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自组织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成果论文,生产力论文,机制论文,现实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运用自组织理论方法，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视为“科技—产业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探讨了科技成果在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微小涨落被非线性相互作用放大，形成巨涨落，实现产业化的自组织机制。
关键词 科技 产业系统 科技成果转化 自组织机制
全国科学大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而实施这一战略的关键是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可是，迄今为止，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极低，全国每年有6万多项技术成果和专利登记， 真正应用于生产的只占30%，真正形成产业化的不超过5%。这有观念、体制、 法律、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也存在风险因素，但关键的还在于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内在规律尚未认识清楚，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内在机制尚未建立，科技成果的过剩与短缺并存。因此，本文试图运用自组织理论方法，从深层次上寻求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内在规律。
从自组织理论的观点来看，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也就是“科技—产业系统”形成和向有序方向演化的过程，因此，可以通过考察科技—产业系统形成和向有序方向演化的条件，揭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规律性。这里所称的“科技—产业系统”不是通常所讲的“科技产业”，而是科技系统与产业系统协同作用构成的一个新系统。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在“科技”与“产业”之间加一个连字符“—”，并将通常说的“科技产业”称为科技型产业。这一系统的演化遵从自组织理论所揭示出的系统进化规律。
1
系统的开放性是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必要条件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孤立只能向熵增方向演化，不可能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封闭系统可以形成“低温有序结构”，但这一结构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是“死”的结构，因而也不可能形成新的有序结构。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自组织理论揭示出：开放系统的熵变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系统内部的熵增和系统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形成的熵流。系统内部的熵增恒为正，而熵流则可正可负。如果熵流为负，且绝对值大于系统内的熵增，则系统就会向熵减的方向即有序方向演化（dS=des+dis＜0）。因此，尽管开放可能会带来干扰， 但不开放就没有向有序方向演化的可能。
科技—产业系统形成和向有序方向演化的首要条件就是这一系统的开放性。孤立、封闭的科技系统，必然出现成果评价的均匀化，人员分工的均匀化、报酬分配的均匀化、投资的均匀化的无序状态，因而不可能在科技系统内部形成向生产力转化的动力和激励；同样，孤立、封闭的产业系统，也不能形成创新的动力和拉力，一旦产品被模仿，就会出现产业系统的产品均匀化、利润均匀化的无序状态[1]。 只有科技系统与产业系统有机结合，形成人员流动、成果流动、产品流动、资金流动的远离平衡的、开放的“科技—产业系统”，才有可能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目前，我国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有三种模式。无论何种模式，都只有在开放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转化〔1〕。
1.1
模式一——是企业同时作为科技源、中介环节和吸收体的行为主体的转化模式。在国外是较为普遍的一种模式，其开放性表现在：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以及国外留学人员中引进学术水平高、素质优秀的科技人才，受到市场竞争的刺激，受到社会需求的拉引，从国内外科技界、企业界获取科技发展的信息等等。而我国目前的企业，尤其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受计划体制惯性的影响，尚未建立起市场拉引的技术创新机制。尽管企业建立了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等科技机构，但由于未建立起引进高水平、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机制和政策，企业至今自主开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还相当低，对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也无力消化、吸收和创新，不得不在技术落后时再次引进。其实，就是科技实力很强的企业，也不可能所有的技术都在封闭的系统中自主开发，而应不断吸纳最新的科技成果，或者与科研机构联合开发。否则，企业员工的分工、资金投入、报酬的分配等将趋于均匀化、无序化。这正是目前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不能摆脱亏损局面的原因之一——封闭式的经营观念。
1.2
模式二——是科学研究院所和高等学校将科技成果转让给企业或与企业联合开发的转化模式。是迄今为止转化率最低、效果最差的一类模式。据调查，武汉市70种主要工业产品技术来源中，全套引进10项，占14.3%；部分引进37项，占52.9%；企业自主开发20项，占28.6%；企业与高校或科研院所联合开发3项，占4.3%。武汉市机械局所属企业销售额在1000万元以上30种主要产品技术来源中，全套引进1项， 占3.3%；部分引进14项，占46.7%；自主开发15项，占50%； 没有一项是企业从高等学校或科研院所转让的。武汉十大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中，60%家靠引进，20%部分引进，20%自开发[2]。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是对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价值规律尚未认识清楚，其二就是科技系统与产业系统的封闭性。
在科技系统中，选题较多地考虑了课题的理论意义〔2〕， 在实践意义方面也较多地是理论化、理想化的，缺少针对性和操作性。活生生的社会实践，迫切的社会需求，却未对科技系统产生应有的推动作用，研究仍较多地限于实验室范围。由于资金、风险等现实原因，联系科技系统与产业系统的中介—中试环节一直十分薄弱。成果的评价热衷于国内先进、国内领先、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之类的鉴定和评审。科技成果一旦转让出去，则不加问津。成果在应用中失败，受让方认为是成果不好，而转让方则说是使用不对，这种技术纠纷案件已屡见不鲜。这种封闭式的科技系统，难免出现人员分工的均匀化、成果评价的均匀化、资金投入的均匀化、报酬分配的均匀化，内耗十分严重。这是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研究者和管理者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不应简单地将责任都推给企业。产业系统进入了市场，科技系统也绝不能停留在市场之外。
要提高模式二的转化率，就必须打破科技系统与产业系统各自独立、封闭的狭隘界限，在国家宏观政策、伦理规范的约束下，按照价值规律形成“科技—产业系统”。这一系统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从金融机构引进资金（科技贷款、科技基金等），将风险因素转移给保险机构（科技保险等）等等。从而解决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关键问题—中试的资金和风险问题。
1.3
模式三——是科技机构自办科技企业的转化模式。这是我国科技成果尤其是高科技成果转化较为成功的一类模式，但多数尚未形成规模经济。换言之，这类模式有利于实现技术创新（越过了技术商品化阶段），但难以实现大规模的产业化。这类模式的成因主要是科技拨款制度的改革，如果科技机构不能从自己研究开发出的科技成果获得经济效益，则会出现“生存危机”，而企业又缺乏吸纳科技成果尤其是高科技成果的动力和能力，从而形成了科技型产业。这一模式形成的“科技—产业系统”的开放性表现在：引进高水平、高素质、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尤其是既懂科技又懂经济的高级经营人才；引进外资，利用国内金融机构货款；开发新资源，开拓新市场；搜集社会需求信息；出售科技含量高的产品；转让已进入成熟期或已被模仿的技术创新项目，等等。在这样一种开放系统的条件下，科技成果才有可能出现“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发明）→技术创新→产业化”这样一个有序的转化序列。
2 随机涨落是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内部诱因
涨落是相对于系统宏观平均状态的偏离或波动。任何系统都必须存在着涨落，但涨落尺度的大小，涨落生长或衰减的方向则是随机的。在系统的近平衡状态，涨落的存在破坏了系统的稳定性，因此，传统的思维方式总是畏惧涨落的出现；一俟出现涨落，总是设法消除之。然而，自组织理论指出：在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随机涨落则有可能被放大为巨涨落，从而破坏原来的结构，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即耗散结构。“耗散结构可以看成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通过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而稳定化了的巨涨落”[3]因此，在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 涨落对系统则起着建设性的作用。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即在科技—产业系统中，研究者和管理者不可能对未来做出确定无疑的预测，在实验室成功的科技成果，在中试过程中，在加入生产过程的创新过程中，总会存在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因此，涨落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由于技术创新的成功与失败，则有生产效率的波动、产品品种的波动、产品质量的波动，由于政府政策的变化、消费者心理和习惯的变化，则出现产品的畅销与滞销的市场波动、投资增加与减少的资金波动、职工调入调出的人员波动等等。这些微小涨落正是科技—产业系统形成和向有序方向演化的内部诱因。
既然中试过程中，创新过程中存在着失败的可能性，那么自然会存在风险。由于我们的科技机构和企业缺少“冒险”意识，缺乏承担风险的能力，国家又没有相应的保证措施，致使我国的中试投资在科技投资总额中的比例极不相称〔3〕。当然， 我们并不主张企业不顾客观条件去蛮干，更不能不经过科学决策就盲目上马，从而不得不承担巨大风险。企业家不是冒险家。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企业不冒中试、创新的险，不等于就没有风险，还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风险。企业家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能确定有什么风险，努力确定自己必须去冒哪些风险，并把风险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4]。更重要的是， 企业不创新，即便能够维持生存，也是暂时的，绝不会有大的发展，绝没有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一旦一个企业实现了创新，其他企业就会相继模仿，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的出现，引起大量投资、信贷扩张和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扩大，这样就会出现经济高潮，形成经济繁荣，当创新普遍化以后，创新所带来的超额利润便会逐渐消失，于是人们为了追求新的超额利润又开始新的创新，从而使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循环[5]。这里的“创新浪潮”、 “经济高潮”的形成，正是科技—产业系统中微小涨落放大的结果。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引起的产品品种的波动、产品质量的波动、产品数量的波动、生产效率的波动，就不可能有科技—产业系统新的稳定有序结构的形成，也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技术创新的主要拉动作用来自市场需求。对西欧的一项研究表明，企业主要是从用户那里得到需求信息反馈，作为产品创新的基本依据。全新、首创新思路，100%来自用户；重大革新思路，58%来自用户， 30%来自企业生产需求，12%源于其他。美国仪器制造业对创新来源的一次调查表明，11项首次发明的新仪器，思路100%来自用户；66 项重大改进，85%来自用户；83项小改小革，67%来自用户[6]。因此， 科技系统和产业系统都应对市场需求的波动、消费者预期的变动、用户的创新思想和建议等涨落因素给予高度重视。科技系统可以在这些涨落因素的引导下，通过研究开发活动引出新的“发明”（新的产品、工艺、生产经营和管理方法），并努力将其加入生产过程；产业系统可以在这些涨落因素的引导下，有选择地吸纳最能满足市场需求的科技成果进行生产性试验，实现首次商业化，从而获取超额利润。
技术创新也受着持续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推动。在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蒸汽机技术的发明，导致了蒸汽机车的出现；蒸汽机车用于交通运输中，推动了铁路运输的商业化，这种新的发明正是我们系统的涨落。协同学创始人哈肯就说过：“在经济生活中，由什么来承担涨落这一触发的角色呢？这就是包括创新在内的经济上的各种因素，尤其是新的发明，诸如内燃机、飞机、电话，以至一种新的吸尘器”[7]。因此，企业家也应对新发明这类涨落给予关注， 并预期它的应用前景及市场前景，从而积极主动地抓住创新的机会。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偏好也能够激励创新过程，尤其是企业家的灵机一动，对于创新的启动有着特殊的意义。这种“灵机一动”正是一种涨落因素。美国的彼得·F·德鲁克甚至认为， 在灵机一动基础上形成的技术创新，恐怕比其他各种原因引发的创新总和还要多。美国的专利创新中，大多数都是灵机一动引发的，诸如拉链、圆珠笔、易拉罐等。因此，企业家应具有远见卓识、敢冒风险、积极进取的人格特质，具有对科技现象的好奇心和敏感性，善于利用灵机一动的诱发，而不应将这类涨落视为异想天开而简单地消除掉。
3
非线性相互作用是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根本机制
科技—产业系统中存在的微小涨落之所以被放大，是因为在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可以产生与线性相互作用不同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线性相互作用是时空中均匀的、对称的作用，是可以叠加的作用；非线性相互作用则是时空中不均匀的、非对称的作用，是可以产生增量、非守恒量的相互作用。相干作用、协同作用、反馈作用等都是非线性相互作用。非线性相互作用使系统内诸要素的独立性完全丧失、互为因果，形成双向信息传递的循环关系，从而使微小涨落越长越大，直至形成巨涨落。
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模式，关键的是形成科研、设计、生产三个子系统的协同作用。我国科研、设计、生产人员相互独立，是科技成果转化难，甚至在转化过程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攀枝花钢铁公司钒钛铁矿的高炉冶炼技术就是典型一例。其科研是成功的，成果是可靠的，但由于科研人员未参加设计，结果高炉建成后，生铁质量极差，产量仅有正常高炉的1/4，工厂大量亏损。 后来，冶金部将参加过扩大试验的科研人员、设计人员、生产人员组成大型工作组，联合攻关，才使高炉转危为安，正常生产[8]。近年来， 合肥水泥设计研究院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已达80%以上，其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科研人员、设计人员、生产人员的紧密结合、密切配合[9]。 课题组每完成一项科研课题，其部分成员便开始推广。参与设计，提高设计水平；参与生产，及时解决成果用于生产过程后出现的技术难题。在合肥院的设计中，广泛采用本院的技术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不仅提高了企业的技术水平，反过来也促进了该院科研总体水平的提高；该院的科研人员直接参与生产，进行售后服务，了解生产中的急需；及时解决生产中技术问题，提出新的科研课题；将所取得的经济收益再投入科研，保证科研的资金和工资，从而形成科研生产的良性循环。
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中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还表现在科学技术、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之间的协同作用。正是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使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序参量”[10]。科学技术成果物化为产品，即实现产品创新，只是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途径之一。此外还有：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改善工艺方法，更新技术设备，开拓新的原材料，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等等。制约我国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劳动者的科技意识和科技水平低下。1988年，华晶集团公司中央研究所成功地开发出了低频石英钟集成电路，从定型后转入了中试，试产了几十万块集成电路投放市场，市场需求量较大。该所将这项技术成果转让给某厂，但由于该厂技术人员的素质和操作工人的技能远不能适应这项产品的生产，技术设备难以正常运行，致使这项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中途夭折[11]。由此可见，国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教育，迅速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科技水平和科技意识，已成为当务之急。当前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仍处于下降趋势，职工处于“半失业”状态，这正是对职工进行培训的时机，经过培训，职工队伍素质提高，企业可以吸纳先进的科技成果，实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资源创新，从而获取超额利润，这样又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职工培训、吸纳先进技术，使职工队伍的素质越来越高，使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因此，笔者认为，在研究和实施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各项对策时，应将通过教育，使劳动者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这条途径，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正是二战以来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
对于高科技来说，由于其高智力、高投入、高风险和高效益特征，其成果产业化的主体已具有综合化趋势[12]。因此，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科技、市场、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社会经济需求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并非有了需求就能够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需求只有与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逻辑以及社会经济对科学技术的支持相整合，才能真正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系统的“序参量”，已成为社会进步第一位的推动力量。但并不是每一项具体的科技成果都可以加入生产过程，推动社会进步的。只有科技成果的学科结构、门类结构、成熟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相吻合，才能满足市场需求；只有能满足市场需求、才会得到市场主体、创新主体的选择和支持。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没有形成科技企业市场科技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即科技根据市场需求（包括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选题立项，组织研究与开发，按市场需求评价科研成果；企业根据市场需求选择科技成果，实现技术创新，获取超额利润，并将其中一部分利润再用于吸纳先进的科技成果，进一步获取超额利润。这种非线性机制的形成与持续，不仅要实现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而且也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仅是通过政策、法律、法规从系统外规范市场行为，引导科技—产业系统的演化方向，而且还在于作为系统内的要素在科技成果转化中主动分担其资金困难和风险。日本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方面国家投资占40%；在光电子集成电路研究开发过程中国家投资占50%。这是值得借鉴的。
上述诸种非线性作用正是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过程中将微小涨落放大，形成新的稳定有序结构的根本机制。而这一机制的真正形成，还有待更深层问题的解决，如科技成果转化的供求结构优化问题、科技成果转化的价值规律问题、科技系统与产业系统的信息传递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收稿日期：95—09—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79570052）
注释：
〔1〕也有人认为有四种模式， 即还有企业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这种模式。[1]笔者认为这能是企业科技进步的模式或方式， 而不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模式，因为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在国外已是实现了转化的技术。
〔2〕由于对国外的科技动态、信息掌握不够， 在理论方面也常常是做了重复劳动，迄今为止，尚无中国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菲尔干奖获得者。
〔3〕根据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与开发、 中试和生产三个阶段资金投入的比例约为1:10:100，而在我国则为1:0.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