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的评说看培根学术的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培根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是17世纪英国的国务活动家、廷臣，在哲学、史学、法学、文学、心理学等方面都有卓荦不凡的建树。作为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结束了以神学为依归的经院哲学的旧时代，开创了以经验为手段、研究感性自然的经验哲学的新时代；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仆人和解释者”，“为了控制自然必须服从自然”，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他创立了近代归纳法，他想把经验与理性统一起来，提出了“经验——理论——经验”的公式，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建立开辟了新的认识途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称弗·培根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培根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明代中期至晚期这一阶段。当是之时，明清实学思潮正处于勃兴与鼎盛时期，尊崇实验科学，研究“泰西之法”之风甚炽。实学思潮的精神实质与培根的思想精髓是一致共通的，但第一个将培根的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人是严复，第一个正式著文较全面评介培根的人则是梁启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是从救亡图存的角度，把培根作为启蒙思想的先驱介绍到中国来的，带有强烈的以他人之酒杯浇己心之块垒的色彩。在严复、梁启超等人之后， 中国学界方开始从科学技术、伦理哲学、文学艺术的角度来介绍、评价“学人”培根。有学者把这种转变称为将培根从“圣人”回复到“学人”的过程，是很有见地的，也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鲁迅于1908年6月以“令飞”的笔名在《河南》月刊第五号上发表了《科学史教篇》一文，系用文言写成，篇幅不长，但却清晰地勾勒了西方科学思潮的演变轨迹，诸多论断，极中肯綮。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以一般性的科技史启蒙文章视之，并未对其引起足够的重视，殊为可惜。依笔者的陋见，这篇文章之于治科技思想史，正如同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必须由《中国小说史略》而登堂入室一样。
在《科学史教篇》中，专论培根学术思想的一段文字如下：
培庚(F.Bacon 1561—1626)著书，序古来科学之进步，与何以达其主的之法曰《格致新机》。虽后之结果，不如著者所希，而平议其业，决不可云不伟。惟中所张主，为循序内籀之术，而不更云征验：后以是多讶之。顾培庚之时，学风至异，得一二琐末之事实，辄视为大法之前因，培庚思矫其俗，势自不得不斥前古悬拟夸大之风，而一偏于内籀，则其不崇外籀之事，故非得已矣。况此又特未之语耳，察其思惟，亦非偏废；氏所述理董自然见象者凡二法：初由经验而入公论；次更由公论而入新经验。故其言曰，事物之成，以手乎，抑以心乎？此不完于一。必有机械而辅以其他，乃以具足焉。盖事业者，成以手，亦赖乎心者也。观于此言，则《新机论》第二分中，当必有言外籀者，然其第二分未行世也。顾由是而培庚之术为不完，凡所张皇，仅至具足内籀而止。内籀之具足者，不为人所能，其所成就，亦无逾于实历；就实历而探新理，且更进而窥宇宙之大法，学者难之。况悬拟虽培庚所不喜，而今日之有大功于科学，致诸盛大之域者，实多悬拟为之乎？然其说之偏于一方，视为匡世之术可耳，无足深难也。
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培根所著的《格致新机》、《新机论》现今通译为《新工具》，也有学者认为分别是指《新工具》和《伟大的复兴》两本著作。在这段文字中，鲁迅提出了以下观点：一是培根的学术思想对科技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虽然培根的成就与他的自我期许有一定的差距，但“平议其业，决不可云不伟”；二是培根的“经验——理论——经验”认识方法是可取的，“初由经验而入公论，次更由公论而入新经验”，心手相应，方有事业之成；三是培根的“归纳法”（即“内籀”）本身存有不足，又忽视假设，反对“悬拟”；四是培根重经验而轻理性，尚归纳而轻演绎（即“外籀”），是对当时学术风气的反拨，是一种矫枉过正，“其说之偏于一方，视为匡世之术可耳，无足深难也”。鲁迅的这些分析是很深刻的，也是很公允的，切中了培根学术思想的实际。
培根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黑格尔、马克思把培根与笛卡尔视为西方近代哲学的开拓者，认为两者是经验主义派别的鼻祖，后者是理性主义派别的始者。培根在近代科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鲁迅说培根的成就“决不可云不伟”是很公允的。这方面国内外专家学者、智者哲人论述甚多，笔者不拟多加引证。仅从培根就中国古代几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所作的论述，我们便可以领悟到他不凡的识见：在其名著《伟大的复兴·论学术的进展》一书中，培根写道：“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已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第一种在文学上，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引起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马克思注意到了培根的这一思想，在《资本论》中，他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对照培根与马克思的两段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的论断对培根观点的承继与深化。
在中世纪，教会控制了人们的精神和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学受到严重的压制和摧残，“异端”、“巫术”的帽子随时会扣到科学家的头上。当时，经院哲学大行其道，有的人皓首穷经地研究“一个针尖上能站立几个天使”这样的荒唐问题。培根是全面、深刻地批判经院哲学的第一人，为近代思想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培根认为有“四种幻像”盘踞在人们心中，阻碍着人们获得其理性认识：一是“种族幻像”，把人类本性与事物本性相混杂，歪曲事物的真相；二是“洞穴幻像”，人们因认识的片面性、主观性而否曲事物的真相；三是“市场幻像”，因人际交往中语言概念的不确定不严格而产生思想的混乱；四是“剧场幻像”，盲目信服传统或热衷跟从时尚及权威而形成错误。培根大声疾呼要破除禁锢，把人们引领进“建筑在科学上面的人的王国的大门”。正因为如此，培根格外重视把自然现象作为观察、研究的对象，并尊重自力的感悟经验，《新工具》开卷便写道：“人作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他所能做和能懂的只是如他在事实中或思想中对自然进程所已观察到的那样多，也仅仅那样多；在此以外，他是既无所知，亦不能有所作为。”
我们不能苛求无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培根确立辩证的能动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但无论如何，培根的上述观点和主张在那样一个时代无疑是振聋发聩、惊懦起顽的。鲁迅正是从培根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来分析培根的哲学——科学思想，指出其拨乱反正意义的。鲁迅认为，培根没有论及“由公论而入新经验”的演绎法，其归纳法本身也存在明显的不足，指出“内籀之具足者，不为人所能，其所成就，亦无逾于实历，就实历而探新说，且更进而窥宇宙之大法，学者难之”。鲁迅认为培根“不崇外籀”，指斥“悬拟”，实为矫枉过正，“固非得已”，“察其思维，亦非偏废”。诚如鲁迅所论，培根并不是一个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他提倡理性与经验的“婚配”，使之组成一个永恒的、真正的和睦家庭。培根有一个著名的蜘蛛、蚂蚁和蜜蜂的故事，用以比喻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他说，单纯重视感性知识的经验主义者就像蚂蚁一样，只事采集，不知加工；只爱推理的经院哲学，犹如蜘蛛，忙于吐丝，不去采集材料；真正的哲学工作应该像蜜蜂一样，既要广采花粉，又要加工消化，酿出蜜来。
鲁迅先生对培根的评介，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更加公正地对待数百年来毁誉不一的培根（因马克思早有定评，当代中国学界对培根的评价一向很高，而西方则不然）；不仅如此，鲁迅的这段文字，对研究鲁迅本人的哲学思想、科技思想和学术方法论，也是很有参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