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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资本、土地、劳动、组织、技术等是经济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海南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工作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经济要素作出新的理论性的回答。
“房地产热”退烧降温之后的1994年、1995年，是海南省实业投资环境得到了空前的改善，经济稳定、健康，并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为1996年以后的超常规高速发展，进一步创造条件的重要时期。1994年，海南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实践，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对这些问题一一做出理论性的回答，对于我们进一步更新观念，明确调整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仅仅从资本、土地、劳动、组织、技术等经济要素的再认识出发，对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提出一些基本观点。
资本
在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新观点之一，就是第四条——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论述。在《决定》指明的“现代企业制度”五条基本特征当中，前三条都是讲的资本，并且明白无误地强调了资本和出资者的地位、权利和义务。与其遥相呼应的第二十五条进而确认，我国公民在依法上缴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之后，便依法享有资本等生产要素，并且可以根据投入资本和生产主要素参与企业的收益分配。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的最大收获。在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后，打破“资本”这一禁区，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同一切发展中国家一样，在诸项经济要素中，最缺乏的就是资本。海南之所以被辟为经济特区，就是为了吸引国际资本，加速开发建设。同时，从海南省拥有广大农村，其中还包括为数众多的贫困落后地区的实际出发，海南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尽快建立起一整套有利于本省民间资本积聚和发展的经济机制。
资本从何而来？首先来自劳动者的创造，其次也是来自财产所有者的节俭。假如财产所有者挥霍浪费，挣多少花多少，世间就没有资本，所以亚当·斯密特别强调：“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①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与近现代资产阶级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的奢侈与后者的节俭。毫无疑问，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同样是劳动者的剥削者，马克思曾经无情地揭露了资本家原始积累过程所充满的血腥和污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从不讳言。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一旦财富到手，究竟从中拿出多大比例去消费，拿出多大比例投入再生产。资本家不仅剥削了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而且迫使劳动者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密尔指出：“这种强制的节省，除非其中一部分被主人自愿地再一次节省下来，否则是不会使资本增加的”。②同时，约翰·密尔还认为：“资本得以一代一代地存在下去，靠的不是保存，而是再生产。”③封建地主阶级当中，并不缺乏崇尚俭仆的有识之士，也不缺乏吝啬鬼，但是他们没有把钱投入再生产，也就没有把钱变成资本。
研究资本起源的现实意义，在于自觉地倡导全社会创业节俭。1994年海南省与全国一样，为国家职工大幅度提高了工资。由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多数人并未马上提高生活水平，而是在利用从提高收入之后，到提高消费之前的宝贵时间，增加家庭储蓄。能不能把这部分资金投入再生产，使之成为资本，是决定海南省各市县今年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高效农业的一个关键。我们一方面希望别人消费得越多越好，消费得越多市场越大，另一方面希望自己人投资得越多越好，投资越多资本就越多，占领的市场也就越大。工资大幅度提高，能促进别人的高消费，也能促进我们自己人的高投资，这是送上门的机遇，“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政府要想鼓励全社会的节俭创业精神，就必须为民间投资行为，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要想让农民多种橡胶，就必须保证橡胶不被别人任意侵割；要想让农民多种西瓜，就必须保证西瓜能够自由进入城乡集贸市场；要想让公司、干部、农民多渠道多集资发展“大农业”，就必须保证他们投入的资本不受侵犯。因此，法律制度和社会治安，又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变成社会主义有产劳动者的必要保证。
此外，要想发展生产力，要想使人们自觉自愿地加快资金积累，还必须培植和鼓励人们的家庭情感。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如果不是为了家庭情感，现在许多艰苦工作和小心储蓄的人，只要能获得供他们自己生活之用的舒适年金，就不会更努力了。”④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具有珍惜家庭价值的传统，只是在极左思潮横行之年明显退化，而且刚一对外开放，就遭逢西方性解放思潮泛滥，致使不少人染患了极端自私、贪图享乐、不尊重妇女、不爱惜家庭的恶习。这些不良现象，有待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化。因此鼓励节俭创业精神，理应列入有关方面同志的工作目标。
长期以来，我本人一直在探寻刺激人们创业冲动的方式，不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仅有2.8万人口的琼海市长坡镇，仅用了短短的五、六年时间，就白手起家，造就了一支拥有1,304台机动车，800多名司机的农民运输队。在调查中我才了解到，其原因在于那里的农村民间借贷月利，竟然高达2-3分！农村金融尚未深化，大量的民间融资活动游离于国家金融系统之体外，本来并不是一件好事。然而在国家推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紧缩信贷的特殊情况之下，又有可能成为海南省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有利条件。只要我们保证，这些资金投向中央一再强调大力发展的农业，防止扰乱国家金融市场的非法投机行为，就不会有损于全国“一盘棋”。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费雪的理论，海南省多数农村正处在温饱无虞、开始向小康目标迈进的年代，收入川流呈上升趋势，人们容易产生“人性不耐”，误入“做做吃吃”的歧途，民间借贷的高利率，恰恰起到了把人们引向节俭创业之路的作用。
我们应当因势利导，一方面积极配合中央的宏观调控，稳定贷币和社会，防止人们低估未来，增强人们的投资信心；另一方面坚持贯彻社会主义“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防止不劳而获的食息者阶层出现，同时鼓励广大劳动者节俭创业，旗帜鲜明地保护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并且尽可能不搞凯恩斯主义式的消费信贷，发扬量入为出、崇尚俭朴的传统美德，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社会主义的有产劳动者。
必须注意，在世界银行最近公布的199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行名单上，中国在225国之中，仅仅排在188名，人均370美元。由此可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们都要把加速资本积累，列为经济工作的首要目标。作为经济特区，我们不怕资本少，就怕增值慢。只要我们保证较高的资本增值率，就不愁引不来国际资本。也只有我们自己的资本迅速增值，让外商看了眼红，人家才会来投资。
土地
1992、1993年的“房地产热”来得十分突然，一直到它即将来临的最后一年，才被极少数研究人员所领悟，赵国权、倪定华所编著的《海南房地产手册》之所以成为畅销书，原因就在于此。无论是日本国际事业协力团、美国兰德公司，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它“国家队”的专家，都不曾发表明确的预见。不过事情虽出预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房地产业随着计划经济的确立，在中华大地上绝迹了四十余年，只是由于市场取向的改革进行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土地重新变成商品，回到市场，房地产业才死而复生。海南早在1988年就公开宣布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年来坚持多种经济成份平等竞争和“小政府大社会”，极大地扩大了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自由，自然要成为“房地产热”的首选之地。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财富，人们难免有些手忙脚乱，最大的问题来自理论。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只强调劳动价值，过分贬抑其它经济资源的价值；只承认“级差地租”，不重视其它价差，按照这样的基本思路，自然就无法解决地价问题。时至今日，劳动价值无法计算，级差地租也难以计算，所以前几年海南省内有关“高地价”和“低地价”的争论，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连一个合理的计算公式都拿不出来，又侈谈什么地价高低？
直到1992年，以边际效用理论为基础的地价评估方法引入海南省，才使一部分同志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开始学着使用收益还原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路线价法和长期趋势法，通过电脑计算，制定基准地价。这才使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有了一个参照的依据。
土地价格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随着其它经济要素、特别是资本注入的变化而变化。北京王府井2000万元一亩价格不算高，洋浦6000元一亩也不算低，同样是国际市场上可以接受的价格。低价抛售土地使用权，固然是丧权辱国，但是也并不等于土地使用权的价格越高越好。1992年秋天海南省政府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议时，我曾代表省政府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发言，对当时“火爆”的形势，只表示“谨慎的乐观”，就是因为地价“炒”高了，工资“炒”高了，势必要破坏实业投资环境。我们发出警告：“海南的产业政策正面临十字路口”，假如我们不想同工业化告别，就必须进行干预：第一，预留好较为廉价的工业用地；第二，运用利率等经济杠杆保护实业投资；第三，抓紧技工大军的造就，特别是男性技工。⑤
现在回过头来看，海南之所以能避免工业化的夭折，还在于它是一个拥有广大农村的“大特区”，所以“东方不亮西方亮”，“房地产热”只限于海口、三亚等极少数地区。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指望和邦炼油厂在1997年创造140亿元产值，就是因为我们向人家提供了10000元一亩的工业用地。1993年下半年的国家宏观调控，实际上挽救了海南实业投资环境。从地方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来看，这是一件大好事。
从1988年起，海南省就选定了优先培养经济增长极的空间开发战略，把原有的和新引进的生产要素，集中配置在少数港口城市和有港口为依托的城市，使之形成聚集经济效应，再以其经济扩散效应，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六年半过去了，海口早已形成了强大的经济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了北部大片地区的发展。三亚正在临近于形成聚集经济效应，估计在一两年之内，就会开始对周围地区产生扩散效应。其它经济增长极均未形成。但是，就整个空间战略的全局而言，基本格局已经显现，以城市带动农村，势必成为整个海南特区开发的基调。
1994年崛起的高效农业，虽然没有向城市转移剩余劳动力，却完全是靠城市消费市场来推动的。海口目前的经济增长极不够用，广大农村又不能坐等。于是它们就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大力发展农民运输业，直接依靠大陆城市的扩散效应，加速发展海南省农村经济。去年80%的市县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说明海南省农村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农民开始富起来了，新房子也越造越多，土地开发和空间布局的新课题也随之而来。
我个人认为，从1995年起，我们就必须特别重视小城镇的开发建设，避免走上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老路。那些地方到处造新屋，到处办工厂，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到处架桥修路，到处通水通电，实际上都是在自然经济时代形成的自然村的基础上，等比放大。其结果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因为这违反了聚集经济效应的原理。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下，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可以预言，乡村工业的兴衰和城市工业的改革成反比，中国一旦实现“复关”，一大批城乡企业，其中特别是先天不足的乡村企业，就一定会被淘汰。许多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教训，前十几年还辛辛苦苦地创新屋，欢欢喜喜地迁新居，结果房子还没有用旧，便被人们抛弃，人口都流入小城镇或城市去了，扔下一座又一座“无人村”。上海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战教授认为，没有超前规划城市化进程，导致亿万人民原地大造屋，是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最大的失误。为了避免这一前景，我建议各市县，特别是那些农村经济较发达的市县，从现在起，就要大力抓好新兴城镇的布点和市政规划，使有限的经济资源，都得到合理的配置。这样做可以节省土地、资本、劳动等经济要素，是关系长远发展的百年大计。个别人和个别企业、个别社团组织绝对没有这个能力，它非要由政府出面组织不可。
在这里，一个非常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就是必须防止各乡镇各自为政，自封“中心”，自封“经济增长极”，造成乡镇一般的“等比放大”。各市县应当统一规划，突出重点，依照经济发展分清轻重缓急，逐个做出小城镇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来。
公务员
从目前海南省劳动力的统筹使用方面看，我们面临着两大难题。六年半来海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逾600亿元，制造了数以十万计的就业机会，但是一方面本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上工地架桥修路的仍然不多，另一方面外省农工步远千里、跋山涉水仍然在源源到来。这不仅推迟了海南省农民的脱贫致富，而且放慢了海南省的城市化进程。
关于劳动，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是在这里，我只想集中地谈一下当前我们政府系统内部的“人才危机”问题。因为政府工作人员的劳动质量，对于全社会的经济运行致关重要。打个比喻来讲，企业的优秀人才好比优秀的司机，而政府的优秀人才好比优秀的警察，对于现代化的交通来说，司机不行只坏一个，警察不行就要坏一窝。
我们不是没有采取提高官员素质的培训措施，但是这过去两年的实践表明，大凡政府官员学到了过硬的真本领，例如计算机和外国语之类，就会被企业界的老板们盯上，然后用重金挖走。最近我到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调查，听说他们要求全体公务员在两年之内掌握电脑和一门外语，我就差不多可以断言，两年之后他们的人才必然会大批“下海”，像我们省政府研究中心在1992、1993年一样。
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的公务员没有得到合理的收入，没有充分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受过较高教育、掌握较为复杂的劳动技能者，理应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这里不仅包括对他们付出的学习费用和学习期间生活费用的补偿，还要包括对他们本来可以从事其他工作的机会成本的补偿。同时，还应与企业职员的收入，形成某种比例的参照，不这样做，就不能够防止一流人才的流失。
预计海南省1995年将同1994年相仿，是一个稳定健康、快速发展的年头，到了1996年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到了1997、1998年，我们想让经济发展速度慢一些都慢不了，它一定会出现比1992、1993年更快的速度发展。到了那时候，优秀人才的“下海”大潮，还会再度掀起，我们又会面临“人才危机”。
那么，我们能不能提前做些准备呢？假如全省范围之内有困难，在洋浦一个地区能不能先行一步，想些特别的办法呢？我相信，全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大局，也迟早会走到这一步。1994年11月份海南农垦总局召开的“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有一位农场场长提交了一份题为《试论场长的利益驱动力》的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普遍兴趣。我认为能够正视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我们不仅应当逐步提高公务员的物质收入，还应当特别强调公务员的职业自豪感。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中，当今最容易被忽略的是“专业化”。在我们的社会上，其中包括那些自以为思想很解放的人，往往存在严重的“官员非专业化”偏见。例如有人把职业的政府官员贬斥为“当官专业户”。似乎当官员是一件非“业余客串”不可的事，于是无论哪行哪业的人，都燃起了“做大官”的勃勃雄心，而许多当上官的人，又都要以舞文弄墨、开机器、上讲台、办公司、做生意为风雅，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表明自己多才多艺。在这种自轻自贱的精神状态之下，是不可能认真钻研本职业务的。
总而言之，政府公务员也是劳动者，也要敬业、乐业、勤业，也要实行“按劳分配”。这是当前我们特区建设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企业家
经济的组织包括许多方面，从现代企业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都在其中。本文集中讨论一个特殊的社会角色——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下微观经济的组织者，因而，研究市场经济下的组织，不能不讨论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计划经济旧体制下不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也不存在“企业家”。时下人们往往不问青红皂白，把一切当上厂长、经理的人，统统誉之为“企业家”，而把某些本来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又拒之门外，就是因为不了解“企业家”的本意。
在经济学说史上，“企业家”一开始见于法国18世纪经济学家坎梯隆的著作。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对此庆幸不已，说“也许就是因为有了他，法国经济学家才从来没有像英国经济学家那样忽视企业家的职能及其关键性的重要地位”。⑥我特别要引用这句话，是因为列宁曾经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恰恰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由此可以推知马克思恩格斯乃至后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忽视“企业家”的理论原因。
另一位法国经济学家让·萨伊不仅高度评价了企业家的作用，而且提出了一条至今都没有过时的定义：“企业家的职能是把生产要素组织起来，把它们带到一起”。⑦换言之，没有把不同所有者的生产要素组织到一起的厂长、经理，都不能算是经济学意义的企业家。向社会各个方面寻找生产要素，把它们集中起来为我所用，是企业家的本份。
那么，企业家是用什么办法，把不同所有者手里的生产要素组织起来，形成生产企业的呢？没有别的法了，唯有借贷。因为只有借贷，才合乎市场经济、法制社会的常理。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写道：
“业已证实，企业家在原则上照例总是需要信贷，其意义是需要暂时转让给他们购买力，为了使他最终能够进行生产，借以实现其新组合，从而成为一个企业家。但是这种购买力不会自动流向企业家；这与循环流转中制造商通过销售前一期的产品而使购买力自动流向他们是不同的。如果这个企业家恰好是一个没有购买力的人——那他必须借入购买力。如果他借不到，那么显然他就不能成为一个企业家。这里所谈的，完全不是出于虚构，而只不过是根据尽人皆知的事实。企业家只有先当债务人，才能成为企业家。企业家由于发展进程的逻辑而成为债务人，或者换句话说，他之成为债务人是由于事理之必然，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应该用特殊情况来加以解释的偶然事件。他最先需要的是信贷。在他需要任何商品之前，他需要取得购买力。”⑧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引述这段话，是为了说明企业家借贷，并非海南或中国的特殊现象，而是经济学的普遍规律。我们的许多同志并不懂得这一点，他们在招商引资时，往往倾向于信任资本家，怀疑企业家。他们一见到自有资金不多而又神通广大、善于调动别人资金的企业家，总是放心不下：“此人口气这么大：他自己究竟有多少钱呢？”仿佛最要紧的，不是看企业家有没有融资信誉和融资渠道，有没有配置经济资源的决策能力，而是看他有没有“属于他自己的”钱。
不能正确地认识企业家，就是不能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下微观经济的组织者，这样的错误观念，对于我们的特区经济工作，是极其有害的。
技术
市场经济下的技术进步，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依靠“技术商业化”。这个看上去并不费解的概念，在美国居然是布什政府才开始推行的既定国策，直到克林顿执政的1994年才大见成效。
要实行技术商业化，就必须严格界定知识产权，使技术的创新者对技术享有排他性的所有权，任何个人、企业乃至政府倘若有意获取其使用权，就必须实行等价交换，以合理的价格购买之，只有这样，技术创新者才能够产生持久的创造冲动，才能全副身心地投入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并千方百计地寻找创新的新领域。
市场经济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这是技术进步不可缺少的机制保证。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保证一切陈旧落后的技术和工艺被淘汰出局，使企业通过永无休止的新陈代谢，永葆青春。因此，在市场经济下，适用技术也不愁没有人买。
计划经济下则不然，优不胜，劣不汰，不管多么陈旧落后的技术和工艺，都可以得到保全。明明牺牲了效率和竞争力，还美其名曰“物尽其用”，“修旧利废，变废为宝”，“小车不倒只管推”。就像我们海南某些老工厂那样，日本统治时期的旧机器还在转，维修费用早已大大超过了更新的成本。
计划经济下技术进步的动力，完全来自政府的行政指令。只要上级一声令下，所有的企业都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统统采用某一项新技术，而完全不计成本，不讲投入产出效益。而市场经济下企业反反复复地计算，究竟有多少预期利润？要支付多少成本？是全面更新划算还是局部更新划算？有没有更加合理的替代办法？一切都要从投入产出效益出发。
仅仅从技术进步上的这个根本性的差异而言，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工业化国家。海南作为中国的经济特区，理应在技术进步方面做出比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更大的成绩来，创立一种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技术商业化机制来。
所以我个人认为，实行技术商业化的关键有两条：其一是保护知识产权，反对任何形式的剽窃和侵割行为，其中也包括一些行政长官、“学术权威”、资金赞助人，在署名等方面的不良行为；其二是引入竞争机制，冲垮一切技术垄断的死角，迫使一切企业都争相采用先进技术。
注释：
①见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0页。
②见约翰·密尔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9页。
③见约翰·密尔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4-95页。
④见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著《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24页。
⑤见廖逊著《神趣集——特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157页。
⑥见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34页。
⑦转引自熊彼特著《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4页。
⑧见熊彼特著《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