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莉：两捐干细胞的时尚法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干细胞论文,法官论文,时尚论文,厉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厉莉心声
“是否愿意捐献，是我5年前应该考虑的问题。既然已经成为志愿者，我就不能反悔。”
“这件事情不需要考虑。两年前，我无法眼看着一个陌生人死去；两年后，我怎么能对熟悉的妹妹见死不救？”
“人只有为别人做点事情，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我希望能把这些感悟带到工作中，让自己多做点实在事。”
脱去黑色法官袍，日常生活中，厉莉是个爱美的姑娘。
她的电脑中拥有数十个存放照片的相册文件夹。格子衫、碎花裙、俏皮的小礼帽……照片中的厉莉美丽，时尚。
在所有照片里，她最喜欢的是一张合影：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孩挽着她的胳膊，亲切地倚在她肩膀上。在二人身后，是上海朱家角宁静的河面。
“她就是桑桑，曾经两次接受我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姑娘，已经去世两年多了。”看着照片，厉莉有些感伤。
2002年2月8日，大学毕业后不久，厉莉决定：正式成为中华骨髓库的一名志愿捐献者。
“这不是一时冲动的决定。在我5岁时，一位远房表姐就因白血病去世了。”据她介绍，“她的小名和我一样，也叫‘莉莉’。因此在她离开后，她妈妈每年都会来看我，每次都哭个不停。”
这位母亲的眼泪让厉莉知道：“白血病”是个可怕的名词。
“所以，在我开始独立生活、能够自己做决定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捐献造血干细胞。”厉莉说，“起初我并没告诉家人。从小到大我都很听话，但这次我不希望他们影响我的决定。”
在成为志愿者之后5年里，厉莉都未遇到配型合适的患者。
“这段期间，我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放弃当时从事的软件项目管理的工作，重新回到辽宁大学学习法律。”她说，“在大学毕业前，我都是乖乖地按照父母的想法生活，但这并不是我喜欢的人生。”
2007年，厉莉不顾家人劝说，辞去了稳定的工作，重新回到熟悉的校园。
“记得4月的某一天，我正在自习室复习考研，突然接到了中华骨髓库打来的电话。工作人员通知，我与一位患者配型成功了。并且我是唯一与她配型成功的志愿者，让我慎重考虑是否愿意捐献。”她回忆道。
挂断电话后，厉莉很快决定捐献。“是否愿意捐献，是我5年前应该考虑的问题。既然已经成为志愿者，我就不能反悔。当时我在想，我是她唯一的救命草，一定不能让她失望”。
初步配型成功后，厉莉进一步接受了高分辨检测。“幸运的是，在10个检测位点中，我与患者竟有9项指标契合。此时，工作人员再一次郑重地询问我‘是否捐赠’。这次，我根本没犹豫就说‘愿意’”。
9月19日起，在北京307医院，厉莉连续3天接受了动员剂注射，以增加体内干细胞数量。22日，医生开始正式采集。
“连续两个早晨，医生都会在我左右手臂各插入一根细管。血液通过抽取、循环，最后分离出干细胞成分。”厉莉说，“听起来很吓人吧，其实一点也不可怕。我考虑清楚要做的事情，为什么会害怕呢？”
事后据医生介绍，两天内，厉莉接受的血液循环总量相当于她体内总血量的4倍，并最终提取了278毫升成分血。
“你看，我左手腕这儿只留下两个芝麻大的小包。再说，即使不捐献，新陈代谢也会消耗这些成分的。”她轻描淡写地说，“当时我就是感觉身体有些发麻，但过一会儿就好啦。”
捐献后第二天，这个倔强的女孩便匆忙赶回了辽宁。“我没时间休息，还得准备考研呢。而且我也没觉得自己做了件多伟大的事儿，直到10月6日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她说。
那天，厉莉接到了桑桑姑妈打来的电话。“按照捐献规定，1年之内我是不应该和患者见面或联系的，所以当时我也感到很意外。”她回忆道，“桑桑姑妈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我，桑桑手术成功了，她们全家人都很感谢我。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做了件挺了不起的事儿。”
但是对于桑桑家人的邀请，厉莉还是选择了拒绝。
“不仅是因为规定，更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他们对我充满感激和客气。我不是付出者，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也得到了很多。”厉莉说，“但之后，桑桑隔三差五就会给我发信息。有一次，她对我说，‘姐，今天我从无菌病房搬到了8楼的普通病房。阳光照在身上的感觉好舒服呀。等身体再好些，我很想和你见见面。’”
“她的话里充满了真诚和孩子气，让我很难拒绝。2008年6月，我在上海见到了她。”她说。
在厉莉眼中，桑桑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她看上去特别健康。那天天气很好，我们一行5人来到了朱家角。我和桑桑在那里合了张影，就是我最喜欢的那张照片。”她说，“当时我们都以为她一定会健康地活下去。”
然而，2009年3月，厉莉突然得知：桑桑的病情复发了。
“知道这件事后，我立刻赶去上海，准备和她进行二次配型。”厉莉说。
当时，医生曾经建议厉莉慎重考虑：如果决定捐献，那么她的生子计划至少需要推迟两年。
“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需要考虑。两年前，我无法看着一个陌生人死去；两年后，我怎么能对熟悉的妹妹见死不救？”她说，“只是，即使我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桑桑还是离开了。”讲到这里，厉莉的眼中已满是泪水。
“这段经历让我体会到一个道理：人只有为别人做点事情，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我希望能把这些感悟带到工作中，让自己多做点实在事。”厉莉说。
如今，厉莉已经是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庭长助理。
工作时，穿着法官袍的她，威严中难掩一股倔强之气。“我希望自己能做个好法官。当法官最满足的时候，就是看到大家带着问题来，高兴地离开。”厉莉说，“其实我始终是个‘乖乖女’。只是对于应当坚持的事情，我无法选择放弃。”
邻家小妹式的新楷模
在“悲情模范”仍然是主流宣传模式的今天，厉莉的出现，似乎多少有些让人意外。
她健康、阳光、自信、可爱；乐于助人，也爱上网；懂时尚，也爱追星；爱岗敬业，还是微博控……她不再是“高、大、全”式的英雄，可望而不可及，她是千万普通人中最平凡的一个，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像我们一样有喜有怒、柴米油盐，正是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厉莉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受到无数青年人的追捧。
“悲情模范”们身上的大德大爱，大多在出现生命意外后才得以被公众所知，他们身上的“悲情”因素，深深地打动我们的灵魂，但同时，也让公众产生距离感，觉得无法达到这些楷模的人性深度和思想高度，也因之觉得“悲情楷模”不过是高挂天空的月亮，只可观赏，很难学习和模仿。
邻家小妹式的厉莉，给了公众尤其青年人一个新的感觉，原来楷模也可以像这样多姿多彩地生活：想哭的时候不必盖被，想笑的时候无须掩口；追星时疯狂投入，加班时不眠不休。
毋庸置疑，像厉莉一样的新楷模更具人性化，更具亲和力。他们真诚、实在、不假、不装。他们赖以成名的事件，只要别人想做，基本没有什么门槛。对他们来说，那些事情，不过是人生中一些必须的坚持，一些必要的奉献，而这些，普通人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做到。
成功举办奥运会后，北京开始向世界城市演进，厉莉等一些新城市楷模的出现，因之具有平民化、网络化特征，成为青年人的精神地标。
以活力、创新和包容作为城市标签的北京，需要能够代表其价值取向的新的精神代言人，他们大爱在身，人性的光辉温暖我们柔软的内心；他们平凡可爱，可学可比，让模范变得像邻家小妹一样亲近。
每座世界城市，都有自己的价值观，通过厉莉这些新标杆们的传扬，“首善北京”可以获得年轻一代更广泛的认同和共鸣，也因之使城市本身更具活力。
（法制日报，201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