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交替时期国际政治与安全形势的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特征论文,时期论文,政治论文,安全形势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与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正加快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新的国际格局逐步形成；时代的基本特征已不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传统的安全概念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冷和平特征日渐明晰；意识形态的对抗正在出现有利于西方的重大变化；国际形势仍然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各国内部社会问题的尖锐化已成为国家安全问题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 国际政治与安全 多极化 冷和平
冷战结束以后，当代国际政治与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整个世界加快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新的格局逐步形成
目前美、欧（欧洲联盟）、日、中、俄五种力量中心的多极结构正在形成。在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过程中，美国与其他强国的矛盾上升。冷战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企图在冷战后建立反映美国价值观念的、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其战略是不允许在冷战后再出现能与美国相抗衡的新的超级大国或大国集团。在苏联解体后几个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宣布，要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反映西方价值观的“世界新秩序”。克林顿上台后坚持这一方针，特别是去年以来相继发表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东亚战略报告》和《中东战略报告》，均强调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作用”。
与此同时，随着冷战后的世界向多极格局的发展，欧洲联盟、日本两大力量崛起，国际地位相对上升。欧共体在80年代又有了较大发展。1981年1月，希腊加入；1986年1月，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共同体扩大到12个国家，其人口达3.2亿多，面积为225万平方公里。1987年共同体12国国民生产总值达4.2万亿美元，同美国大体相等，其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0%，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特别是1991年12月马斯特里赫特会议的召开和《欧洲联盟条约》的签署，标志着欧共体从一个经贸组织开始向政治、外交、防务的实体方向转变，是欧共体朝政治巨人的方向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在欧共体内部，德国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德国在1990年10月实现统一之后，其实力地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经济实力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日本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慢，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在不断上升。1985年底开始，日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国民生产总值1990年达430万亿日元（约合3万亿美元），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23万亿美元）中占13%，达到美国的6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超过美国10%。基于经济实力的膨胀，日本国内的“大国意识”明显抬头，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欲望也变得更加强烈，日本企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对世界施加自己的影响，发挥全球性的作用。80年代以来，日本历届政府为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采取了许多重要步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可以肯定，日本由经济大国变成政治大国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西欧、日本实力地位的不断提高，西西矛盾日益发展并呈上升的趋势。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现在美、日、欧是三大支柱，一个是超级大国、一个是经济超级大国、一个是超级经济大国集团。过去，它们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被两极格局制约住。到了8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世界处于新旧格局交替过程之中，美、日、欧之间的矛盾有激化的趋势。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俄罗斯虽损失了前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实力下降，但仍是一个军事强国，近年来力图重振大国地位。与此同时，中国的日益强大也构成了影响当代国际关系的又一重要因素。
二、时代的基本特征已不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
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大国集团对抗的局面结束，大国间不再相互构成直接军事威胁，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加强和裁军的发展，各国战争的愿望和客观基础都在削弱。世界大战在今后一段可预见的时期内不致于爆发，地区性的局部冲突也不致于失控。在今后相当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主流将是和平与稳定、发展与合作。
1.世界各主要国家已基本完成根据冷战后的形势而调整的新的军事战略。冷战结束后，各主要国家为适应新的世界形势，争取战略上的主动，纷纷进行军事战略调整，至1995年已基本完成，其标志是美、欧、日、俄等国家和地区调整后的新军事战略陆续出台。这些国家陆续出台的新军事战略具有共同的特点，即更加注重非战争行动，加大了对以实力求威慑的倚重，加重了军事力量的外向职能，以扩大国际影响，提高国际地位。
2.世界各地区的新的地区安全机制基本成型。两极格局的解体，使世界各地区传统的安全机制被打破，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逐步建立新的安全机制。经过几年的努力，1995年，各地区新的安全机制基本形成。在亚太地区，双边和多边安全磋商得到普遍推行，东盟地区安全论坛等机制逐步完善，以“安全机制”为主导的新框架基本确立，这对维护地区安全、遏制地区冲突产生了重要作用。在中东地区，以“和平进程”为主题的安全框架，使该地区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得以缓解，特别是叙以和谈的启动和巴以和平协议的实施，为和平解决争端树立了样板，成为1995年的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在欧洲初步形成了以欧安组织、欧洲联盟和北约为主体的综合安全体系，并在解决前南冲突和欧洲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地中海地区也在酝酿建立多边安全机制。美洲和非洲的安全机制也已在酝酿中，1995年，美洲各国军事领导人第一次聚集在一起，讨论美洲地区的安全问题，为美洲地区的安全与防务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3.国际军控与裁军取得重要进展。目前，核裁军和防止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扩散已成为国际军事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并正在向多边化、区域化和全球化发展，其重点进一步转向了防止核武器、导弹和尖端常规武器的扩散，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最突出的是在1995年4月17日至5月12日的联合国大会上，178个国家的代表作出了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决定，同时还通过了《核不扩散及裁军原则和目标》、《加强条约审议机制》和《关于中东无核问题》等三项决议。这次会议在国际军控与裁军斗争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对当前的军务斗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为下个世纪的国际军务控制与裁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5年上半年，朝美围绕轻水反应堆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从而使核框架协议能够逐步得以实施，有利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形势的缓和。另外，在扩大军备透明度、控制核材料、打击核走私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4.大国关系中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得到加强。冷战后，各主要大国之间现有的矛盾与摩擦主要借助协调与合作机制加以解决，因此，很难超过发生战争的“度”。从近两年的情况看，俄罗斯与美国的诸多分歧并没有妨碍两国总统、国防部长和其他要人频繁的互访和美国的投资者越来越多地涌入俄国；美日欧的矛盾也没有阻止它们的资源、技术、劳力、资金的大量流动与互补互利；美日汽车及贸易谈判、美中知识产权谈判、美欧农产品关税和音像制品输出的谈判等影响和决定世界经济的主要竞争对手的重大较量过程，都是在即将破裂的最后一刻达成协议，各方都越来越精通“谈判时尽量提高各自报价，在破裂的临界点前作出妥协”的游戏。其他一些重要国家之间的纠纷，如西班牙和加拿大的渔业争端一度引起双方海军介入，土耳其同希腊在1994年底联合国海洋法生效后因领海纠纷曾经差点在爱琴海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海海域为领土主权纠纷发生零星交火；印度尼西亚同澳大利亚围绕东蒂汶地位问题发生争吵以致在一段时期内影响到双方的大使互派等，也都是最终通过外部调解或内部协商和平地得到解决，形成了国际政治学家所说的“双赢”局面。
三、传统安全概念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保罗·具尼迪说：世界不需要等到恩格斯时代才懂得“没有什么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条件”。军事实力依赖于充足的财富，而充足的财富来源于强盛的生产基础、健全的财政和高级的技术，这一点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和今天的五角大楼来说，都是同样清楚的。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安全概念的内涵也随之改变，全球经济争夺日益突出，安全中的经济内涵正在被大加强调，地位日益突出，这就突破了传统的以军事内容为主的安全概念，意义将是深远的。所谓经济安全，其含义就是保障国家经济（包括科技）发展战略诸要素的安全，在参与国际竞争和经济合作中维护国家利益和争取优势地位，特别是保护本国市场和开拓国际市场。经济安全不仅包括竞争力和独立性，而且还必须包括持续性和公平性。如果经济发展是以环境上的非持续方式来实现的，如耗尽不可再生的资源或破坏生态环境，那么经济安全是不可能得到长期保证的。考虑到这些因素，一个综合性的经济安全的定义应该是：一个国家在保持对外部经济压力的独立性的同时，以公平的、可持续的方式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两极格局解体后，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赛已被置于首位，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各国国际地位的主要因素。因此，各国在决策时优先考虑的已是经济利益，政治安全以及外交、情报等，也都更多地在为经济服务。维护经济安全的斗争已成为国际间斗争的主要内容。这种斗争首先表现在究竟如何看待经济安全这个概念本身。有的国家认为，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出事都和它的安全有关，它都可以在维护安全的名义下进行干预。在经济安全上，它的利益也是遍布全世界，为了开拓市场可以四面出击，威胁和损害别国的经济安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把经济安全看做是维护本国合法权益，争取平等互利和公平合理的对外经济关系和国际环境，创造有利条件，以消除贫困和加速发展。经济安全领域的斗争，不仅存在于南北之间，也存在于南北各自内部。发达国家间除激烈的竞争外，还争夺地区以至全球的主导权。由于几个西方大国在世界经济中还占居统治地位，它们的经济政策对国际经济安全的影响最大，已经很难同政治安全以至军事安全领域的斗争截然分开。一些发达国家还竭力使经济关系政治化，有时经济摩擦可以导致国家关系的全面紧张。少数西方大国的保护主义、歧视政策和霸道行径是当前国际经济安全的主要威胁。
在经济安全领域，除了矛盾与斗争的一面外，也有协调与合作的一面，而且后者往往还占主要地位。这是因为经济国际化日益加深，各国在经济安全上有更多共同点。在两个理论问题上，全世界达成了共识：一是市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许多国家在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加速同国际市场接轨，执行共同的规范；二是国际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任何国家要求得到发展都必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闭关自守只能落后。现在，国际化和全球化飞速发展，相互依存日益紧密，这就为经济安全领域的协调和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由于全球化和区域化、集团化同时发展，所以经济合作既有世界范围的，也有地区性的，各种经济集团也就形成了区域合作的一种安全构架。
四、“冷和平”特征日渐明晰
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不能忽视对和平本身的客观认识。如果考察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和平形势，我们认为，这种和平是一种“冷和平”。所谓“冷和平”，是指某种低调的和平共处关系，尤其指大国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分歧和摩擦的关系。“冷”是相对于前几年两极对峙刚刚结束时主要大国、特别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看上去可能建立的相当“热乎”的“和平伙伴”关系而言的。事实上，“冷和平”特征到90年代中期已经日渐明晰了。当今世界的“冷和平”关系集中地表现在美国与其他各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上。
美俄矛盾仍然是冷和平时期的矛盾焦点。美俄两国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领域仍然存在着许多相互关联的方面。这些关联的存在，实际上只不过使美俄关系从冷战状态演变成为冷和平状态，而关系的内容却没有多大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俄关系是冷和平时期国际关系的最主要的方面之一。过去的几年中，美俄关系既表现为相互依存，又表现为相互遏制、彼此排斥。尽管美俄关系因为俄国仍然需要发展同美国的伙伴关系，而不致走向破裂，但是，美俄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两国关系的主要方面。近年来美俄两国之间的战略摩擦的加剧，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美国对俄罗斯采取遏制、削弱和排斥的政策。美国对俄政策的总方针是全力防止俄国同独联体国家加强联盟，实现政治和经济一体化，从而重新取得同美国在全球抗衡能力。俄国打算趁俄国经济困难和政局不够稳定之机，设法更进一步削弱俄国。同时力图在国际事务中排斥俄国的参与和发挥作用。面对美国的企图，俄罗斯对美国试图将波、匈、捷等中欧国家纳入北约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美俄两国为争夺驻前南斯拉夫维持和平部队的指挥权进行了数轮较量；在车臣问题上俄罗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干涉企图展开斗争；在向伊朗提供核反应堆问题上俄美两国出现矛盾。继近两年的调整后，俄国人进一步明确了保持世界大国形象、抵制美国压力、不再“重心西移”的长期战略；俄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主动倡议，俄为密切与中国的战略联系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包括叶利钦总统1996年初对中国的访问），尤其还有俄在过去的一年为加强独联体国家内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体制性联系所做的工作，均是这种战略的表现。另一方面，美国人也放弃了曾经有过的对俄国的某些幻想，采取了更加谨慎和有选择性的“大国博奕”的对俄战略方针，它从美对后叶利钦时代的准备和对俄军事和战略前景的重新评估等方面体现得十分清楚。
美欧关系是冷和平时期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由于失去了共同的敌人，美国和西欧盟国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联盟间的凝聚力明显减弱，各方力量的消长以及它们在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上的迥异，导致西方内部摩擦和冲突的频繁发生，矛盾不断增加。近来，随着欧洲局势的发展，特别是俄罗斯内外政策的调整变化，美欧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美欧在利益上碰撞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美国要进一步确立它在西方国家中的“领导者”的地位。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和欧盟的成立，德国的统一和发展，使得欧美关系出现新变化，1995年美欧关系中曾出现相当尖锐的矛盾。美欧双方在波黑和平问题、北约秘书长人选问题、北约东扩问题、美法间谍案、英美对北爱兰问题的争执，频频反映美欧关系中对立的加深。美国基于美苏冷战时期的习惯势力，总要对欧洲事务不甘寂寞；欧洲要独立自强，摆脱美国的支配和影响。美欧争夺对欧洲主导权的矛盾还要继续发展下去。
美日关系可能会演变为冷和平时期国际关系的一个突出方面。冷战结束以后，传统的美日关系已经或正在发生改变。苏联解体后，美日双方共同的敌人不复存在。日本已经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人均收入甚至超过美国。面对新的国际关系，克林顿政府在对外政策中首先突出经贸问题，这不能不使存在错综复杂的美日经贸关系产生摩擦和裂痕，另一方面，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日本“不仅要作为经济大国，而且要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前首相中曾根的讲话）。因此，日本方面不仅舆论界一再强调在处理新的日美关系时，日本要敢于说“不”字，而且在美、日首脑会晤时，日方对自己认为不符合日本利益的美方要求也明确和公开地予以把绝。已故尼克松总统在其所著《抓住时机》一书中曾经指出，“随着苏联帝国的崩溃，美日关系的基础开始削弱，许多美国人主张美国不再为日本的防务出钱，特别是因为美国出钱实际上是在经济上补贴东京。与此同时，许多日本人认为他们已经不再需要美国的安全保障，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在两国间的经济竞争中克制自己。在冷战消退以前，安全的考虑冲淡了经济竞争。如今，这些限制因素已经减弱，经济考虑便取代了安全问题”。“日本不再接受美国的守护，美国不再接受日本的免费乘车”，这两个大国正在“为它们的联盟探索新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美日同盟关系的基本框架仍将会继续维持下去，但内容和性质都将有所改变。而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美日矛盾的不断产生和深化。美日矛盾在1995年有两次白热化：第一次是上半年两国之间的汽车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都到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状告对方，最后双方在权衡利弊得失后达成了一个不解决任何实质问题的妥协方案；第二次是驻冲绳的美军士兵强奸日本小学生的事件在整个日本激起了愤怒浪潮。不过，比较起其他大国来，日本与美国由某种不对等的“盟国”关系向“大国的竞争合作”的普通关系的转变似乎来得更缓，美日两国1995年上半年“关于东亚安全的战略报告”和美国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推举日本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是很好的证明。
中美关系将始终是冷和平时期世人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中美关系上，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事实上，美国重视中国的程度，在冷战结束以来的短短几年里已经经历了三段变化。起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重新评价了中国对于美国全球战略安全的重要性，得出了和冷战时期的完全不同的结论，同时还认为苏联解体会产生“多米诺效应”，中国将受到严重不利的影响，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估计较低。1992年底以后美国似乎重新发现了中国，对中国的崛起和中长期前景刮目相看，这又导致了美国在有些问题上又作出过高的或者歪曲的评价。1994年年底以来，美国的“中国热”略有降温，出现再次偏重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同时又大谈所谓中国对外构成威胁的倾向。1995年是中美关系冷战结束以来最紧张的一年，一度甚至下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三件事成为这种紧张关系的标志：年初，美国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为由，宣布将依据“超级301条款”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中国政府随即宣布反制裁报复措施，差点引发“中美贸易大战”；3月，美国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纠集反华势力整中国，双方唇枪舌剑、气氛紧张；特别是5—6月间，美国政府竟然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到美作“私人访问”，公然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基础，引起两国关系的全面紧张和一度倒退。进入1996年，美国又借口人权问题，挑起事端，并围绕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展开新一唇枪舌战。特别是5月份因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贸易报复与反报复，拉开了准备打贸易战的架势。年底，围绕美国对中国的纺织品配额削减问题双方掀起了一轮贸易争端。从各方面的情况看，美中关系将是冷和平时期的一个持续性的热点问题。
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趋向缓和与安定。尽管这两年的国际形势比两极格局刚结束时又多了几分对抗和捉摸不定的因素，但历史地看，“冷”的和平比“热”的和平更加接近于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中的正常状态，更加符合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导向的国家对外政策的座标，更加贴近政治、包括国际政治的本质。它也证明，在两极格局终结五六年，各国经过一段时期的战略磨合以后，国际关系正趋向某种相对平稳、正常的状态，冷和平特征还将保持下去。
五、意识形态的对抗正在出现有利于西方的重大变化
冷战时期，由于两种社会制度截然对立，美苏两强政治争夺不能不表现为东西方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在双方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世界地缘政治形势相对稳定。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划分不复存在，大国势力政治再次浮上台面。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方面，虽然俄罗斯已走上自由经济和多党政治轨道，并在人权等价值观方面与西方趋向一致，美俄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与美苏全面对抗关系相比，美俄战略伙伴关系毕竟体现着一种巨大的历史变化，但美俄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是建立在美俄双方相互尊重基础之上，而是俄罗斯在战略上对美国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让步的结果。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西方并未因此将其作为西方的合格一员予以平等相待。西方对前苏东地区各国的政策存在明显双重标准说明，社会制度的趋同和价值观的一致，不会消除大国势力政治，只能使大国势力政治赤裸裸展示开来。
和上述情况相适应，美国等西方地缘政治攻势明显加强。在欧洲和欧亚结合部，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对俄罗斯展开了强大的地缘政治攻势。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面临的暂时困难，谋求从各方面削弱俄罗斯，力求使其处于稳而不强、乱而不垮、半死不活的境地。美国一方面提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另一方面却坚持北约东扩的战略目标，反对俄罗斯在北约扩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为诱饵，力求在不激起新的对抗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将北约势力范围推向俄罗斯边界就是有力的证明。美国在波黑冲突中片面支持一方，打压另一方，削弱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在中亚支持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利用其与中亚各国的种族和语言联系，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加快发展与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关系。将这些做法与其在中东力促阿以和谈联系在一起，可以清楚地展现出一幅针对俄罗斯“V”字型地缘政治战略轮廓。在亚太地区，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强硬，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使美国产生一种新的现实危机感。西方特别是美国变本加厉地抓住人权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大做文章，似乎给人一种意识形态因素再次起支配作用的印象，实际上隐于这一政策背后的正是现实的势力政治考虑。其目的是设法阻止中国的发展和强大，防止中国对美形成挑战。冷战结束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促使美国对华政策主调从冷战时期“借助”转变为“防范”与“遏制”。大力制造和宣扬“中国威胁论”，力图插手香港事务、煽动西藏独立、明里暗里支持台独分裂势力活动，其地缘政治战略意图昭然若揭，而且同样是一幅“V”字型战略轮廓。将上述欧亚地缘政治战略形势联系在一起，就是一个西方“W”字型地缘战略攻势图，它清楚地展示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冷和平思维方式。从这种以意识形态对抗为基础的地缘政治战略形势看，西方在总体上处于攻势和有利的地位。
六、国际形势仍然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各国内部社会问题的尖锐已成为国家安全问题的核心内容
这一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两极格局打破前，美苏两大集团相互对峙、相互制约，维持了均势，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但是存在冷战，稳定而紧张。现在这个格局打破了，失去了这种制约因素，所以动荡性增大。
第二，由于前苏联的解体，曾经在它支配和影响下的地区热点，有的消除，有的降温；现在在它解体的推动和影响下的新热点或者出现，或者转移。这也增加国际形势不稳定的因素。
第三，民族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触发地区热点的主要因素。冷战后的实践表明，从整个国际社会看，国家利益变得突出了，而从一个国家来说，民族利益变得突出了。冷战后的地区冲突，绝大多数都同民族和宗教这个敏感问题相关。要么是民族、宗教利益受到侵害，要么是各国民族分离主义作怪，不仅造成民族冲突，特别是武装流血冲突，而且导致了一些国家的分裂，造成国际社会地区动荡和不稳定。正如国外一些学者所说，民族主义这个怪物正在世界各地徘徊，正在给不少国家的安全和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引起世界的普遍担忧和不安。他们有的预言，在今后几十年，如果民族问题不能够妥善解决，民族分离主义这个怪物不能被遏制，整个世界的版图和国界将不断发生变化，在包括欧洲、非洲、亚洲、美洲等世界许多地区，都将会有不少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出现，整个世界上的国家数目将大为增加。有的学者估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3000多个民族要求脱离现属的国家，而成立安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今后很可能通过使用武力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他们预言，民族冲突将是21世纪的最大威胁，世界将面临一个民族冲突和内战的世纪。不管这些预言的科学根据如何，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断定，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理好民族关系的确是多民族国家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关键所在和突出任务，同时也是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宁的重要保证。
第四，各国内部社会问题更加尖锐，国际形势已经并且将更多地表现为各国国内外形势的“加权平均数”。冷战结束后，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在两极格局的约束绳索突然崩断之后，也同时丧失了作为维系内部稳定的主要工具的传统的、有效的敌我友概念。在新格局形成过程中，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在需要重新认定外部对手、国际政治形势、外交政策充满多变性的同时，国内的社会矛盾不仅相对更充分地暴露了出来，而且还在逐渐加深，社会问题显得日益严重，社会局面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定和纷繁复杂，各国必须主动地或被动地更加注重内部事务，受到它的越来越多令人焦头烂额、不堪其烦的挑战；与此同时，这种内部的社会问题又反过来愈来愈多地折射到国家的对外政策上，公开地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际关系本身。使国际关系更多地体现出国别问题的特殊性。
收稿日期：1996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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