的产业链条。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公司还与保险公司签订协议,为养殖的牛投保。在培育和塑造品牌上,努力打造高原畜牧和经营扶贫第一品牌。项目紧紧依托、突出云贵高原的生态、无污染的环境优势,打高原畜牧的知名品牌。除此之外,公司还和政府达成协议,将每年的红利中的一定比例无偿援助当地贫困儿童,资助当地教育事业。

“赫章县万头黄牛繁育基地建设”的实施在当地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这一项目的开展过程当中存在着许多值得借鉴的创新之处,这同时也给我们当前的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第一,立足当地优势资源,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扶贫既要“输血”,更要“造血”。扶贫开发不仅包括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社会各界的馈赠援助、救贫济困,更重要的是扶持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再生能力的增强,挖掘其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潜在因素,让贫困地区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点,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概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我们把赫克歇尔—俄林著名的“要素禀赋理论”引入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中来,用比较优势的原理将农业资源在区域间进行比较,那么,贫困地区只有着重发展自己要素密集度和丰裕度相对较高、价格相对便宜的产业,才能在对外交换中获益。我国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山区、边远以及多灾地区,这些地区大多以传统农业为主,工业以及第三产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发育程度也很低。因此,因地制宜,开发当地优势资源则尤为重要。

在贵州省毕节地区的“万头黄牛繁育基地”项目中,项目实施者正是在全面分析了当地的自然资源、劳动力状况、产业链条、市场环境等各方面优势、劣势的基础上,选定了畜牧业这一云贵川比邻地区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大力投入。在多次实地考察后,项目组了解到,云贵川比邻地区具有大量的草坡草地及人工草场资源,具备丰富的各类农作物秸秆、农副产品、糠麸、糟渣等畜牧饲料,且该区域属暖温带温凉春干夏湿气候区,光照条件好,具有很强的畜牧业比较优势。因此,选择畜牧业来投入将是一项很好的经营扶贫项目。

第二,由企业主导的“企业+扶贫项目+农户”模式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由政府主导的传统救济式扶贫方式其局限性已经越来越明显。转变政府扶贫职能,改革自上而下的反贫困机制,打破单一依靠政府行政组织扶贫的格局,实现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有机结合,已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扶贫开发的主要目标之一。(注:张晓琼、黄欣:《政府扶贫职能的转变与农村有效反贫困治理结构》,《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在市场经济中,营利性企业是最具活力的经济运行主体,它产生于交易成本的内部化,天生适应市场,且必须对自己的经济行为承担责任。以企业作为科技扶贫开发的主体,可以更好地面向市场、面向需求,更好地选择具有商业价值的扶贫开发项目,以最小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

对企业而言,到贫困地区开发扶贫项目,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当地优质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原材料采购和运输成本;另一方面,又可以享受国家及地方的优惠政策,提高企业的社会知名度和声誉度。

该项目发起人之一北京挚诚联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专门从事农牧产业资源开发的企业。该公司长期以来立足于畜牧良种培育,并集产品研发、课题研究、生产加工、技术服务为一体,承担了国家多个重点扶贫项目。在这样的龙头企业提升带动下,该项目的实施将能够迅速提高当地的畜牧业产业化水平,为当地农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的同时,借助企业科技、资源、品牌、销售渠道等多方面的优势,形成产业链条,实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参与式扶贫机制

在以往的救助式扶贫模式中,政府从上至下建立无偿救助制度往往忽视了贫困人口自身的积极作用。贫困人口往往是被动的救助接受者,缺乏积极参与的意识和动力,缺乏履行相应义务和责任的意识,由此产生了贫困人口对政府的过度依赖。

而要使贫困人口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成为具有自身救助能力的群体,必须使贫困人口真正成为农村有效反贫困主体的重要参与者,培养和提高他们参加生产、获取资源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使他们参与竞争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分享由自身努力参与而带来的扶贫开发的利益。

该项目的一个较大的创新点就是采用了“股牛制”的商业运作模式,这一模式将农户的风险降到最低的同时,又可以培养农户的市场经济意识。对农户而言,把牛犊交给公司统一饲养,实际上是将对牛犊所有权与经营权进行了分离,农户作为股东,享有长期收益权,同时又能享受由这种规模经营带来的效益。公司和农民签订代饲养协议期后,农户可以选择领回入股时同品质、同重量的牛,或者选择由公司代为经营。另外,公司还可以根据协议,随时把农民的“股牛”变现,偿还农户购买牛犊时的金融机构的贷款,这样在消除了金融机构的顾虑的同时,又加强了农民的投资意识和信用观念。

第四,由开发式扶贫向教育扶贫的延伸

发展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西奥多·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在于提高人力资本。他指出,“传统农业状况下的农民仅仅依靠政府资助或政策扶持获得物质生产资料的成本过高,这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的主要弊端,而要克服这种弊端,必须依靠教育投资。”(注:[美]西奥多·舒尔茨著:《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要高于其他投资, 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会通过接受新知识、新社会、新技术,靠自己的能力在市场上竞争,以实现脱贫致富。

国际反贫困经验表明,贫困落后地区发展的最大障碍来自于低素质的人力和低效率的生产,以及严重不足的社会服务,亦即来自于人力资本的缺乏。国内有关调查也表明,“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与其受教育年限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民文化程度越低,这个地方的经济生活就越落后。”(注:李嘉岩:《扶贫先扶智  扶智靠教育——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教育扶贫调研报告》,《时事报告》2000年第11期。)国内外经验都表明, 要想真正实现农民的脱贫致富必须依靠教育投入,教育投入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长期、持续和稳定的效果,只有农村教育办好了,贫困地区才真正地脱贫。

该项目的另一可贵之处在于它立足于当地的实际,将市场化扶贫和教育扶贫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兼顾了开发式扶贫的短期效应和教育扶贫的长期效应。在该项目中,公司和农户达成协议,将每年红利中的一定比例无偿援助贫困儿童资助其上学,以改善当地由于家庭困难而导致的失学儿童比例逐年上升的趋势。这种对口援助的形式有利于解决当地贫困儿童的上学问题,从而从教育扶贫的角度根本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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