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管理模式论文,理想论文,社会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晚年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其社会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根本目标是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尽快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种社会管理模式的实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上个世纪80-90年代，国内一些学者已专门或从其他角度探讨过这个问题①，但如何认识这种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内容及其与毛泽东晚年政治经济思想的关系，还值得深入研究。
一、毛泽东晚年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
毛泽东晚年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有两个最主要的思想基础：一是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天下为公、均平等贵、财产公有、人人平等。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尤其是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建立，又为这种理想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和实施提供了社会条件。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条件，再加上毛泽东的主观因素，使他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初步形成。
1958年3、4月间，毛泽东与陈伯达谈到把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同年5月19日，陆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传达了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管理模式的设想：“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1] (P732-733)7月16日《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陈伯达的文章，公布了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设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2]
毛泽东很快便把这种设想付诸实践。8月初他在河北保定地区视察时说，在平原地区可以建立8000-10000人的公社，其中有工、农、商、学、兵[1] (P739)。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1] (P740)1958年8月以后，毛泽东在不同的会议上多次赞扬人民公社，明确表达了他所设想的这种社会管理模式：(1)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叫大公社。所谓大，就是人多势众、地大物博，实行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包括工、农、商、学、兵，可以办看似办不到的事情。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比合作社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能够逐步取消自留地、自养牲口等资本主义残余，能够更快地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2)人民公社应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明年后年可以在人民公社建公共食堂，人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3)他认为人民公社应该建立军事化的劳动组织，统一调配劳动力，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4)可以把乡级政权与人民公社合为一体(即政社合一)，逐步取消乡级政权。(5)这种管理模式的实施步骤应该是先搞试点，再从农村到城市逐步推广，将来城乡的社会基本管理单位一律叫公社，一些大工厂也改称公社。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思想，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说明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意义，规定了具体的方针和政策。此后，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猛展开。到1958年9月底，90％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人民公社。全国共建立2.3万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约4800户，有的地方还成立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同年底，全国大部分人民公社共建立了340多万个公共食堂，实行了口粮供给制。至此，人民公社取代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中国农村惟一的生产组织，并具有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职能。到1960年初，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和广州五个大城市都建立了人民公社。196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放手发动群众，以大工厂、街道、机关学校为基本依托单位，以职工家属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组建城市人民公社。1960年上半年在全国城市普遍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在全国城市普遍推广。指示认为，城市人民公社以组织生产为中心内容，同时又组织各种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能够大大改变城市特别是广大家庭妇女的面貌。此后，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展开。
然而，由于人民公社的规模、所有制单位、劳动和生活组织形式、分配制度等远远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思想觉悟，加上“大跃进”运动的影响，所以这种社会管理模式的实践效果很不理想。从1959年到1961年，中共中央不得不连续对人民公社的政策进行重要调整，如取消粮食供给制，解散公共食堂，恢复农民的自留地，把以公社为生产消费的基本核算单位，改为生产资料由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生产消费的基本核算单位等。但是毛泽东对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的追求并没有停止，其中的主要原则和内容在几年后给林彪的信中再度显现了出来。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再一次明确规划了他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的蓝图：军队、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甚至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要以本行业的工作为主，兼学兼做其他行业的工作。如军队这个“大学校”既学政治、军事和文化，又要能够从事农副业生产，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还要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工人要以工业生产为主，兼学政治、军事和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兼学政治、军事和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习文化，而且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3] (P53-54)
可见，这封信绝非毛泽东的即兴之作，而是人民公社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是对中国未来社会管理模式的总体规划，也是毛泽东晚年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因此，同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国公布了“五·七指示”的基本精神。社论认为，“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4]。
这个高度评价无疑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五·七指示”规划的社会管理模式与“人民公社”的明显不同，就是增加了“批判资产阶级”的任务，“大学校”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色彩也更加鲜明。任务的变化反映出毛泽东实现这种社会管理模式的主要手段也发生了变化，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成为主要手段。
二、毛泽东晚年理想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内容
一种社会管理模式至少包括管理形式、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几个方面。本文试从这几个方面分析归纳毛泽东晚年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内容。
它的管理形式就是要把全国各行各业都建设成为整齐划一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社区式或军营式的“小社会”或“大学校”。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毛泽东还只是设想逐步地在农村和城市都建立起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自给自足的社区式的管理单位——“小社会”。因此他非常赞赏河北省徐水县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五·七指示”规划的模式则是把军队、工厂、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和党政机关都建成以一业为主、兼学兼营别样的军营式的“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每个人都发展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4]。其目的就是要逐步消灭社会各行各业之间的分工，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说，毛主席“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4]。可以说这个评价抓住了“五·七指示”的精神实质。
它的管理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5] (P132)。所以他非常重视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特别重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他之所以改变建国前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领导研究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尽快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反映了他对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热切盼望。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公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中国正处在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期，而且这种过渡越快越好，因为公有化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在实现了全民所有制以后，生产关系中的这个方面要稳定相当长一个时期，但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这两个方面还要不断地改进，否则将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在过渡时期，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6] (P586)20世纪60年代初，他之所以坚决反对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就是因为他认为这种生产形式是鼓励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与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根本相矛盾的。
第二，实行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按劳分配。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在理论上没有否定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但是，在实践中，在具体的分配政策和方式上，他更倾向于平均分配。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把劳动数量和质量与劳动报酬直接挂钩。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行这种分配制度。毛泽东对分配方式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他非常赞赏供给制而厌恶薪金制，后来主张保留等级工资制，但要加以限制。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曾多次谈到，我们党是连续打了20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差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7] (P123-124)。所以，他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把供给制定性为共产主义性质，把等级工资制定性为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认为“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6] (P546)明确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要考虑取消薪金制，恢复供给制，要在全国人民中培养共产主义思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逐渐去掉，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有人把供给制说得那样不好，把薪金制说得那样神乎其神，二万五千里长征难道是靠发薪水？人民公社再搞起来，再逼一逼，将来再准备恢复供给制。”[6] (P546)他认为人民公社的生产劳动实行大协作，不搞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要在全国人民中培养这种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思想。不久，很多地区都不同程度的实行了供给制。其中河北省徐水县尤为突出，从1958年9月起，取消干部、职工的薪金，改发津贴，对全县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医疗、丧葬等15项生活消费实行供给制，企图在全县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由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物质财富非常匮乏，这种供给制最后以失败告终。20世纪60年代初，农村不得不实行初步体现按劳分配的工分制。但是这种分配方式只把农民的劳动时间与劳动报酬挂钩，而没有真正把劳动数量、质量与劳动报酬挂钩，结果，没有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供给制被迫取消的事实面前，毛泽东虽然也对平均主义有所批判，但是他在思想深处一直十分留恋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对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5] (P130)以至于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时还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同年12月26日，他与周恩来谈话时说得更明确：“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8] (P413)正因为他认为初步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等级工资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所以他坚决反对发奖金、实行计件工资制等物质激励手段，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东西，结果忽视了个人的正当的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陷入了精神万能论的误区。
第三，通过抓革命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尽管毛泽东在1945年5月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但是，在这个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中怎样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他晚年很少专门阐述过。他认为：“1959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干革命，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6] (P586-587)所以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去。他曾经坚信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的必然结果就是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发展。1959年到1960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虽然明确提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5] (P124-125)但在实践中他特别重视的是政治挂帅，是精神和意志的作用，认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发现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的实践结果与主观愿望相反后，毛泽东却没有因此而更加重视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他的兴奋点逐渐转向了抓阶级斗争，也更加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强调政治挂帅，即抓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而忽视了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到1966年，当他认为中国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的危险的时候，抓革命就显得更为重要。所以“五·七指示”没有说明如何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如何使“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的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疏忽。1966年2月《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典型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管理手段。社论说：“怎样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一不能靠强制，二不能靠物质刺激，……最主要的是靠突出政治，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来提高人们的无产阶级觉悟。”“如果像现代修正主义者那样，不搞政治挂帅，而搞物质刺激，引导人们去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和物质享受，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7] (P226)
它的管理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实现干部与群众在政治上和社会身份上的平等。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天平始终向群众倾斜。早在1952年6月，他在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对建立干部子弟学校的问题提出了如下意见：“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9] (P437)后来，毛泽东多次强调要采取措施，改变上级与下级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10] (P326)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他再次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11] (P833)他甚至把不平等的干群关系比喻为猫鼠关系、父子关系，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中国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等级制度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政治上和身份上的差别，使领导者脱离群众[6] (P545-547)。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群众特别是青年起来造反，打倒所谓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推行干部下放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人民内部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始终不渝追求的社会理想。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平等和身份平等是衡量社会公平的最主要的尺度。
第二，逐步消灭社会差别。毛泽东认为要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首先必须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然后逐步改变有可能导致差别的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因为军衔制度导致了官兵之间的差别，高考制度剥夺了劳动人民子女上大学的权利，职称制度造成了人们追求名利的观念，工资制度造成了人们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别。总之，在他看来凡属导致差别或滋生资产阶级思想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都应逐步废除。按照“五·七指示”规划的模式，虽然形式上仍然保留着社会分工，但实质上各行各业都将走向交叉融合，社会分工将逐步淡化，社会差别也将逐步消失。
第三，逐步消灭商品。在“大跃进”运动期间，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犹豫矛盾的。他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主张，但又说“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12] (P437-440)从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来看，他把商品生产和等级工资制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所以，他希望通过在全国建立“大学校”这种社会管理模式，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一点，从他在1974年12月26日与周恩来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第四，逐步消灭人的私心。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人的思想道德觉悟的作用。而衡量思想道德觉悟高低的主要标志就是有没有私心杂念。虽然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一方面说：“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没有什么“大公无私”，而应该“公私兼顾”、“先公后私”。但是另一方面又说：“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事实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5] (P134-136)他一方面追求国家富强，另一方面又担心个人富裕；一方面强调要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反对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他认为“中国又穷又白，穷就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做文章。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河南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担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7] (P262-263)人们不敢冒尖、不敢露富怎么能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呢？难道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让人民贫穷吗？毛泽东在这里陷入了矛盾，实际上把个人正当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对立了起来，把个人富裕与国家富强对立了起来，把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与鼓励人们为个人正当利益而奋斗割裂了开来。所以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特别强调斗私批修，要求全国人民努力向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境界前进。
可见，这种社会管理模式的总目标，就是消灭社会差别，实现人人平等，培养一代又一代全面发展、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使中国尽快地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尽快实现共产主义。
三、简短评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这个矛盾的运动过程中，前者总是起决定作用。而在毛泽东晚年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中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他最重视的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变革，相对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其中的一些主要原则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理论根据，但是，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时特别强调物质基础——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又有一个根本前提，即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毛泽东晚年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中缺少的正是这个物质基础和根本前提。它实际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平均主义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模式。
毛泽东希望通过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尽快实现共产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进行的最后一次拼搏。实践证明，用这种农村社区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希望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只能是空想。正如胡乔木在1980年6月与《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时所说：“毛主席是在追求一种东西，追求一种社会主义。这种东西是现实的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对于干部同工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分配制度方面，废除工资制，取消八级工资制等等，叫什么？叫按需分配也不好说。毛主席没有想成熟，没有把要实现的目标具体化，因为太不现实了。”“仔细研究一下中央1976年四号文件，1974年理论指示，1966年五七指示，可见这三个文件确实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多少带有纲领性的东西，相当带乌托邦色彩。……在这些文件里表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13] (P635-637)。
近年来，国内外中共党史学界对毛泽东晚年思想中有没有民粹主义色彩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②。从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来看，持肯定意见的人在论证时比较侧重于历史依据，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持否定意见的人在论证时比较侧重于理论依据，注重从论断到论断的推理。就研究方法而言，前一种方法说服力更强一些。从毛泽东晚年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来看，应当承认他晚年的思想中有若干民粹主义的色彩。
毛泽东一贯倡导实事求是，为什么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最后却陷入了“左”倾空想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一些学者已对其中的主客观原因和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进行了深入分析。这里无需赘述。毛泽东的成功和失误都是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就是在科学总结、继承这份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取得的。
注释：
①席宣.“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J].党史通讯，1986，(10)：32-38.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J].党史研究，1987，(2)：20-24.周承恩.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空想论[J].中共党史研究，1988，(5)：18-23.居维刚.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模式简析[J].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1994，(1)：12-18.曹屯裕.试论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模式[J].宁波师院学报(社科版)，1996，(4)：55-61.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A].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286-315.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订版)[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其中，居维刚和曹屯裕先生的文章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此问题，本文参考了他们的一些观点，特致谢忱。
②[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191-217.[美]斯图亚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100-189.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再评价[J].中共党史研究，1999，(3).沙健孙.一个至关重要的全局性问题[J].真理的追求，1999，(4).沙健孙.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评胡绳教授对毛主席的批判[J].中流，1999，(12).章德峰，彭建莆.不能强化《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某些具体论断——与胡绳同志商榷[J].中共党史研究，2000，(3).张明军.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兼论毛泽东是否染上民粹主义色彩[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1).胡岩.对当前民粹主义讨论中几个问题的看法[J].中共党史研究，2000，(2).晓晨.究竟什么是“庸俗生产力论”？——与沙健孙教授商榷[J].中共党史研究，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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