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1]2004年在《金融业公司治理理论与应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金融公司特别是商业银行和证券投资基金违规操作现象频频发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金融业公司治理存在缺陷目前针对金融业公司治理的研究较少针对我国金融业公司治理的理论尤其不足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公司治理模式有效的监督金融公司经营保证金融公司正常运作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公司治理问题的提出以及金融业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现状并阐述了金融业公司治理理论与应用研究的重要意义和研究思路同时从公司治理的内涵出发本文详细说明了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包括公司治理基本体系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公司治理模式公司治理原则等内容在公司治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对我国金融业公司治理现状进行了深刻分析并提出了金融业公司治理改进的一般思路一方面本文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构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一般模式并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本文针对叁种不同的证券投资基金类型从制度和市场两个层面出发对基金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进行理论的探讨最后本文对公司治理评价在国内和国外的应用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同时运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设计金融业公司治理评估模型并选取了8家有代表意义的商业银行进行了实例分析
丁文文[2]2017年在《金融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要素,它通过作用于公司治理机制来影响公司绩效水平。金融业是我国经济的核心所在,合理的股权结构对金融业公司的治理和绩效都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我国金融业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进行深入研究,定量评价我国金融业的公司绩效和内部机制,有利于提高金融业治理水平和绩效水平,促进我国金融业长远稳定发展。本文以沪深两市2006-2015年的金融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相关关系。首先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文献综述,了解学者对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所做出的研究成果;其次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建立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公司绩效评价体系,研究金融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现状;最后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GMM),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性分析对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相关研究,得出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结论:一是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着负相关;二是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着正相关;叁是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四是法人股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无显着相关关系;五是股权制衡度Z指数与公司绩效负相关。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对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从股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两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周蕙琳[3]2015年在《金融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因素实证检验》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在高管激励制度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以期能够有效激励高管。然而,高管薪酬机制缺乏社会认同,公众对于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有效性表示质疑,对高管薪酬管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所有行业中,以金融业高管薪酬最为引人注目。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行业高管薪酬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合理安排高管薪酬制度,如何对薪酬制度进行有效监督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尝试分析我国金融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期望为金融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改革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本文立足于委托代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以及管理学激励理论,同时分析了金融业公司治理的特殊之处。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选取从公司治理、杠杆率、成长性等方面对金融业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重点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对金融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程度。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高管薪酬为因变量,公司业绩为自变量,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否、杠杆率以及公司成长性为控制变量,选取2007-2013年7年沪深两市44家金融类上市公司所披露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模型进行回归,从而得出各个因素对高管薪酬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首先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本期高管人员薪酬与前一期公司经营业绩之间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系数为0.12。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董事会独立性和成长性对高管薪酬具有正向显着影响,资产负债率和股权集中度对高管薪酬具有负向显着影响。而各个因素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所产生的影响较小,只有董事会独立性对其有正向显着影响。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本文对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提出了4点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一是,完善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二是,精简董事会；叁是,完善高管薪酬体系；四是,完善高管薪酬披露制度。期望可以公司内外协同,建立更加有效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
洪紫娟[4]2015年在《金融业上市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文中指出金融在国民经济的运行中处于核心地位,健全完善的金融业公司治理机制对于提高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有着重要作用。因此,通过对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绩效水平进行定量评价,深入探究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对促进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2007年至2012年在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28家金融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理论研究和文献梳理总结公司治理与绩效关系的相互作用机制。其次,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治理体系和绩效体系进行综合评价。最后,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GMM)对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间的交互反馈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一是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绩效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二是金融业上市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叁是金融业上市公司绩效对公司治理也有较为显着的反馈作用;四是金融业上市公司绩效对公司治理的反馈作用要明显小于金融业上市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五是公司规模的扩大对公司治理的完善和公司绩效的提高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最后从政府、公司和个人投资者叁个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贾婷[5]2011年在《我国金融业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司治理问题和信息披露问题是现代企业研究的重点,也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点。国内外对于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都比较多,但是鲜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就二者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研究的。就信息披露问题而言,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务信息的披露,对非财务信息的研究比较少,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研究就更少了。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投资者水平的提高,公司治理信息在揭露公司质量上的重要性逐渐显露出来,甚至比财务信息更加受到关注。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动脉。金融业作为高风险行业,无论是公司治理或是信息披露,都比其他行业对市场的影响要大。然而近年来,金融公司违规操作的现象频繁发生,原因就是金融业公司治理存在不足之处,信息披露不够透明。因此,本文研究金融业公司治理信息披露问题就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信息及披露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信号传递理论和代理理论进行了阐述,指出公司治理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相互关系：公司治理催生出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需求和供给,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保障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介绍了国内外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问题、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问题和金融业公司治理信息披露问题的已有的相关研究,并进行了整理。然后分析了我国金融业公司治理和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随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适用于金融业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指数,涉及内容包括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董事、监事、高管及员工情况,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报告,监事会报告等。选取2007年至2009年在沪深两地上市的金融类公司(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及信托公司)为研究对象,按照这套指标对其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水平进行打分,得出了金融类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水平整体较高的结论。随后选取了涉及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特征的6个解释变量,分别是国家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合一情况、审计委员会的设置、净资产收益率和公司资产总额,研究它们对金融业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指数的影响程度。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首先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随后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最后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业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指数与国家持股比例负相关,与公司规模和公司盈利正相关,与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总经理二职合一情况和审计委员会的设置情况相关性不显着。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从完善金融业公司治理机制和促进金融业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发展两个方面提出建议。鼓励国有股减持,优化金融业股权结构,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真正做到金融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分任,建立和完善审计委员会制度,加强外部监控力量,健全市场立法机制,促进信息中介行业的发展，鼓励金融类上市公司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规范公司报告流程,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培育产品市场竞争体系。
石富覃[6]2013年在《中国保险业社会治理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保险业公共事务管理问题。由于保险业具有公共性、准公共性和社会公益性,因此,保险业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是一个公共治理问题。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传统金融保险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的治理低效和治理危机,保险业公共事务管理理论和模式亟待重构。重构基于以下环境分析：第一,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带来当代社会治道的变革和治理结构的变化,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将部分被公共治理模式所取代。第二,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和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双转型阶段”,公共事务管理需要社会治理的参与,解决“社会公域”的治理问题。第叁,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金融风险的传递明显加快,需要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治理体系,引入社会性治理机制和模式。公共治理理论是顺应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共事务管理环境变迁的一种新理论、新模式。研究认为,社会性治理作为公共治理的重要机制,是公共治理理论和模式的核心意涵。社会性治理机制作为日益上升的第叁方力量,能够突破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有助于克服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机制的“双失灵”问题,解决日益凸现的政府管理危机,提高保险治理效能。论文分析了社会性治理的机制、要素和工具,提出了保险业社会治理的善治目标和基本原则。立足保险业公共事务管理的现状和问题,分析了保险业社会治理的主要国际趋势,进而对中国保险业社会治理的运行模式、机制嵌入、功能协同、体制优化、管制改革等重点问题作了具体研究。保险业社会性治理机制具有特定的内在运作机理。具体可以从组织和个体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个体的可信承诺机制,包括：信用机制、道德伦理机制、激励机制、利益贴现机制等；二是组织运行机制,包括：公共参与机制,组织合作机制,公共激励机制,公共裁决与监督机制等。保险业公共治理体系中各个社会性治理机制之间是平等的互补、相容、合作的关系,治理机制的功能协同可以形成协同治理优势。实现“保险善治”目标,需要对各种政府性、市场性和社会性治理机制进行功能协同和整合,实施“整体性治理”。保险业社会性治理机制的协同运行,关键是政府进行治理体制的顶层设计,推进公共治理体制变革,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元治理”作用。保险业社会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构建宏观与微观模式相结合的“多元治理模式”。一是从宏观上构建由政府、市场、社会、全球等4个基本公共治理机制共同参与的“宏观性多元治理模式”；二是从微观上构建一个由社会组织、行业组织、公民自组织、民众、公民运动等多层次社会性治理主体构成的“微观性多元治理模式”。保险业多元治理模式是一个多元参与、开放包容、合作协同的“网络化治理结构”,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将社会性治理机制有机嵌入治理结构,并从制度与机制上构建4大支持系统,分别是：组织支持系统、内容支持系统、网络支持系统和法制支持系统。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制度性建构,论文还研究了保险业社会治理的制度规范和法律规制问题,提出法治化是保险业社会治理的必然趋向。在考察英、美、德等国的保险法治化演进规律和法律规制模式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保险法治化演进的主要趋向。并且针对我国保险法治化现状和目标,提出保险业治理法治化的要义及实现途径。本论文关于保险业社会治理问题所作的研究,对于拓展保险业公共事务管理理论视野,推进保险业公共事务管理变革,促进保险业走出金融危机,有效治理“保险乱象”,形成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从而实现“保险善治”具有现实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郭晓璐[7]2014年在《金融业上市公司总经理薪酬受运气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总经理(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激励方案属于委托代理模型的研究范围。总经理通常对其管理的公司只拥有很少所有权。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自己的财富更大化,而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是委托代理问题的根结。股东寻求最优薪酬方案以激励代理人为最大化公司利益而努力,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研究表明,在实践中企业高管薪酬和业绩之间理论所描述的密切关系,相反,高管可以利用权力进行薪酬寻租(rent-seeking)并获得运气薪酬(pay-for-luck)。按照最优契约理论,如果股东能够识别总经理业绩的一部分得益于运气,比如行业繁荣、原材料大幅降价等,就不会因这部分业绩而奖励总经理。如果不能排除可观测到的运气的影响,薪酬方案对高管自身能动性的激励程度就会下降。本文主要关注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总经理薪酬受运气因素影响的程度。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我国金融改革深化,金融业的竞争程度愈演愈烈,“人才泡沫”导致金融从业者普遍的高薪酬。因为金融业的特殊性,大多数国内外相关研究在样本选择过程中都排除金融业。这使我们在对金融业高管薪酬有效性的研究上缺乏了解,所以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专注于研究金融业上市公司总经理薪酬受运气的影响程度,通过实证分析,寻求提高薪酬有效性的办法。通过研究在A股上市的43家金融业公司2005～2012年的数据,发现总经理薪酬中确实存在运气薪酬,而且运气因素和总经理薪酬间的相关性高于总体业绩和薪酬间的相关性。之后,文章继续研究了公司治理变量对运气薪酬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董事人数、大股东人数增加会降低总经理薪酬受运气影响的程度,总经理任期增长会增加总经理薪酬受运气影响的程度,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对薪酬运气敏感度影响不大。这些公司治理变量单个作用的影响均不显着。如果让4个公司治理因素同时施加影响,董事会人数、大股东人数和“两职合一”都能显着影响总经理薪酬的运气敏感度。
刘东平[8]2006年在《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是金融法律制度的两个基本价值理念。在从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的金融制度变迁中出现的金融控股公司，反映了金融立法理念上价值取向的转变，即从防范风险转向追求利润，从安全优先转向效率优先，金融监管当局也由过去的严格管制转向适度监管，所以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安排更多地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基本价值取向。 中国的金融立法一直强调维护金融秩序和稳定，更注重金融安全。重视法的秩序与稳定价值当然正确，但过分强调金融安全则会影响到金融效率。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必须追求利润、强调效率，才有竞争力。中国的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应顺应国际潮流，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安全的基本价值取向，修改完善金融法律体系，整合金融监管部门，为提高金融控股公司的竞争力和金融效率打开法律之门。因此以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为视角，探究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背后的价值理念和发展脉络，对当下的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理论意义。而如何选择金融制度转换的途径和方式，如何构建出符合当今金融发展理念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框架和体系等问题也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 全文共有六章。从逻辑上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主要阐释了金融法律制度的立法理念，并论证了金融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为研究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第二、叁章)，主要分析了金融控股公司的效率优势以及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的变迁；第叁部分(第四、五章)则具体分析了金融控股公司的准入条件、设立方式、业务运作、公司治理以及风险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等各项具体的法律制度；第四部分(第六章)则回答了中国当下进行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背景、路径以及制度安排。各章的具体内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是制度背后的理念：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本章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了金融法律制度的立法理念和基本价值取向。金融效率无论从微观角度还是从宏观角度观察都应是指金融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经济增长要求提高经济效率，而经济效率的提高有赖于金融效率的提高，而不断提高金融效率要以保障金融安全为前提，而金融安全的运行也是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具体表征。所以经济效率、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叁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经济增长。金融法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其内容和构成绝大部分还是商事金融法律
郭越[9]2016年在《公允价值层级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研究》文中指出为了提高公允价值计量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决策有用性,同时也为了和国际会计准则趋同,财政部2014年初发布《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提出公允价值层级理论。在《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制定实施的背景下,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2010-2014年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公允价值层级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以期为《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应用提供实证经验。本文首先对公允价值层级信息产生的背景和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随后介绍了本文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及价值相关性的理论基础,并回顾了公允价值计量在我国的应用历程。在相关理论的支撑下,本文以价格模型为基础对公允价值层级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同时运用样本公司的公司治理数据,研究公司治理环境对公允价值层级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披露公允价值层级信息的公司提高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其次,第一、二层级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信息和第叁层级公允价值计量的负债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资产信息对股价的解释能力随着层级的降低而降低,但是影响程度小于负债,主要原因是由于负债是现金流出的风险,甚至可能引起财务风险,更加受到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关注,估计企业价值时对负债赋予较高的权重。第叁层级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信息和第一、二层级公允价值计量的负债信息并未通过显着性检验,主要是由于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环境下,以这叁个层级计量的金融工具种类少,公司持有比例低,所以财务报告使用者不依赖这叁个层级信息估计企业价值,不具有价值相关性;最后,以公司治理环境为切入点,发现当前的公司治理环境对公允价值层级信息价值相关性没有影响,说明我国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还未针对保证公允价值层级信息可靠性方面进行制度设计。根据实证结果本文提出进一步提高公允价值层级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的建议,以期为帮助财务报告使用者做出正确决策提供更具有决策有用性的会计信息;并在公允价值层级信息强制性披露的环境下,以最新的数据对新发布的准则进行实证数据检验,以期为准则的完善提供建议。
贺庆平[10]2011年在《中国金融控股集团权利关系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金融业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发展已经成为大势所趋,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大型金融控股集团表现出了更强的抗风险能力,金融控股集团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金融业综合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但是,金融控股集团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由于其复杂的母子公司关系结构、治理关系结构、业务关系结构、人事关系结构、文化关系结构等,在内部权利关系上,相较于一般企业集团的权利关系,有其复杂性。而中国的金融控股公司由于大多是国有企业,在所有权与占有权之间的现实矛盾上,还有其特殊性。从这一背景出发,研究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权利关系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金融控股集团内部权利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方法论指导,充分借鉴有关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成果,灵活运用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工具,结合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围绕如何理顺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内部权利关系,在梳理金融控股集团相关理论、类型、模式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金融控股集团的权利关系进行辨析,即以所有权与占有权、经营权的行使与实现,对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权利体系、权利结构、权利特征、基本矛盾、组织管理、权利行使主体及客体、权利行使渠道及方式、权利行使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进而提出中国金融控股集团在现阶段金融、经济、市场与政策环境下改善股权结构、理顺权利关系、健全经营管理的具体建议。全文共分导论和六个主体部分。其中,导论部分为本文的研究与核心观点作出引申；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阐述了金融控股集团的一般概念、基本理论和在中国的发展现状；第叁部分对金融控股集团的权利关系进行了概述。随后两个部分通过分析中国金融控股集团权利行使的两个环节——所有权主体控制占有权行使机构、占有权行使机构控制经营者的控制机制来对中国金融控股集团权利关系进行分解与细化,在明确我国金融控股集团权利关系的基本矛盾的基础上,辨析所有权控制占有权行、占有权控制经营权的问题与矛盾。最后一部分则对中国金融控股集团内部权利关系的完善与优化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本文在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若干突破和创新,进行了一些在我国金融控股集团权利关系研究领域属于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研究领域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内部权利关系,对我国金融控股集团权利关系形成与权利行使的路径进行了剖析,并对相较于一般性的金融控股集团权利体系框架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中国金融控股集团权利关系的特殊性,明确了中国金融控股集团权利关系的基本矛盾即所有权和占有权的矛盾,进而对不同层面权利关系的矛盾表现展开论述。在研究思路方面,分两个环节——所有权主体控制占有权行使机构的矛盾、占有权行使机构控制经营者的矛盾——和叁个层面——所有权、占有权与经营权——对中国金融控股集团权利关系进行了层层剥离和剖析,同时指出权利行使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便为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权利关系的提出准确的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方面,首先,运用比较分析法,系统地对金融控股集团形成与发展以及管理控制模块、类型、模式、手段等内容进行调查和比较；其次,运用历史分析法,考察金融控股集团内部权利关系的历史向度问题,即从一般性的经济社会系统演进中考察特定经济制度背景下的权利关系及其演变；再则,运用矛盾分析法中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通过分析金融控股集团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的发展现状,对中国金融控股集团权利关系的基本矛盾、中国金融控股集团权利矛盾的主要表现进行了考察,并灵活运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原理,提出完善中国金融控股集团权利关系的相关对策建议。本文始终以现实情况为依据,尊重事实,保持分析的客观性和严肃性,从实际出发,为相关经济学者和管理工作者进行研究决策提供了的依据和参考。
参考文献：
[1]. 金融业公司治理理论与应用研究[D]. 陈鹏. 天津大学. 2004
[2]. 金融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D]. 丁文文. 青岛大学. 2017
[3]. 金融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因素实证检验[D]. 周蕙琳.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4]. 金融业上市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D]. 洪紫娟. 安徽工业大学. 2015
[5]. 我国金融业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研究[D]. 贾婷.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6]. 中国保险业社会治理问题研究[D]. 石富覃. 兰州大学. 2013
[7]. 金融业上市公司总经理薪酬受运气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D]. 郭晓璐. 复旦大学. 2014
[8]. 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研究[D]. 刘东平. 西南政法大学. 2006
[9]. 公允价值层级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研究[D]. 郭越. 河北地质大学. 2016
[10]. 中国金融控股集团权利关系研究[D]. 贺庆平.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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