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研危机与编辑导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向论文,教育科研论文,危机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教育理论研究空前繁荣，教育本质、教育主体性等方面研究取得的进展，正成为教改的理论先导和实践依托。但总的情况不容乐观，繁荣的背象是危机。95年有论者撰文论述教育学的终结〔1〕！ 近又有论者细析我国教育理论研究有六方面危机〔2 〕……对教育科研现状（含教育实验）教育理论工作者不满意，实际工作者也不满意已成为不争之事实。人们多角度探讨教育科研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观的方面和客观的方面；历史的方面和现实的方面；方法论方面和技术因素方面……却普遍忽视了一个较为隐蔽的方面，这就是教育理论刊物和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导向问题。
不能将教育科研危机归咎于教育出版界，否则即打错了板子。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有几种情形容易导致或已经导致教育理论编辑工作导向的失误。
过分追热 教育理论期刊所刊“论文”多“一呼百应”现象。教育热点问题应是我们的关注焦点，因为教育热点往往是一段时期内社会所关注的教育改革之重点难点。但在很短时间之内涌现的“一呼百应”之“论文”极少有理论深度和实际价值，因为教育热点往往涉及学校教育及社会许多深层次问题，非深入调研、深思熟虑而不能有补于事。“时需”是过分追热的另一“热源”。最常见的是，每逢某某名人、要人生死纪念，“纪念”式“论文”炙手可热。“论文”竟象交易所新上证股票行情看涨不能不是悲剧。追热无可厚非，但教育理论的过分追热现象实际是一种“热病”。为趋热，仓促草成者有之，穿凿附会者有之，“引进”抄袭者也有之。即使有些价值的学术论文，也容易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研究。
好大喜功 一些教育出版社在选题策划方面有“贪大”思维定势，似乎不超过几十万字不为教育理论著作，似乎学术价值与书的厚薄呈正比。于是乎，洋洋数十万字的《××教育学》、《教育××学》、《××学新编》……纷纷问世。近年这类理论著作已逾百种，但真正产生影响的却很少。国内极少见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布鲁纳《教育过程》那样书脊单薄得不能再单薄的教育理论专著。殊不知《民主主义与教育》这些仅有几十页码的教育专著却有世界级的超世纪影响。选题策划的一些盲目性也显露“好大喜功”的潜意识。教育学研究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主干部分，应花大气力出好几部至十几部力作、新作。但据有关学者统计，自1979年至目前为止，编写的《教育学》教材就达200余种。 其中1986年至1989年4年间就出版了77种， 平均每个月有将近两本《教育学》出版〔3〕。其中大多数是大同小异， 其基本结构还是近半个世纪前原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四大板块”构式。笔者曾使用过一本正式出版的《教育学原理》，内竟有明显的哲学观点错误。据了解是购买书号出的书。“好大喜功”隐藏着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内驱力。
轻视实践 教育理论研究应是对教育活动及其规律的理性探讨。一些教育论文远离教育活动探讨“特点”“规律”，陷入“纯思辨”误区。不能否认思辨对科学发展的作用，但思辨毕竟多是在事实经验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实的和历史的教育活动无比丰富，抛弃丰厚的教育实践而过度倚重抽象思辨，只能满足个人灵感和才华的表现欲，而无益于教育特点、规律的探索。教育论文多晦涩、模糊的“精神符号”，如什么“教育场”、“规模教育”、“教育生态位”……不仅广大教师看不懂，就连不少理论工作者也难解其意，客观上导致教育理论价值萎缩。教育实验却缺少“政策倾斜”。据了解，国内探索了几十年的“五四分段”，至今仍无供小范围实验用切实可行的四年制初中教材〔4〕。 一些地区实验中学迫不得已沿用三年制教材，多数是用三年时间教完全部教材，第四年炒冷饭以应试。
为尊者讳 这现象存在于不少学界，但似以教育理论界为最。对孔子的评价已成为时代气候的风向仪。“文革”中批孔，孔是一无是处。如今谈孔子教育思想，几乎又是清一色的赞誉溢美之词。至于“唯上智与下愚而不移”（《阳货》）、“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君子不器”（《为政》）等所反映的唯心、唯仕、保守、片面及其对后世的严重影响，再无人提出作深入探讨。陶行知的“命运”也相仿。从批陶转到如今的“学陶”。“学陶”是对的，但支配了学术，在某些方面就扭曲了“陶学”。陶行知“教学做合一”，“做是中心”的教学论思想主流评价是明确的，现却以反弹琵琶为时尚，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把“生活”与“教育”相混同，将“社会”和“学校”划等号，否认学校教育的特殊性〔5〕。这些几无人再提起，相反却变成正确的加以宣传， 弄得是亦非来非亦是，是非难辨。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总体来说很是谨慎。对毛泽东某些教育思想和主张，特别是晚年的一些教育思想和主张，还缺乏实事求是的评价。“小人物”与当代教育理论权威商榷缺少发表园地。论文中指谪学术权威之观点，往往被删或被磨去棱角。
上述不良倾向是教育科研之“危象”，应该从教育整体研究的指导思想、科学规范、发展和制约机制等方面探究原因。但教育出版界编辑主体性失落，“双益”错位也值得深刻反省。在编辑活动主客体场景中，编辑主体性失落的主要表现是“文化选择”功能式微，而这又与编辑自身的思维定势、专业眼界和价值坐标息息相关。因此很有必要探讨以下几个关系。
舆论导向与学术引导
我们党历来重视舆论工作。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对于我们党的成长、壮大，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对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的作用。”舆论导向关乎党、国家、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宣传、出版部门都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舆论导向是个很复杂的大系统，除政治性舆论导向外，还有思想导向，理论导向，知识导向，文化导向等等。舆论导向效果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导向如何转化为取向，取决于人、社会深层心理接受机制。思想、理论、知识、文化等方面的导向大量地包含着学术性引导，而如何促使舆论导向转变为人、社会的价值取向，则是一个更加需要进行学术性探索和理论论证、实践检验的科学问题。从这双层意义看，舆论导向和学术引导在众多方面具有同一性，割裂两者联系，不可能真正做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教育理论编辑出版，作为教育科研成果的物质载体，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具有宣传和舆论职能，但更重要的职能是理论指导和决策支持。舆论毕竟是公众之意见之议论，单靠舆论是难以发现真理的。素质教育论文成百上千，有价值的仅是少数；实施素质教育也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很不理想。有人说现在是“素质教育越喊越响，应试教育越抓越实。”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喊”（造舆论）是“喊不出素质教育的。要真正实施素质教育，必须依靠扎扎实实的学术性探索和教育科研。科学的探索才能有科学，才能有真理，才能有正确的教育决策和政府行为。教育理论存在的过分追热等不良倾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重舆论宣传，轻学术引导有关。教育理论编辑若不从这一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文化选择”和主体价值实现仅是一句空话，教育理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教育科研面临的窘境都不会改观。
体系导向与问题导向
教育出版社“贪大”也与专业审视眼界有关。追求“体系”是原苏联教育理论界相当长时期内的特点，而不成功、不理想始终伴随着“体系”的追求。追求体系内在致命伤是不那么关心活生生的教育问题，更为关心的是学科自身的概念系统和逻辑结构。这使教育研究对象出现扭曲——教育学的学理研究代替了教育现象和问题的研究。我国教育出版界似乎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花那么大气力出那么多“体系完备”的教材和论著，有价值有影响的却很少。其实，原苏联在追求体系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象苏霍姆林斯基这样的“离经叛道”者。苏霍姆林斯基不追求“体系”，追求“问题取向”，由于成就卓著，被原苏联教育部长普罗柯费耶夫誉为“教育思想泰斗”〔6〕。我国80 年代翻译出版的《给教师的建议》（苏霍姆林斯基著，杜殿坤译）曾在广大中小学教师中甚为流传，很受好评。我国教育出版界应回顾这段历史，并从中得到启示。
当然这不是说要放弃学理研究和体系探索。实际上“问题取向”也存在效能性问题。教育理论期刊发表了颇多研究教育问题的论文，奇文佳作不少。但给人的印象依然是：教育实际问题的研究尽管很是追热，对教育热点问题还是关心不够。这涉及到教育理论的深刻程度和对教育实验（实践）的指导作用。象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这方面的调查报告和研讨论文有一定数量，但现实情况依然是负担过重，且有越来越重之趋势。《教育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等教育理论期刊比较重视教育实验和对教育实验的研究，这是好现象。但从总体从全国看，这种重视没有形成气候。教育理论期刊和教育出版社似应进一步向教育实验“倾斜”，这是教育理论编辑通过努力可以做到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举措。不解决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问题，即使取“问题取向”，问题依旧不得解决。体现编辑工作神圣性的“为天地立言，为生民请命”，应落实到促进学生负担过重、学校乱收费等众多教育问题的真正解决上。
共鸣效应与争鸣导向
数以百计的教育类期刊，每月数以千计的各类文章（含地市级教育期刊文章），“教育理论”看似烈烈轰轰，实际内容贫乏，气氛沉闷。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归咎于缺乏良好的批评风气，缺乏学术争鸣。从今年已收到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1—4期所刊全文转录的130 篇论文看，竟无一篇是当面锣对面鼓式的质疑、商榷、答辨类文。同是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到的97第3期《哲学原理》36篇全文转录论文中， 就有3篇点名与之商榷类文。反差之大令人咋舌。 《中国教育报》辟有《探索与争鸣》专栏，但从所载文章来看，多数说是“探索”尚可，说是“争鸣”却很勉强，因看不出与谁在“争”，为甚在“鸣”。教育理论多政策性图解，部分教育论文舆论意识过重，均导致实际上的“一唱百和”之共鸣效应。“辨证法”一词原本意义就是辩论出真理。教育理论缺乏争鸣，缺少“辨证”，很多文章“自说自话”，把教育理论推到“无人叫好，也无人指谪；看似有理，却不能深究；有它不多，无它不少”的尴尬境地。
教育界是一块十分重要且又敏感的地带，探索应谨慎。但学术探索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还是应坚持双百方针的。否则，教育科研将会窒息。当然，不是说教育理论界没有争鸣，没有坚持双百方针，而是说还很不够。象《江西教育科研》专辟“学术争鸣”栏以鼓励争鸣，弥足可贵，但能如此的实在太少。真理存在于各派学说之中。五四时期在学术思想上开辟的辨伪求真之风气，应在教育理论界发扬光大。执历史和时代之命的教育理论编辑，应积极鼓励学术争鸣，努力营造自由讨论气氛；同时拒斥肤浅、平庸、圆滑之作，杜绝文字游戏，克服“为尊者讳”。——这才是“文化选择”，“文化选择”由此才显得神圣。编辑导向实际藉重的便是这神圣的“文化选择”。
以上一些关系的讨论或多或少涉及到“双益统一”的导向问题。教育出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不考虑经济效益，但要坚持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前提下的“双益统一”。教育论文的发表和教材、专著的出版不能由金钱开路而导入迷途，否则将加剧教育科研危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双益”的选择实际是编辑出版工作者自我价值的选择。只有选择了高尚，才有高尚而科学的选题组稿策划，才有可能运用“文化选择”之剑，引导和帮助教育科研脱离危机，走向成功。
注释：
〔1〕吴钢：《论教育学的终结》，《教育研究》1995年第7期。
〔2〕〔3〕汪刘生、魏馨：《当代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危机的思考》，《教育科学》1997年第1期。
〔4〕现有四年制初中教材与三年制初中教材内容不尽相同， 这影响到中考统一命题。省级市范围内少数几所实验中学难以单独中考，因此不便使用现行四年制初中教材。
〔5〕参见《中国教育思想史》（郭齐家著，教育科学出版社87 年版）第430页。
〔6〕《给教师的建议》（教育科学出版社80年版）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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