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心理学史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_心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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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史现有的论文和著作,大多数是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挖掘与整理,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还不多见。这是由于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挖掘与整理,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奏效的,需要一些心理学工作者花很大的气力和时间去专门研究;另外这种“挖掘”与“整理”工作不仅仅是建立中国心理学史的依托,也是开展深入研究的前提。因此,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严谨的工作。没有这种开拓性的工作,后面“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也就无从谈起。本文试图对所谓“进一步”研究问题,即中国心理学史的比较研究谈一些想法。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对象问题。比较的对象是中国心理学史及西方心理学史的发生、发展及其形成的历史。

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说过:“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历史。”也就是说心理学思想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的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在中国也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时代或更早岁月,而心理科学却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年历史。确切地讲,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以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建立第一个心理实验室为标志的。1879年以前,心理学还没有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心理学思想与哲学思想混杂在一起。因此在比较研究中,首先应当划清心理学思想与哲学的界限,即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西方近代心理学的界限;中国心理学思想与西方近代心理学的界限;中国近代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思想的界限。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没有直接发展为中国近代心理学。西方心理学思想到明代万田传教士带进来,作为科学的心理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中国。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是西方近代心理学进入中国的结果。

其次,开展中国心理学史的比较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笔者认为,根本的目的和任务是建立中国心理学体系。

1987年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代表大会上《关于心理学改革的倡议书》中提到,我国心理学一直是跟着西方或前苏联跑的,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和作用。为了符合我国国情,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实的需要,我国心理学必须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我国心理学不但要立足于世界,为科学心理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也要很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潘菽教授认为,“尤其我们要研究我国自己所需要的心理学,即辩证唯物论的心理学……并同时对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发展所应有的转折性改变作出可能的贡献。”[1]

要达到根本目的,就要批判继承传统的心理学,“科学是有历史继续性的,我国搞心理学也不能割断历史……我们这份产业(心理学)无论怎样问题成堆,无论怎样混杂得让人望而生畏,还得把它接受下来,因为它还是有很多可贵的东西,或者虽可贵而不纯的东西……我们要把中外古今的心理学统统拿来进行有效的周密而深刻的分析研究,以其达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伪存真,淘沙留金。”[2]而要做好这些工作,实现这些愿望,中国心理学史的比较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事实上,这种比较研究已经有少数心理学专家在进行或已经进行过。如南京师大教育系高觉敷教授所作的“王充太阳错觉的中西比较”研究;江西师大杨鑫辉教授进行的冯特“情感三维说”,与“中国古代“情二端论”的比较研究;早在本世纪40年代,张耀翔教授就列举了尹喜和詹姆斯的情绪比较研究等等。无庸置疑,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有比较才有鉴别,才有利于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批判吸取国外心理学,使之融合为我国现代心理学体系的血肉。哪些是应该批判的?哪些是应该继承和吸收的?这就需要一个“尺度”来衡量,这是关键。即性质、时间和性质与时间的“合金。”

在心理学史上,心理学和哲学关系密切,在指导思想方面,始终贯穿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西方心理学观点一直众说纷纭,没有统一术语、统一的范畴。潘菽教授指出,这是因为“在十九世纪中期和后期的西方,正广泛流行一种有多种形式的和新唯物论抗衡的号召,‘回到康德去’,以图和不可否认的巨大科学成就相调和的产物,所以近代心理学的产生就是和那时的新康德主义哲学思潮纠缠在一起的,心理学因而受到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严重影响直到现代还没有摆脱多少。心理学因而成了唯心论思想的一种避难所。”[3]杨鑫辉教授在谈到心理学思想研究时认为,“新心理学思想研究心理学思想,是说不清、挖不深、评不准的,一定要分析历史条件,着重考虑它的政治经济、基础科学技术的影响,哲学思想的渊源等几个方面。”[4]

笔者认为,把辩证唯物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作为比较研究的基本“尺度”是符合逻辑的结论的。同时,这条原则也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一条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则。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强调重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的挖掘整理工作,要从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里吸取营养。

那么在心理学比较研究中如何贯彻这条原则呢?

“抓住心理的实质这条主线,来研究心理学思想史,来考察每一个心理学思想家对心理学问题的基本观点。”[5]所谓心理的实质,即心理是人脑的机能,是客观现实在人脑中的主观反映,心理是人的生理机制与客观人类社会实践的“合金”。笔者以为,比较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尤其是基本理论问题的比较研究,无疑应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条原则。

在进行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比较研究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原则不排斥以科学心理学的理论、观点为参照。同样,在研究心理学的具体问题,如认识过程、情感、意志和个性等,贯彻辩证唯物论的思想与以科学心理学的理论观点为主要“参照系”同样不冲突,因为后者涉及的是这一门学科的具体内容。

我们知道,我国古代思想家虽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但都没有自成体系,一般散见于哲学、教育、医学和军事等多种著作中,而且概念也不统一,再加上古代汉语的词义与现代汉语不尽一致,变化较大,就必须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为框架”[6]去比较研究,这样“不仅便于大家理解,更在于保证心理学思想史的科学性和更好地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7]当然,以科学心理学概念为框架,不能牵强附会。也不能完全排斥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那些极富科学性的概念、观点,这些概念和观点更能体现出我国心理学史的特色。比如,用我国古代思想家的神形关系和心物关系的概念来表述“心理是人脑的机能”,“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就是很好的例子。“形神问题即现在的心身问题。这对心理学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心理学如果不能科学地明确解决这个问题,要完全走上科学的道路是不可能的。但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是早已相当明确解决了的……”[8]实际上,上述的例子,也就是一种比较研究的成果,它的“参照系”就是科学的心理观,即“形具而神生”与现代心理学科学结论“心理是人脑的机能”的对比。

对于近现代西方心理学中的观点,同样应以科学心理学的理论观点去比较研究,才能作出较为中肯的历史评价。

再一个“尺度”是时间。时间先后的对比容易理解。而要客观科学地对古今中外心理学思想的产生、发展作出评价,应该是科学性质与时间先后的“合金”。大体可以分为四种价值的心理学思想,具体表述为: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心理学观点,又时间在先的价值(用A表示);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心理学观点但时间在后的价值(用B表示);不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心理学观点而时间在先的价值(用C表示);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心理学观点但有合理的某些成分时间在后的价值(用D表示)。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的是心理学思想的科学性、系统性,这个是核心问题,科学性的多少,系统性的程度,对后世的影响,在使用“尺度”时应放在优先位置。这样一来,心理学思想的价值大小远不止上述四种,所谓A>B>C>D。“合金”尺度可以丈量出许多价值不等的心理学思想。

确立了比较的尺度,怎么来应用?采取哪些方法?比较研究的具体方法,包括横向比较法、纵向比较法、派别比较法和综合比较法等等。

首先,从地域空间范围来看是中外(主要是“中西”)比较,即横向比较法。

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耀翔教授就开展了这方面的初步的比较研究。[9]

他把周人尹喜的“情生于心,心生于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这些观点与詹姆斯和朗格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比较。

尹喜所谓“性”即人的身体,“心”就是指意识;“情”即情绪,从而把情绪定义为“平静的身体水流被扰乱时的‘波澜’”。贺玚(梁人)和程颐也有类似的说法,贺玚说,“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则水,动则是波,静则是性,动则是情。”程颐则认为“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又说“性之有喜怒犹水之有波浪”。贺玚的意思可能是来自尹喜,只不过修辞更为妥善贴切。西方心理学思想家将心理当作意识来研究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直到19世纪末詹姆斯才把它表述为象大江的水,昼夜不停地流动。西方将情绪当作心理学上三大问题(认知、情绪、意志)去研究也有千余年,然而说明它象水上波浪那样不平静只是19世纪末的事。詹姆斯、朗格开其端,坎农证以实验,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和机能主义心理学家吴伟士才把它叙述清楚。华生说情绪是“强烈的机体变化”,吴伟士说是一般身体的骚扰。他们两个都承认,无情绪时,身体状态是平静的,平静被扰乱,情绪便发生。这与尹喜的意思大体吻合,但尹喜是中国两千年以前的人,坎农、吴伟士和华生则是十九世纪的心理学家。可见尹喜思想的光辉。

当然,用比喻的说法来描述情绪的科学内涵显然是乏力的,如把尹喜的“性”说成是“身体”也值得推敲,这样的比较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如果再以现代心理学观点进行衡量就更清楚了。

20世纪80年代杨鑫辉把中西比较研究成果在国外进行了交流,引起了同仁广泛的兴趣。在加拿大西安略大学他讲解的亚里斯多德“灵魂阶梯”说与荀子“心理阶梯”说,以及“冯特情感三维度”说与中国古代的“情二端论”的比较研究,起到了深化中国心理学史的作用。

亚里斯多德把灵魂分为植物的灵魂,动物的灵魂和人的灵魂三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表现为一种自然发展的阶梯。而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0]从物质发展上把生物和无生物联系在一起,较之亚氏只从植物谈起更全面。如果联系到荀子“形具神生”的形神观,更可看出荀子的可贵处。

再如,现代心理学之父冯特的“情感三维度”说与中国古代的“情二端论”的比较。

所谓“情感三维度”指情感有愉快与不愉快、兴奋与压抑、紧张与松驰三对不同的性质。每个维度代表一对情感元素,沿着相反两极的不同程度的变化,三个维度相交于零点,每一种具体的情感体验就可以按照三个维度而确立它所处的位置。中国古代的“情二端论”从情感的两极性说,跟冯特的“情感三维度说”有相似之处,而且更为科学。中国古代文献上说,“喜生于好,怒生于恶……好物乐也,恶物哀也。”[11]又说“饮食男女之大欲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12]“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13]潘菽教授指出,以上都强调人有好恶两种基本的情,其它的情都是好恶的变式故称之为“情二端论”。[14]杨鑫辉将它画成图式与“情感三维度说”进行比较研究(见图Ⅰ和图Ⅱ),不仅看出这两种理论相似之处,更发现“情二端论”中“好”、“恶”是欲望(需要),是产生喜、怒、哀、乐情感的基础,跟现代心理学的情感理论相似。

其次,从时间来看,即纵向比较,可以是同一国别不同时代的比较。如: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和中国近代现代心理学思想的比较;也可以将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心理学思想产生、发展的起始、领先或落后于他国心理学思想等,从而客观地对我国心理学史进行论述、评价。下面举例:

我国实验心理学家林传鼎教授经研究发现1928—1930年美国H.Hartshorae和M.A-May所设计的好几套《品德教育测验》(包括诚实、义务感、自我结束等测验)就采用了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临之以利”、“期之以事”的测验方法,指出“就心理测验的内容和方法看来,我国古人观察实践中就已经有了现代外国的东西。”[15]

1400多年前《颜氏家训》的《风操篇》中记载了我国民间测试婴儿心理发展的方法。“江南风俗,儿生一期(指一周岁),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笔,女则用刀尺缄缕,并加以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名以为试儿。”这是根据婴儿期感觉——运动发展的特点,采用似标准化的实物材料,观察婴儿对视觉现象的反应。林传鼎认为,这是1925年和1930年美国A.Gesell和奥国C.Buhler婴儿发展测验(程序表)的前导。[16]

再其次,从派别上看,不同派别对同一问题看法比较。

如孔子与荀子都是儒家,他们关于学习过程的观点就不尽相同。孔子把学习过程分三个阶段,即学、思和行,后来又扩之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五个阶段。孔子虽没有明确提出这几个阶段,但从他的言论可以归纳出七个阶段,即立志、博学、审问、慎思、明辩、时习和笃行。这个过程与现代学习心理关于学习过程的理论相比是非常可贵。而荀子关于学习过程的心理思想却没有孔子那样全面,但在某些程度上又分析得更细致。如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17]。所谓“入耳、著心”主要是指学、记的过程,“布乎四体、行乎动静”则指实践。

由是观之,比较研究可以扬长避短,有利于把问题研究得更深更透彻。

最后是综合比较法,这里就不再赘言,因为单纯某一比较法往往不单一使用,言及比较,则多半纵横交错,古今中外地进行。

注释:

[1]藩菽《乐国安著〈论现代认知心理学〉序》,《潘菽心理学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2]潘菽《心理学新探三大前提》,《潘菽心理学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3]潘菽《辩证唯物论心理学方法论》,《潘菽心理学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4]杨鑫辉《中国心理学史刍议》,《心理学报》1983年第3期

[5]杨鑫辉《中国心理学史刍议》,《心理学报》1983年第3期

[6]杨鑫辉《中国心理学史刍议》,《心理学报》1983年第3期

[7]杨鑫辉《中国心理学史刍议》,《心理学报》1983年第3期

[8]潘菽《心理学简札》第十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第43页

[9]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心理学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

[10]《荀子·王制篇》

[11]《左传》

[12]《礼记》

[13]《高君书·错法第九》

[14]潘菽《心理学简札》(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第392—393页

[15]林传鼎《我国古代心理测验方法试探》;潘菽、高觉敷《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16]林传鼎《我国古代心理测验方法试探》;潘菽、高觉敷《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17]荀子《劝学》字库未存字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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