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战略与外国投资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国投资论文,企业战略论文,乡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概述
几年前我在北京与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住所会面之后便产生了写作这篇文章的愿望。这次有幸与汪同三教授一起参加浙江省的考察并理顺了一些思路。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很简单的，但是其答案却极其复杂：通过对江苏和浙江两省利用外资与技术的实地考察，使我意识到，中国的工业化能否同时避免欧洲工业化过程中无法摆脱的农民的被逐出和贫困化？中国能否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些问题的另一个提法是，农村的工业化和集镇的发展能否既吸收农业和工业中的富余劳动力又吸收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
让我们先来回忆和分析一些有关数字。中国只占有全球可耕地面积的1/10，却拥有全世界1/3的农业劳动力。1978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有两亿七千万，而1985年减少到了九千六百万。1952年每个农村劳动力的净产出为323元人民币，而到了1977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317元。由于加速农村工业化的政策的实行，农村工业在社会总产出中的比例由1976年的8%上升到1983年的12%，1990年的30%。据预测，到2000年，农村人口的30%仍将从事农业生产，20%将从事渔业、林业和畜牧饲养业，10%将进入城市地区，而40%将在农村工业中就业。浙江和江苏省在1990年已经超过了上述水平。
虽然在许多领域内取得了成功，但是仍存在着许多全国性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8千万到1亿农民正在流向大城市。1990年北京有近2百万所谓“盲流”，上海有2百万，广州有1百万。
人们提出了两种极端不同的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一种是费孝通提出的系统发展集镇作为地区增长极的战略，这些集镇从混合所有制的形式，从私人所有到国有，来吸收农业人口。第二种是主要由发达国家和世界银行提出的战略：为了满足就业的需要，最适当的办法是扩大私人部门。同时，人们还注意到，外资和技术的投入刺激了人口的迁移。由于已有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模式，我们可以说外资投入和技术引进只能为一种模式所用吗？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的观点是，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的话，外国投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下面将分12个部分进行讨论。
一、城市化
城市化既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不是中国和江浙两省所独有的问题，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过快和无计划的城市化已造成了近于灾难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为了抑制过度城市化，稳定城市人口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的城市人口1982年增加了20.8%，1985年增加了36.6%，而1988年增加了49.6%。在中国阻止过度城市化的一种作法是在农村地区发展中小城镇。
1984年9月分布了农村居民向城镇迁移的政策，规定了4个必须具备的迁移条件：
⑴在城镇中有永久性住房；⑵有城镇营业执照；⑶在农村的承包土地有人转承包；⑷自备口粮供应。以江苏省龙岗镇为例，1985年申请迁移到城镇的批准率只有13%。除了重要的行政管理措施外，迁移问题的最终解决，要依赖于具有适当工资水平的就业机会的形成。通过发展农村城镇可以缩小城乡收入的差别，有资料表明农村与城镇收入差距在1982年为61.8%，而在1985年下降到48.4%。
二、剩余劳动力
我们不能不考虑剩余劳动力所可能引起的问题。1982年中国1/3的农业劳动力被认为是多余的（他们要赡养2.7亿人），多余农业劳动力到2000年将上升到48%，对2000年的估计数字为1.2亿到2亿之间。这仅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还没有包括工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工业中的隐性劳动力剩余也是相当可观的。
以浙江省为例，从1989年到1992年工业的失业率由2.1%上升到2.4%。该省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人数，1989年为2778950人，1990年为2813390人，1991年为2840540人，而1992年为2866270人。
三、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或“盲流”，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在80年代初就已出现，那时有4600万到5200万人脱离了农业，还有184万到208万人成为失业人口。以杭州的邻近地区为例，可以看出受教育相对较多的人的外流将使未来农村地区的发展更为困难。1984年，外出人口的2/3是初中毕业生，1/3是高中毕业生，而仅有1/10是文盲。年轻人和男性离去得较多，只有老人、妇女留在了农业中。
一般来说对于外出迁移者的数字的估计总是偏低的。例如，对农民的外出迁移者的估计数是每年近600万人，但实际数字每年有1000万人。此外，有些估计在1988－2000年间有8400万人必须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最好情况下可能有65－75%能被吸收，而其它的估计则认为只有50%的吸收率。其余的25－50%的人只能或从事不法职业，或成为不稳定因素。
四、农村组织
在70年代后期开始加强农村部门，并将一些公有企业下放给乡镇管理，这使得权力所在地和财产关系本质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三种形式的农村建制：建制镇，非建制镇、以及镇管村。建制镇由县管辖，非建制镇可能是自然村与县之间的最好的一层组织。当然还有一些旧的集市镇。在江苏一般集市镇规模大约有4500常住人口。国家科委自1985年开始执行的星火计划提高了这些基层单位的发展能力。星火计划为它们提供了技术咨询，分担了培训费用，提供了信息服务，并帮助制定当地发展战略计划。从这种地方化的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模式的出现。
五、农村劳动力
说明中国农业性质转变的最好例子是以下的一些数字：1986年农村劳动力20%从事工业和商业生产，他们创造的价值比其余80%的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价值还要多。1978－1987年非农部门的年增长率28%，而到1988年，仅有17.1%的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以外的生产。农民纯收入中非农业收入所占的比例在1978年为7%，而1987年上升到25.4%。特别在江浙两省的比例已达到45%。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列举大量的数字，限于篇幅，我们就不这样做了。当然已经进行的很多数量说明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是仍存在着不太清楚的方面：农村企业的扩展对于所要求的农村转变来说已经足够了吗？或在将来会是足够的了吗？
六、农村企业
当初提出发展农村企业战略出于6个方面的考虑：⑴增加农业生产，⑵发展农村工业能力，⑶阻止人口外流，⑷增加就业，⑸提高生活水平，⑹增加收入。1984年3月国务院通知正式宣布了5种乡镇企业所有关系：⑴乡有，⑵村有，⑶联办合作，⑷其它合作⑸个人。这与国务院在1991年初的决定有了明显的修正，那时并没有将农村企业认为是以农业为基础的。1987年是很重要的一年，乡属企业的45%已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同时乡属企业的总产值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另一方面乡属企业和村合作企业的资本负债率为26.4%，高于国有企业部门的资本负债率。
1984年优先发展的是饲料业、建村业、建筑业和能源工业。到了1990年发展最快的部门是电子、通讯、化工、焦炭、天然气和煤炭工业。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乡镇企业产出的40%是在外省市场上销售的。
出口也取得了显著成果。1985－1990年出口增加了10倍，乡镇企业的3.5%是以出口为主的，出口额占了全国出口的21%。所采取的一些新政策，如外汇留成权、出口信贷、关税扣减和进口税收，和简化进口手续等，都加速了乡镇企业的出口增长。
一项对乡镇企业职工态度的调查也是很说明问题的。42%的职工要求缩小工资差距，只有17%的职工要求扩大差距。65%的职工同意为了加强企业力量在必要时减少一半工资。有14.2%的职工要求更多参与企业决策。
在浙江省，1985年初农民收入的66.5%来自于非农业的劳动收入。
最后，我们还要强调一下对外资投资于乡镇企业决策有影响的4个因素：⑴能否获得原材料，⑵运输条件的优劣，⑶市场条件，⑷劳动力素质。除了第一个条件外，其它三个条件都是经过努力可以改进的。
七、资本来源
资本来源是多样和变化的，一般来说有：⑴国家，⑵乡镇企业，⑶银行，⑷农村居民。我们可举一些特例：⑴土地使用费和农民支付的公共设施使用费，⑵非建制镇被免除的15%的能源税和10%的新建筑税，⑶私人贷款、农业银行贷款和工商银行贷款，⑷乡镇企业利润税（江苏的税率为74.9%，浙江为77.9%都高于国有企业），⑸非政府金融机构。
由于建制和非建制镇的建筑和维护税仅有小城镇基本建设投资成本的3－4%，因此，资金短缺是必然存在的。此外县还要负责建制镇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福利的改善。例如银行、学校、医院、市场信息和技术等等。世界银行对此问题的建议是扩大私人资本市场以推动私人部门增长。
八、农村模式
自1982年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出现了两种基本的模式。为了便于分辨，我们称之为，私人的或温州模式，和公有的或无锡模式。这两种所有制形式反映了两种倾向，这两种模式既可以看为是并行的又可看为是相继的。
温州模式——这种模式由1982年宪法赋予了合法性，那部宪法定义个体经济为公有经济的补充。1984年的中央文件又加强了这一点，鼓励农民自愿参加入股，但是一个企业最多只能雇用1个工人。1988年宪法对私人部门合法财产做了修改，规定个体企业主可以最多雇用8个工人，单独拥有企业的为私人企业家，允许合伙制，有限公司可以有30个雇员。当局有权与外国方面签各种契约，同时要求税后利润的一半必须用于发展基金。
温州模式具有以下特点：地方政府为私人部门创造环境，出现了两种类型的私人部门：农村家庭私有和私有资本联合企业。这些类型的私人部门是⑴独立的，⑵自主的，⑶遵循盈利／亏损原则的，⑷离大城市较远的，⑸在低价上更有效率的。在80年代中到1990年期间，温州出现了22000个股分合作体。
温州的企业生产再生塑料、编织塑料袋、塑料鞋、金属制品、1200种电器、钮扣和金属徽章。它有10万名推销员奔波于全国。
然而也出现了产权不清的问题。在私人企业家赚回了初始资本投入后，便出现了这些资本应归谁所有的问题。
无锡模式——无锡模式反映了一种极不同的政策选择。私人部门被禁止在劳动力、原材料、能源和技术人员方面与公有部门进行竞争、私人部门可以请一两个帮手和最多5个学徒工，但不能雇用工人。所有权归属于农民集体，并且通过地方人代会或代表全体农民的组织进行监管。村政府是企业的创始者、组织者、计划者、建立者和出资者，同时有权控制生产计划、收入分配、任命经理、分配劳动力，并对盈利和亏损负责。
无锡企业还通过与大城市企业的伙伴关系建立合资企业，技术转移，以及技术协作协议。与地方的私人部门相比，无锡企业的规模更大，技术投入和产品质量都更高些。平均收入比地方国有企业要高，其产出占了当地工业产出的95%。1978－1983年当地银行的总存款增加了48.6%，这为无锡企业提供了资金来源。产品主要是零部件，以及市场上别人不再生产的东西。
此外，对所有制范畴的含义理解方面还有一些不太清晰的问题，例如一些论文认为宁波更接近于无锡模式而不是温州模式，但是某些讨论又指出了那里有许多企业名义上是公有的，而实际上却是私人所有的。
九、农村工业
在农村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以下一些引起广泛注意的问题：⑴运输成本高，教育水平低，历史上没有市场联系；⑵没有城镇计划，特别是在水、电、污水处理、土地使用和建筑方面；⑶农田的滥用，制砖毁坏了土地，石灰窑毁坏了树林，等等；⑷外出的年青人在他们老了以后又回来享受养老金和福利；⑸在江、浙两省的货车运输的事故率极大地上升，因为一些乡镇企业为了经营运输业购买了许多维修极差的政府运输货车；⑹大多数村属企业实际上是由私人管理或控制的；⑺乡属企业的单位资本纳税率低于村办企业和私人企业；⑻一旦当地劳动力供给不足时，就用增加资本替代劳动力的办法解决，而不是到本县以外的地方去投资；⑼农村企业工人条件较差：64%没有住房补贴，41%没有医疗条件，52.3%没有保险，53.9%没有退休金，58.4%没有能力为子女找到就业机会；⑽对迁移人口的行政控制并不总是能扩大就业机会；(11)从山区到珠江三角洲工作的女性工人只能干5－6年，她们在20多岁时就离职了，但又很难再回她们的村子去；(12)温州模式更强调短期行为而不是长期行为。
深圳康佳电子集团最近的经验可能可以说明沿海地区与欠发展地区应怎样结合起来。康佳开发了一条需求很高的电视生产线，在中国南方有很好的市场。他们取得了黑龙江省一家企业的60%的所有权，一开始先将那里的800名职工减少到400人，然后又增加到了1000人。而另一方面，康佳在深圳却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问题。现在它有3000职工，其中1000人是深圳居民，1000人有在深圳临时工作的许可证，另外1000人是不合法的在深圳人口。一般来说，深圳的制造业企业的职工构成多多少少都与此相似。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升高，临时工和不合法工人被遗散了，只留下深圳的永久工人开发新产品。生产线被转移到位于深圳与广州之间的东莞。尽管东莞的税率为33%高于深圳10的税率，但是东莞的生产成本要低于深圳。蛇口的前市长袁庚称上述现象为“资本移动自然法则”，是对不公平发展的一种补救。
十、推荐意见
下面的推荐意见肯定是各种各样的，有时不是相互矛盾的建议：⑴消除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使它们成为互补的。⑵使集镇成为未来发展的中心。⑶克服农业现代化与规化的可维持的非农人口水平之间的矛盾。⑷政府应优先雇用山区或贫困地区人口；通过投资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与贫困地区结合起来；发展三角洲与山区的基础设施联系。⑸重新像80年代初时那样鼓励城市工业通过直接投资或与农村企业内联合资在农村建立分厂和车间。⑹如果乡镇企业愿意吸收贫困人口，则让城市企业通过补贴信贷与乡镇企业建立合同关系。⑺更有效地利用退休工人和技术学校系统。⑻鼓励更多的劳动力迁移。⑼保证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机会均等、公平待遇。⑽鼓励地方银行发行债券。
十一、建议
1.外国投资和技术转让的作用
中国必须全面地解决城市移民问题，而且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在农村地区扩展各种水平的工业化以提供可提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在这之中外国企业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1)与外国企业的合资或其它形式的合作能够促进承包合同制的发展。所需的设备水平应具有适合农村地区的技术水平。因此应该购买的并不是完全适用于发达地区生产的设备，而是能适度提高农村技术水平的设备。此外，这此设备的价格与应是合理的和有利可图的。
(2)某些规章制度应予以放宽，以使乡镇企业与外国人有更多的接触。
(3)有权与外国企业打交道的中国企业应在原材料供应者与制造业者之间建立内部合资关系，使这样的内部合资对潜在的外国伙伴更具有吸引力。
(4)对外国投资来说首先应发展的关键部门包括：建筑材料、服装机械、食品加工、饲料、奶粉、汽车零件、化工和皮革。
上述建议的逻辑，就是获利和认识到最好的商业意识，是寻找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大气候的各种机会。
2.全面的政策建议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微妙的过渡转变时期，但尚未明确的问题是过渡到什么地方去。本文中所提出的两种广泛的选择指出这种过渡可以取两个方向：一种是扩大私人部门，寄希望于它最终能占主要地位，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不稳定性；另一种是通过下放权力来适应旧有的指令经济，并进行适当的培训和资源配置。在我们看来这样做可能与外国战略眼光不一致，但却是一种适当的选择。做何种最后选择这是江、浙自己决定的事，但我们想把我们认为是谨慎和必要的建议在此提出来：⑴对能创造新工作的企业应适当地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⑵建立一系列具有联系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产权形式，从私人（温州）到混合（金华），到集体（当前的乡镇企业），到国有企业。方向应该是明确的，但过渡的速度应该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⑶按个人投资与计划顺序联系的南海模式，看来具有某些优点。⑷在原材料配置与市场之间，应建立适当的混合形式。⑸大城市带动原则必须找到实现的方法。过去10年经验告诉我们，沿海与内地的联系还必须进一步大发展，才能为非沿海省份的发展提供拉动因素。⑹国有企业应在内地建立分支，并体现公平交易原则。⑺建立城市与集镇的联系。⑻象山东威海那样采取城集分散制度。⑼加强大城市－中型城市－集镇联系。⑽建立灵活的适当的农村信贷政策。(11)以有效的融合方式将新旧设备结合起来。(12)控制农用土地转向工业用途的速度。(13)承认在某些时候乡镇企业的利润要用于帮助农业。
十二、结论
在本文开头时，我们曾试图指出中国面临的从中期到长期的重要挑战，到本世纪末要为近两亿要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提供就业。这些人包括农业和工业中的富余人员，以及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关键的问题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根据本文的讨论有这样5个方面：
(1)由于现在还没有适当的解决办法，因此，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将是重要的保证。
(2)要利用传统的集镇做为地方增长支柱，以创造有利可图的就业。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超大城市的向心拉动将导致严重的城市社会、经济和政治混乱。
(3)财产形式的变化必将在政治舞台上寻求表现。
(4)如果解决方法是使正在显现的自由市场与社会财产展开竞争，那结果将是这两种财产形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斗争。
(5)外国资本和技术只有在不对社会制度造成威胁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
人们都已非常清楚，在寻求解决就业这一迫在眉的问题中，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尚未结束的多重财产形式的试验，其中有些是要在1995年再次进行评价的。由于这一探索还在继续，必须使新的和混合的财产形式与国家的实际的和不平衡的条件结合起来。从我们的研究中得出来的一些结果认为，最合适的方向应该是建立一种连续统一体：从个人到私人，到合作到混合到集体，最后到社会财产，同时有一个从个人到社会的过渡转换机制。
199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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