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下）（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报告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新时期，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里仅就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一介绍。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有学者认为，这种必然性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客观需要，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客观需要。[32]
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在欧洲民族土壤里滋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之所以为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和民族所接受从而实现中国化，这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本质要求，它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中国当时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需要一种崭新的理论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它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世界性的理论，它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进步要素具有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相似性，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文化根据；通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这一中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很快得到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33]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学者们就此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条件包括：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学习、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真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即研究以社会性质为主体的国情；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具有创新精神；形成成熟的领导集体，有稳定的领导核心等。[34]
还有学者认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动摇，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以及与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35]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和根本要求
学者们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做到：第一，坚持一个“结合”，这个“结合”，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第二，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这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既是对理论创新的要求，也是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立场和科学态度。第三，坚持三个“解放出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重要讲话中强调，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36]
还有学者认为必须要做到这样三点：第一，必须树立一个态度，正确的态度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二，必须注重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第三，必须贯穿一个精神，即创新精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过程。[37]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共同规律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阶段的划分，理论界大致有三种代表性看法。一是以“实践主题的转换与解答”为标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以“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主题；第二阶段以“把中国引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主题；第三阶段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题。[38]
二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大突出成果”为标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三阶段：即毛泽东思想是第一阶段，邓小平理论是第二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第三阶段。
三是以“时间演进”为标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阶段、马克思主义准中国化阶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始阶段。1921—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是马克思主义准中国化阶段。遵义会议以后，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阶段。[39]
学者们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但总体上遵循着一些共同规律。
有学者将这些共同规律总结为十方面：都要经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考验和过程；都要立足中国实际这个共同基础；都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共同主题；在不同历史阶段，要求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以理论创新作为根本手段；每一次飞跃都产生体系化的理论成果；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和卓越贡献往往起着关键性作用；有一个不断拓展的历史发展脉络；每一次都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功；使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文化不断得到弘扬、生命力日益增强。[40]还有学者综合为七条：急需解决历史性难题是前提；形成领导核心是保证；客观实践成果是基础；在不断战胜怀疑中走向成功是最显著的规律；摸着石头过河是表现形式；伟大成果的产生是必然结果；不断创新是灵魂。[41]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并在实践中运用这些基本经验对于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贯主题。第二，坚定信念，不丢“老祖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第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第四，立足国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第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征。第六，代表绝大多数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本色。[42]
另有学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经验有：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第三，正确开展党内斗争，防止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反对主观主义错误。[43]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首先是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倾向；其次是要从中国国情（包括中国的社会历史实际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再次是既要继承前人，更要大胆探索创新。[44]
（六）存在的薄弱环节及对策建议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上，薄弱环节和进一步需要加强的领域和方面主要有：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第二，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第三，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第四，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第五，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第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和根本目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应当说这些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都有所涉及，但不是存在重大分歧，就是研究仍不够深入。此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过程中与国外学者的对话和交流也需要加强。
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进展
（一）总体研究进展概况
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态势：整体研究及其理论上的内在关联的研究，呈明显加强的趋势，在广度、深度上都有新的进展。随着一系列大型文集的出版，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有了新的起点、新的空间，形成了新的研究重点和热点，与现实的联系更加紧密。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全方位展开，呈现出新的高潮，无论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历史地位、基本内容、科学体系，还是在这一理论的时代意义等问题的研究方面，都有较大进展，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1989年以来，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学术界将其和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论证三代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一脉相承性。这方面的研究呈现逐步加大加深和系统性的态势，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热点。
（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资料有所丰富，视野有所开阔，重点有所更新，领域有所拓宽，方法有所改进，保持了较高水平。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等一系列大型著作集先后出齐，研究资料日益丰富，为毛泽东思想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使得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能够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之上。
2.研究的领域和内容不断更新。一些过去未曾涉猎和较少涉猎的领域，开始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重点。如对毛泽东关于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思想、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以及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等。一些过去已经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领域，开始向全面化、系统化的研究方向发展。如随着《毛泽东军事文集》的出版，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开始朝着更加深入、全面的方向发展。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得到明显的加强和深化。
关于毛泽东思想原理的研究，近年来逐渐表现出专题化发展的趋向。如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关于现代化发展战略，关于经济建设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已有一批新成果问世。
3.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成为近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又一主题。如，关于实事求是思想、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发展战略思想、国情分析思想等问题的比较研究，都有大量的成果问世。
4.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联系日益紧密。近几年来，关于毛泽东等人反腐倡廉的思想、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关于改善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等问题，都引起学者们较大的研究兴趣。
（三）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些年来，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局面。大体说来，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专题上，都呈现出理论化、系统化的态势。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及其逻辑结构
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理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之所以“新”，是因为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45]
有学者提出，邓小平理论体系含有四个相互关联的逻辑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是最高的理论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四个理论基石和一系列基本观点；第三个层次是建立在基本理论之上的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第四个层次是理论的基本范畴。这四个层次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政策。[46]
2.邓小平理论的特征和精神实质
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的特征主要是两条：信念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而且两者是科学统一的。[47]有学者则将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概括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彻底的实践品格、坚定的政治方向、牢固的群众观点、可贵的务实精神、广阔的开放意识、敏锐的战略眼光、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刻的创新精神等。[48]
3.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
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八个“第一次”上：即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一国两制”理论等。
4.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热点
学者们从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视角，探究了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些主要环节，如关于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的谈话即“北方谈话”， 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学者们认为，“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大决策作了舆论准备。学者们还深入研究了邓小平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贡献、全面整顿与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等。在继续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一般原理的同时，学者们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思想、文化建设战略思想、“两个大局”思想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与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的提出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思想理论的研究形成了新的研究重点和热点。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广大理论工作者在深入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现仅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介绍。
1.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必然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先进性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对中外无产阶级政党长期执政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根本任务和前进方向的进一步明确。它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成果。学者们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对党的建设面临的严峻考验的科学回应。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都对中国共产党在矛盾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在各种政治文化力量的激荡中始终保持先进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49]其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历史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外无产阶级政党长期执政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再次，当今中国的发展变化，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党的处境、任务发生了转变。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当如何在世界坐标里找准自己的历史方位，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继续发展，取决于我们党对时代和中国新变化的要求的准确把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不仅是对时代挑战和形势变化的一种正确回应，而且是一种历史必然。
2.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有学者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能动地反映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新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论基础。坚持实事求是，清醒观察并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历史观基础。坚持执政为民、坚持为广大人民谋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最通俗、最深刻的概括，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群众史观基础。[50]
有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间是流与源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邓小平理论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直接的生长土壤。[51]
有学者则指出，社会实践对党的新要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重要实践基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是在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国际国内新形势、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实际问题的基础上，总结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经验和“三个代表”的伟大实践，作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的理论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国内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对党的建设和国家工作的总要求。[52]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有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三个方面的丰富内涵：一是唯物史观内涵，“一体两翼”式的理论构架，发展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论”并赋予其明确的价值指向。其中，“一体”就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集中体现了“人民主体论”的价值观，构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内核和价值灵魂。“两翼”就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两个“翼”依托于人民利益这个“体”表现为相辅相成的双向互动关系，并在理论上获得了“一体两翼”式的跃动型立体结构，很好地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二是发展观内涵：从发展哲学层面表达了一种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的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凸显“发展”这个主题；就发展内涵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是一种兼容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系统的发展观；在发展主体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其表现之一是把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这集中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先进性、人民性；表现之二是强调“人的现代化”，并视之为发展的本质和关键。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含了可持续发展观。三是党建内涵：作为21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理论指南，它很好地体现了“三个统一”，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形成过程中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既是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时代精神的逻辑体现，又是对历史的总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论形态上体现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是三者的有机统一体，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了“两个先锋队”的立场，高度概括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指导21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既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又是我们正确理解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53]
有学者指出，必须从“三个代表”的辩证统一上把握其科学内涵。“三个代表”是由一系列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观点共同构成的统一整体。“三个代表”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基本方面，更为鲜明、更为集中地揭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党的各项工作的本质要求，从而形成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解决新的时代课题的新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包含五个方面的统一，即：“三个代表”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任务的高度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从保持和体现党的先进性的高度，体现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有机统一；“三个代表”体现了党的先进性的质的规定与时代发展新的要求的统一；“三个代表”体现了党的建设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54]
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重要进展
近年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重要的进展，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点：
一是研究成果数量逐年增多，2003年更是进入了高峰期。这与中共中央关于掀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新高潮的要求是一致的，研究工作紧密配合了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工作的重要特点。二是研究课题不断拓展，涉及到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从一开始主要是研究三句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意义，拓展到研究它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理论体系、精神实质、历史地位、理论特色和贯彻落实等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使研究工作有了无比宽阔的发展前景。三是研究过程中对这一重要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越来越深。比如，对它的政治意义的认识，就由原来的它是关于党的建设的纲领发展为是治党治国的伟大纲领。对其精神实质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四是研究机构的迅速建立，研究队伍的逐步扩大，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后劲较足，能够保证可持续发展。
（五）存在的不足之处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由于多种原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工作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研究领域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现象。有的领域研究得比较充分，如对三大理论成果的意义和地位等问题，而有些领域则研究得十分不够，如三大理论成果的科学理论体系，三大理论成果的比较研究，这三大理论成果之间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等等。二是虽然取得了很多高质量、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也确实存在着一些质量不高的所谓研究成果。三是研究工作缺乏对现实生活和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理论研究和实际问题脱节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对这些问题应该予以重视。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提出的建议如下：
首先，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以下几个方面的课题值得重视：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过渡时期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关系；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和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构想；毛泽东关于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实践和现实意义；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以及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思想；毛泽东关于反对“分化”和“西化”的思想；毛泽东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等等。
其次，在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方面。随着《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思想年谱》的出版，可以借助新的资料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研究：邓小平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贡献；全面整顿与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思想；关于文化建设战略思想；关于“两个大局”思想与西部大开发战略；关于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思想，等等。
再次，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方面。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关于创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关于党的建设；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关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关于民族精神，等等。
同时还应当加强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关于反腐防变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要特别关注国外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动态。
七、关于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一）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学术界对其展开了多学科、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和讨论，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学者们一致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深化和发展。这一讨论仍在不断深化中。
1.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意义
学者们认为，科学发展观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本质、主体、内涵、规律和目的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深入阐发，回应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也可以说是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新发展观，是新世纪指导实施我国现代化第三步发展战略的总方针和总原则。科学发展观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也是对进入21世纪社会发展新趋势的一种体现和反映。
2.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包括五个方面：民本发展，这是发展的根本要求；全面发展，这是发展的多元内容；协调发展，这是发展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这是发展的重要体现；统筹发展，这是发展的战略指导。[55]还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实际上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在于“以人为本”。这实际上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回答了为什么发展的问题。坚持“以人为本”，是建立科学发展观的根本。[56]
3.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有学者认为，当前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从思想认识上处理好五个关系。第一，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升华。第二，科学发展观与GDP的关系。在使用GDP考核时，应当尽快完善包括社会成本指标，环境、资源、生态等方面的代价指标及技术进步指标等在内的其他指标的考核，以真正树立和完整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三，以人为本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首先要看到以人为本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在统一。其次要看到以人为本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相互矛盾。第四，科学发展观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科学发展的内涵和基本要求具有一般性，但具体到某一地区，科学发展就具有特殊性。我们不能用一般性的要求来代替特殊性，而只能在保持特殊性中体现一般性的要求。第五，科学发展观与正确政绩观的关系。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正确的政绩观。[57]
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难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实现十个转向。（1）要从过分突出经济增长、特别是实际上存在的“GDP中心论”， 转向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2）要从过分突出发展的物质成果的增加、特别是GDP总量的增加，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全面降低发展成本、减少发展代价，特别是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生态环境成本。（3）要从过分突出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的积累，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全面提高人的发展能力，强化人力资源开发，也就是从实际上存在的“以物为本”真正地转向“以人为本”。（4）要从过分突出以物质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发展，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以制度创新、提供体制保障来促进经济发展。（5）要从过分突出国有经济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民本经济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使民本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经济力量。（6）要从过分突出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发展的职能，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政府通过履行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职能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7）要从过分突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大多数人分享发展成果，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化程度，加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步伐。（8）要从过分突出城市发展、 城乡发展的相对隔离，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农村发展。（9）要从过分突出经济发展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10）要从过分突出在对外开放中引进外资扩大生产规模，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通过对外开放促进结构升级，增强参与国际竞争与世界分工的能力，拓展开放发展的空间，提高整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55]
有学者认为，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党和政府要有执政成本和社会收益的意识；要自觉地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对宏观管理树立科学调控观的要求；还需要推进各项体制改革来保证。[58]同时，科学发展观与执政能力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使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有较大的提高，也才能更好地实现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目的。同样，只有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才能更好地抓好发展、推进发展，使科学发展观得到全面的落实。[59]也有学者认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建设必须注意四个问题：第一，制度设计要体现科学理性，集中民智民力。第二，制度建设要体现人文关怀，获得合法性。第三，制度安排要体现创新思维，祛除保守思想。第四，制度创制要体现法治精神，摒弃人治思维。[60]有学者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要全面履行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这是又一次“政府革命”和“政府再造”。[61]
（二）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大，尤其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思想，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这一重大课题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高度关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及其意义
学者们认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把它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既顺应了民意，也适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要求，同时也是具体贯彻十六大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步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其一，我国现在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其二，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验教训的总结。其三，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要解决当前面临的诸多不和谐、不稳定的问题。[62]
2.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渊源研究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当前，学者们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西方思想中的和谐思想、空想社会主义的和谐思想，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等四个方面论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渊源。
有学者认为，“和谐”作为社会状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的一种表征。这就表明，构建和谐社会以及提高党在此方面的执政能力，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相适应的。[6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人类社会千百年来追求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社会：把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除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利益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等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以事实上的平等、而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为基础的和谐社会。[64]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及其特征
胡锦涛同志对此做出了科学的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在此基础上，理论界进一步从学理的角度对和谐社会的含义及其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和谐社会主要是指，社会同一切与自身相关的事情保持着一种协调的状态，包括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社会同经济之间的协调、社会同政治之间的协调、社会同文化之间的协调，等等。实际上，广义的和谐社会几乎就是科学发展观所关注的全部内容。狭义上的和谐社会主要是指社会层面本身的协调，是科学发展观所关注的一个相对单项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和谐社会是狭义上的和谐社会。在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的和谐社会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对和谐社会进行界定了。简单地说，所谓和谐社会就是指，社会的各个群体能够实现良性的互动，整个社会能够表现出一种公正的状态，社会能够实现安全的运行和健康的发展。正像文明社会有传统的文明社会和现代的文明社会之分一样，和谐社会也有传统的和谐社会和现代的和谐社会之分。我们现在所说的和谐社会是指现代的和谐社会。[65]
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
有学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第一要实现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第二要运用社会组织实现和谐社会；第三要从调整社会结构入手建设和谐社会；第四，关键在于制度创新。[66]有学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结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机制。[67]有学者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68]还有学者认为，要构建这样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以下几个着力点：第一，整合社会关系，重点是整合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解决社会矛盾，重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第三，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切实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第四，推进社会公平，当前重点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69]
（三）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研究
200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强调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后，我国理论界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学者们围绕党的执政能力问题提出的背景、执政能力的含义、执政能力建设的科学内涵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途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成果，为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提出背景及其重大意义
在《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我们党站在时代和战略的高度，从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从当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等方面，深刻地说明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正确应对面临的严峻挑战、顺利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的现实需要。第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给我们党的深刻启示。第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迫切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和科学判断，体现了我们党对当前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准确把握，体现了我们党对自身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了我们党对世界上一些执政党丧失政权教训的深刻反思。大多数学者都围绕以上方面来认识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的背景和必要性。还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史的角度揭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历史意义，指出，过去我们讲党的建设，主要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和邓小平建党理论中强调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任务的变化，我们党不仅高度重视上述“四大建设”，而且日益认识到了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这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和我们党的奋斗史上还是第一次，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新贡献。[70]
学者们还认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对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执政能力”与“执政能力建设”的科学内涵
对“执政能力”的内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不同的阐释。许多学者从一般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角度来界定执政能力。有学者认为，执政能力指的是特定执政党依照所在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执掌和行使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治国理念、完成强国富民社会使命的本领。有学者认为，执政能力是指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本领，是执政党为了实现执政目标和任务，保持自己的执政特点和执政优势，实施执政方略而必须具备的素质和能量。也有学者把执政能力定义为：执政党综合运用治党治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制度和方式方法等要素的总和。有学者认为，所谓执政能力，是指执政党在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本领。但也有学者只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有学者认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党的执政能力从总体上说是指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本领。[71]也有学者认为，执政能力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能力，二是积极主动的竞争能力，三是积极主动的抗风险能力，四是执政党自身的调节力。[72]还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指党在执政活动中，通过协调党与政权和社会的关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能力，等等。
对什么是“执政能力建设”，在研究执政能力的学者中，许多把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五种能力”当作党的执政能力的主要内涵，在论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时，基本围绕这五种能力展开。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进一步说明，党的执政能力是包含五种基本能力在内的完整的能力系统，这就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的：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具体包括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等五方面能力。这是对党的执政能力更为全面、系统的概括。
3.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途径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过程。它为我们下一阶段全面、系统探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途径指明了方向。具体说来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做好几个结合。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使党的各方面建设成效最终都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理论武装工作结合起来；要同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结合起来；要同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结合起来；要同不断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结合起来；要同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执政兴国的历史重任，必须加强全党的团结，加强党同人民的团结，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73]其次，要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学者们认为，这是党总结执政历史经验得出的必然结论，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更好执政的根本要求和基本方略。这三种执政各有特点，又相互联系，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科学执政，是指以科学的思想、制度和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执政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的，坚持科学执政就要真正认识并掌握客观规律，主要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当前，实行科学执政，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执政，是指进一步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民主执政就是发展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当前，实行民主执政，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两点：一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这一党和国家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二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依法执政，是指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当前，实行依法执政，最重要的就是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要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并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同时，也应看到，这三种执政之间又是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科学执政与民主执政互为条件和前提。要做到科学执政，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进行民主协商和民主讨论。而要实现民主执政，也必须以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制度为前提。另一方面，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依法执政来体现，重要的是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制度化和规范化，这就要靠依法执政来保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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