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领导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子论文,领导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领导科学是本世纪上半叶的一门新兴科学。它的产生不仅与现代社会管理和科学技术的综合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也是人类领导艺术长期集中、凝炼、提高和升华的结果。
面对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学习和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科学是摆在各级领导面前的迫切任务。我们认为其途径有三：一是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传统经验，二是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三是创造和总结新时期的实践经验。
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整套极其丰富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领导经验，值得总结和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现代化大生产的实践，特别是近几十年现代科学管理的实践，总结出许多有关管理和领导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古代思想家有关领导艺术的丰富论述，值得有批判的继承，有选择的发展。尤其如《老子》、《孙子》等经典名著，更是领导艺术的宝库，值得深入探讨。
《老子》是一部什么书，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汉书，艺文志》认为，“道家者流，君人南面之术也”，即《老子》是讲领导艺术的一部专著。本文试图就《老子》中领导的境界，领导的素质和领导的原则等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教大方。
一、领导的境界
《老子》为我们描绘了四个层次不同的领导境界。《老子》云：“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之，畏之；其次，侮之。”《老子》这四种境界真是概尽了古今中外领导者的状貌。我们既可以用这四种境界去品评古今中外的领导人，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亦可以作为一个标准和尺度去衡量和改进自己的领导工作，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
最高境界，“太上，下知有之”。意即最高明的领导者，民众只知其存在。这种境界的领导者顺时应势，度己德，量民力，使政治在百姓不知不觉中渐入佳境。而由于领导者不施为，不扰民，无苛政，“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似乎没有感到领导者的作用，而认为“帝力于我何有哉？”翻检中外历史，如此境界，只有三皇五帝差或近之，可也只是传说，非缙绅雅训之言，不足凭信，徒令今人兴叹。
“其次，亲之，誉之”，这是第二种境界。汉武帝、唐太宗、唐明皇、康熙、乾隆等使国家强盛，天下太平。“贞观之治”、“开天盛世”、“康乾盛世”，民风古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众歌颂称赞，奉为圣明。
《老子》描绘的第三种境界是“其次，畏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治乱兴衰，相继而生，盛极必衰，太平盛世的日子也不过三、几十年便进入政治昏愦、民生凋残的时期。特别是王朝的末世，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即将灭亡的统治，无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严刑峻法，朝令夕改，百姓手足无措，道路以目，对统治者敢怒而不敢言，畏而远之。
最低境界，“共次，侮之”。百姓对统治者畏惧时，已注定了统治者必将灭亡的命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随着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日愈尖锐，近而由“畏之”而“侮之”，以致举国上下，怨声载道，天下形势犹如干柴遍布，只待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英雄便揭竿而起，星星之火汇成燎原之势，最后被赶下历史舞台，接受人民的审判。试看秦二世、隋炀帝等，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都是由“侮之”而灭之。
二、领导的素质
《老子》提出了领导者的素质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即身体素质，道德素质，智能素质。“素质”一词最早见于生理学，指的是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的先天特点。其后，“素质”又被人们用来泛指事物本来具有的内在特征。领导者的素质是指领导者个人生理基础上通过学习和锻炼逐步形成的、在其领导工作中经常起作用的内在要素。领导者的素质常常左右领导者的领导方式，直接影响其领导水平和效果。
《老子》十分注重养生保健，要求做到“致虚极，守静笃”，强调“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老子》养生的至高境界是虚极、静笃，形体至柔而心如明镜。领导工作艰巨而繁重，没有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是无法胜任的。毛泽东在早年曾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小平同志指出：“做四个现代化的闯将，没有干劲是不行的，没有精力是不行的。不管你见解是多么高明，如果没有精力，要做好工作是很困难的”。
领导者是事业的领路人，其道德品质的好坏对民众影响甚大。所谓“以正治国”，这“正”首先要求领导者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
关于道德素质，《老子》一是崇“谦”，要求领导者“后其身”、“外其身”，指出“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提倡“功成名遂身退”。韩信在楚汉战争中连百万之众，攻必克，战必胜，为刘汉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不知谦退，居功自傲，最后被杀于长乐宫，至死才明白“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的道理。项羽在楚汉之争中拒谏饰非，不进人言，谋士大部离去，只剩下一范增而不能用，最后落得兵败乌江，别姬自刎。“善用人者为之下”，刘备谦下自处，三顾茅庐，敦请诸葛，言听计从，长而不宰，堪称“玄德”。毛泽东曾告诫全党“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认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
二是尚“俭”，主张“少私寡欲”。《老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难得之货皆人之所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指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嗜欲是伤身、败德、破家、亡国的根本原因。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尝欲作露台，以需费百金而罢。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曳地，帏帐不得文绣，治霸陵皆用瓦器，减刑罚，出美人。
三是重“容”。有容乃大，泰山不厌泥土故成其高，大海不捐细流故成其深。“善人者，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以平等的态度善待他人，信任他人，“善者君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要重视每个人的价值，善于帮助人、培养人，“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并认为“以德报怨”是调解仇怨的最好办法。领导者所从事的事业是众人的事业，民众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出身、经历，不同的性格、气质。因此领导者应具有博大的胸怀。少奇同志说过：“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对待同志要能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周总理也曾指出，领导同志“必须团结他所不喜欢和不愿接近的同志”。
《老子》认为领导者应具有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人生两大病“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正所谓“得意忘形，失意忘形”。《老子》提倡“忘我”精神，指出“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领导者应能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视富贵如浮云，弃天下如蔽屣；贫无一亩庇身，意若食万钟，贱无斗石之秩，志佚于王公。毛泽东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计一时一地之得失，无论得意、失意，顺境、逆境，从不患得患失。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更是不计个人利害，挺身而出，挽救革命挽救党。
关于领导者的智能素质，《老子》认为首先要“自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领导者重要的工作之一是用人，要知人善任。非知人不能善任，非善任不算知人。而知人的基础和前提是自知。刘邦曾说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连百万之众，攻必克，战必取，吾不如韩信；镇国家，抚百姓，不绝粮饷，吾不如肖何，此三者皆人杰而为我所用，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堪称自知知人之明君。
其次要“自胜”。“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人最难的莫过于征服自己，征服自己那颗看不见摸不着、可大可小的心，去掉自己的缺点和嗜欲。唐明皇在开创了开天盛世后，醇酒美妇，“从此君王不早朝”，引得“渔阳颦鼓来”，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盛转衰。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在胜利面前，生活上腐化堕落，政治上你争我夺，在北京只呆了四十多天，来匆匆，去匆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走下峨眉山，抢夺胜利果实，由接收变“劫”收，“五子登科”，收回了城池，失去了人心，老百姓高唱“盼中央，迎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三年内战，民心尽失，八百万大军，一朝尽散，只落得泪洒大陆，死守孤岛，望洋兴叹，落叶不得归根。
毛泽东熟知中国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延安整风时，便把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以李自成的失败作为借鉴。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淳淳告诫全党，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要被糖衣炮弹打中，要继续保持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解放后又毅然发动“三反”、“五反”运动枪杀刘青山、张子善，杀住腐败风。此后又多次进行整党整风，以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身为国家领导人，穿补丁衣，吃红辣椒。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更是与民同甘共苦，“七月不知肉味”。
其三是“守柔”。“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也。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又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领导者要善守其柔，卑以自牧。刘邦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但刘邦不馁不躁，善守其柔，最后一战而胜。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走城市路线，退往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经过二十年的奋斗，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把国民党蒋介石赶到孤岛台湾。
《老子》还为我们绘画了理想境界中的领导形象：“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理想境界中的领导者，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备具水性七德。古今中外，能完全达到这种境界的似无一人，历代圣君贤臣，也不过得其二三而已。如周文王以百里兴，吴太伯让国避贤，张良自求封留，都是居善地的典范。诸葛亮受三顾之恩而出山，最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以说是“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的楷模。
三、领导的原则
《老子》提出了几条重要的领导原则。其一是民为邦本的原则。《老子》告诫为政者不可苛政严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提倡简政，反对扰民，“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主张以民众的利益为重，“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毛泽东一贯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人民群众对事业的积极性、创造性是事业成败兴衰的关键。“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无不证明了这一真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更是淳淳告诫全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教育军队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把军队建设成人民子弟兵。正是靠着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才能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上，面对高呼“毛主席万岁”的人群，更是深情地喊出了“人民万岁”的声音，充分体现了人民领袖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予和支持，因此就必须继承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群众从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实实在在地获得实惠。
第二条原则是顺其自然。《老子》提出了自古通今的大原则：“人法地，地法天，大法道，道法自然”。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指出“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主张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且莫强为，所谓“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毛泽东没有象“左”倾机会主义者那样，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与敌人硬拼，而是审时度势，认识到中国革命已经处于低潮，经过深思熟虑后，毅然把红军队伍带上井冈山，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创立了湘赣苏维埃根据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现在从事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也要根据人力、物力、财力等客观条件，注意群众的要求和觉悟程度，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主观盲目。
第三条原则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云：“不失其所者久”。 君臣有别，各安其位，不失其所。老子认为，君道无为，臣道有为，作为一把手要无为而无不为，充分发挥和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创造性，切忌事必躬亲，面面具到，眉毛胡子一把抓。“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将欲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矣”。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刘邦取天下，只在充分任用张良、韩信、萧何三人。刘备信用诸葛亮“长而不宰”，堪称“玄德”。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更是知人善任，举重若轻，一心注重战略问题。
《老子》为我们描绘了领导的境界，指出了领导的原则，并提出了领导的素质要求。如何达到“亲之，誉之”乃至“太上”之境界？如何把握领导原则，全面提高领导者素质？其关键在于后者，在于全面提高领导者素质。素质的提高在于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这是一个认识问题、观念问题。《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又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而笑之”。上士者，不唯有志，更在“闻道”而知之甚真，见之甚明，故能“勤而行之”；大笑者，心蒙尘垢，不得其解；中士者流，知之而未真，见之而未明。可见一要有知见，二要有恒。知见非一己之知见，需要的是领导层的共识；有恒也非一己之恒心，需要的是同心同德，协力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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