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政治学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从忽略到认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政治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涉及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感到很困惑，不知道自己归属于什么学术专业。先秦思想史在西方学术界基本上属于“中国哲学”的范围，研究者主要从西方哲学角度来对其进行分析，但我本身对西方哲学并不感兴趣，所以也不太愿意自称是在研究“中国哲学史”。1994年我在南开大学留学时见到刘泽华先生及先生的弟子们，第一次听说还有“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个题目，如醍醐灌顶，从此以后我就以“中国政治思想史”为自己的学术专业了。1996年我到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留学，之后参加了许多在欧美举办的学术会议，跟欧美的各位同仁的关系都很密切，在接触中发现他们大多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中国传统政治文化”(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都不感兴趣，而在那个时候甚至这些概念在欧美学术界都是极为罕见的。 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政治内涵的忽略是令人费解的。其实无论我们如何去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其中明显的政治趋向都是难以否认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讨论的题目——如君权的本质、国家的起源及其必然性、君臣关系、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即士人)的政治任务及政治机能等——这些本来都属于世界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无论是从其视野的广度、多元化及丰富程度，或从其对当时与后世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上看，都明显地超越了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传统政治思想。如果我们把中国跟其他所谓的“轴心时代(Axial age)”的文明相比较①，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尽管中国传统思想从哲学理论角度或者从神学角度比不了古印度、希腊、波斯或者希伯来文明，但是从政治及社会思想的丰富角度则可以说超越了这些文明，足以跟现代欧洲多元化的政治思想相媲美。 然而为什么西方学者会忽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要集中阐述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态度，此后将分析西方的政治学家为何会忽略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最后要讨论为什么最近几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开始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及其对西方政治学的潜在价值。 一、西方的汉学家及其“哲学偏见” 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大陆爆发的“批林批孔”运动对西方学术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由于以江青为核心的“极左”派宣传“儒法斗争贯彻古今，也表现在共产党内”等思潮②，许多西方学者想要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政治内涵，因此在那个时候西方汉学界开始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比较关注。例如，Sebastian de Grazia把自己所出版的诸子百家文选叫Masters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中国政治思想的诸子》)，而Frederick W Mote(牟复礼)则在同一时期翻译了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卷③。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化的最突出的代表是前苏联的反共学者Vitaly Rubin(鲁宾)。鲁宾教授的Individual and State in Ancient China(《古代中国的个人与国家》)是“批林批孔”思潮的倒置：对他来说墨子和商鞅代表着左派及右派的全权主义，庄子代表着反自由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孔子则代表着类似西方的自由与个人的精神④。鲁宾的书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用“以古事今”方式来解释中国古代思想的顶峰，其后类似的学术方法基本上绝迹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失去了兴趣。例如，我们可以在Paul R.Goldin(金鹏程)编写的极为有用的《中国古代文明：西方语言著作目录》⑤中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基本上没有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时用“政治”(political，politics)相关的词语或术语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这个现象肯定不是偶然的。 西方汉学之所以避免讨论中国古代思想的政治内涵具有多重原因。一些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中国思想史激烈的政治化深有反感，因此特别不想再涉及古代思想的政治问题。另外有些学者则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所有的政治与权威问题都不感兴趣。此外笔者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来自西方学者的学科背景。欧美学者中研究诸子百家的，主要来自哲学系或是中文(即汉语言文学)系，从来没有来自政治学系的，甚至在历史系也极少有研究先秦思想的人。而哲学系的同事们习惯了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诸子百家的著作，讨论其中的知识论、逻辑、伦理、审美观等。而由于政治哲学在许多哲学系并不受欢迎，因而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诸子百家作品的学者基本上不存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有西方哲学背景的汉学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隐性因素增加了其对政治思想的疏离，我称这一因素为“哲学偏见”。中国思想是否属于西方所定义的哲学的范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学术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⑥。西方的汉学家经过长久争论以证明中国思想属于“哲学”范畴而不属于“宗教”或是“神秘学”，他们担心具有较高实践性的政治思想会被其他同事们认为是“缺乏哲学特质的”。这一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世纪初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Hegel，1770-1831)就这样批评了孔子：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完全不存在……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被翻译过，那倒是更好的事。⑦ 黑格尔的这句话对西方汉学家具有极大的影响。为了证明中国古代的思想是真的“哲学”，他们的研究集中于具有“思辨的哲学”色彩的思想，如名家等，而具有“实际的世间智者”色彩的思想，如法家等的政治思想则被忽略⑧。我曾按照金鹏程的《目录》作过统计，1980-2010年间用西方语言讨论公孙龙的文章要比讨论商鞅的文章多五倍。这与二位思想家的实际影响成反比，但是由于《公孙龙子》的“思辨的哲学”色彩要比《商君书》大，因此它对属于哲学系的汉学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另一个例子是西方的荀子学，最近几乎每年都有新出版的西方学者关于《荀子》研究的学术书籍，但从内容来看，绝大多数是集中在讨论荀子的人性论及其对心、名、天等态度，而几乎没有人讨论荀子的君主观，或是讨论其关于君臣关系的理论、对国家体制的看法，以及经济理论等。除了少数学者以外，荀子极为丰富和系统并具有长远影响的政治思想在西方学术界极少被讨论⑨。 二、西方的政治学与中国政治思想的缺乏 2014年初我跟一位希伯来大学政治系的老师讨论我们两系之间的合作时，曾问他：“为什么在贵系所教的世界政治思想史课程中，从来不讨论中国的政治思想？”他非常惊讶，问我：“中国也有政治思想吗？”我回答：“当然有，而且比西方古代政治思想要丰富得多。”他惊讶更甚，但片刻之后他说：“如此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思想完全不具备现实的价值。否则在我们专业的著作中怎么可能不引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看法呢？”上述对话恰恰反映目前大多数西方政治学家所持的极端“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严格地说是“西方中心论”)。 西方政治学界激进的“西方中心论”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大部分欧美大学政治系所讲授的“古代政治思想史”课程都只讨论纯西方的思想家们：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奥古斯丁(St.Augustine)、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等，中国思想家则全部被忽略。四十年前John Schrecker曾哀叹“西方思想生活极大地被空间与时间的狭隘主义所影响(parochialism in space and time which deeply infects Western intellectual life)”⑩。可惜，西方同事们至今还没能走出这种狭隘主义。因而大部分西方政治学的主流作品，包括书籍、杂志、辞典及大百科书等都忽略了中国政治思想(只有少数简略地讨论儒家而已)。这类例子举不胜举，我在这里只提出一些很有权威性的作品，如Cambridg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剑桥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政治思想史》)杂志，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Science(《布莱克威尔政治学辞典》)，1986年的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布莱克威尔政治思想大百科》)，Mark Bevir 2010年主编的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eory(《政治理论的大百科》)等。尽管曾有一些学者企图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例如Anthony Black 2009年的A World History of Ancient Political Thought(《世界政治思想史》)，但是类似的例子凤毛麟角。 西方政治学的狭隘主义有许多原因。最根本的是西方人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过于自信。对许多西方的政治学家而言，欧美的政治模式是唯一正确、独一无二的，是世界历史上的“之最”；其他的政治模式或政治思想方式，都属于“古代史”或是“人类学”范畴，但对政治学而言没有任何价值。此外，20世纪末期之后兴盛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等思潮又增强了对非西方文化及学术的忽略。由于当代许多学者认为所有的人类都是理性的历史参与者，因而个人或是个别国家具体的文化背景并不是重要的决定政治行为的因素。受此观点的影响，许多年轻的政治学家已经不要再浪费时间研究外国的语言、历史、文化等，对他们来说整个世界都可以由统一的模式来进行解释。对于这些学者，了解中国古代(乃至当代)的政治思想及政治文化完全不重要。 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西方政治学的价值 进入21世纪，中国崛起成为世界上最突出的现象，它对国际的政治、经济、媒体、舆论等影响是极大的。学术界对此也无法忽视。最近几年出版了许多书都从不同角度来讨论“中国的模式”或者未来“中国统治世界之时”其独特的文化将如何影响世界(11)。另外，中国国内的“国学热”以及“孔子热”也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关注，而在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政治思想及政治文化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看金鹏程的《目录》会很容易发现：2009-2013年的四年中，新出版的西方语言的有关中国先秦政治思想的著作比之前四十年的总和还多。那这一现象是否会对西方的政治学家产生一定影响呢？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是否会进入西方大学的“政治思想史”课程呢？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我们首先要问：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对西方的政治学会有何种影响呢？之前，在讨论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潜在价值时，美国的汉学家万白安(Bryan Van Norden)已提出：外来的文明对本文明的研究者会有两种意义：第一是认知上(notional)的意义，即外来的思想会扩大自己视野，但是对本文明没有直接影响；第二是事实上(real)的意义，即个人可以通过学习外来的思想来影响自己及本文明的生活(12)。这样的话，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对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学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认为会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些根本特征——尤其是其现实性及灵活性——会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世界上政治思想的得失。第二，从内容来说，中国传统的思想也许不足以弥补西方政治文化的不足，但起码会挑战西方的主流政治文化并让西方学者重新考虑自己的文化的缺陷。 1.思想与实践 一些学者指出中国思想家的理论无法比拟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类似理论的系统性。假如我们接受这一观点，那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思想比西方的政治思想要落后呢？笔者认为不能这么评价。尽管中国的政治思想在理论上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也具有明显的好处，这就是其现实性。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无论我们是否同意马克思对哲学家们的评价，但起码对政治思想而言，其现实性和实用性应该是它的最重要的好处之一。中国古代哲人对该问题了解得很清楚，荀子曾说：“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14)从战国时代一直到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国思想家都知道：辩论本身的魅力是不够的，理论的实用性才能决定该理论的价值。这可能是中国政治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值得提醒读者的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想的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而已，相反，他们有明显的现实任务——改善自己的世界，走出“战国”状况、进入“大一统”、增强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等。中华帝国的产生与帝国之前的思想方向具有密切的关系，它可以说是代表着战国时代的主流政治思想的理想(15)。类似的成功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是无法想象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华帝国并没有全面地实现诸子百家的理想，也不是按照系统的规划而建立的。在实现帝国的理想时，其建筑师们不得不改变许多具体的政策进而调整自己的规划(16)。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历史经验。通过比较先秦思想家的理想与中华帝国的具体政治情况，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其他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比如说马克思的理想与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国家的具体的政策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丰富整个政治学的学术方法。 2.政治理论、以史为鉴及理论的灵活性 有学者指出：与希腊思想比较，中国传统思想的弱点在于其逻辑结构，即三段论(syllogism)方法的缺乏；中国思想家更倾向于历史性论证。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中国的历史学与政治思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先秦的史学作品(例如《国语》、《战国策》等)都具有浓厚的政治思想价值，而所谓“经”与“子”之类的作品则有明显的史学价值(《春秋》及其三传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是许多其他的作品，像《晏子春秋》、《韩非子》的一部分、《吕氏春秋》等也有半个史学本质)。我们要问：这种史学色彩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缺陷还是优点呢？ 笔者认为这是优点。跟“纯哲学”不一样，对政治思想而言历史经验是极为重要的。通过历史性的论证中国的思想家认识到了理论的局限性与实践的重要性。如上面所论述的，历史经验证明——在现实情况中任何理论都需要经过不断地调整。而中国的思想对这个必然性是非常清楚的。例如，具有比较刚性的政治原则的《公羊传》同时也承认在某些历史条件之下，政治家需要放弃那些主导的原则，而要按照所谓“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17)。又如，韩非子表面上是绝对的君权主义者，其书中常常主张君主万能的重要性，警告君主要保护自己的地位，不让大臣执政等，又警告君主，大臣们会像老虎一样要谋害自己的君主。但是《韩非子》中的许多历史逸事(historical anecdotes)又暗示着相反的看法：在这些故事中的国君一般来说都是昏君，由于不听忠臣的话会危害自身及自己的国家(18)。这些故事劝诫读者：绝对的国君的权利也要有限制，即使这个至高无上的原则也必须经过调整。 中国政治思想的内在灵活性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经验。例如，众所周知“王权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原则(19)，在理论上皇帝要支配一切，他是万能完美的“圣王”。但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大臣们知道：皇帝常常从知识、道德、个人的成熟等角度来说，都比不了自己的大臣。因而他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控制平庸的皇帝对具体政治的影响，把具体的政治职责从君主手中转到大臣群体身上。因而，尽管中国历来有许多有名无实的君主(包括东汉、明朝常常有幼年的皇帝执政)，但这种情况对国家的危害不大，因为官员能够在名义上的君主之下进行正常的行政工作。类似的激进王权主义的文化能够进行自我调整是非常了不起的。世界上有许多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比如草原的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这些文化常常因为国君的个人弱点而进入大的危机。中国的政治文化表面上更强调君主的权力，但同时也会控制君主个人的政治影响。类似的灵活性是中华帝国获得独一无二的长寿的原因之一(20)。 3.中国政治思想的内容：为西方文化服务还是提出挑战？ 我们最后要问的是：从内容来说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对当今世界，主要是对当代西方的政治文明会不会有“事实上的意义”呢？一部分新儒家毫无疑问地作出正面回答。例如2004年的“甲申文化宣言”就宣布： 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21) 笔者认为该宣言具有误导性。中华文化中确实不乏美丽的理想，但是西方及其他的政治文化(如伊斯兰、印度、草原政治文化等)也都具有许多美丽的理想；可惜它们的实践常常跟该理想是相反的。而中国文化也不例外，理想与实践之间也有巨大的区别。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史(或者三千多年中国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很难发现存在着长久的“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时代，因此用中国的理想来批评西方的现实情况在方法上就是错误的。此外，理想并不代表着文化的全貌。为了分析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及其当代价值，我们要集中在该思想和文化的根本原则方面，并探讨该原则与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原则(如民主、人权、平等)会有何种对话。 这一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泛，企图用一篇文章来回答将难以避免陷入简单化。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想按照本人与老师及同事们的研究来尝试着指出：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原则包括“大一统”思想、王权主义、尚贤任能、知识分子(士人)的政治参与、君子与小人的对抗基础上的社会等级性、所谓“民本”思想等。这些原则属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主流理念，也是中华帝国政治文化的最根本的特征。那它们具有怎样的现代价值呢？ 众所周知，从20世纪初叶以后中国(无论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海外华裔)基本上放弃了自己传统的政治文化主导的原则，或者对其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诠释。例如今天的中国所主张的“大一统”是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一统”(即台湾海峡两边的一统)，这与之前的“天下一家”的理想基本上无关(22)。而王权主义，这个传统政治文化的“一贯”原则，则完全被抛弃了，到今天已经基本上被忘掉了。因而，甚至当代保守派的代表在宣传“国学”、“孔学”及“东方文化”的好处时，也从来不敢提出要复活中华帝国制度(23)。更广泛地说，在一些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已经基本上消失了。由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深刻地吸收了西方政治话语的基本概念(如民主、人权、平等等)，这也反映出传统政治文化在近现代中国政治中的弱化。 然而，笔者认为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中的一些积极方面，来挑战西方的主流政治文化。在这里我简略地举一个例子：即把西方的政治平等观与中国传统政治等级观进行比较。前者是西方文化的近代化最重要的产物之一。众所周知，欧洲的旧社会具有硬性的等级：即个人的社会地位由其出身、性别、种族、宗教等决定，而其个人的能力、知识及道德基本上影响不了他的地位。由于这一制度极不公平，法国大革命(1789)前后法国及其他欧洲思想家都对以出身为核心的旧社会制度进行了挑战，为了打破该制度而提出了“平等”的原则(24)。经过一百多年的长期过程，该原则成为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原则之一。这个“平等”首先意味着政治上的平等，即任何公民都具有投票和被选举的权利，这就是欧美的“一人一票”制度的基础。然而，尽管“一人一票”制度是公平的，但却有着明显的弱点。人在政治上的绝对平等，意味着人们在知识、道德、能力上的区别都要被忽略。因而被选的人在思想上或者文化上没有任何优势：他们的素质跟普通老百姓一样，而有的时候甚至比一般老百姓还低。目前西方的民主制度所面对的危机之一就是其产物——即大部分政客——没有之前的政治领袖的声望及文化上的影响。例如，据以色列在2014年12月份所举行的民意调查发现，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会尊重国内的政治家(25)。类似的情况从长远看，会威胁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及其有效性(26)。 而传统中国的例子则不一样。尽管中国的旧社会中也存在过明显的等级性，但该等级性是相当灵活的，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有较大的社会变动。这个等级上的变动性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当时大部分诸子百家都主张“君子”与“小人”之间应该存在着明显区分：只有“君子”才能执政，而“小人”永远是被统治者。这就是孟子的名言：“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27)孟子也说过：“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28)但是在主张政治上区分等级的同时，中国的思想家也认为：个人的“君子”属性是由其知识和道德水平来决定的，出身并不是唯一的——也不必是最重要的——决定其地位的因素。即使是一个非常强调社会等级的重要性的思想家——荀子，也明显地说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天生的： 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29) 荀子的结论非常清楚：小人可以变成君子，但是不想变成君子。因为他们不愿意转变自身，所以他们对政治的参与显然也是不受欢迎的。这一点也为中华帝国长远的社会实践所证明。由于“尚贤任能”的原则受到较广泛的认可，则起码在理论上大部分男人都有潜在的可能改善自己或者自己子孙的身份地位，无论是经过军功制度、科举制度，还是发财以后买官，有许多途径可以让有雄心的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的阶梯上上升。因而跟在欧洲不同，中国旧社会的等级制度在一定程度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此外中国的“尚贤任能”制度后果之一是统治阶层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由于——起码在表面上——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是“君子”，即有较高的知识和道德水平，他们的社会声望较高，在社会与文化上对下层民众的影响比较大。无论曾有多少假的君子参政，帝国长远的历史可以证明：统治阶层的知识与道德水平常常会比被统治者高，这与目前西方社会是大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灵活的等级性好像会比西方当代的绝对平等要更有效。 西方政治学家忽略中国的政治思想是错误的，这局限了他们的视野，是“空间与时间的狭隘主义”的表现。然而他们对其的忽略并不是偶然的：首要的原因是西方汉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非政治化”的研究趋向，在长达30多年中连汉学家自己都没有重视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因而其他的西方学者更没有机会注意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是多么的丰富；另一个原因是西方政治学自身的问题，即在对各特定国家的文化的研究中，忽略了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和历史上各自的特征，这个问题是西方政治学家需要自行解决的；还有第三个原因，即中国的政治学家自己都不够重视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没有系统地把它介绍给外国的同事们。 以上所提出的一个例子，即中国传统的以“尚贤任能”为核心的等级制度会挑战西方的政治平等观只是一个推测而已，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目前我们无法预测中国的经验会不会影响外国(西方或者亚非拉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但是笔者认为：通过研究，深刻了解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得失，中国学者——尤其是中国政治学家——要把这些得失介绍、分享给西方的同事们。这样不仅会扩大西方政治学家的视野，进一步丰富世界的政治学，而且会挑战西方学者的一些一成不变的原则。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终将进入西方政治学课程！ ①“轴心时代”是德国学者Karl Jaspers(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概念，来解释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间欧亚的大文明(古以色列、波斯、印度、中国及希腊文明)所发生过彻底的思想上变化。见Karl Jaspers,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translated by Michael Bullock.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对后代学者所继承和修改雅斯贝尔斯的理论，见Johann P.Arnason,Shmuel N.Eisenstad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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