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规模的理论与实践_国民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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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295(2003)03-0001-07

随着国有经济在GDP中份额的不断下降,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过程中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国有经济占GDP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会趋于零?如果不趋于零,它应该是趋于一个多大的数值呢?再加上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经济应保持必要的数量”,这个必要的数量是多大呢?即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究竟应该保持多大的比例呢?这些是近年来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课题之一。这里,我们先从理论上分析国有经济规模的决定问题,然后再从各国国有经济规模的变化来看国有经济的规模问题,并结合中国国有经济规模变化的具体情况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国有经济规模:一个理论问题

(一)国有经济规模的若干理论论证

就国内的研究来讲,在讨论国有经济的规模问题上,近年来值得注意的是樊纲(2000)的研究,他将整个国民经济划分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两个部门,即国有部门S和非国有部门N,它们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比重用J来表示;从较长的时期来看,国有部门的增长率用g[s]来表示,非国有部门的增长率用g[n]来表示,只要g[s]<g[n],则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里:

这样,无论非国有经济在开始时多么弱小,只要非国有经济的效率及增长率比国有经济高,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将趋于缩小。J[,t]趋于0,并不意味着国有经济在绝对量上不增长,只是相对地缩小。而且J[,t]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就趋于0,而是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值。这引出两个问题,一是J[,t]是否一定趋于0?二是如果J[,t]不是趋于零而趋于一个大于零的均衡值,那么,这个均衡值是多少?

对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均衡值问题,平新乔(2000)认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会如樊纲所讲的那样会趋于零。在平新乔看来,如果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以追求福利最大化为其目标,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存在于某一行业的合理性,是依赖于该产业的成本状态的。如果边际成本是一个常数(规模报酬不变),则国有经济就可以运用社会福利极大化这一目标函数逼退所有的私有经济;如果某行业是规模报酬递减的(边际成本递增),则国有经济存在的合理性除了考虑社会福利极大化之外,还要考虑市场需求规模所限定的行业可容纳的企业个数N与k(k为边际成本递增速度),在N很小,在二次成本函数下,国有企业在均衡时也不会趋于零。在转轨经济中,国有经济的规模又应该是多大呢?如果国有企业局部追求利润,即0<θ[,1]<1(θ[,1]表示国有企业生产目标中追求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的权重),在等边际成本、线性的市场反需求函数的条件下有:第一,非国有经济会进入;第二,国有企业的最优θ值为1/3;第三,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即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是θ[,1]的增函数,当θ[,1]下降时,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会以θ[,1]一半的速度下降。在这里,θ[,1]是企业生产决策中社会福利极大化目标的权重刻画,哪怕θ[,1]=0,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仍会有1/2。但是,如果将θ[,1]视为政府控股在企业所有权的比重,或者将某一产业中的含公有成份的所有制企业视为一个总体,而将该产业中的所有纯私有经济成份视为另一总体,那么,该产业的混合寡头博弈就可以视为是上述两大实体之间的博弈,θ[,1]=1/3可以解释为在合营经济实体中国有产权的最优比例,国有、集体与各种合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比例为2/3,纯国有经济的市场份额则为22%。

贺金社(2001)论证了公有制的数量标准,贺金社认为,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主体地位是通过影响点和影响面来反映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点即其资产在社会经济总体中的比例,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面即其在事关国计民生行业里的重要地位。同时重视这两个方面,才能真正发挥“抓两头带中间”的控制作用。并且,如果将经济成份分为三类的话,公有制的主体比重应为80.3%;如果将经济成份分为五类的话,公有制的主体比重应为62%。

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在研究西方国家国有经济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上升到下降的抛物线的曲线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在工业发展的“幼年时期”,即现代国有企业发展的初始阶段,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最小,布局的领域比较狭窄,其发展速度较慢;到了工业发展的“成长期”,即经济起飞时期,国民经济发展对国有经济的需求不断上升,国有经济开始加速发展,国有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其比重明显上升;到了工业发展的“成熟期”,国有经济的发展达到高峰;进入工业发展的“更新时期”或后工业化时期,国有经济规模开始缩小,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开始下降,其布局领域开始收缩(如图1所示)。

图1 工业发展不同阶段国有经济规模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马·阿尤布等:《公有制工业企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第35页,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

(二)国有经济规模的内生性

国有经济规模的决定,实际上是社会财富在国有资产与非国有资产之间的配置,其目的是实现利润或者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即使资源或者资产配置处于帕累托状态或者接近帕累托状态。社会财富在国有资产与非国有资产之间如何配置才能达到帕累托状态呢?社会财富在国有资产与非国有资产之间配置达到帕累托状态时的国有经济情况就是一个社会中内生决定的国有经济规模。这样,对国有经济规模的讨论,就转化为社会财富在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配置问题。其配置的最优状态,实际上就是一个效用最大化问题。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用国有资产与非国有资产的无差异曲线来进行分析(见图2)。

图2 社会财富在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配置

一般地,社会财富在国有资产与非国有资产之间配置的均衡为:

MU[,x]/P[,x]=MU[,y]/P[,y](1)

在(1)式中,MU[,x]、MU[,y]、P[,x]、P[,y]分别表示国有资产、非国有资产的边际效用及获取价格。如果非国有资产的边际效用和价格是一定的,社会财富的配置就取决于国有资产的边际效用和价格,其价格越高,则社会财富配置到国有经济部门的份额就越少;相反,配置到国有经济部门的份额就越多。

国有经济部门的效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持国家职能的发挥。国家必须维护社会和市场的秩序,这一点,无论是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初期还是中后期都是十分重要的。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工业化,它是发展中国家建国之后取得人民信任的基本策略,但国家工业化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因此,采用国有化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刘怀德,2001)。第三,基础服务。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首先是为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是市场经济国家举办和经营国有企业的基本目的,也是国有经济的基本效用之一。例如,国有经济就有承担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公用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任务,如邮政、电讯、铁路、公路、航空、港口及供电、供水供气等。这些部门又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其经济效益往往是通过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来体现的。第四,引导开拓效用。产业升级、选择支柱产业、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等是当前各个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是单纯靠市场配置资源就能够解决的,即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因此,提高本国产业的竞争力,调整经济结构和选择主导产业进而将之培育为支柱产业就成了各国政府的重要职能,而兴办国有经济是各国政府实现这一职能的重要举措之一。第五,对非国有经济的维护和救助。这在20世纪30年代市场经济国家大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各国企业大量倒闭,政府为克服危机,维护社会稳定和就业,不得不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进行接管或者救助。例如,意大利最大的国有企业集团——伊利公司,就是1933年大危机时由政府筹建的,当时的名字是“工业复兴公司”,其主要任务是接管意大利信贷银行、意大利商业银行和罗马银行及其控制下的众多工业企业。该公司向这些企业提供贷款,对其进行整顿,待企业经营正常之后,再交给非私人去经营管理。第六,对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政府带头开发落后地区和新经济区,例如,日本北海道的开发,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开发等等(王金存,1999)。第七,提供公共产品。例如国防产品、社会治安产品等等。

就国有资产的价格来说,国有资产的价格即是公民在获取国有资产及提供的服务时所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取决于当期政府服务的成本和过去积累的国有资产在当期可支持的服务。当期政府服务的成本取决于政府运行的成本、政府主持项目的成本节约和市场的接受程度。如果政府运行成本较高,主持的项目预算约束又是软的,市场接受程度低,那么政府服务的成本就会增加。同时,如果过去积累的国有资产在当期可支持的服务少,甚至是逆向支持的,即其所提供的资金与所需求的资金相抵之后是净需求,那么国有资产的价格就会比较高。还有,国有资产的价格与国有经济的规模有关,如果国有经济规模越大,对国有经济运行的监管成本就越高,国有资产的价格也就越高。如果用S表示国有经济规模,N表示非国有经济规模,C[,s]表示国有经济运行的成本,则有:

S=f(C[,s],e)(2)

(2)式中e为其他因素。

同时有:C[,s]=g(S)(3)

由(2)式和(3)式,有:

S=f〔g(S),e〕(4)

(4)式表明,国有经济的规模是内生决定的,国有经济规模超过合理的量,就会出现成本过高的不经济问题;相反,国有经济规模过小,国有经济的效用就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而一个国家国有经济规模的大小,又与其函数f、g有关(刘怀德,2001)。

二、国有经济规模、国外实践

从实践上看,国有经济规模可以用以下几个指标来衡量:国有经济产值占GDP或者GNP的比重、国有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国有经济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并且在不同的时期,各国国有经济的规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其国有经济的规模也在不断地变化着(见表1)。

表1 70年代末90年代初国有经济规模的国际比较

注:①为1982年数据;②为1980年数据;③为1978年数据;其余为1979年数据。

资料来源:王存金:《破解难题:世界国有企业比较研究》第18页;胡家勇:《国有经济规模:国际比较》,《改革》2001年第1期。

表2世界国有经济规模的变化

注:①为1982年数据;②为1980年数据;③为1978年数据;其余为1979年数据。

资料来源:王存金:《破解难题:世界国有企业比较研究》第18页;胡家勇:《国有经济规模:国际比较》,《改革》2001年第1期。

(一)国有经济规模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从横向来进行分析,由表1可以看出,国有经济规模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从经济发展的理论来看,这一统计规律不难解释:

第一,国有经济规模与市场发育成熟度的关系。大家知道,国有经济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弥补市场失灵,在市场经济发育的初期,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失灵较多,政府校正市场失灵的任务就要重一些。并且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初,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还不是太发达,政府干预经济的方法和手段比较单一,直接的财政、投资干预和兴办国有企业较多。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下降,校正市场失灵的手段和方法增多,国有经济的规模开始下降。

第二,国有经济规模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关系。一般地说,非国有经济实力越强,国有经济的规模越小,其部门分布相对窄小和集中;反之,国有经济规模就越大,其分布的领域就越广。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过程已经取代了资本国有化的过程,政府的集资、筹资、投资职能正向民间金融机构和企业家转移和分散,其国有经济的规模相对较小。在发展中国家则不然,民间企业、民间资本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它们还难以担当起启动经济发展的作用,还需要政府在筹资、投资和创办企业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国有经济的规模相对来讲就大一些。

(二)国有经济规模的变化

从纵向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各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从总体上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国有经济规模呈上升趋势,1985年前后是国有经济规模最大的时期,从80年代中期之后,国有经济规模呈不断下降之势,即国有经济规模经历了一个先上升,然后再下降的类似于抛物线的变动曲线。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国有经济规模之所以下降,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如私有企业,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美国《财富》杂志1985年对除美国之外的世界500家最大公司中私人工业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盈利率进行了对比,发现私人工业企业的盈利率为4%,而国有工业企业的盈利率仅为1.7%(见表3)。

表3 1984年500家最大公司的盈利率(净利润占总资产的%)

资料来源:王存金《破解难题:世界国有企业比较研究》第136页。

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更差,突出表现为国有企业的投入大大高于产出,虽然投入大于产出是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共同现象,但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在1974~1977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除金融业以外)投资占国民经济投资的比重高达27%,其产值比重占GDP的8.6%,前者的比重比后者的比重高两倍以上。同期,工业国家国有经济投资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比重为11.1%,国有经济产值占GDP的比重为9.6%;77个混合经济国家国有经济投资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比重为13.4%,国有经济产值占GDP的比重为9.4%。

国有企业低效益的必然结果是亏损严重,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有关资料显示,意大利三大国有企业集团在1974~1984年间,几乎年年亏损,仅1980年亏损就高达53900亿里拉;1981年,西班牙244家国有企业有200家亏损,亏损面达82%;1984年,葡萄牙几乎所有国有企业都入不敷出,有60家破产;1974年英国国有企业亏损额达12亿英镑,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日本“国铁”1964年亏损300亿日元,1980年高达10084亿日元;法国国有工业、交通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平均每年亏损60~70亿法郎,1982年亏损上升到320亿法郎。随着国有企业亏损的日益严重,国家财政负担不断加重。以英国为例,1979~1980年度,英国政府对国有铁路和国有煤炭企业的补贴为18亿英镑,1984~1985年度上升到40亿英镑,约占当年财政赤字总额的1/5(赵守日,2000)。

第二,国有经济布局的领域发生了变化。西方国有经济开始主要布局在钢铁、煤炭、铁路、传统机械制造、采矿等基础工业部门或其他传统工业部门,国有经济之所以大量集中在这些部门,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这些部门一般来讲具有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盈利性差等特点,私人资本一般不愿意进入,但国民经济又不能缺少这些部门;二是这些基础工业部门既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和调控性,同时又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各种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在一定时期,汽车、飞机等产业又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今天,在发达国家,钢铁和其他一些重化工业已经成为夕阳产业,它们不再是国有经济应该布局的产业,反而成了国有经济应该退出的产业。

第三,科技的发展使一些自然垄断产业适合于竞争性经营。以电信行业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电信行业是典型的国有经济垄断经营,随着电信技术在光纤传输、数字微波、蜂窝移动和卫星通信等领域的运用,大大地削弱了电信的自然垄断性质;同时,电信固定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使沉没成本不再成为资本进入的障碍,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的融合,降低了产业之间的门槛,促进了产业的融合和竞争,为私人资本的进入奠定了基础。

三、国有经济规模:中国的实践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国有经济的规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国有经济规模也是不一样的,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变化大体上符合国际国有经济规模变动的一般规律,即一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国有经济规模先上升,然后再下降;二是市场发育越成熟,市场机制越完善,国有经济规模越小;反之,国有经济规模越大。

表4我国人均收入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有关资料整理计算

从图3可以看出,我国国有经济规模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这与世界国有经济规模的变化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之所以讲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不讲具有相同的变化过程,这主要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占职工人数的比重并不是先上升后下降,而从一开始就比较高,这可能是由于在建国之初,经济处于恢复时期,国民经济主要是通过没收非国有经济而形成的国有经济,因此,在城镇经济中就业的职工多在国有经济单位工作。从1954年开始,随着国有经济的发展,在国有经济单位就业的职工占职工总人数的比重大体遵循先上升后下降这一世界国有经济规模的变动趋势;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和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占就业人员的比重从开始就基本遵循了先上升后下降这一基本趋势,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随着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国有经济规模的变化也出现了一些波动。

图3 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第21页,《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2页、第36页,《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51页、第110页、第401页资料计算整理后绘制。

钱纳里和鲁宾逊等(1995)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将工业化的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如按照1970年美元计算,这六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为人均收入140~280美元,第二阶段为人均收入280~560美元,第三阶段为人均收入560~1120美元,第四阶段为人均收入1120~2100美元,第五阶段为人均收入2100~3360美元,第六阶段为人均收入3360~5040美元;如按照1964年的美元计算,这六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为人均收入100~200美元,第二阶段为人均收入200~400美元,第三阶段为人均收入400~800美元,第四阶段为人均收入800~1500美元,第五阶段为人均收入1500~2400美元,第六阶段为人均收入2400~3600美元。如果以此为标准对我国工业化进程进行衡量,并按照1970年的美元标准对我国工业化进行衡量,我国在1980年左右进行工业化的第二阶段,1993年左右进入工业化的第三个阶段,1999年或者2000年进入工业化的第四个阶段。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我国还处于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阶段,国有经济规模有升有降,1993年之后,以国有职工人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重和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两个指标衡量的国有经济规模有升有降,但总体上国有经济上升的时候多而下降的时候较少,国有单位就业的人数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衡量的国有经济规模是不断下降的,我国国有经济规模变化的这一趋势与世界银行有关专家提出的理论有一定的吻合性。

经济发展与国有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从横向视角进行分析。从省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有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来看,按世界经济发展与国有经济规模的关系来讲,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一般是国有经济规模较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其国有经济的规模较高。图4是2000年我国不同省区人均GDP与国有经济规模之间关系的散点图,从图4看可以出,除少数个点(主要为北京等少数几个省区)之外,国有经济规模与人均GDP具有较好的对应性,即人均GDP高的省区,其国有经济规模一般较小,相反,人均GDP低的省区,其国有经济规模一般较高。

图4 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有经济规模

注:纵轴为国有经济规模,国有经济规模以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有关资料整理。

从市场发育程度与国有经济规模的关系来看,由于缺乏科学的对我国市场化进行纵向度量的资料,我们采用地区之间的横向资料来进行分析。图5是1999年我国不同省区市场化指数与国有经济规模的关系图,图中纵坐标表示国有经济规模,横坐标表示市场化指数,从左到右表示市场化指数由小到大。从图可以看出,虽然图中散点图的形状没有出现先上升然后再下降的趋势,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初步判断:一是市场化指数与国有经济规模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是说市场化指数越高,国有经济规模越小;反之,市场化指数越低,国有经济规模越大。二是从散点图的各个点的分布可以看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少数几个省区的市场化指数远远高于其他省区,其国有经济规模也比其他省区低得多;同时,西部的贵州、青海等少数几个省区的市场化指数远远低于其他省区,而国有经济规模比其他省区都大;多数省区的市场化指数与国有经济规模处于两者之间。

图5 1999年市场化指数与国有经济规模

注:纵轴的国有工业表示国有经济规模,国有经济规模以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

资料来源:根据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第29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统计年鉴》(2000)有关资料整理计算。

四、简单的结论及启示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国有经济规模不是人为设定的50%或者30%,而由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发育内生决定的。国有经济规模超过合理的量,就会出现成本过高的不经济问题;相反,国有经济规模过小,国有经济的效用就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有经济规模有一定的关系,从我国五十多年经济发展与国有经济规模的关系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规模经过了先上升然后再下降的过程,这与世界国有经济规模的变动趋势是基本相同的。

第三,与世界各国国有经济规模相比,我国国有经济规模明显偏大,不管是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还是国有单位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因此,优化所有制经济结构,从战略上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适当压缩国有经济规模是今后一定时期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四,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国有经济规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发育来看。国有经济规模与市场发育成熟度、市场机制的完善情况及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凡是市场发育成熟度高、市场机制较为完善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国有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反之,市场发育滞后、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其国有经济规模相对较高。

以上分析对于西部大开发的一个有益启示是: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西部的市场发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都大大低于东部,按照国有经济规模变动的一般趋势,在西部大开发的初期,西部地区的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相对不足,而这些对于西部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讲又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西部需要更多的国有经济来校正市场对资源配置中的失灵问题。因此,国家在西部大开发中首先要加大对西部基础设施的投入力量,将国有资产更多地配置到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行业中去。随着西部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发育和经济的发展,西部也要积极调整自身的所有制经济结构和国有经济规模,在大力发展效率较高的非国有经济的同时,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存量结构和规模,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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