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会及其在20世纪的世界性扩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主教会论文,世界性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们这个世纪中，天主教会无论在其理论中还是在其组织中，都实现了重大的内部变化，并且还深刻地改变了与它所在的国家中的社会的关系。这一进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就是众所周知的第二届梵蒂冈大会会议。它的确标志着教会两千年生活的一个转折点。有些人甚至认为，自大公会议闭幕以来30年间，在天主教团体内部以及在天主教团体与世界的关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取决于大公会议，因为若不是它的实施的成果，就必是它的排斥的后果。这种看法可以说是既真同时亦假。如果孤立地看待梵二会议，仅仅把它视为一个绝对的新事物，而不是相反地，承认它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始于大公会议之前并在大公会议后继续下去的教会变化过程中之一个阶段的话，那么上述看法就是虚假的。
20世纪上半叶，在教会内部涌现出为数众多的运动。无论在教理和牧民方面，还是在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它们都致力于革新教会的生活。它们行动的领域有礼仪、圣经研究、神学教育、对信徒的宣教、平信徒的提高、牧养实践对当代人需求的适应、研究自由、和与罗马分离的其他基督徒的关系、对民主的选择、对宗教自由的接受、和工人运动的关系以及对人民解放运动的支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所有这些运动只得到罗马当局的部分的欢迎，甚至往往成为谴责和查禁的对象。当然，这些运动也激起更愿意以传统的方式思考和行动的那部分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对抗。此外，这些革新运动并不是毫无差别地出现在全教会，而是在某些国家较为激烈，而在另外的国家则几乎全无声息。尤其是这些运动未能把自己的力量拧成一股绳，以便促成教会整体的革新。
而梵二会议提供了这一可能。在会上，主张革新有理的主教们和神学家们行动一致，并得到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禄六世的支持，使得大公会议的全体会议采纳了他们的观点。于是，那些原先属于遭受保守分子打击的运动的、并被中央当局用怀疑的眼光盯着的人，终于看到他们的合法性得到承认了。不仅如此，原先他们所从属的运动都是一个接一个独立出现的，其兴趣和发展都是自发的，而在大公会议期间，则得以汇聚成为一个对教会改革前景的一致的和连贯的展望，教宗和主教们已将其变成自己的，并推荐给所有的天主教徒。换言之，大公会议是那些早在大公会议召开之前就活跃在教会中的革新倾向汇合的结果，但也是新的和更为深刻的改革要求成长的结果，它们得到在大公会议工作期间进行共同深思的主教们和神学家们的赞同。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寻找到一个与保守倾向平衡的契合点，以便避免破裂和随之而来的大公会议的失败。所以，大公会议的最终文件认可了改革教会的基本思想，但不能接受改革派的所有要求。因此，改革的推动力并未在大公会议文件中得到完全的体现，但它们的确从中获得了新的活力，因而得以在大公会议后继续发挥作用。
所以，会后的时光，是在有关赋予大公会议的决议何种解释的紧张状态中度过的。一个小小的少数派抵制大公会议决议，将其判为对天主教伟大传统的违背。数量大得多的一批主教和信徒们衷心地欢迎大公会议决议，但却是把它们作为教会改革道路上的一个终点和不可逾越的界限来接受的。因此，他们所要的是把大公会议作为已典制化的一堆文字的整体来推出，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而不可越雷池半步。其他天主教徒们，则既把大公会议文件视为一个终点，同时又把它们看作一个新的出发点。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教会应该按照梵二会议规定的去做，但正是为了忠于大公会议本身提出的要求，教会亦应超越它。事实上，大公会议指出的那一条道路并未法规化，或许可以说，它甚至也不是可以法规化的了的。大公会议不是可以用它的文件的纯文字所能表述穷尽的。相反，它的更为深刻的真谛在于一种态度，即对于基督教生活的源泉（经典、礼仪、灵修传统）的不断更新的忠诚，以及与世界进行开诚布公的和诚恳的对话。
理解对大公会议的忠诚，可有不同的方式，它可反映在对于新问题的答案的追求上。这些新问题是梵二会议后出现，并与社会总进程相关联。近30年来，罗马当局经常宣布它愿意忠于大公会议，但它的决议不止一次地被一部分信徒判定是反大公会议的；另一方面，一些天主教徒以大公会议名义作出的某些抉择，也遭到罗马的谴责，被认为不仅在字面上也在精神上恰恰违反了梵二会议。
所以，对于大公会议是否在教会内基本落实了这个问题，是很难以作出总体的回答的。对此问题，有些人会斩钉截铁地回答：“是”，但另一些人会同样斩钉截铁地回答：“否”。有一点倒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大公会议在天主教团体内部强有力地行动了：在它之后，没有任何东西是和从前一样的了，尽管目前还难以显示出一切都更好了。对于大公会议可有不同的理解，这种可能性并不阻碍它的影响，相反地可以说扩大了它的影响。它变成了互相之间差异很大的团体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基准点，并对互相之间差异同样很大的需求提供了答案。有人会说，大公会议正是这样被曲解的。但是这一点也难以显示出来。深刻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大事件们就是这个命运，它们注定要成为不同的诠释的对象，有着不一致的后果和应用。梵二会议就难逃此运。
为了能够确切地说出在大公会议后以及由于大公会议，在教会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总体的判断之外，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分析研究，也是有益的。当然，在今天这个场合来做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满足于选择一个特殊的视角，并设想最有意思的视角之一便是看待一下天主教会在20世纪的世界性扩展、它对大公会议的影响以及它在大公会议后的表现。
一、20世纪上半叶教会的世界性扩展
直至19世纪末，天主教会还主要是一个欧洲的教会。北美和南美的天主教团体尽管为数众多，但无足轻重。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还不存在充分培育好的、有着本国主教和神父的团体，而只有由西方传教士管理的团体。其结果是天主教会与欧洲国家有着文化的和政治的密切联系。在19世纪的那些国家里，在人们共同的思想意识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欧洲中心论：欧洲文明被视为文明的最高的和完满的形式，并被解释成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最高成果。欧洲天主教徒们赞同这种思想，并因而认为其它大陆的教会也带有欧洲面孔是自然而然的和积极的。在他们看来，教会有着唯一的形式和唯一的生存方式，理所当然地，它们是在基督教时代的第二个千年当中在欧洲形成的，并从这儿出口到世界的其它所有地方。
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其重要性仍无法估量的一个现象，即教会扩展到所有的大陆。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天主教团体的数量和规模都增长了；尤其是发展出本地人的神职人员，教会逐渐交付给本地主教；本国出生的修士和修女的数量增长了，特别是在那些教会中诞生了新的修会；修院和神学系也交付给当地的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阶段中，在一进程伴随着前殖民地国家的统治独立和欧洲以外的人民对自己文化同一性意识的觉醒而加快了步伐。其结果是在梵二会议之际，亚洲和非洲的教会带着自己的坚定和尊严，出现在欧洲教会的面前。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美洲大陆。在南美洲和中美洲，教会并不年轻，但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它们经历了巨大的困难，这使得教会结构异常脆弱。但是在庇护十二世任职教宗期间，罗马当局更仔细地划分了这块土地——教区数量增加了约百分之五十——并为它们注入新血，即来自欧洲和北美洲的神职人员。然而，拉丁美洲的教会也需要牧养的革新：事实上它们的生活保存了继承自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时代的思想形态和组织形态，而且群众的宗教情感，尽管非常真诚，还是没有被充分地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中，脱离传统、开拓新路的需求开始显现出来，但没有充分的力度来改变局面，所以在全世界教会的总体图画中，拉丁美洲的团体在神学上依旧是无足轻重的。
这也是亚洲和非洲的天主教团体的局势。尽管它们在数量上和组织上都有所成长，但是它们仍旧保留着从欧洲差会得来的神学的和牧养的烙印。精神上的非殖民化比起政治上的非殖民化，要更缓慢和困难得多。
相反，美国的天主教团体从19世纪以来，就是一个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当中的、组织良好的和富裕的教会，它的内部纪律也十分严明；然而它却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在世界天主教团体当中，它既无出类拔萃的独创性，也无与众不同的声望。但是，从50年代起，美国天主教徒成功地改善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且作为西方抵制共产主义的堡垒，在罗马当局的心目中赢得了重视。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主教们和信徒们对其教会的“美国的”独特性的意识日益增强：置身于美国社会当中这一事实，给予了天主教会有别于欧洲教会的、牧民方面和神学方面的、属于自己的特色。特别是他们认为，“宗教自由”和所有的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与天主教信仰是和谐一致的，这也正是与新教团体建立友好关系的具有决定性的出发点。这种主张违背了罗马在那个年代仍坚持的“天主教国家”的传统理论，因而北美教会在坚持它的主张时，显得形只影单。
总之，到了梵二会议的前夜，非欧洲的教会的发展，改变了教会内部的数量对比。若要看清这一点，只需把梵二会议的全体会议和梵一会议的全体会议对比一下就足够了。在梵一会议时代的1870年前后，天主教的主教们有1000名多一点儿；到了梵二会议时，他们有约3000名。梵一会议时，欧洲主教占全体会议的三分之二，到梵二会议时只占三分之一，即1041位。从美洲来罗马的主教有956位，其中来自拉丁美洲的有约500位；而梵一会议时一共才有121位。非洲教会的主教有379位，其中61位是在非洲出生的。而梵一会议时只有9名，其中没有一位是非洲人。亚洲主教有300多位，几乎都是亚洲本地生人；而梵一会议时只有41位，其中亚裔一个都没有。但是，神学的平衡仍未被打破，教会从整体上说，仍然只用一个声音来说话，那就是欧洲的声音。
二、梵二会议的转折
在这种局面下，梵二会议标志着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非欧洲的教会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身分。美国教会得到的成果最大。一个直至那时在神学上仍无足轻重的团体，得以使自己关于“宗教自由”的观点被所有的人所接受从而变为共同的理论。北美的主教们和神学家们把欧洲的同行们吸引到自己的立场上来，于是这样便取得了一个直至不久前还无法想象的成果：全教会都在以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来讲话，正如直至不久前还孤单地以这一观点讲话的美国教会。
而对于亚洲和非洲的教会来说，则没有可与之比拟的任何东西。大公会议的文件没有采纳这些教会制订的神学理论，不带有它们的灵修或牧民经验的任何印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教会对自己的身分的意识的觉醒还仅处于起步阶段这一事实造成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亚洲和非洲的主教们没有对大公会议的工作发生影响。相反地，后来表明对于非欧洲教会的自我建设非常行之有效的、反映出亚洲人和非洲人的情感的牧民方向和神学原则，作为一个总体被大公会议的文件采纳了，也要归功于他们。
梵二会议说明，普世教会并不是一个建立在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基础上的世界性机构。相反地，普世教会表明，正是在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地方教会所具有的在信和爱当中的同一性中，并且在它们当中的每一个教会之中，基督的教会的救赎的奥秘得以实现。大公会议确立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教会是一个历史现实，因此它从生活的环境中承担了必要因素，来表述它的信仰和组织它的活动；但是，教会不与任何文化捆绑在一起，所以它的任何一个历史形态都不是绝对的，它的一切历史形态都是相对的和可变的。因此，教会应该尊重和欢迎任何一种人类文化的积极因素，福音应该扎根于它对之宣讲的人们的社会与文化的现实之中。
同样地，非基督教的宗教作为一个人民的灵修天赋的表述，应该受到尊重，它们作为其载体的那些人文价值和宗教价值，应该受到天主教徒的欢迎。事实上，它们常常反射出照亮所有人的神圣的真理之光，所以它们可以被视为基督福音的准备。
最后，大公会议对于向穷人宣告福音讯息的责任，是非常敏感的。“穷人的教会”这一命题，尽管最终未能在大公会议文件中得到相称的充分论述，然而它激起了主教们和神学家们的极大关注，唤起许多人信服地认为，这正是教会应走的通向未来的道路。
教宗庇护十二世和若望二十三世在他们有关天主教会使命的个人教导中，早就超前地对这些论断多所涉猎，保禄六世也在许多场合中多次论及。所以说，大公会议和教宗们至少在原则上，一致宣告了教会的欧洲中心论的终结。
实际上，自大公会议以来，一个古老的、传统的观念又得到了新的活力：天主教会只有一个，它只有一个信仰，一个洗礼，一个圣体圣事和一个最高牧人即罗马教宗。但是同一性并不等于一律性。个别教会或地方教会在灵修、礼仪、神学和宣告福音的行动等领域合法地拥有自己的特色。如果说基督徒们的信仰可以与所有的文化和谐一致，那么亚洲的、非洲的或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徒们就可以也应该从他们人民的文化、艺术、传统中发掘出表述他们的信仰和组织他们的生活的手段，也能够根据他们人民的集体经验和当前需要来理解和宣告福音。
一个印度教会，或一个巴西教会，或一个中国教会的存在，并不违反天主教会的同一性。天主教会一直把教会的两个大家庭拥抱在自己怀中，那就是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它们的神学、灵修、律法等方面的差异是得到承认的和合法的，并以不同的奉献丰富了唯一的教会。同理，在每一个文化圈内部的众教会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特色和独特的传统，以便使其生活与自己人民的天赋及特征和谐一致，使福音的宣讲符合根本的局面并满足自己兄弟的需要。
大公会议后的天主教会，意识到了属于不同文化圈的所有教会都有平等的尊严。不应该有占支配地位的教会，也不应该只有从欧洲教会到其它教会的单一方向的运动。所有的教会都应不仅能够给予，也能够接受些什么，从而以其它教会自己的财富来丰富自己。若要做到这一点，只是表面的适应是不够的。理论、崇拜、组织、传教，都应反映出国家的文化和社会的全局情况，这就需要属于一个同质文化圈的那些教会拥有自己的神学、礼仪和法典。这是一个长期的、费力的工程，但是非欧洲教会们早就开始以创造性的方式表述他们信仰的财富了。
三、大公会议后教会的组织改革
大公会议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教导是关于主教们的权力的。大公会议认为不仅教宗有权，而且主教们也有权和他一起管理全教会。这在天主教会中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和传统的理论，但在最近几个世纪中被忽略了。大公会议重新彰显了它，从而将引导他们的教会的责任，交付给了集合在主教会议中的主教们。这体现了教会管理的一种分权，它有利于保证教会能有相称于各个不同国家情况的形象。罗马教宗保障普世教会的统一，并且可在给予总的指导、保留给自己对某些问题的决策、监督地方团体的生活等方面进行干预，但由主教们确保对国家教会的日常指导，并为他们团体的行动寻求新形式和新方向。
所以，对于国家教会的或大陆教会的主教公署来说，促进它们教会的个性化以及使基督教进入本地文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要靠它们来完成。事实上，大公会议后最有意义的新事物之一，正是在世界的所有地方，多次和反复召开了代表大会，主教们、神学家们和平信徒们聚集一堂，讨论在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区域的背景中宣讲福音带来的种种问题。
然而根据大公会议，把基督的讯息与自己国家的文化结合在一起的任务并不仅仅属于主教们，而是也属于平信徒，甚至可以说，首先属于后者。大公会议认为，平信徒全面地参与教会生活，任何领域都不例外；而他们更应专注的领域便是，从加入教会的那一刻起，就充分参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天主教团体的活动并透彻了解其问题，努力把信仰与他们的时代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大公会议后，这个思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特别得利于一个新事物，也就是基基团（基督教基层团体），平信徒在其中承担着首要责任。关于它我在下面要谈到。
四、基督教进入文化在拉丁美洲
大公会议之前，拉丁美洲教会形势的特点是具有双重的现实：一方面，群众成批地信奉天主教，但这是一种与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相干的、清醒的宗教热；另一方面，经济和文化的贫困压迫着次大陆的群众。大公会议后，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徒们对后一种现实有了更现代化的、更有技巧性的和更大胆的看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持续的、全面的贫穷并不归咎于局部的、通过个别的改革就可补救的失衡，而是在于社会结构中内在的非正义。这一点是与一种深刻的灵性精神的进化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人们意识到有责任用新的语汇为教会在拉丁美洲背景中存在的意义定位。那种空洞的、学院式的神学对此是毫无用处的，而是需要一种“设身处地”的深思，也就是把教会所处的并要在其内部宣告福音的社会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思考。于是，便诞生了“解放神学”，对于群众取得他们的经济附属地位的意识，它提供了一种对宗教在其中所起作用的分析，并使他们揭示出在福音的讯息中，有着浸透着基督教意识的朝向解放的促动力。
主教们尽管也注意抵制这种神学的某些极端的表述，但并不拒绝它的富有启示的思想，他们在麦德林和普埃布拉的全体主教会议上向所有信徒指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可综述如下：强调对社会正义的关注、重新评价贫穷以及政治即服务的基督教含义、坚持反对滥用权力，同时坚决捍卫教会的团结以及它的使命的不仅历史的而且超性的特点。
拉丁美洲的教会以自己特有的、不混同于他人的面貌出现，这也体现在另一个新事物上，即“基层教会团体”。早在大众会议之前，在50年代的巴西，它们就应缺乏神职人员的团体之需而诞生了。大公会议后，它们在全拉丁美洲落地生根，并且在新的教会气候中为自己找到了更为深刻的辩解。事实上，基层教会团体满足了一种需求，即不是人为地建立一个游离于所处环境的社会动力之外的、仅仅是合乎法律的纯结构的、礼仪性质的基督教团体，而是提高那些业已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自发地聚合而成的团体，在它们的自然动力中注入福音的讯息，使它们变成基督教团体的基础。因此，基层教会团体变成了最适于让福音在人民的生活中道成肉身的场所，这就是说，它们同时也是使人和社会都得到提高的最适宜的场所。
通过教宗保禄六世之口，普世教会承认在不违反主教们的权威的条件下，基层教会团体对于使福音的讯息在拉丁美洲和其它非欧洲大陆的环境中道成肉身来说，是一个积极的现实；普世教会也接受“解放神学”的价值，只要它不使基督教的讯息沦为仅仅是社会的解放。于是，原先在天主教世界中和在西方世界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兴趣的眼界中，几乎是默默无闻的、无足轻重的拉美教会，开始被视为社会改革的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它们携带着不仅与它们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也能为所有其它教会指引前进方向的一种宗教提案，一举登上了世界舞台。
五、非洲教会在大公会议后的发展
在大公会议后的非洲教会中，也有制订一种“非洲的”神学的努力。在教会所要在其中行动的环境中，出现了大陆的人民对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即对于自己的文化遗产的关注，其中传统宗教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之一。但是在宗教全景图中，伊斯兰教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同样，还有众多的基督教各教派，它们把过去几个世纪在欧洲形成的分裂进口到了非洲。
整个局势的第二个面貌是政治难题和种族间的冲突，它们干扰着许多从殖民地列强手中取得独立后诞生的国家，往往使民主生活的任何可能性化为乌有。最后，在一些灾难性地区，还要加上经济不发达的问题。置身于如此巨大的困难之中的非洲教会，被迫变得成熟起来，选择了对自己的社会环境中存在的文化资料和宗教资料给予评价的方向。
首先一点，就是重视在非洲普遍存在的团体生活的传统形式。于是，注意力转向基督教小团体的建设。在这些团体中，平信徒能够承担团体生活的责任。它们注定要成为创建一种吸收非洲精神价值的神学和礼仪的作坊。
另一个方向是，具体实现了与其它基督教会信徒的对话与合作，当其它大陆的教会相比，这是某种超前。这是非洲基督徒的一种特有的、自发的倾向，因为当他们接受了推荐给他们的基督教的形态时，对在远离他们的时代和地点形成的教会的分裂并无意识。合作的土壤是对圣经的共同翻译、对青年的宗教教育和社会的发展。与此平行发展的是，天主教会也谋求开展与传统宗教和伊斯兰教的对话。
第三点是，教会致力于为克服种族间的斗争、为消灭纳粹制度、为达到一种更稳定的民主生活、当然也为取得令人满意的经济发展而做出贡献。这样，便诞生了一种非洲形式的“解放神学”，即某些产生于拉美环境而又适用于非洲大陆环境的论断。
最后，教会走上了把非洲习俗与基督教规章协调在一起的道路，特别是那些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领域。一直表现出和至今仍表现出严重困难的正是这个领域，但并不缺乏接受非洲传统家庭的价值并纠正其不能被基督教信仰接受的部分的种种尝试。对于民主和发展的复杂问题，也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教会寻找不能在其它环境中预制的、只依附于非洲资料的解决方案的热忱，却从来未有丝毫的减弱。于是，处于种种困难之中却没有充分准备的非洲教会，就这样开始了自我建设，它们要完全忠实于天主教传统和自己人民的灵性天赋。
六、大公会议后的亚洲天主教会
在亚洲，与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广大群众致力于更新他们的社会以及建立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独立自主的团体。但是这一新局面还伴随着另外一个传统的因素：亚洲是所有世界性大宗教的故乡。对于亚洲天主教徒来说，与其它宗教的关系和对人的发展的关注同样重要。因此，亚洲的神学有别于拉美的神学，因为它不仅分析经济和政治环境以便揭示其宗教意义，而且基于同样目的也分析宗教环境。所以，它谋求把两种观点协调在一起：对作为人们体验天主奥秘的场所的亚洲所存在的伟大的宗教传统，给予积极的评价；对争取解脱压迫的、崭新的人生条件的努力，给予支持。
所以，亚洲的神学是一种本质上是“宗教之间的”神学。也就是说，基督教被看作是处于宗教多元化当中的一个宗教，而不是一个与其它宗教对立的宗教。这些宗教在天主的救赎计划中有不可抹煞的地位，尽管教会有向所有的人宣告耶稣基督的责任，但也应承认这些宗教的积极意义。
只有对自己人民的文化遗产借以形成和传播的思想、语汇、模式的种种形态不陌生，才能用可以被理解的方式传播福音。总而言之，天主教徒被召唤去体验三重对话：与宗教传统对话、与当地文化对话和与社会救赎运动对话。在这一图景中，基层团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基层团体中，基督徒们可以在渗透着本地文化的现实中感受自己的信仰，可以与其它宗教的人合作，以便走出孤独和对其它团体的人们生存的各种不同面貌开放自身。
围绕着这些思考，可以引伸出广泛的讨论。当教会应付礼仪、祈祷生活、神父和修士的生活方式、平信徒的培育、修院的“学历”、学校和大学的教育等等方面的改革问题时，上述这些思考就让人感到了它们的分量。通过这些改革，亚洲的与文化、宗教和与穷人的对话得到了深化。信徒们尤其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们，越来越开始制订一种双重的忠诚，一个是忠于普世教会，另一个是忠于自己的人文环境，这是基于一种想法，即亚洲的大宗教都是天主所愿的，都在救赎史中有一席之地。在有些场合，这种双重的忠诚在与其它信仰的人士在一起的基层团体中，得以愉快地实现；在许多场合，对一种崭新的、全面的人性的追求是显而易见的。它推动信徒们向往一种从罪恶的社会环境中的、对人的总体的并且是和谐的解放。亚洲的天主教团体就是以这种方式，走上了变成亚洲式的灵修团体的道路。
在使福音在非欧洲的文化中道成肉身的道路上，很长的一段路程已经走过了，但仍要走的路更为漫长。30年只是非常暂短的一段时间，其间不乏种种对抗。对进入文化的过程会败坏对福音的忠诚的恐惧，引起了怀疑、争论，在有些情况下，还引起来自罗马的谴责等干预。过去不断起着一种刹车的作用。于是，许多新的直觉和新的建议只停留在了纸面上，许多信徒不断地走在他们多年来业已走习惯了的老路上。但是，不愿意只停留在表面的所有事业的命运正是这样的：保守派的抵抗和进步派的错误都未能阻挡这一进程，这是显而易见的。迄今为止所完成的一切，确保了教会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的道成肉身必将继续下去并达到新的目的。
七、教会与西方
假如对教会与西方的关系我们不也来考查一番的话，那么我们的视野就不够完整。长期以来，教会一直是至少部分地与西方认同，而西方则把自己当做是基督教的。在欧洲和美洲的教会中，用西方的眼光看待世界早已成了习惯。
这一点在天主教会的高层，显得特别突出。直到50年代，教宗们的注意力一直被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所吸引。但是从若望二十三世起，教宗们的教导和行动开始转移了其兴趣中心：对于教会来说，世界的南北关系变成了中心问题。也就是说，社会问题具有了真正的世界性规模，并且被从不发达国家的观点和它们的权利的角度来看待。
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世俗化进展迅猛。这使得基督教与欧洲（或西方）互相认同的所有遗迹被清除了。它们现在成为两个不同的、不时对立的现实。现在，西方所说的和所做的，不能再归于教会，好象表达了它的观点似的；而教会所说的和所做的，也不是西方的文化和利益的表述。双方拉开了互相之间的距离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教会上层和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广大天主教徒与西方之间的分离，对于亚洲大陆和非洲大陆教会自主权的成长来说，显然是一个有利条件，但它对于明白无误地表现天主教会的宗教特色及其信息来说，也是一个历史机遇。
将来，普世教会的团结将越来越不建立在文化因素的同一性上（礼仪用语、经院哲学、组织模式、某些崇拜形式、罗马中心论等等），而是日益建立在地地道道的宗教和神学因素的基础之上。这会使团结变得更为脆弱吗？这种可能的危险可以用更富于弹性的团结形式来减轻。所以，教会的使命便是，在罗马主教的指导下谋求一种团结，它不辱没每一个教会的独特身分；同时寻求一种独特性，它也不打破共同的团结。
从另一方面说，福音在人类不同区域的进入文化，必将是对人类精神统一的一个重大贡献。只要基督教与一种文化即西方文化混同，它就在非西方的人民当中表现为一个分裂的因素，它的信息对于在所有的地方不受怀疑地被接受来说，就显得过于特殊了。只有当基督教对所有的文化来说都不是外人之时，它才能变成一个统一的因素，它将克服语言、历史、宗教的障碍，使得地球上的东方和西方、北方和南方，围绕着构成人类最珍贵遗产的那些精神价值，围绕着人的尊严和所有人类社会中的人权的提高，而聚会在一起。至少，这是我的祝愿，我愿以此结束这次对我们这个世纪天主教会历史的一个面貌的友好阐述。
（译者任延黎，194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