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苛禁宗室政策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室论文,曹丕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7-0027-08
论及曹丕的苛禁宗室政策，主要源于以下记载：
（1）《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陈寿评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2）《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县（悬）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
（3）《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氏春秋》载宗室曹冏上书：“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于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
（4）《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孙盛曰：“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汉初之风，或权侔人主，虽云不度，时势然也。魏氏诸侯，陋同匹夫，虽惩七国，矫枉过也。且魏之代汉，非积德之由，风泽既微，六合未一，而雕剪枝干，委权异族，势同瘣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诸，非天丧也。”
（5）《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
看陈寿等指责曹丕的宗室政策，实有言过其实之处。钱穆先生说：“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1](p2) 曹丕推行苛禁宗室政策既是一定社会条件下外在和内在需要互动的结果，更是在封建专制政体下对国家管理制度的一种探索。
一 曹丕苛禁宗室政策的由来
在中国古代皇权政治架构中，主要靠两极支撑，一极是民众，处于相对平静状态，但也在积聚力量等待爆发。一极是皇帝和围绕在其周围的皇族、外戚、宦官和臣僚，始终处在权力斗争涡流之中，呈现不稳定状态。曹丕掌权后，试图维护统治阶级秩序的稳定，苛禁宗室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主要出于以下政治考量：
（一） 国家治理结构发生变化
西周时期的政治模式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2](《僖公二十四年》)，分封制是为实现统治者“求定息争”和“敦厚亲谊”的政治设计。上世经典对此多有赞美，曹丕的部分诏书也体现出此思想，如《追封邓公策》曰：“朕承天序，享有四海，并建亲亲，以藩王室”；《任城王彰增邑诏》亦曰：“先王之道，庸勋亲亲，并建母弟，开国承家，故能藩屏大宗”。也就是说，曹丕对分封制的政体很熟悉，对其弊端亦很清楚。分封制自秦一统后，逐步为郡县制取代。刘邦立国后，认为秦之弊在于没有分封宗室，“三代封建而长久，秦孤立速亡”[3](《萧瑀传》)。于是，他铲除异姓王，分封宗室。汉朝的国家行政体制是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七国之乱”后，统治者开始不断削弱宗室权力，强化郡县。到东汉时，“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于宫内，不得临民”[4](《吴主五子传》)。曹魏时期，郡县制基本取代分封制成为国家政制的重要形式，若仍以西周时期的政治理念治理国家无异刻舟求剑。政治制度的创立必须与一定的社会现实相适应，如此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发展。
（二）皇权的式微
儒家的礼秩理念是亲亲、尊尊并列，也就是忠、孝两全以维纲纪，保持社会有序运转。魏晋以降，尊尊精神式微，亲亲精神彰显。当尊尊之忠无法大树特树之时，只有靠提倡亲亲之孝，来维系人们的价值体系，守护住人们的精神家园不致坍塌。方立天先生说：“儒家的礼法思想在汉代现实生活中弊端丛生，不仅受到农民起义的武器批判和强烈冲击，而且受到进步思想家的尖锐揭露和猛烈抨击，以致威严扫地。”[5](p221) 从曹操父子玩弄汉献帝于股掌的事实，也使士人认识到皇权的威严正在降低。李泽厚先生说：“社会的大动乱，数百年来以儒家名教和仁政为旗帜的汉代奴隶主大帝国的悲惨溃灭，引起了社会心理意识的重大变化。这变化集中表现在对儒家的名教和仁政的理想失去了信心，他再也不是那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了。”[6](p18) 社会的动荡，人生的无常，导致人们国家意识的幻灭。张寿安先生说：“政治既不可为，世代相续的名门大族则益发繁兴，家规谱牒的编纂，增强了亲亲观念，使人在动荡局势中把生命信念转系于家族价值。同样的，政治局势不稳定，也益发迫使君主强化尊君思想，以巩固治权。”[7](p98) 忠孝乃时人立身存道之本，但曹氏父子对汉室的不忠有目共睹，他们希望臣下忠于自己，又不便公开提倡，只有大力提倡孝来曲折为之。曹丕与邴原论一丸药与君与父的问题，其实正是那个时代儒家礼学的困境之一。唐长孺先生说：“我们知道君父先后本来是魏晋间辨析名教的一个论题，所以成为论题是由于现实的政治发生了这个问题，同时牵涉到对人物的评价，不能不加以注意。在开始，二者的轻重还没有决定，但因现实社会及政治的发展，孝逐渐超过了忠。”[8](p246) 曹丕十分清楚时代的风向标所指。为顺利实施对整个国家的管制，他需要强化尊君观念，对蔑视君权的个人展现强硬立场，哪怕是对自己的宗室骨肉也绝不手软。否则曹氏政权将难以维系。
（三）先代历史的教训
统治者总能从历史中吸取先朝兴亡的教训，通过制度变革以弥补前朝的缺失。王夫之曰：“国之亡，有自以亡也，至于亡，而所自亡之失昭然，众见之矣。后起者，因鉴之、惩之，而立法以弥之。”[9](p261) 综观秦汉历史，宗室贵宠，屡有不臣之心，“七国之乱”由此生焉；梁冀、王莽、何进等外戚得势，父兄一门数侯，有时权归女主，致使皇统屡绝；赵高、张让等宦官掌权，“手握王爵，口含天宪”[10](《宦者列传》)，党羽四布，以致社稷倾危。前朝这些扰乱国经之举，不是宗室所为，就是外戚、宦官造作，总能有所凭借寄托，几乎没有孤势大臣仅靠一己之力危及社稷者。董昭曾吹捧曹操说：“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4](《董昭传》) 曹丕也认为，后世不会再有像其父曹操那样的权臣出现了。故曹丕在削弱和剥夺宗室、外戚、宦官政治权力的同时，敢于对外朝大臣们委以重任。
二 以“三削一强”措施巩固皇权
曹丕执政后，实施“三削一强”的政治措施，也就是苛禁宗室，削弱外戚和宦官势力，强化士大夫集团的权力，以此实现政治权力的平衡。
（一） 削夺宦官权力
宦官们没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缺少远见和伟大的抱负”[11](p242)，也没有儒家所教导的政治操守。而且，宦官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受到过极大摧残，心态极不正常。他们得势后往往“无所惮畏”，甚至专门“构害明贤”[10](《宦者列传》)。但宦官的权力基础十分脆弱，他们只有尽己所能讨好皇帝以维护自身地位。曹丕作为皇帝，只要本人不赋予宦官职权，要削弱他们的权力很容易做到。延康元年（220年），曹丕甫即王位，立即下诏：“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4](《文帝纪》)
（二） 削弱宗室权力
曹操在世时，就重视限制王子诸侯的权力。青龙二年（234年），魏明帝以玺书诏诫赵王曹干曰：“自太祖受命创业，深睹治乱之源，鉴存亡之机，初封诸侯，训以恭慎之至言，辅以天下之端士，常称马援之遗诫，重诸侯宾客交通之禁，乃使与犯妖恶同。”[4](《武文世王公传》) 曹丕苛禁宗室政策应该是从其父处得到启示。京师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政治斗争最为激烈之地。太平之世，愈是接近最高权力的人，愈容易有野心和实力挑战皇权。曹丕在苛禁宗室的政策设计中，第一步是让宗室成员远离政治中心，遣“诸侯就国”。曹彰自以“先王见任有功，冀因此遂见授用”。不想曹丕没有法外开恩，他“意甚不悦，不待遣而去”[4](《任城威王彰传》)。苛禁宗室政策不仅遭到曹彰的软抗，在曹丕薨后，更是受到曹植的极力批判：“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共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4](《陈思王植传》) 第二步，是设立监国谒者监督侯王，制衡他们的权力。监国谒者只对皇帝负责，其职责是对诸侯时时“伺察之”[4](《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
（三） 削除外戚权力
“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4](《文帝纪》注引《魏书》)，这是曹丕外戚政策的原则。曹丕对妇人乱政的历史印象深刻，“三代之亡，由乎妇人”，“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12](p191)。他还从近世袁绍、袁术因妇人与政而身死国灭的现象中获得亲身经验，“至于二袁，过窃声名，一世豪士，而术以之失，绍以之灭，斯有国者所宜慎也”[12](p258)。曹丕从禁止妇人与政入手削除外戚染指最高权力的机会。黄初三年（222年）九月，他颁《禁妇人与政诏》，“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诏令是硬的一面，曹丕又与“四友”之一的陈群演出双簧。曹丕拟议追封生母卞太后先考妣，尚书陈群奏曰：“案典籍之文，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曹丕爽快答道：“此议是也。”遂“著诏下藏之台阁，永为后式”[4](《武宣卞皇后传》)。王后、皇后人选例皆来自高门阀阅之家，而从曹操到曹睿三代所立王后、皇后皆出身低微。究其原委，一方面因曹氏并非世家，另一方面是要使王后、皇后在政治上失去显赫家族的支持。
（四） 强化士大夫集团力量
曹丕以禅让而即帝位，没有让“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重演。他亲礼大臣，以至于“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4](《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氏春秋》)。汉时把日食、月食视为灾异，并因之策免三公。策免还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如太尉主天，故太尉刘宽、胡广因日食免；司空乃水土之官，故司空虞延“坐水灾免”；司徒“和阴阳、理庶事”，司徒李郃以“人多疾疫免”[10](《顺帝纪》)。曹丕废除因“灾异”策免三公的制度。黄初二年（221年）六月，曹丕赐死甄氏。翌日日食，有司依汉故例奏免太尉。曹丕下诏：“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4](《文帝纪》)
曹丕有重大问题决策，凡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多咨访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讲论得失，博尽事情”[4](《高柔传》)。钟繇认为肉刑乃“圣王之法”，欲复之。曹丕诏群臣“公卿当善共议”[4](《钟繇传》)。孙权与刘备交兵，遣使称藩，他又诏群臣议，“当兴师与吴并取蜀不？”[4](《王朗传》) 孙权杀关羽，他再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4](《刘晔传》)
曹丕常对一些重臣给予贴心关护。黄初四年（223年）五月，司空王朗称疾，让位于杨彪。曹丕诏之曰：“君其勿有后辞。”同时，他尊重王朗的建议，为杨彪置吏卒，位次三公。司徒华歆为政清廉，俸禄和赏赐所得皆振施亲戚故人。曹丕叹其廉洁，与之诏曰：“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无谓也。”[4](《华歆传》) 曹丕因此特赏赐御衣，并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五） 严格地方监察制度
汉武帝任用秩仅六百石的刺史周行郡国，监察比其秩级高得多的二千石地方长官。顾炎武曰：“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13](p529) 历代统治者都采取了诸如“检核簿册、举劾案章、连坐告密、遣吏巡行、牵制监督、密查侦缉、密奏传呈”[14](p388) 等方法加强对朝臣和地方政权的监察与控制。
曹丕信任和倚重大臣，并非一味放任。第一实行分权制，让臣僚们各司其职，相互制约，皇帝可以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魏明帝问孙资：“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孙资以曹丕之道应之曰：“若诸侯典兵，力均衡平，宠齐爱等，则不相为服；不相为服，则意有异同。”“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平、勃、金、霍、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固，于事为善。”[4](《刘放传》注引《资别传》) 曹丕的君临之术可谓精熟。第二利用校事威慑臣僚，“上察宗庙，下摄服司，职无分限”[4](《程昱传》附《晓传》)。曹操时设立校事一职以“广耳目”，“刺举”吏民不法[15](《职官部》)，曹丕一仍其旧。校事直接受控于帝王本人，并且处处受到保护。成皋县令沐并为政有清名，校事刘肇过其县求索稾谷甚急。沐并一怒之下欲收肇入狱，肇闻知而逃。曹丕不问原由立即下诏：“肇为牧司爪牙吏，而并欲收缚，无所忌惮，自恃清名邪？”遂将沐并付狱。后沐并虽免死罪，还是受到“髡决减死”的处罚，“刑竟复吏，由是放散十余年”[4](《常林传》注引《魏略·清介传》)。校事刘慈于黄初期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4](《高柔传》)，曹丕在位竟有如此多的奸事暴露，校事的作用非常明显，如此必然对大臣们具有威慑作用。高敏先生说：“整个黄初时期都有校事，而且校事的猖狂不法、直接受命于文帝的情况，仍一如曹操时期。”[16](p82)
曹丕即位后的政治革新，表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自信。这些政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成效甚著，如明代张溥就认为曹丕“令宦人为官不得过诸署令，诏群臣家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任，石室金策，可宝万世”[17](p67)。然专制政权无论如何防范，都难以阻隔不臣之心。古人论王朝的兴亡皆以仁德为标准，而不从王朝自身的体制进行反思，也就不能从制度上根绝个人对最高权力的欲望。正如王夫之所云：“然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9](p261) 令曹丕没有想到的，恰恰是其“四友”之一的司马懿及其后人禅魏而有天下。
三 曹丕的宗室政策并非专意打击曹植
曹丕苛禁宗室政策的规范对象是整个曹氏宗室，并非特意针对曹植。那么，曹丕选择曹植作为重点压制对象是出于何种目的呢？
（一） 曹丕和曹植分属于不同利益集团
建安时期，曹氏兄弟二人为争夺继承权而各自延揽英儒，因而成为不同政治集团的代表。曹丕践祚后，先拿曹植一党重要成员丁仪兄弟开刀。假若曹植即位，遭殃的就有可能是贾诩。
无论是谁作为一个统治者都不喜欢处处与自己作对的人，“不管在政治上表现为什么特殊形式，所有政治人格的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对尊敬所具有的强烈的要求”[18](p11)。因此曹丕要设法肃清曹植势力，使其丧失再次觊觎最高权力的能力。事实上，直到魏明帝时，曹植还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太和二年（228年），魏明帝曹叡督战长安。此时谣言四起，传明帝驾崩，导致“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4](《明帝纪》注引《魏略》)。后唐太宗一语道出其中缘由：“昔魏武帝宠树陈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闭，有同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从而畏之也。”[19](《太子诸王定分》) 政治斗争中，使对手失去反击之力甚至将其置之于死地，也是专制君主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他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吓唬有独立思想的人们，甚至在敌手已被解除武装和剥夺了言论之后也如此。如果一个被压垮了的敌手一声不吭，但仍拒绝厕身于暴君的佞幸和奴才之列，那么，此人的继续存在就成为一个烦恼的来源”[20](p204)。
（二） 曹植的性格使然
曹冲死后，曹植是曹操诸子中最得宠之人，且“恃宠自骄”，有许多明显的缺点能让人抓住把柄。丁氏兄弟被诛，曹植作《野田黄雀行》表达对曹丕的不满。他以黄雀喻丁氏兄弟，痛恨自己“利剑不在手”，并希望出现一个“拔剑捎罗网”的少年。黄初二年（221年），曹植在封地借酒使性，“劫胁使者”，行为“悖慢”，公然挑战曹丕皇威。到底如何“悖慢”？曹植《责躬》诗曰：“举挂时纲，动乱国经”，“傲我皇使，犯我朝仪”。他上疏自陈羞愧之情曰：“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行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活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21](《责躬》有表) 酒醒之后，他带着“两三人微行”[4](《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赴京请罪。
“动乱国经”、违反“朝仪”绝对为礼法所不容，可处死罪。因卞太后干预，“舍而不诛”，由万户侯贬为安乡侯，食邑锐减，仅有原来户数的四分之一。至此，曹植的政治地位迅速滑落。中国古代礼法具有与刑法相同的制约作用，只是规范对象不同，“士以上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22](《富国》)。礼在政治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23](《曲礼上》)。董仲舒亦曰：“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以德多为象。”[24](《奉本》) 邹昌林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根植于礼，“其他民族之‘礼’，一般不出礼俗、礼仪、礼貌的范围。而中国之‘礼’，则与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学、习俗、文学、艺术，乃至于经济、军事，无不结为一个整体，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名。”[25](p14) 关于“礼”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外国学者看得也很清楚。孟德斯鸠说：“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26](p313)
（三）驯服曹植可让其他宗室成员不敢擅为
曹植备受曹操优宠，也为母亲卞氏“最爱之”，是众兄弟中第一个万户侯。曹操25子，卞后所生4子，曹丕为皇帝，其他三子《魏书》单为列传；再余下他子则“以母贵贱为次，不计兄弟之年”[4](《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裴松之案)，另外并合列传。按照“子以母贵”的观念，曹植比曹操其他妃子所生之子地位要高。
但黄初期间，曹植封王却比诸兄弟晚一个月，别人以郡为王，而他却是县王，诸王应享有的待遇他也“事事复减半”，这些都是曹丕故意为之。持续的压服，使曹植逐渐变得顺从起来。后来，尽管王机等人“吹毛求疵，千端万绪”[21](《黄初六年令》)，却再也没有挑出他什么大的罪状来。曹丕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也需要或借助服从来推进国家的管理，而制服曹植则为其他宗室成员树立了一个服从的典型，让其他诸王在黄初年间皆循规蹈矩。曹丕打击曹植的真实目的正在此。
政治人物，不管是靠强权、继承或是暴力诈谋夺取政权，他首要的任务就是巩固权力，消灭敢于挑战的对手。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他会用荣华富贵的许诺，组织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控制国家机器的运转。政治，尤其是发生在帝王家中的夺位之争本无所谓是非。赵翼论王莽残杀子孙时曰：“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不骨肉之爱也。”[27](《王莽自杀子孙》) 曹丕为维护统治，削除异己，也是为了占有那顶象征最大权力的皇冠。从这个意义上讲，曹丕削夺曹植的政治权力，并非仅仅出于私怨，而是为了巩固政权，不能简单用对与错衡量之。
四 封邑足以保证王公安逸富贵的生活
曹丕的宗室政策，只是削弱或削夺他们的政治权力，王公们生活上的荣华富贵仍旧是普通民众所望尘莫及的。
（一） 曹魏诸王公封邑丰厚
连年战乱，天下人口和经济损耗严重。黄初时，一些偏远之郡人口少得可怜，涿郡仅“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金城郡“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阻寇乱，户不满五百”[4](《苏则传》注引魏名臣奏)。曹魏建立后，对吴用兵不断。太和时，“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4](《杜畿传》附《恕传》)。青龙时，“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4](《陈群传》)。景初时，人口仍“不过汉时一大郡”[4](《蒋济传》)。魏明帝一朝，全国人口增长缓慢。当时全国总的户数和人口，文献记载不尽相同。《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载：“景元四年（263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通典·食货典》载：“除平蜀所得，当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若以《通典》所载为据，曹丕时期，诸王封邑约四万两千户，占全国总户数的7％；三少帝时，诸王封邑七万八千八百户，约占全国总数的12％。
当时“千户侯”是功绩卓著之战将和元勋的人生奢望，“诸将封未有满千户者”[4](《张绣传》)。曹魏开国后，钟繇、华歆、王朗甚受礼遇，被曹丕称作“一代伟人”[4](《钟繇传》)。但黄初期间，钟繇封邑为一千三百户，华歆八百户，王朗七百户。与他们比起来，曹氏诸王的封邑户数要超出许多，如曹植初封鄄城王，食邑达二千五百户。
（二） 王位的荣耀与豪贵生活并在
诸王拥有足够大的封地，就能保证他们的经济收入，也就能维持他们的富贵生活。白马王曹彪雅好文学，贾洪为其国相，彪“常师宗之，过于三卿”；隗禧拜谯王曹林郎中，“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赏赐”[4](《王朗传》注引《魏略》)。若曹氏诸王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的话，岂有经济实力使自己礼重之人“过于三卿”或“大得赏赐”？后人多认为曹植是苛禁宗室政策的最大受害者，然曹植自称“身被轻暖，口厌百味，目极华靡，耳倦丝竹者，爵重禄厚之所致也”。且作为诸侯王，还有其他官僚和普通百姓不敢僭越的王家威仪，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生荣耀：“赫赫天子，恩不遗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绂。朱绂光大，使我荣华，剖符授玉，王爵是加。”[4](《陈思王植传》) 二子被封为公，植答谢曰：“天时运幸，得生贵门。遇以亲戚，少荷光宠。窃位列侯，荣曜当世。”[21](《封二子为公谢恩章》) 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欲，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28](《里仁》) 又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28](《述而》) 曹植常常“汲汲无欢”的主要原因是他无法施展政治抱负。
（三） 频繁徙都并非曹丕打击曹植
黄初时期，诸王都城频繁迁徙并非曹植一人。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战乱后人口损耗过多，再增加王公封邑，原封地的户口数则不足。曹丕当政，对当时的郡县设置有所调整，在原来基础上增七郡，故牵涉到诸王公的封邑需要调整。二是曹魏的王公制度不断更易。他们由侯到公再到王，封号不同，封地亦随之变动。如彭城王曹据，封号有范阳侯、宛侯、宛公、章陵王、义阳王、彭城王、济阴王、定陶王、彭城王等。其他的王公，封号也多有变动。封地不同，王都也要随迁，正如陈寿所言，魏诸王“位号靡定，大小岁易”。因此，曹植“十一年中三徙都”，并不足以成为曹丕父子迫害他的证据。
（四）人臣官守有限
前人每每论及曹魏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其实这也是为臣者的职责所限。“交不越境”是古代人臣的行为规范之一，魏晋时期仍在遵行。公孙度在回绝孙权使者时曰：“人臣交不越境”，为臣要“固守所执”[4](《公孙度传》注引《吴书》)。《晋书·李重传》载重上疏曰：“仕无出位之思，臣无越境之交，上下体固，人德归厚。”诸侯王位虽尊崇，亦是皇帝的臣子，丕、植虽为兄弟亦为君臣，但衡量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仅仅依据亲缘，还要加上一层君臣之义。
五 曹丕的友于之情
曹氏兄弟之间的关系，以政治作为衡量标准，以是否顺从为尺度，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 建安时期
曹丕与兄弟们常一起游宴，丕有诗曰：“兄弟共行游。”曹操在世时，曹氏兄弟争夺继承权虽激烈，并不敢过分造次，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一团和气。曹丕曾通过曹植转达对钟繇玉块的喜爱和欲得之心；曹植也多次在诗赋中写到曹丕，云“公子爱敬客，终宴不知疲”；“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曹丕之子仲雍夭折，植作《仲雍哀辞》悼之。
曹彰北征乌丸，曹丕为书戒之曰：“为将奉法，不当如征南邪！”征南是指曹仁，仁为将“严整奉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从事”[4](《曹仁传》)。曹彰旋师途中过邺，兄弟相会，曹丕与之曰：“卿新有功，今西见上，宜勿自伐，应对常若不足者。”曹彰依照而行，曹操闻之大喜，持彰须曰：“黄须儿竟大奇也。”[4](《任城威王彰传》 在曹彰没有“问玺绶”之前，兄弟二人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
（二） 黄初时期
曹丕开始对兄弟们区别对待，凡觊觎过最高权力者予以打击，对顺从者褒扬有加，对政治对手曹植、曹彰的打击更毫不手软。黄初四年（223年），曹彰奉命朝京，却因“问玺绶”之事未被准许朝见，本传载其“疾薨于邸”。曹彰之死，还有另两种说法：一是本传注引《魏氏春秋》云“忿怒暴薨”。曹彰性情暴躁，常意气用事，“忿怒暴薨”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二是《世说》所载，曹丕“以毒置诸枣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结果曹彰“杂进之”，中毒而死[29](《尤悔》)。《世说》乃小说家言，未必可信。叶嘉莹先生对此也存有疑问：“曹彰他们到京师是在五月，五月份根本枣子还没有熟。再说魏文帝要想约束诸王不生变乱自有很多办法，不大可能采取这样的方式。”[30](p215) 但无论如何，对此曹丕都负有一定责任。
曹丕对于兄弟顺从者以赏赐拉拢为主。中山王曹衮少好学，每读书，“不能废”，且其为人谨慎。黄初三年（222年），黄龙现邺西漳水，曹衮作颂赞之。曹丕高兴，赐其黄金十斤，并下诏书勉之：“昔唐叔归禾，东平献颂，斯皆骨肉赞美，以彰懿亲。王研精坟典，耽味道真，文雅焕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终令闻。”[4](《武文世王公传》) 曹丕一方面褒扬兄弟父子骨肉之谊；另一方面，希望曹衮能够继续向学，“以终令闻”，言外之意就是要他少参与政争。曹丕此诏也是对所有宗室成员的明确要求。曹据初封章陵王，因“南方下湿”，其母亲环太妃又是彭城人，“徙封彭城”[4](《武文世王公传》)。曹干，乃曹操王昭仪所生。王昭仪有宠于操，在兄弟争嗣时支持曹丕。操去世后，曹丕待曹干“隆于诸弟”。
六 曹魏衰亡的真正原因
司马氏积三代之功禅魏而帝有天下，也对曹魏的宗室政策予以批评说：“忘经国之宏规，行忌刻之小数，功臣无立锥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实传虚爵，本根无所庇阴，遂乃三叶而亡。”[31](卷五十九《汝南王亮传》) 他们希望通过分封宗室子弟来藩卫司马氏基业，结果晋武帝司马炎革魏余弊，遵周旧典，“大封宗室，授以职任”[32](《晋纪一》)。其实，曹丕苛禁宗室的政策并非是导致曹魏衰亡的主要原因。若然，晋大封宗室就应该永保江山万代，但正是晋朝宗室内部的“八王之乱”，使它走上速亡之路。郭沫若先生说：“司马氏一夺取了政权之后，为了巩固本族的王朝便把制度改革了。办法是大封公族，使各侯王得以任官分治，征兵自用。用心是在防止异姓篡夺，但谁知道招致了同姓纷争，而终于酿成大祸。”[33](p332) 其实，曹魏的速亡别有他因。
（一） 帝统之名不正
孔子主张为政正名为先，“名正而言顺”。皇帝作为天之子，事关天下苍生万事，必须具有天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才能平服人心。曹丕在位时，对纯洁帝王世系的血统非常重视。但魏明帝的继承人是养子齐王芳，且“莫有知其所由来者”。其他二少帝的出身皆有交代，为什么偏偏“齐王芳”的出身借“宫省事秘”[4](《齐王芳纪》) 而加以搪塞呢？其中定有玄密。太尉王淩阴结白马王曹彪谋废立之事，起因就是“魏主非明帝亲生，且不明也”[34](《晋纪总论》注引干宝《晋纪》)。齐王芳的身份问题就连宗室成员都搞不清楚，如此之人承续帝统，怎能令群下效忠？曹操父曹嵩，也是“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之人。曹家人的身世都如此不明不白，却贵为皇帝之尊，又如何能够凝聚天下人心？曹魏建立后，曹丕禅让而仍汉正朔，明帝时却以“礼不相袭”为由亲自改定，启用不同的正朔。李慈铭曰：“此与唐武后之改用周正建子，新莽之改用商正建丑，先后何异？”[35](p245) 李氏的质疑是说魏明帝的魏已有别于曹丕之魏，就如王莽篡汉、武后改周如出一辙。“正朔”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虽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但却是全社会的一种坚定的信仰和凝聚力量的利器。
（二）选择辅政大臣失误
魏明帝去世后，遗命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曹爽辅政后私欲膨胀，威仪差拟皇帝。即使后来司马氏不行禅让而得曹家天下，皇位恐怕也会落入曹爽一支手中。曹爽是个没有谋略之人，却欲加害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在“高平陵”事变中，皇帝在曹爽兄弟手中，大司农桓范冒着危险出城，劝说曹爽南走许昌号令天下之兵勤王。果如此，司马家族就可能会失败而遭族灭。但曹爽却轻信司马懿允诺，幻想只要交出权力，“不失作富家翁”。于是，他甘愿束手受擒，最终落了个身死族灭的下场。身居高位却缺乏政治斗争的权谋和能力，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如此的辅政大臣岂能担当治理国家大任。
（三）违背禁止妇人与政的禁令
齐王芳登基后，尊魏明帝之郭皇后为皇太后。司马懿废曹爽和征伐王浚等政敌，“咸假其命而以为辞”。郭太后虽受逼于司马氏，但若以先帝戒令拒之，谅此时的司马懿还没有拿曹氏宗族开刀的胆量，也不敢轻易加害于皇太后。
（四）曹魏政权与儒士集团不和
汉代“罢黜百家”政策实施后，儒家的政治理念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强大的主导作用，也使儒士阶层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夏侯胜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36](《夏侯胜传》) 通晓经学就可以谋取令人尊崇的社会地位，这样的思想意识在有汉一代被反复强化数百年，再借助于风行整个社会的选举制度，就形成了一个名字叫“士族”的既得利益集团。儒家阶层依靠自己的政治理念参与国家事务，韦伯认为他们与自己“一贯反对的皇室亲信和宦官相比，作为行政官员他们也更有能力得多。最重要的是，他们享有并能利用他们通晓事物先例、典礼和经书方面知识的崇高威望，这些方面的知识在那时原是一种秘宝”。所以，王朝的行政权力最终还是“落在士人手里，他们制定的合理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又一次决定性地恢复了帝制的权威”[37](p73)。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儒家阶层能够自觉地结合起来，他们之间虽然也有利益争斗，互相结成“朋党”，但在外敌面前团结一致仍是主流。
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曾一度交替执政，把士人排除在政治核心之外。儒士集团就迅速掀起针对朝廷官员选拔弊端的清议之风，“从品评人物发展到议论国事，对东汉后期政治发生了巨大影响”[38](p155)。刘绪贻先生将儒家阶层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说“中国2000年来的朝代更替，所改变的只是各个王朝的姓氏，社会总体结构，特别是建立在儒学之上的政治体制，却一次又一次地完善起来。旧的家族和个人被排除出儒家阶层，新的家族和个人又挤进来，而这个阶层本身，却绵延不绝，而且不断强大”[39](p5)。曹魏政权建立之后，反对力量不仅仅是司马氏家族而是其背后的整个儒家阶层。陈寅恪先生在分析魏晋禅让时说：“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不同处是：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40](p1)
综上可知，曹丕苛禁宗室的政策是其政治制度探索的结果，是稳定统治的重要措施，并非是导致曹魏政权覆亡的主要原因。
收稿日期 2007—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