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平均与追求公平——转型期不公平心理的变迁及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不公平论文,公平论文,平均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9,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2)01-0129-06
不公平心理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心理表现最突出的方面之一。20年改革历程中，社会公平心理因不同时期改革的内容、领域的不同，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各群体利益格局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1985年以前，改革主要集中于农村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这方面的改革使农民的收入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85年以后，城市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放开物价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全面展开，使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明显的增长，社会利益格局再一次发生较明显的变化。1992年以后，以邓小平南方讲话为契机，中国进入新一轮改革高潮，社会利益格局整体上发生急剧的大幅度变动。据此，我们将转型期不公平心理的表现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 1978-1985年间的公平心理反应
80年代中期以前，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社会研究室、社会舆论调查室的调查研究，群众对改革的态度受纵向比较中相对生活水平变化的主观感觉影响很大，受横向比较的相对生活水平变化的影响更大。在该系统1985年3月的调查中发现，影响群众担忧与不满程度高低的10个因素中，对生活水平变化的主观感觉作用最大，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影响最小，而个人收入水平几乎无影响，已无显著意义的相关。在主观感觉因素中，生活水平的变化比收入水平的变化作用大，在10个因素中，生活水平变化主观感觉的影响居第一位，而收入水平变化主观感觉的影响作用居倒数第二位。而在生活水平的主观感觉因素中，生活水平的相对变化比绝对水平变化作用大[1]。上述调查结果说明，第一，人们对生活水平纵向比较中的公平的重视远高于对绝对水平提高的重视。这证实了公平理论所提出的人们不仅关心自己报酬的绝对值，而且关心其相对值。也说明公平心理是社会心理反应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二，人们更关注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对收入水平变化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这一社会心理反应特点一方面与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人事、工资制度没有大的变革，经济体制仍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改革进程有关（在这一背景下，人们的收入差距幅度小，生活水平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宏观的国家物价水平和国家财政补贴的力度，而不取决于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居民对改革关注和支持的心理基础是基于通过改革提高生活水平的期望。这是对改革的一种表层的直观心理反应，表明人们在改革初期对改革的认识水平较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特别是放权让利的政策导向，使老百姓从改革中切实地得到了实惠，符合了老百姓的心理需求和主观愿望。1985年2月的调查普遍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了（18.8%的调查对象认为提高很多，66.5%的调查对象认为略有提高，两项合计占85.3%），而认为生活水平下降的仅占4%左右。在调查中还发现，77.8%的人认为：“现在改革是有点乱，但总比吃大锅饭强”；80.7%的人认为：“只要自己真有本事，改革后总不会吃亏”；62.9%的人相信“如果让大家自由竞争（比如自己选择职业），我能靠自己的能力生活得更好”。这反映出改革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这一阶段社会成员较为普遍地对改革采取了一种积极态度。甚至有75.3%的人同意：“只要改革能改好，我们生活水平暂时低点也行。”这是这一阶段改革带来的最大社会心理收益，为改革的深化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心理环境，提供了改革的社会心理动力。但是，这种积极态度是建立在对改革结果的美好愿望的基础上的，对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改革过程中必须要付出的代价缺乏深刻的认识和必要的心理准备，因而这种积极态度相对较为脆弱。这在后来的深化改革中，涉及自身利益时表现出心理承受力低、对改革的支持态度出现弱化倾向等心理反应中可得到证明。
与纵向比较中表现出积极的公平心理反应相反，这一阶段在横向比较中出现了较明显的不公平心理反映。在调查中通过每一调查对象对包括自己所属的职业在内的各种职业的富裕程度高低的评价，得到各个职业的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序列：
表5-1 各职业经济地位自我评价[1]
职业
经济地位自我
等级 改革态度
等级
评价综合等级
次序 综合评分
次序
各类专业人员2.401
53.535
农
民 2.008
2 56.364
商业服务人员2.006
3 58.133
一般工作人员1.794 57.212
工人1.625 59.421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各职业对自己经济地位的评价都不高，在6级排列中，评价最高的专业也不过自我评价为2.4级（第六级最高，第一级最低），最低的是2人，把自己仅列为1.6级。结合该次调查发现，所有职业其自我评价均低于对其他职业的评价等级这一结果，可以得出，大部分人均觉得其他职业要比自己的职业收入高，社会在横向比较中普遍地存在一种不公平心理。而这种不公平心理是在改革打破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后，一部分社会群体成员仍然按传统习惯标准来衡量所造成的，即由于主观认知的片面性造成的。如调查中发现很多社会群体均认为农民太富了，相比之下，自己的职业收入太低。所有职业都将个体户列为职业富裕程序排序的首位，把农民列为第二位（农民自己除外），而把自己从事的职业放在最后一位。而事实是，同年家庭人均年收入农民是488元，其他职业均在517元以上，全社会平均527元。个人平均收入农民仅48元，其他职业为70-90元，全体平均75元。这尚不包括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福利和保险。这实际上是在公平心理中城市居民把收入和生活水平高于农民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把传统利益格局当成合理的公平比较标准，现实生活中出现农民收入水平相对提高与传统习惯标准不相符，因而产生不公平感。
从上述以及其他有关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社会公平心理具有的特点是：
第一，公平是社会成员关注的重点之一，且公平感对我国居民改革态度具有重大影响。
第二，这一阶段的整体公平满意感较高。尽管这种满意感在不同年分、不同经济环境（特别是物价涨幅水平）下有变化，但80%以上的社会成员切实感受到自己成了改革的受益者。
第三，公平满意感主要来自于纵向比较。通过纵向比较中明显的收益提高，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旧体制的不公平弊端，从而对改革产生更大的公平满意感。如由于有钱就能买到东西而带来今昔对比的满意感；由于供给充足而减少“走后门”现象，给大多数人带来机会均等感等等。因而纵向比较中的不公平感主要指向于旧的体制和旧的经济运行机制。这就促使人们支持改革，要求改革。这种对改革的较高公平满意感不仅决定了人们对改革的总体态度，而且部分地抵消了横向比较中的不公平感。这表现在人们将许多社会不公平现象归结为旧体制遗留的问题或前进过程中的问题，即使是在部分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不满情绪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多数人仍把希望寄托于生产的发展和进一步改革，反对走“回头路”。
二 1985-1992年间的公平心理反应
80年代中期以后到1992年前（注：时间的分期主要依据改革的进程。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与中共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决定，掀起了“第二次改革高潮”。这一轮新的改革开放的高潮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使我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作为社会变化反映的社会心理也具有了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一阶段社会公平心理既延续了前一阶段的一些内容，同时又表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
在这一阶段上，人们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在总体上仍然较为普遍地给予积极的评价，但另一方面，涉及社会利益分配的横向比较中的不公平心理趋于强化，这是其特点之一。根据国家科委研究中心1991年的调查，人们对社会变化绝大多数方面的评价都较高。尤其是“市场供应”、“国际地位”和“挣钱机会”三项，感到比过去有变化的都在60.0%以上，同时有85.2%的人认为改革以来个人的生活水平有提高。由此可见，人们对改革以来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方面从宏观上进行综合比较是满意的。但是，在同一次调查中，当要求被调查对象对自己的个人经济状况进行评价时，只有2.7%的人表示“很满意”，却有10.1%的人表示“很不满意”，28.1%的人表示“不太满意”，两项合计达38.2%。不仅在此次调查中，在80年代后期所进行的多次调查均反映出，人们一直对个人经济地位持有不满意态度，这种态度倾向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不断强化。如1988年由王奋宇等同志所作的北京市群体调查中，有80%以上的党政机关干部和专业人员对目前的自身经济地位表示不满意。这是当时大批干部“下海”的一个主要原因[2]。
除了对经济利益的分配不满外，对社会风气的强烈不满也是这一时期不公平心理强化的重要原因。有关机构1991年3月和1992年3月对北京市民的调查发现[3]，对社会风气感到不满意的分别为83.4%（1991年）和77.8%（1992年），绝大多数人认为，当前的社会风气只对有钱、有权和有关系的人有利。这与1988年的一项调查结果可相互印证[2]，这一调查主要针对北京4个干部群体（企业领导、企业一般干部、党政机关干部和专业人员）。每个群体都有60%左右的人对今后几年自己行政级别的变化情况表示“不知道”，有90.3%的人认为自己不能把握自己的前程。70%以上的人认为其原因是干部升级制度没有固定而明确的标准和规则。在7种可能影响晋升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善于处理与领导的关系”，“个人能力”排在第二，“家庭背景”排在第三位。而体现一个人的知识和技能水平的受教育程度（学历）与体现一个人工作态度和贡献的“长期勤恳工作”重要性程度分别被排在倒数第一、二位，远低于“家庭背景”与“运气”。也就是说，许多干部认为，地位的升迁与一个人的贡献大小和知识技能无关，最主要的是取决于“与领导者的关系好坏”。由此导致了较严重的不公平感。
1988年王奋宇等对北京市党政机关干部、企业干部、专业技术人员3个群体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几乎所有群体都认为自己与其他群体相比地位是低的，因此，他们都觉得在利益分配格局调整中，自己“亏了”，赚了的是其他群体。
表5-2 北京市3个群体对自己与他人的经济地位的比较评价(%)[2]
与工人相比 与个体经与企业
营者相比
干部相比
过低
过高
过低 过高
过低 过高
党政干部
81.02.7
95.7
1.192.2
1.8
企业干部64.71.3
99.3
0.0 ——
专业人员73.52.6
97.4
0.282.0
0.5
从表5-2中可以看出，党政干部、企业干部和专业人员不仅认为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如个体经营者，而且认为不如工人，只有极少数的人认为自己的经济地位高于其他群体。他们都认为本群体是改革以来得实惠最少的群体，同时又是贡献最大的群体，
表5-3 北京市4个群体对自身经济地位与贡献比较评价(%)[2]
经济地位过低 相称过高
党政机关干部
82.0
17.10.9
专业人员
82.5
15.90.5
企业领导干部
52.4
46.90.7
企业一般干部
55.7
42.71.3
从表5-3中可看出，党政机关干部和专业人员中有8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的经济地位与自己的贡献相比显得过低，企业干部也有过半数的人认为过低。如果将各个群体对比（1＝党政机关干部，2＝企业干部，3＝教学、科研与专业人员，4＝工人，5＝农民，6＝个体经营者与民办公司人员，7＝其他），各职业群体的贡献率进行评价，就更清楚地反映出在社会中较普遍地存在的相对剥夺感。
表5-4 北京市4个群体对各职业群体贡献的评价(%)[2]
1
2
3 4 5 6 7
党政机关干部
37.213.023.6
2.4
10.6 9.1 4.1
专业人员
24.46.4 40.82.9
7.2 8.8 3.7
企业领导干部
16.627.627.122.8 4.8 2.8 2.1
企业一般干部
12.416.431.517.7 7.0 11.0 3.2
从表5-4中可以看出，除企业一般干部外，各群体均认为本群体在改革中的贡献最大。与表5-3联系起来看，可明显地看出各群体通过对利益与所做贡献的比较，更加深了不公平感。
这一阶段不公平心理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旧体制造成的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公平的不满同时并存。如果说旧体制作用下的不公平心理主要是平均主义的不公平，那么改革过程中的不公平心理则是收入差距过大和机会不均等的不公平。这一阶段不公平心理与上一阶段的区别在于，上一阶段不公平心理反映最强烈的是计划体制带来的不公平，对改革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反应相对较弱；这一阶段则在反应强度上后者逐渐加强，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但从总体上人们对改革开放所持的积极支持态度来说，两者在强度上是大致相等的。
出现这一特点的原因在于，随着改革开放领域的扩大，新旧体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越来越大，伴随改革出现的社会问题由物价上涨扩大到收入分配不均，利益分配格局多元化，机会不均等（尤其是以权谋私、任人惟亲）等多方面。同时，群众不满的焦点也由物价上涨向收入分配不均转移，又从后者中引申出机会不均（包括制度冲突的原因和干部以权谋私的原因等）等问题。一方面，一部分人在体制内参与分配，在改革过程中风险逐渐加大（如价格上涨、工资浮动、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由于人事、劳动用工以及户籍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制度性限制，企业经营条件的不平等，使人们感受到自己的发展受到制约，无法参与自由平等的竞争，机会不均等决定了结果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在体制外参与分配的人，感受到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等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相关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住房、子女就学就业、养老保险、医疗等许多方面无法享受与体制内人员同等的优惠待遇，而且承担了比体制内人员高得多的风险，既有经济风险（如市场不稳定），也有社会风险（缺乏社会保障），同时还有政治风险（担心政策变化），因而虽然收入较高，但同样感到不公平。
这些由两方面的不公平导致的不满，随改革内容复杂化程度提高，在老百姓的认识没有相应提高的情况下，必然将这些不公平现象归咎于改革本身，并随着时间的延长，老百姓逐渐失去耐心。
三 1992年以后的公平心理反应
1992年以后，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的全面转型带动了社会转型的加速，市场机制成为中国整个经济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导机制，随着改革向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等等重大问题突破，原有利益格局以前所末有的速度发生迅速变化，个人之间、单位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劳动收益与资本收益之间，收益的差距和利益的差距都在扩大，使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这一阶段公平心理变化的特点是，尽管传统体制的平均主义不公平现象仍然存在，并继续引起人们的不满，但横向比较中的社会不公平感强度急剧增加，成为社会不公平感的主要内容。
90年代我国居民在继续保持对国家政治、经济形势较高的满意度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直接涉及自身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的较强的不满意感，不公平感被强化。如为数越来越多的公众倾向于认为其个人经济地位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比偏低，认为两者相称的比例连年下降；近一半的公众认为与周围的人相比，自己的经济地位偏低（注：参见《中国经济时报》1995年7月11日。）。尽管有资料表明，“脑体倒挂”、“代际倒挂”实际不具有普遍性，但此类认识和不满却非常广泛。这表明在公众中存在着相当突出的相对剥夺感。与此相应，对社会风气的不满程度比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的阶段有增无减。公众中对先富起来的人致富手段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否定认识相当广泛。相当多的人认为他们实际上都是靠钻法律、政策的空子，靠偷税漏税、违法乱纪先富起来的。这种认识与“当前社会只对有钱、有权和有关系的人有利，苦干实干的人吃不开”的认识一起，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心理不平衡，加剧了人们有关社会分配不公的主观印象。这一时期，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改革成本较大幅度地向普通老百姓的转移，以及行政开支膨胀与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使低收入阶层陷入“负担不堪”的境地，越来越多的人对此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不满。社会地位序列的混乱与逆向变化也是这一阶段导致社会不公平心理反映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说计划体制时代，乃至改革初期，人们的经济地位、职业声望地位、政治和社会地位序列有着较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的话，那么随着社会资源的日益丰富，获取资源途径的多样化，收入序列（经济地位序列）与职业声望序列、社会和政治地位序列出现混乱和显著的逆向变化。传统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已不能继续维持其原有地位。即使今天在人们心目中仍享有较高声誉地位的一些社会阶层，其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也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一现实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使不少公众产生强烈的心理不平衡。上述不公平心理反应的强化是导致90年代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趋紧、群众不满感增加的主要心理原因。
据北京市心理研究所等单位1993年对北京市民的调查，在问到“现在的社会对什么人有利”时，选择对“有钱的人”“非常有利”和“比较有利”的分别占72.2%和25.7%，两项合计为97.9%；对“有权的人”“非常有利”和“比较有利”的分别占77.3%和20.6%，两项合计为97.9%；对“有关系有门路的人”“非常有利”和“比较有利”的分别为57.8%和36.6%，两项合计为94.4%。有44.27%的人认为“如果事事都考虑政策允许，法律的约束，就根本挣不到钱”。对照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1993年的调查，上海市民中有66.19%的公众认为先富起来的人主要是靠“钻政策空子，违法乱纪暴富的”。1993年干部腐败、社会治安成为北京市民最关注的问题，55.9%的人认为他们“最感忧虑和不满的”是腐败。对社会风气“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分别占40.4%和44.6%，两项合计达85%。1993年北京市民最担心的问题依次是腐败、物价上涨、社会治安、消费品质量、社会风气败坏、分配不公等。
根据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1994年对我国城镇居民社会心理变化特征与改革社会形势所作的分析报告反映：总体上，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比前几年趋紧。在对改革总体评价方面公众对改革的价值、意义仍表现出较强认同的同时，对改革的具体目标缺乏信心。这说明公众对改革的认同主要表现在理性层面，即对改革的总体和理性的看法上，而在更能反映公众真实心态的情绪与需求层面则出现了消极反应，特别是公众对改革的态度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如对物价状况和贫富差别状况的改善持有否定性态度。有相当多的人对挣钱机会和经济秩序今后一年的变化趋势缺乏明显的预期，不公平感、挫折感导致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增加。有高达81.8%的人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满情绪“增加很多”(37.3%)和“增加了一些”(44.5%)，有74.4%的认为当前“有理无处讲”的现象很普遍。其中尤以工人、个体户和军人群体对当前“有理无处讲”现象感受最深，他们当中分别有80.5%、81.7%、82.6%的人认为当前“有理无处讲”的现象很普遍。另外，有55.6%的人认为，“虽然没有什么事，但心理总感到不顺”。这说明在社会中已形成一种难以排解的不满情绪。这是社会公平心理出现转折性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与此同时，与前几年相比，在1/4调查对象主观感受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时，对改革表示不满意的人数比例开始增加。1994年社会成员主观感受生活水平下降的比例为25.2%（其中认为略有下降的为19.2%，下降很多的为6.0%），1992年这一比例为10.9%（其中认为略有下降的9.7%，下降很多的为1.2%）。3年来，认为生活水平下降的人数比例持续增长，到1994年已有1/4的人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不如以前。这种负面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并非个人收入诸方面情况的绝对下降，而是与其他社会群体，特别是从传统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的社会群体相比较，其经济地位在新的利益格局中的相对下降。这种纵向比较中的主观的相对剥夺感受的强化，是社会公平心理转折性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二[3]。
纵向的不公平心理感受也引起了对改革态度的较大变化。表示很赞成改革的人数比例由1992年的57.2%降至1994年的44%，下滑幅度达13.2个百分点。而表示不赞成改革的人数比例从1992年的2.9%上升到1994年的4.6%，增加了近2个百分点。对改革表示很满意的人数比例也从1992年的28.6%降至1994年的12.5%，下降了16.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对改革表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比例从1992年的6.1%上升到1994年的25.1%，共增加19个百分点，而对改革前景持肯定态度的人数比例下降最为明显，即从1992年的52.5%下降为1994年的25%，降低幅度为27.5个百分点。虽然上述公众态度和心理反应与1992-1994年间物价大幅度上扬、经济秩序混乱、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干部腐败、社会风气不正特别是刮起“造假”风等社会环境消极变化这一背景不可分割，但1994年的心理反应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中后期社会心理的基本状况。1995年以后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迈出决定性的步伐，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等关系人们切身利益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以及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深化企业改革措施逐步推行，使1996-1997年成为职工大量下岗的年分。此外，住房商品化在1998年的全面实施标志着计划体制下的住房分配制度被彻底打破。这一切都是在1992-1994年确立的改革思路基础上的继续和深化，又都无不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和利益格局的大幅度调整，必不可免地成为社会心理关注的热点。由于1994年后的社会经济形势除物价大幅回落外，过去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发展。如城市低收入群体有所扩大，1997年1-9月分，全国城镇家庭中有45%的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水平降低，减收户占了中低收入户的82%[4]；贪污腐败现象继续蔓延；失业问题日趋严重；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等等，这些无疑进一步使社会不公平感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加强加深。
90年代中后期公平心理的阶段性变化是主观方面因素与客观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改革前期阶段，由于我们采取的是让利放权式改革，改革内容集中于容易取得成功又可使老百姓直接从中获益的项目，加上不当的宣传，使老百姓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值——认为改革就是增加收入，期望一夜之间通过改革解决所有的问题。这种对改革的不切实际的高预期既为改革的前期阶段带来了强有力的心理动力，也为中期阶段的深化改革留下了心理隐患。1984年开始的城市改革又将我国改革前期划分为两个阶段，1984年以前为农村改革为主的阶段，1984年后为城市改革为主的阶段。1984年以前农村改革的成功以及农民收入的提高，使相当一部分城镇居民在与农民的比较中产生不公平心理；1984年以后城市改革也使大多数城镇居民收入明显增长，使城镇居民与农民比较的不公平感基本消失。但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出现产生了新的不公平心理反映，这是公平心理发展到第二阶段横向比较中的不公平心理增强的原因。前期阶段让利放权式改革使全体居民获利的同时，也更加强化了当时人们对改革的粗浅认识和过高预期。
改革进入中期阶段后，老百姓不能再像前期阶段一样从改革中直接获利，而要分担改革的成本，这使人们不再把改革看作是一种毫无痛苦和损失的线性发展过程，在认识到改革需要付出成本与代价的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失落心理和挫折心理。加上客观的收入差距扩大和不公平现象加剧，因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改革的结果没有给自己带来所期望的好处，相反丧失了旧体制下的地位和便利，也失去了原有的保障，而在改革中获利的是对社会没有多大贡献的一部分社会成员。这是90年代不公平感加剧和改革态度出现转折性变化的原因。这一心理变化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