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宣传力与党的文化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象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宣传力，实际上就是政党的宣传的影响力，是政党通过一定渠道有效地传播自己的理念、主张、看法、措施和办法的能力。党的宣传力，通常由宣传主体、宣传内容、宣传方法、宣传效果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它要回答和解决由谁来进行宣传、宣传什么、怎样进行宣传、要达到什么样的宣传效果等基本问题。党的宣传力的价值，与其说在于宣传内容本身，不如说在于宣传的目的和宣传的有效性。党的宣传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有效性的重要评判尺度，更是树立党的文化形象、打造党的文化品牌的关键因素。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越来越多的政党意识到，文化疆域里有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在21世纪国际竞争、信息共享、技术趋同的社会背景下，执政党的安危不仅系于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和控制，更涉及文化的存在方式与制度及其形成的文化形象，这是支撑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最宝贵资源。文化形象如同政党的身份证。在国际关系中，执政党的文化形象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生存安全和生存空间；在国内，执政党的文化形象是民族凝聚力的象征，是民族整合的纽带。为了增强竞争力，各国执政党都在树立和维护自己的文化形象。而政党的宣传力与政党的文化形象息息相关，通过提高党的宣传力打造党的文化形象，形成强大的党的文化感召力与亲和力，是本文思考的视角。
一
政党是否成为宣传的主体，是政党宣传力的构成要素和判断标志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拥有健全的宣传组织网络和规模庞大的宣传队伍，从来没有放松宣传组织和宣传队伍的建设，能够控制住一切信息来源，并通过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发布信息、发布什么信息、采用什么渠道发布信息。从这个层次上说，党的宣传力一直是很强大的，甚至形成了自己的特定优势。
可是，随着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网络化时代的到来，社会信息的传播主体日趋呈现出多元化、大众化的趋势，给曾经在封闭时代形成的党的权威性宣传力带来了严峻挑战。因为“权威基于信息控制。高地位角色通常依赖于对当时主要信息渠道的接触和控制”[1]。哪个部门、哪些人能够控制住信息，并且能够使信息停留在自己控制范围内和环节中的时间越长，那他就越有权威，因为别人都要（也只能）从他这里获得信息。控制信息、传播信息的主体越单一，这个主体在社会中的权威性就越大。相反，在信息化社会，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三个不争的事实：一是由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主体单独控制社会话语权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主体都在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话语权空间；在社会话语权总量恒定的条件下，如果自己的话语权多，那就意味着别人的话语权少，如何处理好执政党的话语权和社会各阶层民众的话语权的关系，寻求一定的平衡，就显得很重要。
因为，在信息化社会里，执政党的宣传力与执政党的话语权有联系，但不一定是正比关系。尽管执政党利用执政资源，特别是通过自己拥有的主流媒体，可以主导社会的话语权，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的宣传力就必然随之提升了。当然，也不排除执政党的宣传力有提升的可能性。只有社会民众认同执政党的话语权及其内容，执政党的宣传力才能提升，两者缺一不可。而要使社会民众既能认同执政党的话语权，又能认同执政党话语权的内容，这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高难度动作。一方面，社会民众强烈地希望自己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表达自己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社会民众希望执政党的话语权能够反映他们的心声。执政党要完成这一高难度动作，就不得不面对和回应社会民众的这“两个希望”诉求。而要进行这种回应，有一个思想认识前提条件必须解决，这就是需要对传统宣传思维定式进行必要的调整，即只有把一切话语权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党的宣传力才是最强的观念。事实上，这种观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况且，日益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在发布信息方面，已经拓展了人们对社会话语权的参与空间，在这种情况下，顺势疏导可能会比强势控制更为理性和有效，更能体现执政党良好的文化形象，因为在现代国家理念中，社会话语权的有无和多少，是一种社会文明、政治文明高低程度的体现和标志。社会稳定、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依赖于各个阶层的有效沟通和协商合作。就整个社会而言，处在社会中的每一个阶层及其成员，都应该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等的话语权，这样，对于社会的健康、有序、良性、和谐有积极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中的各阶层在正常的社会活动中不断地通过“说话”和“发言”来确保既得利益不受损害和整个阶层在社会中的存在表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没有或很少有“说话”和“发言”的阶层往往面临着被主流边缘化的威胁，随之而来的，将是整个阶层群体利益的渐丧和衰微。而某一个阶层在现实生活中利益受到损害或者被漠视，受到影响的不只是这个阶层，而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和执政党，因为社会问题突出，人民幸福指数和安全指数随之下降，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认同就会随之下降甚至被否定。
从这个角度来说，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提高党的宣传力，树立良好的党的文化形象，当务之急是处理好“官方媒体”的“舆论导向”与社会民众的“话语权”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说，执政党控制的“官方媒体”，是以传达和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为己任的大众传播媒介，也应是“人民喉舌”，因为共产党是一个以表达、维护、实现人民利益为己任，并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自己执政理念的政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操作层面上真正地体现“官民”的这种“一致性”，这突出反映在如何处理官方的“舆论导向”和民众的“言论自由”的关系问题上。毫无疑问，社会舆论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十分直接和重要，从整个国家和社会利益考虑，“稳定压倒一切”，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所以，“官方媒体”必然强调“舆论导向”问题，借以维持社会稳定。可是，人民群众也不希望社会动乱，但也不希望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理由失去话语权，而是希望发展人民民主，体现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保障自己的“话语权”。对于执政党来说，既然要“舆论导向”，那就意味着要对大众言论有所取舍。党的宣传力就体现在这些取舍之间。“不取”或者“不舍”都曾给我们留下过深刻的教训。“不取”表现为对民众舆论控制太严，把“舆论导向”搞成“舆论一律”，结果是“鸦雀无声”，社情民意无从表达，积怨已久，后患无穷；“不舍”则表现为对民间舆论放任自流，言路大开，主流媒体出现资讯“真空”，结果是鱼龙混杂，谣言四起，舆论是非莫衷一是，拖至数日，人心惶惶。实践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执政党，最怕的是民众的“政治冷漠”和“鸦雀无声”。（注：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也讲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他还指出：“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今天，重温一代伟人当年的这些论述，是很有益处的。）在遵守宪法前提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和谐的社会政治局面。对于执政党来说，求稳是对的，怕乱是可以理解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靠什么去“求稳不乱”，很显然，在社会信息化时代，靠“舆论一律”是不能奏效的，而以宪法法律保障和规范民众的“言论自由”为基础，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应该是一种有效的理性选择。而“舆论导向”作用发挥得如何，关键看“官方媒体”对大众言论是否“取”之有理，“舍”之有道。
二
“宣传什么”和“怎样改进方式方法使宣传效果更好”是构成执政党的宣传力的核心要素。长期以来，关于“宣传什么”的问题，似乎是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宣传主管部门还是宣传部门和“官方媒体”，对“宣传什么”的问题都是十分清楚的，包括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和报道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宣传和报道党和国家的会议和领导人的活动，宣传和报道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报道社会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及对这些重大事件进行新闻监督，等等，并且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定式和风格。
那么，是不是说在“宣传什么”的问题上，我们党的宣传力就不需要提高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要把“都宣传了些什么”和“宣传是不是都达到了预期的宣传效果”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上说，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
宣传党的政策，是宣传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宣传党的政策的时候，往往着眼点放在宣传和解释新出台的政策的正确性上，以此说明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政策，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从对某一项政策进行宣传的角度，这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可是，如果把若干个方针政策的宣传系统地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存在着“新出台的政策永远都是正确的，只有过去的政策存在着不正确”的一种现象。这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二律背反的问题：一是新出台的政策是否正确，在新政策出台之时很难作出价值判断，道理很简单，也是我们最熟悉的，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出台的政策是否正确，还有待于今后的实践去检验和评判，如果在政策新出台之时就大力宣传其正确性，违背常理。二是“只有过去的政策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往往又是基于现在的实际作出的价值判断，其科学性不能不令人质疑。因为过去是正确的，现在并不一定正确，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未必都是正确的。其后果是容易让人们产生党在政策的价值判断上是“事后诸葛亮”的错觉。因此，我认为，与其说重点宣传党的政策的正确性，不如重点宣传党的政策的可行性。因为，一项政策的出台，实际上是党的一种决策。决策则意味着决策者在众多方案中作出的一种抉择，这种抉择不一定是“最优”选择，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一种“次优”选择，但一定是可行性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宣传决策如何正确，不如以令人信服的数据分析、摆出事实、说明情况，告诉人们决策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以及最终选择这样的决策而不是别样的决策的主要原因，明白无误地告诉公众这种选择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却是最可行的，这样，不仅有利于公众克服过于追求完美的心理认知，而且还会增强在执行决策过程中同舟共济的心理认同。
宣传自己取得的成就，这是执政党展示自己、得到民众认同不可或缺的内容。所以，“自我表扬”是世界上许多执政党必备的基本功。可是，执政党在“自我表扬”的时候，要讲艺术，要有“分寸感”。这种“分寸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宣传自己取得的成就时，一定要把人民群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突出表达出来，这样，不仅可以体现出执政党具有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一宪政理念，而且会使社会民众感受到一种来自执政党的崇高尊重，以及由此对执政党产生向心力。二是“自我表扬”并不一定都要出自自己之口，要善于利用民众之口把他们发自内心的表扬通过大众传媒传播出去，这样的“自我表扬”更有信服力。三是“自我表扬”切忌空洞性、口号式，要突出真实性，如果为了宣传成就而制造“一片莺歌燕舞”的景象，无疑会给人们一种不真实之感，反过来会冲击或诋毁已经取得的成就。因为民众看到一次不真实的表扬，就会自然而然地推断其他的表扬也是虚假的结论。而在宣传成就、宣传经验的同时，也要总结教训。只有把教训铭刻在心的执政党，才不容易再次犯同样的错误，变前车之鉴为后事之师。如果一味地正话反说，把教训都说成是经验，不容易引起人们高度的警惕性，不容易产生警示作用。如果用忘却或抹掉记忆的态度和方式对待教训，便容易陷入新的盲目。
对优秀党员的肯定和激励让更多的党员向他们学习，是宣传优秀党员先进事迹的一个初衷。宣传去世和牺牲了的优秀共产党员，因为他们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奉献和牺牲，他们的感人事迹为活着的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宣传他们也能使其家人感到心灵的慰藉；宣传活着的优秀党员，因为他们是广大党员身边的、现实的学习榜样，对优秀党员本身也是一种激励。因此，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上述两个方面的宣传工作，表彰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党员，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党员的斗志。同时，为了更好地提高宣传效果，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一个是宣传优秀党员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树立他们“高大全”的形象？集中宣传他们的“优秀”方面可不可以？是把他们完全作为共产党员来宣传呢？还是首先把他们作为人然后才是共产党员来宣传呢？对于这些问题，可能一时还难以回答，但至少可以说，“高大全”形象容易给人们造成缺乏真实感的印象，缺乏亲情的味道，高不可攀的感觉；另一个问题是，可否这样看，从一定意义上说，让那些一直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活着的时候受到表彰意义更大？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付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一定是优秀的，那些没有付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也不一定就不是优秀的，如果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善于发现、不去宣传，直到去世后才进行宣传表彰，不仅容易使人感到先进难当，甚至容易使家属和亲人产生还是不当先进为好的错觉。
宣传和报道重要会议和领导人的活动，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一直受到十分的重视。这种重视不仅表现在对会议和领导人的新闻报道太多，而且还表现在党报的要闻版、电视台、广播电台的黄金时段、新闻网站的主页往往被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新闻报道占据大半而成了“大会堂”、“活动室”。这原本也算正常，因为在当今社会，“会议和领导人活动是密集的‘信息富矿’，又因信息的‘重要性’和参与者的‘显要性’而成为‘新闻富矿’，因此成为大众和传媒关注的重点。我国的重要政治会议，不仅国人关注，也为世界瞩目。资料显示，从上世纪末至今，采访我国‘两会’的中外记者人数逐年上升，1987年为340人，2003年超过3000人。”[2] 问题是会议和领导活动的报道过多过滥，大量占据媒体时空，民众有烦言，且非始于今日。不是说这类报道不重要，不该报，对重要会议、领导人的重要活动，理当突出报道，问题在于会议太多，对领导同志的一般性公务活动报道过多，有时一位领导先后参加几个会议和活动，或者一个会议几位领导同志同时参加，都要一一报道，使版面不堪重负；问题在于这些新闻报道出现了严重的程式化现象，正如胡德桂同志在新传播资讯网上撰文所说的那样：“某某会议于某月某日在某地召开；某某领导出席；某某领导主持会议；某某领导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他进一步指出，他最后强调指出；会议认真学习了什么，深入讨论了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会议，这是一个成功的会议。这样的新闻报道实在没有多少受众，达不到最佳宣传效果。”可是，这样的会议报道早已成了会议程序和领导人行踪的“经典”模式了，对广大受众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了。其中几十人和上百人的特长的、“壮观”的名单放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密密麻麻都是姓名，甚是“耀眼”却不“夺目”。从这种重形式轻内容的宣传报道中，解读不出多少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和宣传内容，或者其中一些有新闻价值的内容也被淹没。问题还在于一般性会议、活动报道过多，缺乏新意，对实际工作指导性不强，与群众关心的问题有距离，也就怨不得百姓有意见了。此外，宣传报道中按官职大小排版面、上镜头的不成文规矩，还助长了“官本位”和形式主义，一些地方的领导人总是要“在电视里有影”，或“在电台里有声”，或“在报纸上有话”，一旦几天内因某种原因在电台里没说话、在报纸上没发表言论，特别是在电视里没露面，往往一些社会民众就会产生种种猜测，影响党和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改变对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新闻报道，需要各级领导同志的觉悟和新闻媒体的行动。令人高兴的是，新一届党中央履新之始，就力推新闻报道改革，并率先垂范。在2003年“两会”期间，“常委新闻”变短，就是北京媒体“两会”报道的新现象。3月8日这天，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为首的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参加了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等五个代表团的审议，并作了讲话。新华社的通稿是一篇消息，一人一段，全文不到2000字；中新社的一篇消息也是一人一段，全文不到1000字；《中国青年报》9日用的新华社稿，全文也只有1200余字。无论是中央常委们确实讲得短了，还是新闻媒体发稿可以发得短了，这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新作风，也是新的政治气象[3]。
2003年3月28日，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要带头、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严格自律，自觉支持新闻媒体改进报道工作[4]。这体现了新一届领导人对党风的重视，对民意的重视。不久，胡锦涛出访俄罗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采用了不足一分钟的口播新闻的形式，给各级领导干部做出了榜样。在此后两年的全国“两会”报道上，也出现了新气象，比如适量控制《新闻联播》时长，既充分保证了当天“两会”程序性内容的报道，又尊重观众的收视习惯；将几位中央领与的活动消息集中汇编在一起播出，使会议新闻大大压缩，会议内容减少了，其他信息增加，使报道节奏清晰明快，既确保及时、准确地报道好领导人的活动，又面向基层，把镜头更多地对准来自一线的普通代表委员充分反映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各项活动，反映他们的心声，得到了全国观众的广泛认同，成效显著。各地也纷纷跟进，据2003年12月20日新华网发展论坛报道，北京有关方面制定了北京市属新闻媒体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方案，对书记办公会、全市重大会议的报道，要求《北京日报》和北京电视台严格控制字数和时间；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多位领导参加的活动，市属相关媒体只综合编发一条消息，不分别发稿；出席会议、活动的领导同志名单能省略尽量省略。上海、浙江、福建、河北等地也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在福建省人大、政协2005年“两会”期间，福建省主流媒体把所有的领导下组参加活动集中浓缩成一条标题新闻，电视台也是采用字幕的形式滚动播出，从而把更多的版面、画面、时段让给代表和委员们，这样做，在代表、委员们和百姓中间反响很好。实际上，平时领导讲话已经很多，开“两会”就应该多让代表、委员们代表民众去讲话，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宣传力、凝聚力的表现。
当然，压缩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报道时间，只能看成改进新闻工作、提高党的宣传力的先声，而不是全部。应当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用什么方式、从什么角度报道领导、报道会议，能不能把领导和会议中真正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信息，准确、充分而生动地报道出来，哪些会应重点报道，哪些会可以不报道等问题。比如，有时，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是以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的，而且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一直以来的态度就是多听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听完了再讲。但往往一落到报道中，并不是以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的角度作报道，而是以他们所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的角度作报道，甚至只听见和看见领导的话，不见代表的话，看不到真正的交流。本来，在“两会”的讨论会上，所有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应平等参政议政，但经过新闻宣传，中央领导一出场，就往往被看成了“下指示”、“做报告”、“发表重要讲话”使讨论会变成了“指导会议”、“精神传达会议”，这是没有按照“两会”的民主精神来报道两会的典型表现，其重要原因是受“官本位”思想的支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曾在中央宣传文化系统等单位调查研究时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改进宣传方法，提高引导水平，关注群众切身利益，联系群众身边实际，运用群众的语言，报道有实在内容、有新闻价值的事情，使我们的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衡量精神文化产品，最终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喜欢不喜欢。导向正确既要体现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上，也要体现在宣传效果上。应该说，这个讲话大体廓清了当前宣传工作的某些模糊认识，为改进宣传工作提出了方向性要求。
三
提高党的宣传力，树立良好的党的文化形象，从理论上澄清新闻与宣传的关系，至关重要。无论如何，在只有宣传而没有新闻或者把新闻都变成宣传的情况下，不能说党的宣传能力是高的，党的文化形象是好的。只有在理论上搞清楚这个基本问题，才能为提高党的宣传力，树立党的良好的文化形象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今天，执政党对新闻与宣传关系的认识是在不断前进的。但是，历来总有一种倾向时隐时现地存在着，就是忽视新闻和宣传的区别，不尊重新闻传播的规律，将新闻混同于宣传，甚至用宣传来取代新闻传播。早在延安整风时期，陆定一同志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就曾尖锐地指出：“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它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它把“事实与政治的关系，头足颠倒过来”，而“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许多人对这种倾向的错误性总是认识不足。在过去较长的时期内，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新闻与宣传从形式到内容是交织在一起的，执政后，党的许多宣传工作又是通过党报党刊等媒介传播的，所以，有些人一直把新闻和宣传当成是一回事去认识、去处理。近年来，在党的宣传工作中，经常使用“新闻宣传工作”这个词汇，以及常见的“做好新闻宣传之类的提法，是党以往新闻工作文献中未曾有过的。这些提法究竟说的是‘新闻与宣传’，‘新闻的宣传’，还是‘新闻即宣传’？令人困惑”[5]。由于新闻与宣传两词常常并用，这给许多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宣传和新闻相同，两者没有什么区别，使用者也往往把新闻和宣传看成是“新闻宣传”一个东西，问题就出、在这里。有些人往往把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误认为是新闻活动的规律指向，企图用前者替代后者；有些文章把新闻当作宣传来阐述，全然不顾新闻传播自身的性质和特点。
尽管新闻与宣传有联系，关于这种联系，我国著名的新闻传播研究专家陈力丹先生认为：“新闻与宣传由于都是传播行为，可以相互渗透，有交叉的地方。新闻中可以夹杂宣传的成分，宣传有时也需要以传播新闻的形式达到目的。”新闻与宣传也有区别，以陈力丹、张允若、李良荣等为代表的学术界已基本上达成以下几点共识：第一，新闻是对最近新发生的客观事实的叙述。新闻传播是根据受众的需求进行的，是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为宗旨的，新闻传播的基本功能在于告知；而宣传是按照宣传方的需要来进行的，是为了向公众灌输观点和思想理念，宣传主要是体现宣传方的意图的，其基本功能在于劝服，让受众接受宣传方的思想、观点或主张。完成宣传任务，得到满足的是宣传者。第二，新闻重信息，那些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变动状况的陈述性信息，以消除人们对某些情况的不确定性；宣传重理念，传达的是一种说理性信息，是宣传者对客观世界的观点、态度和主张。第三，新闻传播的效果表现为对事实信息的分享，宣传传播的成效表现为是否实现了对受传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第四，新闻的特点是突出“新”，最忌讳重复旧闻；而宣传具有“重复”的特点，同样的观点可以反复讲，陈旧的资料也可以作为论据，以便加深被宣传者对某种观点的印象和接受程度。第五，新闻重客观事实，虚假的不是新闻，而是谎言和谣传，陈旧的不是新闻，而是历史或资料；而宣传则具有鲜明的主观倾向性和功利性特点，并非所有的宣传都遵循真实性原则，出于需要，有的宣传是谎话连篇，战争期间尤为明显。第六，新闻重时效，宣传重时机，时效服从于时机的需要。第七，传播新闻的目的是沟通各方，以达到信息对称，故新闻在报道事实的时候注重平衡尽可能照顾到事实的各个方面和角度；而宣传的目的是要掌握受众的思想，结局是一种新的信息不对称，宣传冲某种观点出发，本能地突出某一方面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他方面。
因此，提高党的宣传力，必须在思想观念上转变“新闻就是宣传”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处理好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一方面，不要总想让所有新闻信息的传播都服服帖帖地为自己的宣传需要服务，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当今时代是社会信息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人类的传播活动空前活跃，传播媒介丰富多彩，传播形式多种多样，传播空间日趋扩大，传播交流日趋便捷，“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流动在社会传播网络中的新闻信息都纳入自己的宣传轨道之中”。[5] 执政党及其有关部门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和面对新闻传播的现实，尊重新闻传播的相对独立性，发挥新闻传播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利用新闻传播来实现自己的宣传需要，在满足受众信息需求的过程中体现宣传意图，针对受众的实际需求进行宣传活动，以寻求宣传规律和新闻规律的最佳结合点，从而提高党的宣传对新闻的渗透艺术，形成党的良好文化形象，提高党的宣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