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屠刀的背后——“四#183;一二”政变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屠刀论文,蒋介石论文,陈独秀论文,右倾机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7年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是国民党新军阀发动的一次严重的反革命血腥事件，该事件最终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而中共党内存在已久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则在客观上帮助了国民党新军阀，麻痹了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的斗志，使他们对反革命政变缺乏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如何对付新军阀此重大原则问题上，压制党内正确意见
南方国民革命阵营分裂的趋势，从1926年11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开始明朗化了。这以前，北伐军虽在两湖地区取得了胜利，但仍受到孙传芳集团兵力来自侧翼的严重威胁。如果他们从江西攻入湖南，北伐军就可能处于被切断同后方联系的危险境地。同时，两湖的军事实权已落在唐生智部控制之下，这里的工农运动又十分高涨，蒋介石要是在江西遭受失败，将难以立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处理国共关系时，只能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敢采取重大行动，到孙传芳部主力在江西被击破后，局面顿时发生变化。身在南昌的蒋介石明白：这不仅是江西局部的胜利而是整个东南半壁的胜利已经在望，整个南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已全然改观。
随着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有利南方国民革命阵营，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旧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使他的实力迅速膨胀。一批批政客、官僚也从北方来到蒋的身边，其中包括同蒋私人关系极深的黄郛。黄郛黄下途经上海时，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答应蒋介石可透支一百万元。所以，当时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越来越公开地暴露出来，突然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大本营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下。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总部的演讲公开反共，自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于1927年3月13日专门写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该书对蒋介石在南昌的反共演讲作了批评，但字里行间对国民党右派仍充满右倾退让观点和立场。该书声称中共仍忠诚于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限共的《整理党务案》。该书写道：“试问本党对于贵党的党务整理案有过异议没有？事实上有违反过此案的决定没有？不但事实上未曾违反过此案所决定，而且为避免纠纷有超过此案所决定以上的退让。中央委员，共派本来不及全数三分之一，新近广东及江西省党部之改选，经贵党中央之圈定，广东十五委员中共派只三人，江西九委员中共派只一人，这是谁排挤谁，谁压迫谁？”（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27年3月13日），原载1927年3月18日出版的《向导》周报192期。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3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
应当指出，在中国国民革命政治军事形势发生极大变化的关键时刻，一方面北洋军阀中有的集团已被消灭但有的集团仍存在（如张作霖集团）；另一方面国民革命阵营中已产生了名为革命军将领实为新军阀的实权派。在变化很大的政治军事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有必要将革命任务作相应的变化。一方面推翻北洋军阀的任务还有待最后完成，另一方面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如何对付同盟者的背叛和突然袭击，已经成为迫切的任务。对于缺乏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比较清醒。他们根据形势的变化，于1926年11月在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江西战事结束，孙传芳完全失败，政局遂转入一个新形势”。“广东现在是要经过一个新军阀统治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厉害些，他会压迫一切民众运动，虽然他也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现在表现在我们面前已可看见，各路都发生惨杀农民运动人员压迫工人的事。这个新时期的倾向就是形成一个民众与政府对抗的形势，国民党不管左、右派到那时一定都站在政府一方面去，而我们则当然站在民众方面与政府对抗的。”（注：《粤区政治报告（二）——国民政府迁移及省政府改组后广东政局与我们的政策》，（1926年11月23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1926)，第654-65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
“在这样一个困难时期中我们党应该采什么样的政策呢？我们对付新军阀自然不能如对付旧军阀一样很简单的喊打倒他；但是也不能希望他能成个左派，能够长期与我们合作。自然我们有时仍要拿群众运动的力量去压迫他，但是也不能过甚。在我们尚无很大的势力以前去与新的军阀冲突，那一下被他的压迫打倒了，我们便无再运动的可能。如果民众的势力发展与新军阀的势力相等时，我们亦不能轻作很大的斗争，因为冲突的结果必是两个势力都碰坏。这不是说我们此时就不要斗争了，我们仍然要斗争，如在潮安、汕头我们的工友同志被打死了，我们就举行大罢工。但是在此时我们作这种斗争要特别小心，即是说我们现在还要预备我们的力量，去组织民众，强固民众的势力，而不是即刻就应用工、农、商、学联合的势力去打倒他。此时我们仍要把民众与新军阀的关系弄得好点，而在这种关系下去强固民众的势力。”（注：《粤区政治报告（二）——国民政府迁移及省政府改组后广东政局与我们的政策》，（1926年11月23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1926)，第654-65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
在严峻的国民革命形势面前，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军事部部长、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于1926年12月11日在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发表了《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这篇著名文章。文章针对当时人们担心国民革命阵营内冲突和分裂会损害国民革命的问题，用阶级分析方法明确指出：
“各种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争斗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所以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他革命成份更加充实，决无与他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国民党是革命的，是站在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的，自无须怕这种冲突和分裂。而且证之事实：五卅运动以来，革命的工农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坚持其反帝精神、罢工策略，时时与想和英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廖案发生以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曾联合一致地与廖案有关的以至反共、反俄、反农工运动的分子争斗，更分裂出许多不革命分子。结果不但于国民革命以至国民党无损，而革命势力转因是而愈加团结，国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发展。”（注：周恩来：《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1926年12月11日。原载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第37期。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显然，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已看出原国民革命军将领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已蜕变为新军阀，而此时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与新军阀作坚决斗争，决不应当害怕同他们冲突以至分裂而一味妥协退让。遗憾的是，陈独秀、彭述之占领导地位的中共中央却认为中共广东区委的主张是“一个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
《中央致粤区信》中说：“这个错误也是由于鲍（指苏联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庭）的政治指导之错误而来。”（注：《中央致粤区信》（1926年12月4日），原载1926年12月9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1926)，第47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最重要的根本问题，是要粤区同志绝对抛弃盲目从鲍否认左派之错误的见解，必须认识左派领袖的确存在；必须与左派领袖合作；必须联合左派以制李济琛之反动。不可由我们直接领导民众和李济琛冲突，更万万不可有‘整个的C.P.与国民党的冲突’，是极错误的观念，这是极荒谬的企图。”（注：《中央致粤区信》（1926年12月4日），原载1926年12月9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1926)，第474-47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
可见，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把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当作错误的观念进行批判，而要全党执行中央的错误路线。
在北伐军击败孙传芳部，国民党中许多人向右转的关键时刻，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危险倾向以及中共的对策。但是，这次会议的议决案把错误的方针当作正确的方针，把正确的意见当作“左”稚病。
12月13日会上，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陈独秀虽然看到国民党大部分人向右转，承认国民党右倾。但是报告对此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反而着重批评所谓党内的左倾，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陈独秀把中共广东区委同志的正确意见当作“左”倾幼稚病来批判。
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通过了错误的《政治报告议决案》，该议决案认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另一方面是军事政权渐向右。这种“左”和右倾发展距离日远，会导致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这种分析一方面把民众运动蓬勃兴起中的某些“左”倾做法夸大成“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甚至把正确的革命斗争也歪曲成“左”倾。另一方面又掩盖了国民党新军阀准备叛变国民革命这个根本危险，把这个严重的危险仅说成是“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的一般做法。这样，颠倒了主要危险倾向，麻痹了全党，这才真正“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由于颠倒了主要危险倾向，自然采取的各项“挽救的策略”也是错误的。
会议还通过《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规定应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派势力的反动倾向作斗争，从而“减少国民政府之军事独裁的性质。”这个决议认为国民党左派虽然软弱动摇，仍应该团结他们，支持他们，这是对的；但是决议实际上是把同右派斗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国民党左派身上，特别是对即将回国的汪精卫寄托了挽救危机的全部希望，这就在日后形势逆转时造成严重的后果。
12月汉口特别会议，没有能解决中国共产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发展为右倾投降主义。这次会议的决定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同意。这是导致国民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合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在广东曾多次表示“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但是，北伐军离开广东后，蒋介石的态度就变了。蒋介石于1926年8月24日在长沙举行了外国记者招待会，向帝国主义表明他的反共反苏的政治态度和主张。他表示：他立意保护商业和外国人。有一记者问他：“为什么你发命令把教会的产业占起来，又鼓励反英运动与从前的抵制日货运动？”他回答说，那不是他的政策，是学生联合会受布尔什维克唆使的。他必须使双方调和。显然，蒋介石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与北伐前的讲话形成了鲜明对照。
1926年冬蒋介石进入南昌后，一些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北洋军阀政府的旧官僚、封建买办阶级的政客，便纷纷麋集南昌，出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为蒋介石出谋献策。对此，美国的《基督科学指导报》说，“或指蒋氏为‘赤化’，实未必然。”它预料蒋氏不但不会“与赤俄联盟”，并且倘蒋介石“得最后之成功，中华民国与外人在中华民国之利益，决无不利之虑。”（注：《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4日。）于是，它们极力分化破坏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拉拢蒋介石，鼓动国民党内的所谓“温和派”和“极端派”决裂，暗示蒋介石只要他能够保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他们就准备和他谈判，并支持他。日本帝国主义也加紧对蒋介石的拉拢，双方信使密切往返。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由于他沿途策划镇压工农运动，帝国主义赞扬他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上海）局面的人物”，（注：《美国外交文件》，[ForevgnRelations of the US]1927年卷2，第94页。）特许其带着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以驻扎上海的侵略军帮助他镇压革命。蒋介石当即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注：《宇林西报》，1927年4月2日。）
蒋介石一到上海，为了尽快“清党”，与共产党决裂，以背叛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倡导的国民革命。他除拉拢一部分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女人、政客外，更重要的是他纠集国民革命军中的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四军军长李济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副党代表黄绍竑，以及北伐军副总参谋长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等人。因为他知道拉拢这些掌握军权的新军阀，比拉拢反动文人政客更为重要。
蒋抵沪的当晚，即与老相识、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虞洽卿晤谈。他对虞说：“本人亦抱维持资本家主张，但望资本家对于劳工界之生活问题，亦应深加注意，请各界安心为要。”（注：《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档案馆编。）在谈话中，蒋提到了组织专司等募军饷的财政委员会问题，并提名由陈光甫来担任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一职。随后，蒋以总司令部名义，正式任命陈光甫为江苏财政委员会主任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同时，蒋在公开场合接连表示了对租界不诉诸武力的态度。30日上午10时，蒋与日本新闻记者团谈话，作出“不用暴力收回上海租界的保证”。（注：《申报》1927年3月31日。）是日下午，在接见德、美新闻记者时又表示：“当用和平方法，政治手续，决非使用武力解决者”，此事“当俟政府训令，惟陈友仁部长不久亦将来沪，将来当有外交委员会设立此间”。蒋保证道：“我将镇压一切不规则举动”。（注：《申报》1927年3月31日。）
除租界问题，蒋对上海的工人组织和武装的态度，也是新闻界注目的重要问题之一。
蒋到沪后的当晚7时，接受了《申报》记者采访，当问到对工人纠察队如何处理时，蒋答道：“他们有组织，有纪律，按照党义，可以武装自己，惟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局的节制。”（注：《申报》1927年3月27日。）3月27日，蒋接见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谈到外交，蒋说“当由陈友仁来主持，但要工会方面发表一听军事当局指挥的声明，并表示一致动作”。汪答应“可一致行动，但对于听指挥未答复”；谈到纠察队，蒋说“目前可以”；谈到工会，蒋“不相信上总能代表全上海工人”。（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427页，上海档案馆编。）第二天，总工会交际部长赵子敬见蒋，蒋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对于恐有流氓乘机捣乱纠察队及总工会事，“当由余严行制止，尽可放心”。（注：《申报》1927年3月29日。）
3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根据上海区委特委指示见蒋，谈了很久。他代表中共提出了蒋“对日本通讯社的消息不辩白”、“公开说C.P.压迫国民党”、“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前后不同”、“右派军官用得太多”、“不与左派合作，致国民党不能统一”的五点意见。蒋“说话不多，最重要的是提出对武汉的意见”。说到鲍罗廷，他愤慨万分：“老鲍不去，一切都无办法”；“汉口完全是老鲍的鬼”。他认为鲍的压迫比英、日还厉害，声称“如苏俄再不答复，他要单独发表宣言，宣布鲍的一切破坏国民革命的黑幕。”（注：《上海区委特务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3月28日、3月31日。藏上海市档案馆。）
此时，蒋还进行着另外一种活动。通过拜会黄金荣、杜月笙等大亨，与上海帮会分子拉上了关系。在蒋指使下，以“制止劳工煽动分子的活动，使各外国租界免遭总工会的袭击”为宗旨的中华共进会于3月底开始筹备活动，并于4月4日，在法租界设立筹备处，纠合青红帮中的各色人物进行武装训练。
1927年4月2日下午，蒋介石和何应钦、吴稚晖（当时任南昌总政治部主任）、李石曾、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员）、陈立夫（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来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同来的这些人之外，还有住在总指挥部的李济琛、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蒋介石首先发言，说明为什么要‘清党反共’和为什么要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他说：‘十三年（1924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指共产党）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1926)3月20日中山舰事变以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最后他表示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黄绍竑接着把韦拔群所领导的广西东兰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说了一番。何应钦在报告南京方面情况时着重谈到南京惨案。他居然为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恶作辩护。
白崇禧发言最多。他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
4月2日秘密会议以后，为了使‘反共清党’合法化，4月5日上午又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开了一次秘密谈话会。由于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都是少数，无法代表国民党中央，这次会上就决定由吴稚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并盗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据以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及地方军事当局作‘非常紧处置’。这个咨文是由蒋介石授意，由吴稚晖、陈果夫等包办的。
4月9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等人联名发表了长达三千余字的“护党救国”通电。
“此电发出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的政治准备就完成了最后一道手续，下手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4月12日起，在蒋介石、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帮会流氓以及一小撮反动军阀和投机政客的共同合作下，一场历史上空前的血腥大屠杀，便先后在上海、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开始了。”（注：黄绍竑：《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9月版。）
共产国际和陈独秀机会主义对国民党新军阀采取右倾退让政策是导致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定的态度。2月17日，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传达了中共中央对蒋介石态度的决定，并指出：“我们以后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起责任去冲锋，但同时又不要丢掉了左派，要领导着左派联合前进”。3月12日，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又指出：“我们处在这个右倾局面之下，必须拿出向右进攻的决心，无论任何方面都不能让步，因为让步就是断送革命”。（注：《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最近全国政治局面及革命运动的趋势》，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党曾采取积极步骤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加强工人武装纠察队，以求巩固胜利的成果。但是，在蒋介石到达上海以后，共产党的政策很快发生变化。共产国际仍然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
1927年4月2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讲话，只是对蒋介石提出警告，“要他离开上海反革命的重心，免他受包围走向反革命”，幻想他“能接受中央训令，离开上海”，中央还期望“靠他做革命工作”。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和苏联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走向也有所觉察，共产国际在1927年3月对中共中央所作的指示中，也强调“必须坚持武装工农”，“共产党也不应当掩饰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的和反动的政策，必须动员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周围的群众去揭穿国民党右派。”（注：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554页。）
但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不愿同他决裂。1927年4月初，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在莫斯科共产党积极分子大会明确承认“蒋介石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比克伦斯基“更右”、“更坏”，但“他暂时还未倒戈和叛变”，仍应该支持“蒋介石军队。”
此外，从1927年3月16日至4月12日这20多天中，苏联《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不断发表社论、评论、消息，美化蒋介石，把中国和外国报刊上刊登的蒋介石反共事实的报道，一概斥之为“西方帝国主义挑衅”。
更有甚者，共产国际领导人想通过自动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投降主义行动，来消除上海工人纠察队同蒋介石军队的矛盾，以换去蒋介石继续留在国共统一战线内。1927年3月31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要求隐埋工人们的武器，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发生冲突。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看了国际发来的这份电报，愤怒地把它摔在地下。
上述清楚表明，共产国际和苏联虽然已意识到同蒋介石决裂在所难免，但对蒋介石集团叛变的紧迫性还缺乏认识，还希望利用蒋介石进行北伐，试图拉住蒋介石。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国民党军阀的对策与陈独秀的“缓和反蒋”策略是一致的。
3月28日，在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宣读陈独秀的“要缓和反蒋”的信以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在武汉的吴玉章、瞿秋白和邓演达等，曾紧急商讨如何对付蒋介石在沪宁一带的异动。他们主张从武汉调第四军赶到南京，配合尚未开往江北的第六军、第二军，加强南京一带的防务，借以监视蒋介石。4月3日，第四军已作好开往南京的准备。陈独秀却打电报给武汉表示反对。此时，陈独秀内心矛盾复杂，他既仇视蒋从南昌到上海一路上的屠杀，又惟恐国共合作破裂。正在这时，遇到汪精卫路过上海，一贯主张“汪蒋合作，而不是迎汪倒蒋”的陈独秀就迫不及待与汪精卫会谈，会谈在1927年4月4日举行。会谈后于4月5日发表了麻痹中共和上海工人阶级斗志的《汪陈联合宣言》。
应当指出，《汪陈联合宣言》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作，但其内容是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作出的。共产国际、苏联对于宣言十分重视。苏联《真理报》不仅报道了汪、陈宣言的消息，而且刊登了宣言全文，并把宣言的一些语句特别用黑体字排出。
自4月6日至4月9日，蒋介石把倾向革命的第一军第一师和第二师调离上海，把新归附革命的原军阀周凤岐二十六军调到上海，并把二十一师由苏州调到南京一带。
此时，中共特委和中共上海区委（区委书记罗亦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其领导人思想矛盾，左右摇摆，时而想发动上海80万工人，时而又对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北伐军存在幻想，过分迷信在三次武装起义中发挥重大作用的2700名工人纠察队的军事实力。总之，其领导人是受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影响，采取了错误的“和缓反蒋”政策，对即将临头的血腥大屠杀缺乏思想准备和行动准备。周恩来在1927年4月18日特委会上，简洁总结说：“特委的政策有错误，起头是模糊，后来是妥协”。“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
然而，蒋介石要在上海发动叛变孙中山倡导的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决心已异常坚决。待一切准备就绪，蒋授权白崇禧、周凤岐、杨虎、陈群具体执行反革命政变计划，而蒋本人于4月9日离开上海去南京幕后指挥。
1927年4月12日，由蒋介石授权的白崇禧（北伐军副总参谋长兼东路军总指挥）、周凤岐（第二十六军军长）、杨虎（北伐军部司令部特务处处长）、陈群（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等人在上海具体执行了蒋介石策划的反革命政变。该日凌晨，大批早就作好准备的青红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第二十六军开来。声称要调解“工人内讧”。工人纠察队员看到前来的军队将武装流氓的枪械收缴，天真地欢迎这批“调解者”的到来；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自己被强行缴械。一部分纠察队员察觉到“调解者”的真面目，进行英勇抵抗，但因众寡悬殊，遭到悲壮的失败。在此前一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已被秘密扣留，随即遭到杀害。
13日上午，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解释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2里，行进到宝山路上，埋伏在里弄内的蒋介石集团的军队突然向群众开枪，接着又用机关枪向密集在马路上的游行群众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此后，继续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到4月15日，上海工人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
继上海反革命政变以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大屠杀。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即达2100余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共产党人萧楚女、熊雄等。广大的东南和华南地区顿时陷于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之中。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也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4月28日，他们以绞刑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及其他19名革命者。李大钊在敌人的酷刑和绞架面前，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分裂，使处于革命高潮的中国政治风云顿时由红向白转变，它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开始走向失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得势和共产党的暂时失败，显然是与陈独秀向国民党新军阀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共产国际长期贯彻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政策直接有关。斯大林在理论上虽然也讲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他在“四·一二”政变前从未提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问题，他只知道扩大国民党人领导的军队，而共产党人仅限于做政治工作和“研究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指国民党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一直到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才作出武装7万工农的指示。但是当这个指示到达中国，已经为时过晚了。可见，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主观武断的错误指导也是中国国民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注：《特委会会议记录》（1927年4月18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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