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舟运动发展的三种基本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龙舟论文,三种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 （1999）06－0097－03
龙舟竞赛，作为一种水上运动，自萌生、发展到今天，大约经历了功利型、纪念型和竞技型三种基本形态。
功利型的龙舟竞赛，是指起始萌生阶段的龙舟竞渡。从时间来说，大致在先秦。原始时期的先民们，在水上捕捞、渡水劳动，特别是在水患中的逃命、救人和水上争斗中，争相竞渡，目的只是为着达到一定的功利。
“竞渡”起源于生产劳动和古代水上的战争。我们不难想像到，渔猎物时代的远古人群为着生存，在深水中追捕猎物时，人们各自凭借浮力大的自然物体，如枯木、竹筒、大瓜果等，争先恐后，冲向猎物。这种“争先恐后”的水上劳动，成为产生竞渡的母体，是不容置疑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最早的竞渡材料，当推云南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船纹图像，大约为战国中期的作品。图中狭长而无帆、无篙也无舵的船上，两人一排，整齐有序地坐着十几个伐手，各持短桨，船头一人指挥，给人以“齐吴榜以击汰”的神韵。这些图像极似我们今天的竞渡。据云南省博物馆的李伟卿研究员说，从晋宁到江川，有滇池、阳宗海、杞麓湖、抚仙湖、星云海，是典型的高原湖泊区。湖畔常可以找到很厚的螺壳堆积层，说明远古时期滇池地区的居民，曾以渔捞业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因而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竞渡的风俗，是非常自然的了。
古代的水上战争，便是产生竞渡的催产婆。古代的舟战情景，请读先秦文献《墨子·鲁问》中的一段描述：
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逆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
（同势），亟败楚人。
这里的楚越之战，楚人在长江上游，越人在下游，因此，当战斗不利要撤退时，楚人逆水而退，很困难；而越人顺水撤退却很方便。越人凭借这一地理优势，打败了楚军。毫无疑问，水战中的进攻与退却，都需要速度与耐力。全军行动慢了，就会挨打，招致惨败；个人的进退不及，就会送掉性命！水师在平常操练时的竞速进退，也就非常自然地孕育着“竞渡”，而激战中的两军追击与败逃，实际就是精彩逼真的“竞渡”了。这里说的是先秦情况，到后来，“竞渡”与战争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如三国时期，长江一带，战争频繁而激烈。吴国童谣唱道：“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龙。”这里的“水中龙”便是指水军战舰。后来，吴国果然被西晋王濬的水师直入都城建业所灭。后人因以“水龙”作战舰的别称。庚信在《周柱国楚国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中有“水龙竞双刀之势，步骑成四分之威”之句，其中的“水龙”指水军，“步骑”指步兵和骑兵。“水龙竞双刀之势”，是写水军的声威。这与写龙舟竞渡的诗句如出一辙。像唐代张建封写龙舟竞渡的诗云：“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掉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如果单独看，简直叫你分不出哪是写龙舟竞渡，哪是写水军的声威。从中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血缘关系。
纪念型的龙舟竞渡，形成于汉魏六朝，延续至今。原始萌生的竞渡，到三国时，基本成为一种定期在端午节进行的水上竞技活动。吴国人周处《风土记》写道：“仲夏端午，烹鹜角黍，进筒粮，一名粽；造百索系臂，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采艾悬于户上；踏百草；竞渡。”这是最早记录端午竞渡的文献，说明三国时，“端午竞渡”已成风气。而记录龙舟竞渡是为了纪念屈原的最早文献，是梁代吴均、宗懔和唐代魏征留下的资料。吴均的《续齐谐记》说：“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五月初五）投汩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汩罗江日，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以观之。”这两则资料非常清楚地叙述了端午竞渡纪念屈原乃汩罗一带民俗。如果说《续齐谐记》和《荆楚岁时记》这些笔记小说，对社会不会产生很大影响的话，那么，唐代名相魏征的《隋书·地理志》则应当对社会意识产生强有力的导向、规范的作用。魏征在《志》中写道：“屈原五月望日赴汩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上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掉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驱，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这位唐初宰相的著作，凭着作者的声望和正史的权威，对唐代及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自此，端午竞渡这一民俗，便逐渐把原来各地为纪念夏禹、勾践、伍子胥、马援等等不同的地方传说，统一在“纪念屈原”这个具有凝聚力的主题之中。这个主题一经确立，对我国的传统思想、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影响极大。从价值取向看，使得龙舟竞渡由俗民文化演变成精英文化，对俗民文化作了脱胎换骨的“再创造”，把古朴原生形态的端午竞渡，改造成富于理性的竞渡形态；把屈原的爱国精神普及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并逐渐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表征，借端午竞渡的节日形式，对社会意识起着导向作用、规范作用，使得俚俗粗糙的俗民文化格调得到升华，成为一种理性的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
竞技型的龙舟竞渡，形成于本世纪70年代到90年，正处在向全球性的国际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竞赛项目接轨的发展之中。国际龙舟联合会执行主席麦克·哈斯兰姆在岳阳举行的第一届世界龙舟锦标赛开幕的献辞中说：“中国传统的龙舟竞赛历史悠久，媲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然而作为现代体育竞技项目，龙舟竞赛的历史不足20年，其发展可追溯至1976年举行的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此后，龙舟竞赛成为现代体育项目，热潮席卷全球30多个国家。”
麦克的话，准确地概括了竞技型龙舟竞赛的历史、意义、发展趋向和目前存在的问题。
“纪念型”与“竞技型”的龙舟竞渡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价值取向的不同。“纪念型”的龙舟竞渡，是我们民族传统、民族精神的表征，借端午竞渡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是一种节日的喜庆活动。注重节日的喜庆，纪念屈原以弘扬爱国精神，而并不看重比赛的胜负和名次。而竞技型的龙舟竞渡，则成为一种体育运动的竞技活动，注重的是人人参与和公平竞争，包括比赛的结果和名次的先后。“纪念型”与“竞技型”的龙舟竞渡，在目前，似乎并不泾渭分明，特别是在我们国内。从龙舟运动国际化的态势来看，“竞技型”已经是这一运动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根据上面引用的麦克·哈斯兰姆的概括，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近20年的龙舟发展情况，就不难发现，龙舟竞渡的文化内涵，从“纪念型”向“竞技型”的转变，也就是从1976年“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到1995年在岳阳举行的“第一届世界龙舟锦标赛”的20年里，经历了不同地区的自发阶段，全国“屈原杯”赛和世界锦标赛三个发展阶段。从龙舟运动发展的格局看，这一转变已经完成；但从人们的文化心理看，我国仍是以“纪念型”为主，正在向“竞技型”的逐步转化之中。而在国际上，龙舟运动基本上只是一种竞技型的体育项目。
下面，让我们简略地回顾这20年里，“竞技型”龙舟运动三个发展阶段的历程。
当香港举办首届国际龙舟邀请赛时，我国大陆还在“四人帮”统治时期，龙舟竞渡被视为“四旧”活动被严格禁止。“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国大陆忙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直到1983年6月， 才第一次派出广东顺德龙舟队参加香港第8届国际龙舟邀请赛。 为了这第一次参加国际龙舟赛，我国大陆从1980年起，已经开始组织一系列各种形式的竞渡活动。
1980年端午节，汩罗县政府在汩罗江上举行了有10万人观看（汩罗、平江、湘阴三县农民）的龙舟竞渡，这次竞赛，在我国龙舟发展史上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1978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了十多年的“文化革命”，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大会标志着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1980年汩罗龙舟赛重又举行，正是政治改革，经济复苏，百废俱兴的大好形势化育的产物。
这年国庆节，广东顺德县政府在三洪奇渡口举行了一次龙舟公开赛。参赛的有顺德、番禺、南海、江门等县市龙舟代表队。
汩罗县的比赛，为全国龙舟运动的复兴开了个好头；顺德县的公开赛，为1983年参加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训练了队伍，奠定了基础。这两次赛事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制定了竞赛规则。汩罗县的《龙舟竞赛规程》规定：采用分组计时比赛，距离为顺水1000米。10个参赛队抽签分为五组，两队一组，每组比赛两次（交换航道），按两次成绩之和排出名次。
1980年后，龙舟竞赛以各种方式在全国各地举行。1984年5月， 国家体委总结了不同地区的龙舟竞赛经验，决定把龙舟竞赛列为正式的体育比赛项目，并制定颁布了《龙舟竞赛规则》（试行草案）。经过各地试行，多次补充修改后，到1988年，正式经国家体委审定颁行。此外，还相继颁布了《裁判法》和《龙舟裁判员技术等级的实施细则》。
国家体委1984年9月16 日颁布的《国家体委关于将龙舟列为正式比赛项目的决定》中，对龙舟运动的意义，作了明确的概括：“开展龙舟活动，可以增强人的体魄，培养勇敢顽强的精神，丰富城乡人民业余文化体育生活，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
《龙舟竞赛规则》第一次由国家对比赛的项目、航道及器械、队员和服装，比赛的进程和裁判员及其职责各项，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为竞技型的龙舟竞渡的产生与顺利发展，铺平了道路。
国家体委从1984年起，还主持、组织了全国“屈原杯”龙舟赛。虽然“屈原杯”赛的性质还只是邀请赛，但从1984年起，这一赛事成为我国规格最高的龙舟大赛，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全国龙舟锦标赛，为世界龙舟锦标赛的举办创造了条件。
就这样，龙舟竞渡由二千多年来的民间节日喜庆活动，登记注册了国家户口，正式吃上了国家粮。
但是，“龙舟竞渡，纪念屈原”这个传统的主题，并没有因为“屈原杯”的竞技型大赛所冲淡。1992年在岳阳国际龙舟节上，当时的欧洲龙舟协会主席麦克·哈斯兰姆似乎略带遗憾地说：“这里节日气氛似乎比竞技气氛要浓得多，有些喧宾夺主了。若能再突出些比赛，将更能吸引外国人。”这位英国朋友的话，准确地道出了龙舟运动由“纪念型”向“竞技型”过渡时期运动员的心态。在中国人眼里，若龙舟竞渡成了纯竞技型的体育运动，对传统的龙舟文化来说，那才是真正的喧宾夺主。这种由中西文化背影的差异形成的中西运动员之间的心理鸿沟，不是短期的文化交流所能填平的。麦克·哈斯兰姆的话，虽然只是表露了一个欧洲代表的感受，却揭示了中西文化底蕴的差异，正好指明了龙舟运动继续发展、走向世界，所存在的问题的焦点，值得我们思考。
龙舟运动要走向世界，实现由“纪念型”向“竞技型”的转变，还得凭借国际奥林匹克精神的渗透、融合、催化。必须进一步敞开国门，让世界人民更广泛地了解、熟悉、喜爱并接受这东方古老的水上运动，才能实现中国龙舟运动的真正国际化。可以说，中国龙舟渴望走向世界，同样渴望国际龙舟运动的发展与支持。
中国龙舟运动的国际化，以1991年在香港成立的“国际龙舟联合会”（简称“国际龙联”）和国际龙联1995年在中国岳阳举行的“第一届世界龙舟锦标赛”为标志，迈出了决定性的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坚实一步，表明中国龙舟由“纪念型”向“竞技型”的转变，已经成为事实。
龙舟走向世界，还只是刚刚起步。世界锦标赛的形式虽然已经确立，但是从第一届世锦赛的成绩看，8个项目的金牌全部由中国队夺得， 说明这项运动还没有真正走出国门。龙舟运动若要成为亚运会、奥运会的项目，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未来的路，除了龙舟运动自身的发展、普及，得到世界更多国家、更多人民的接受之外，还需要凭借我们伟大祖国综合国力的强盛，高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备。如果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到，在国际生活中，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相称的水平，那么，龙舟运动正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便会成为事实，并能保全深沉的传统文化的底蕴。因为“龙舟”，就是中国舟，就是中华民族之舟。
收稿日期：1999—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