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票号与现代企业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票号论文,现代企业制度论文,晋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晋商，也就是山西商人，在明清时期以至民国初年，富甲天下，连创了几代辉煌。尤其是清朝中叶兴起的票号业，结束了镖局时代，开创了票号业时代。从此以后，以武术称雄的英雄豪杰的地位，逐步让位于在商场竞争中以智力、财力取胜的财东掌柜。各大票号通过分布在全国各大商埠码头的分号，一纸银票汇通天下，既迅速便捷，又安全可靠，从而使全国性的贷币流通形式发生了质的转变，促进了清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道光绪年（1823年）正月初一，当时全国有名的大财东、晋商首富李大全出资30万两白银，与其大掌柜雷履泰共同创办了全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由颜料铺经营转而经营货币资本，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乡下鼻祖”。
日升昌的创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专营商业资本转为专营货币资本，集存款、放款、汇兑于一身，其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分号达35家。全国各地的商号与地方官吏信赖日升昌，经常把大宗汇兑业务交由日升昌票号办理，后来连清王朝的大宗黄金、白银也交由日升昌存储，包括清王朝卖国条约中的上亿两赔款割让赔付业务也交由日升昌票号代办，日升昌成为事实上的中央银行，一度执掌全国金融业之牛耳。
与此同时，日升昌还与外国各大银行建立了经常性的业务往来，如与英国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正企银行等均往来频繁。在日升昌的带动下，数年之间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等地先后产生了“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等票号，以后又有“汇昌源”、“日新中”、“协和信”、“协同庆”、“百川汇”等大票号的出现。
当时，全国共有大票号51家，山西就占了44家。全国最著名的十大财东（董事长），山西就占了九个，另一名就是浙江红顶商人胡雪岩。还有全国十大掌柜（总经理），个个都是理财顶尖高手，号称“金融泰斗”。其中有一个叫贾继英，后来曾任大清银行的行长，民国时期成为山西土皇帝闫锡山的理财高参。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没有贾继英”。由此可知贾继英这个金融泰斗的赫赫威名，也印证了现在流行的一个观点：企业家是稀缺的宝贵的人力资源。
当时山西的平遥城内票号达22家，不但占据了全国金融业的半壁江山，而且商业特别发达，各类店铺鳞次栉比，街面上车水马龙，真正的门庭若市。饮食业、典当业、手工业、纺织业、医药业、颜料业、烟草业等各行各业均蓬勃兴起，专家们把当时的山西平遥城誉为“十九世纪中国的华尔街”。
当时山西票号的分号遍及世界各地，连莫斯科、曼谷、里海、日本、爪哇等地都有山西票号的分号，真可谓是“财源茂盛达三江”。
正是晋商票号的雄厚经济基础和文化底蕴，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正是山西省太谷县人氏，是有其历史渊源的。现在太谷县的孔府已正式向游人开放。
以山西日升昌为代表的中国票号业，适应市场、灵活经营、注重信誉、锐意创新、规范管理，其一整套的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和运作机制，不失为目前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历史借鉴。下面不妨分析一下日升昌的成功之道。
一、创新精神，这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所在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都离不开创新这一最具活力的因素。创新就是发现、发明、创造、进步。日升昌的创立者李大全、雷履泰正是因为具有极强的创新精神，才能在全国性的大商业网络中，视野开阔，目光敏锐，果断地抓住当时的历史机遇，由颜料铺的传统经营转而创立票号，断然将商业资本与货币资本经营分离开来，创立专门经营货币资本的私人金融机构，勇敢地站在当时商品经济的潮头。
创立票号后，雷履泰及其继任者，不断创新，又把汇兑业务由一般的商业领域扩大到政治、军事等诸多领域，主动担当起国家银行的职能；汇兑也由单一信汇，逐步扩展到票汇、电汇等多种形式。电报在中国一产生，日升昌就率先接受和推广。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不断创新，使日升昌票号不断壮大，长期充满了活力和朝气。
思维创新，打破陈规，是日升昌的又一特点。以金库的选址为例。据说日升昌票号的金库，最鼎盛时期占到全国黄金储备的80%，这么大存量的金库设在何处，当时是最大的金融秘密。雷履泰的思维很独特，采取“反弹琵琶”的思维方式，他不是把金库设在日升昌深宅大院后边的隐蔽之处，而是设在店铺门面左列的茶炉房内，金库地洞的出口就在烧茶炉的柴火堆下。他遵循的是“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的反思维方式。据说当时的江洋大盗曾光顾过日升昌票号，找遍后院除抢了些散碎银两外，根本找不到金库所在。
二、独具特色的股份制分配制度
日升昌的分配制度以股份制为基础，以银股和人力股为主，辅以薪金工资。人力股，也叫人股、身股、劳股，指票号内的伙友，根据能力大小和岗位身份差异，贡献大小，由财东（董事长）和大掌柜（总经理）定期评定每个伙友的人力股份额，从1.1股到0.1股不等，不搞终身制。银股、人股同股同酬，享受票号四年一次的股金分红。比如，最多的一次分红，大掌柜分到白银1.7万两，小伙计分到1000两以上，年平均200多两，而当时县太爷每年年薪才45两。
实行人力入股，银股人股同酬的分配制度，将票号经营好坏与伙友的利益直接挂勾，不仅有利于调动伙友的敬业精神和积极性，鼓励年轻伙友后来居上，而且对稳定中上层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严格的两权分离制度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票号，严格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彻底分离。大掌柜（总经理）对资本运作和人事升降任免全权负责，财东（董事长）不得干涉。财东不准在票号内居住，不能向票号借款，不准干预票号业务。财东只有对首任大掌柜的任免权和分红权，连下任大掌柜的聘任权也没有。票号下任大掌柜由上任大掌柜聘任。在各个票号历任财东和历任大掌柜的名单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历任财东就是一个姓，有父传子的，也有兄传弟的，而历任大掌柜却均不是同姓，意思是选贤任能，子弟不得继任。例如雷履泰的接班人选聘的却是三掌柜的儿子。
四、有一整套严格、完整、有效的管理制度
票号实行量才录用、规范管理的严格制度。用请掌柜、写合约、定人股来规范东、掌双方的权益和行为。一经聘用，委以全权，掌柜则做到忠心事主。对伙友，有请进、升迁两种。每个伙友进票号，必须有举荐人，一旦发生问题要负连带责任。
资金由总号统一调度，分号按总号授权分工负责；帐目实行日结、月报、年清制度。汇兑可以顺汇，也可逆汇，方便客户；汇费随行就市，可以“让点”；存款可以整存分取，本息可以在异地分号随用随取；伙友三年不准请假；每日店铺都要点检，多出来的银两一律没收，少出来的一律照赔。凡此种种，一整套管理制度近乎苛刻，但都能一丝不苟地严格执行，保障了票号的规范运作和金融安全。
票号的保密管理制度更是别具一格。信汇有专用信封、信纸及格式规矩；行文采用密押，如1-9个数字用晋、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个州名代替；万、千、百、十、两、钱用五言诗“世事多变更、诸君宜预防”代替；年、月、日均另有代码字。汇票还采用先进的水印防伪技术。
日升昌票号的大方印，他们一锯为三，大掌柜执1/2，二掌柜、三掌柜各执1/4，三块印同时捆绑盖章才算有效，其目的是防止个人独断专行。
五、艰苦创业，爱店如家的敬业精神
财东、掌柜、伙计合力同心艰苦创业，倡导任劳任怨、不计艰辛的执业态度，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和票号企业文化。票号掌柜、伙计长年伏案劳作，经常熬夜，加上环境阴暗潮湿，半数以上的得痨病（肺结核），但他们毫无怨言，仍是一丝不苟，爱岗敬业，形成一支特别能战斗的票号业队伍。
海南分号的郝可久携带大量钱票从海上乘船回总号，遇到台风，飘流到菲律宾，辗转三个月才回到总号，钱票无一缺失；广西分号白沛李携带钱物回总号途中遇到土匪，他巧妙周旋，作到钱物不丢，满载而归。正是由于伙友这样执着坚韧的敬业精神，才使票号长盛不衰。
六、诚信为本，童叟无欺
世人云：无商不奸。实际上这是片面的看法。日升昌认为：“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耍奸混迹于世”。因此，诚信为本，童叟无欺，才是日升昌为代表的票号业经百余年长盛不衰的成功之道。在盈利时，在顺境中做到诚信为本尚不太难，而日升昌即使在困难和逆境中，也能做到诚信为本，童叟无欺，尤其难能可贵。
清光绪26年（1900年），京都的瑞蚨祥绸缎庄，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烧成灰烬，瑞蚨祥财东掌柜在绝境中找到日升昌的北京分号，分号掌柜梁怀文热情接待，一次性给瑞蚨祥放款白银4万两，使瑞蚨祥二次创业成功。
清朝末年，有一位讨吃要饭几十年的穷老太太，有一天拿着1200两白银汇票，到日升昌票号要求兑付白银。这张汇票与存款时间相隔三十余年。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如数给这个讨饭的老太太兑付了现银1200两。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到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从此这个年轻的寡妇乞讨为生。几十年后老太太摸丈夫当年留下的唯一遗物夹袄，无意中摸出这张汇票。通过这件事，日升昌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声誉大振，业务愈加红火，事业如日中天。
山西晋商票号这红红火火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今天的我们重温这些先哲先师们的宏伟业绩和经营之道，确实给我们莫大的震撼和启迪。
目前，我们正在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企业管理，从中可以吸取丰富的营养和宝贵的经验，从而推进我们目前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与此同时，这些事例也充分说明，我们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那种迷信西方的民族虚无主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恰恰相反，我们的先辈——晋商票号才是我们现代管理的第一“人”。
晋商主要集中在山西晋中一带，这是因为晋北富有矿产资源，而晋南土地肥沃，农业十分发达，而晋中一带资源缺乏，土地贫瘠，为生活所迫，许多人走口外，把内地的布匹绸缎贩往西部内蒙、甘肃一带，再从西部换回骡马、羊皮。这正是“穷则思变”的内在动因。另外，为抵御经营风险，先闯出去的商人往往带出乡亲、朋友一道经商，并成立山西同乡会同舟共济，这就是晋商相对连片集中的根由。
东、伙同舟共济，财东善待掌柜、伙计，大施恩惠，泽及乡里，而掌柜伙计则能知恩图报，忠心事主，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以至出现奋不顾身的事例，虽遇恶劣环境（台风、土匪）亦能确保财物不损。
晋商衰败的原因我认为有三条：一是依附官府，争做“红顶”商人，随着清王朝的没落，而屡遭重创；二是花钱为子弟买官，让子弟步入仕途，弃商从政，致使票号业后继乏人；三是外国列强瓜分中国，以军事侵略为手段，在经济上扼杀中国民族工商业，在与国外不平等竞争中落败；四是经商致富后，不注重再投资把事业做大做强，而是大修豪门巨宅，购置古玩家俱，迷恋声色犬马，甚至抽大烟、豪赌、摆富斗阔，以致事业破败。
山西现存的大院文化，有什么“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梁家大院”、“曹家大院”等等，均是晋商为光耀门庭斗富比阔而花巨资修建的豪门巨宅。传说王家大院的后人吃喝嫖赌，家产变卖一空，流落街头乞讨为生，以后又沦为盗贼。为了生计曾苦练高超偷盗工夫，用两个铜钱扒住砖缝，攀墙入室偷盗别家财物，与其祖宗经商致富相比真是绝妙的讽刺。还有，当时号称“侯百万”的晋商公子，与曹家的公子斗富比阔，不断翻新花样，先是比车，比马，比跟随的奴仆多少，后来，侯公子全部买下一个绸缎庄，曹公子不甘示弱，整个买下一个古玩瓷器店；再后来，相约在平遥城门外比谁烧的钱多，一场比赛烧毁银票达一万余两。真是“儿卖祖田不心疼”，晋商没落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所有这些，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启迪和思考。
山西是旅游资源大省，其地上文物占到全国72%之多，北有以云岗石窟和五台山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南有以尧庙、壶口、关帝庙、大槐树为代表的“根祖文化”，中有以平遥古城、几个大院以及锦山为代表的“晋商文化”，共同构筑了取之不尽的文化底蕴。本文意在抛砖引玉，欢迎全国各地有志之士共同挖掘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