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变迁进程与社会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稳定论文,中国社会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把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放在包括“赶超型”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这样一个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渐进式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社会心理与社会失范中与保障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的几个核心问题。
一、引题
变迁与稳定常被人们认为是对立的。功能论者往往从静态的角度强调“均衡”或是“平衡”而否定“变迁”。与此相反，冲突论者却常从动态的角度突出“变迁”而怀疑“秩序”。不过正如德国的达伦多夫（R.Darendorf）指出的，这二者都有片面性。 社会是稳定而持久的系统，但的确又在经历冲突和持续不断的变迁。〔2 〕一潭死水的社会稳定是不可能的。不能离开变迁来谈稳定，只能在持续不断的变迁中寻求社会的动态稳定，并且社会变迁的方式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下面我们要谈的中国社会稳定就是从此出发。二战以来发生重大社会动荡的国家绝大多数是朝现代化迈进的后来者。事实上社会稳定也是正实施着现代化战略的欠发达国家的基本任务。“中国不能乱”已经深入人心，维护社会稳定已经是整个国家最基本的战略目标之一。和其它欠发达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化是一股汹涌澎湃、势不可档的潮流。现代化就是一种社会变迁，并且是“巨型的”社会变迁。从经济、政治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迁，而中国的现代化还包括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的社会稳定就是在这么一种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中的稳定，换句话说，探讨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只能在现代化——“巨型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寻求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变迁方式和策略。
不同的社会变迁模式直接与社会稳定有关，但是在一个面临巨型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的欠发达国家也没有一个万灵药似的模式来保持社会稳定。下面就分三部分谈谈与中国当前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社会变迁。
二、“渐进式”经济改革
在实施现代化这样的社会变迁中，最基础的和最明显的是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可以说经济的不断发展在维持社会稳定中居于核心地位。没有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便不可能有中国的长治久安。我们把实行何种道路以促进和保证经济增长的经济改革作为一个保障社会稳定的单独变量。在这里我们不是探讨具体的经济改革策略，而是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说明维护社会稳定需要渐进式的经济改革。
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深化经济改革。近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明显区别于原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剧变式”改革。哪条道路是最优道路，中国能否继续以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并保持社会稳定是令世人瞩目的。从理论经济学家的观点看，“剧变式经济改革”按“目标模式”的最优方式重新构造经济体制，由于一下子使经济结构过渡到了最优状态，可以避免长期无效率所造成的损失，并减少过渡时期新旧体制的摩擦，总的说来成本要比“渐进式经济改革”低一些。实际上不管哪种方式的经济改革，除了“转换性成本”之外，改革都会遇到不同的“社会阻力”，因而还有由此而产生的“摩擦成本”。在基本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剧变式”的激进式经济改革因其一下子彻底打破原来的经济结构，摧毁原有利益格局，很难顾及各个群体的既得利益，公众不易接受，往往容易引发较为激烈的社会冲突，摩擦成本较大；而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是逐步调整利益关系，为公众接受的条件并不严格，因此摩擦成本较小，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种是最佳途径。〔3〕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整个社会变迁中的一环， 根本目的只能是既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又要在此基础上保持和促进社会稳定。
中国已有近二十年经济改革的历史，有成功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对经济改革的实践历史进行批判性的总结、归纳、升华，再对照具体现实情况主要如新旧体制的状态、非正式约束（包括文化、习惯传统、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后，我们不难选择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改革道路——“渐进式”改革。中国在旧体制中的各种矛盾还没有充分激化，经济尚未恶化到停滞的状况下就开始了渐进式改革，经济开始持续增长，人们对旧体制的希望还没有完全破灭，如强行快速推进改革，阻力是可想而知的。经过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的新体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新体制经济主要包括城乡集体合作经济、私人个体经济和外资合资经济，新体制经济与旧体制经济的区别包括因产权关系不同和由此而导致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行为方式的差别。在中国，这两种经济并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在目前，更具活力的新体制经济对旧体制经济具有一种示范作用，这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有利因素，新体制经济对经济改革的贡献还包括它提供的“收入增量”成为国民收入和居民个人收入的重要部分，国家能力越来越强和居民对改革承受力的增强就大大增加了对旧体制改革所需的补偿费用，减少了经济变革中的社会阻力。〔4 〕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的较高成功可能性与较低摩擦成本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强有力的支柱。
实行“赶超型”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一般都需要在推进高速工业化、高度社会动员的同时，又要照顾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的公平，可以说这样巨型的社会变迁是一项高度系统化的、极其复杂的工程。若出现重大差错，极易发生社会动荡，破坏社会稳定。要成功地实现赶超型战略，单靠西方的自由放任政策是达不到的，必须有一个有统帅力、高效能的政府。在整个变迁过程中的维护政治稳定、制定维护主权与独立的工业化计划、采取保护民族经济政策、实施财政金融政策、保证社会公平与福利、增强社会内聚力以及促进社会整合，这些基本任务都要这个具备能力的政府承担。政府能否有效地完成这些任务，直接决定经济是否成功，社会稳定能否得到维持。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中国，以前对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领导的经济建设的格局进行的改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下降，权威减弱而造成的政令不通、经济领域的混乱现象是值得警惕的。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高效能、有权威的中央政府的作用是不容怀疑的。现在另一个紧要的问题是在中央地方职责明晰的基础上，必须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三、社会改革
社会改革是整个社会变迁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是介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是社会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与主题，旨在调整与完善人与社会的传统关系，培养现代社会的健全人格，并建立个人与社会秩序之间的高度和谐与统一。〔5〕在整个社会变迁进程中， 合理的社会改革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改革带来双重后果——自由与秩序。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改革活跃了社会生产力，对公众的价值观念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自由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公众的各种机会的增加如挣钱机会、流动机会、投资机会等等，以及达到某一目的的可选择手段方式的多样性。绝对的自由导致绝对的动荡。现实中各种失序现象是很普遍的，这就有实行既能平衡权力与义务又能维护自由与秩序的社会改革运动的客观必然性。社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补充并将促进经济改革的深化，同时，又是政治改革的必要准备。社会改革较之经济改革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内部深层结构的演进。社会改革的长期性决定了它的社会效益的无形性和潜在性，但也决定了其深刻性和稳定性。下面分别谈谈与中国社会密切相关的社会改革的三个方面，即社会结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教育改革。
社会结构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关系的模式。改革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特征是社会结构的凝固化和单一性。社会结构凝固化的后果之一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带有被动性的一面。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出现了原有体制中不曾有的新的地位群体，如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合资独资或私营企业职员等；二是原有体制中的地位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活动方式、行为取向，以及与资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如农民的活动方式由原来的行政组织化的集体活动转变为以家庭为生产组织的活动方式，农民的资源获取和占有方式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的支配，党的机关干部、国有部门工人等群体尽管受身份制、行政级别和单位制的保障，但由于他们获取社会资源的方式和数量受到一定限制，他们的相对剥夺感表现得较为突出，尤其是他们在关于地位的主体感受上发生了很大变化。〔6〕社会结构的这些变化既为社会经济带来了一定活力， 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经济利益成为重要的社会激励机制。经济能力成为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定位的重要指标。体制外群体与体制内群体的经济利益获取量已经拉开差距。在此情况下，体制内群体以体制外各群体为主要参照群体、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参照指标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是可想而知的；体制外各个群体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还是居于非主导地位，而且还有一定的模糊性。现存的社会结构中结构性矛盾是威胁社会稳定的。艾森斯塔德（E.N.Eisenstadt）的下面一番话是发人深思的：“骚乱或社会问题伴随着现代化过程而激增，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现代化进程的崩溃。只有当它们与其它更为结构性的崩溃交接在一起时，它们才变成这种全面崩溃的象征，并促进这些崩溃。”〔7 〕变迁中的社会结构的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原来体制中的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和自主性程度相对较低，原有制度结构之外的市场的存在使体制内成员搞权钱交易、腐败现象滋生，还有缺乏统一的制度规则去规范各个群体的行为导致整个社会运转混乱等，会使得社会结构实际上分离。社会结构的不整合可能造成两大不利后果：一是要么导致群体间利益矛盾激化和冲突，要么导致群体间地位的扩张性交易，即将本不该进入市场的东西如权力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从而达到资源的平衡；二是导致社会缺乏正常的激励机制，使人们的行为扭曲和非道德化。〔8 〕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如何在社会变迁这个大背景下深入改革并做到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兼顾“动力”与“秩序”是保障深层次的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课题。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社会结构还将继续分化，维持社会稳定需要合理进行社会结构改革。其中应遵循下列原则：减少次级制度（相对于社会基础性制度而言）主要是身份制、行政级别制、单位制的刚性，而增加其弹性；建立新的合理的利益分化机制，合理协调利益矛盾；建立统一的规则来规范体制内外的各个群体，使他们达到有机整合。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成功地容纳潜在的抗拒取向既是极大地依赖于较有弹性的制度结构的发展，又是这一发展的结果。这种弹性最好被视为把各种相对分化而又共存的利益纳入具有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政治取向的共同框架，以及产生不同层次的谐同和解决冲突的程序规则。这些富于弹性的制度结构可以发挥重要功能，以便将不断纳入中央政治制度的新群体社会化，在各群体之间加强维持其现代化的积极取向，甚而促其发展。”〔9〕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社会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它有助于建立合理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深入推进经济改革的有力保障，并在较深层次上有利于社会整合和公众新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的有机系统。社会稳定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共识，国内各界对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这里就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作一些探讨。首先，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种种弊端已经削弱了国家能力。妨碍了经济的深化改革，消蚀了传统城市社会对深入改革的社会承受能力，这就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增加了深化经济社会改革的社会阻力，这对于社会稳定是很不利的。这十年中，全体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加福利每五年翻一番，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福利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形成消费早熟。〔10〕社会福利本身具有不可逆性。这直接增加了建立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难度。国家耗费了大量的资源来维持国有部门的高社会福利，国家财政能力遭到削弱。现在形成的恶性倾向是一些低效率的把银行贷款当作财政拨款使用而导致“银行财政化”，国家动员经济资源的能力因此下降。再者，享受社会保障应该是现代社会每一公民的合法权力，而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有很多盲区，农村居民、许多体制外群体都不包括在这个体制中，他们的人口总数是占很大比重的。维护社会稳定需要一个全民享有的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
现代教育是使未来现代社会主体——人适应巨型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力量。教育与社会稳定之间密切关系体现在：（一）现代化由充分受过现代教育的群体倡导与推进，没有或未充分接受现代教育的下层大众在现代化道路上基本上是被动的，二者容易在变迁进程中在利益、观念上发生冲突。（二）早期工业化（如中国近二十年加速工业化这一时期）往往导致教育贬值、学者跌价。机器化生产简化了生产过程，在表面上降低了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早期搞冒险与投机的致富者又鼓励了人们的急功近利行为，产生教育危机。整个教育的落后满足不了经济高速增长对各类各级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需要。（三）传统教育不能帮助学生建立新的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对于塑造学生的现代人格更显无力。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Alex.Inkeles）提出， 片面强调工业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使之具备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不可能成功地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行列。〔11〕这是极其中肯的。中国教育改革应该在注重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建立一个包括公共教育、私立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在内的能够为经济社会现代化输送合格人才、并使成年居民接受再教育以符合社会发展变迁需求的教育体系；教育改革还应注意更新教育观念，使教育不单实现提高人民素质，更实现增强人的社会责任，推动社会秩序建立的功能。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提倡既要强调个人权利，又不忘记社会义务，藉此建立健全的现代人格，实现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道德藕合与价值连接，防止新旧更替时期的社会转型出现大的社会动荡。
四、社会心理和社会失范
大规模社会变迁直接影响社会心理，社会心理状况与维护社会稳定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心理是社会变迁与社会稳定的中间因素。就保障中国社会稳定来说，引导与调控因社会动员而引起的社会心理变化是极其重要的。社会失范是指由于社会规范缺乏完整、明确和自治的特征而导致社会的不正常状况或曰社会病态。社会失范与社会变迁也是紧密相连的。社会失范现象大量地存在于“晚外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也不例外。社会失范可以分为“目标—意义失范”，“遵从和决定依据失范”和“手段方式失范”，〔12〕这些都威胁着社会稳定。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社会失范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尤其是存在于中国的这样一种有着历史悠久、个性独特、与异地文化传统接触较少的文化传统。一百五十多年来，在强大的外来文化的压力下，中国的文化危机就一直存在，国民对文化传统的自傲与自卑情结难以摆脱。当前文化传统依旧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受着冲击，而公众对它的态度却依然暖昧不清，这些都直接加剧社会失范， 影响社会稳定。 社会动员（social moblization）是现代化之初和过程中的必要行动。一些特定现代化战略还可能需要规模更大、涉及内容更广、更具深度的社会动员。社会动员具有许多正面的作用，它为现代化顺利推行准备社会心理动员状态（激活、兴奋、倾向性和承受力），它是在传播对现代化需要的意识，打破旧规范对创新行为的阻碍和所造成的束缚状态并传授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以使现代化得以进行的不可缺少的工作。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动员基本上发挥了上述正面作用，激发了社会大众变革的热情。可是社会动员却有过度的一面。作为社会动员重要工具的大众传媒（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书刊）使这类信息的流动量急剧增加，其直接后果便是破坏人们对传统政治权威合法性的信仰，有时还带有怀疑和否定过去一切的狂热，使社会秩序处于危机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公众过高的目标期待，可是这与现实所能提供的条件有很大差距，这样就在社会成员中产生一种“相对挫折感”（relative frustration）与弥散性的不满情绪。这些是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心理原因。当然，由于开放，公众对外部世界的了解途径与渠道增多，发达国家的先进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强烈的“示范作用”也是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相对挫折感和弥散性不满情绪的来源之一。我们对于适度社会动员是一直认识不够的，往往过高估计和过于乐观，对现代化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阻碍认识不够，对公众常做轻易取胜的盲目许诺。请看一下下列国情形势：（一）我国人口1989年4 月达到11亿，近年每年增加1500万人口，这就要消耗掉每年新增国民收入的1/5；本世纪末人口可能突破13亿，下世纪20年代至少达15亿；男女比例开始严重失调，男性比女性多2000余万。（二）耕地正以每年至少几百万的速度缩减，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到2000年要减少一半。这远低于世界人均耕地水平，而粮食消费量日增。（三）生态平衡正在遭到掠夺或严重破坏，全国沙漠化土地超过全国总面积的1/7，全国水量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量的1/4。（四）沿海与内陆、东部与西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拉大差距，1981年～1985年4年拉大差距等于过去30 年的总和。（五）我国文盲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4，而且每年还在增加新文盲，25岁以上人口中有大学以上文化教育程度的只占0.6%， 全部劳动力中文盲和半文盲大约是33%。（六）前三十年中形成的那种空前未有的民族的凝聚力正在涣散。〔13〕所有这些问题，提示我们在制定发展战略计划时应当认真考虑人口、耕地、资源、生态、智力开发和社会相对平衡这些基本因素，并把这些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困难都与希望一样清楚地告诉公众。从社会动员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讲，它们都与中国的社会稳定密切相关。
一味固守传统自然会阻碍现代化，但与传统决裂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于现代化本身和社会稳定都是极其有害的。奇怪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总想先从传统开刀，或把传统抛到身后。在中国这又是最为明显的。正如李慎之先生提出的，中国目前在文化上的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即是中国“可以说是完全丧失了固有的传统，因而有使民族成为一盘散沙，社会秩序越来越混乱的危险”〔14〕。大规模社会变迁中引起社会失范的原因很多，但是文化传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但的确是深层次的重要原因。逻辑的结论是失范导源于传统的破灭、信仰（尤其是宗教）的丧失。〔15〕传统文化是用，文化传统是体。后者至少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规范。社会失范的原因是社会规范出了问题。社会变迁中社会规范的变化是必然的，并且现代化也需要一种新的社会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旧对立，况且在变迁进程中，社会规范的变化是有个过程的。如果新规范没有建立而文化传统又被打倒在地，大规模社会失范则在所难免，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自然会直接受影响。前面所说的三个层次的社会失范在我国一定程度上都存在。我国的文化传统的一个核心就是儒、道、释合流，古往今来，中国人都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寻找平衡。但中国的宗教气氛不浓，传统的宗教性成分也不多。中国的文化传统基本上提供了对生存意义、追求方向及其手段方式等问题的答案。一个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对于中国历史的延续性起了重大作用。但从一百五十年前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传统冲击本国文化传统、国民不得不接受现代化这一外来目标以来，文化传统并没有完成创造性转换，而是在对外来文化传统的自卑与自傲中支离破碎。“文革”中强调的两个决裂更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没有做到过也许是今后也做不到的。与文化传统在社会变迁中所受的巨大冲击密切相关的是社会成员在所谓“终极关怀”上丧失依据，形成极度的困惑、迷茫乃至“无能选择”的深层混乱形态。确定目标的根据丧失这类严重失范情形，对于单个社会成员来说，其特征是内心极度的空虚、心灵的无依靠感，即是一种灵魂“丧失家园”的感觉。当前急剧增加的心理疾患和社会心理颓废就是这种失范的直接后果。如果不及时扭转这种局面，社会便时常面临着狂暴无拘行为冲击的威胁，这会动摇社会基本秩序，对于社会稳定是极其不利的。文化传统提供了现代化之前社会所需的遵从和决定依据与规范。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盲目崇尚法律规范，却忽视了法律规范的制定必须考虑文化传统因素并且文化传统依然能够提供许多法律规范所不能替代的、更适用于新时代的规范。在法制仍不健全的情况下忽视文化传统的功能加剧了遵从和决定依据失范。无所适从的心理导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手段失范，即在追求社会一致认可的目标时在选择什么手段途径来达到目标上的混乱，在中国是大量存在的。这除了体制和法制方面的原因之外，文化传统的破坏和丧失也是个重要原因。人们在追求金钱物质利益这个“最重要”的目标时，再也没有了传统道德对内心的规范，可以不要信用，只把他人作为达到自己目标的手段。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能更好地理解“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为何屡禁不绝。手段失范的危害性虽不及“目标—意义失范”，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世风日下、腐败盛行、越轨犯罪大量增加，影响社会生活正常进行和社会稳定。如何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制定现代化战略，采取逐步过渡的方法，并完成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以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
五、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把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放在“赶超型”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这样一个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可以提醒我们：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是必须在发展与转换中寻求的，因而是一种动态的稳定。本文没有为社会稳定开“药方”，而是从上述三个方面提出了与保障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了一些粗线条的思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其它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注释：
〔1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当前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的部分成果。
〔2〕转引自I.罗伯逊《社会变迁与现代化》， 载北京《国外社会科学》，1987（11）。
〔3〕〔4〕樊纲：《渐进式改革和中国现代化》，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第1卷，总第1期。
〔5〕洪朝辉：《社会改革与中国的现代化》， 载广州《传统与现代化》，1995年第1辑。
〔6〕〔8〕王奋宇：《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变革》，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2月第1卷，总第2期。
〔7〕〔9〕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革》，中译本， 150页、171页～17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10〕程晓农：《维持稳定与深化改革：中国面临的抉择》，载[美]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1995年第1、2期合刊。
〔11〕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中译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2〕陈涛：《社会失范：晚外发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陷井》，载北京《社会学研究》，1990（5）。
〔13〕罗荣渠：《四十年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第1卷，总第1期。
〔14〕〔15〕李慎之：《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致袁传时教授》，载广州《传统与现代化》，1995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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