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青海民族语地名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海论文,地名论文,试论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古以来，在青海这块土地上居住过许多不同的部落、部族的居民群体，并且发生过频繁的变化和迁徙，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今天多民族杂居相处的格局。今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民族与历史上的某些部落、部族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从青海民族语地名起源的分析，不但可以看出民族语地名的分布特点和规律，而且也可以探究部族迁徙的路线和古代氏族分布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民族语地名从它的产生到发展、演变，都与有关民族的活动历史、经济生活、习俗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不带有时代的、地域的特点和民族、宗教等种种特色的烙印。在我们开发青海、建设青海，实现青海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新时代，青海民族语地名将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它？在青海两个文明建设中处于何等地位？等等，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吃透”青海省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就一般道理而言，地名蕴蓄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内涵，是千古历史沧桑的“活化石”。而青海又是多民族迁徙、变化、居住的地区，其历史地名必以其风格迥然不同的多语种的独特属性和本源，作为这块古老而浑朴的民族地区的历史见证。因此，深入开展青海民族语地名的研究，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一民族地名为我们描绘出民族形成及其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
地理事物的名称，是人们为了对地理事物加以区别而约定的一种语言代号，与人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具体现象有联想联系。一些地名本身就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必然与一定的人物或历史事件、经济、文化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地理名称是以某种语言的基本词汇为构造手段而构成的，它必须符合那种语言的基本词汇模式。所以，不论从地理名称构成的材料及其形式来看，还是从地理名称所代表的地理实体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性的特点来看，都足以证明地理名称也同样具有稳定性的特点，甚至地理实体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仍然沿用原来的名称，这就为我们考证这些地理实体的历史演变和历史沿革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和依据。地名不仅仅是地理实体本身特征的反映，而且有的就是在那个地理实体范围的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的反映，有的则是以某一历史人物而命名的地名。我们通过对这些地名的研究，就可以了解和探索地名命名时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事件，其中也包括语言、民族等诸方面的因素。要了解青海民族分布、迁徙、形成的历史和特点，就可以从地名的语言类别及其分布特点的研究中得到启示。例如柴达木地区有一个地名叫“纳赤台”，是藏语，意思是“放过佛像的地方”。相传文成公主进藏时、护送金身佛像的匠人、卫士走到这里已经口干舌燥，极为疲劳，正好发现一口清泉，便放下佛像，俯首痛饮，并在此露宿一夜，由此而得名；众所周知的“日月山”，在古代政治活动与经济文化交往中，起过重要作用，初唐称之为“赤岭”，也与文成公主进藏的美好传说联系在一起，这对于我们研究汉藏关系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又如藏语地名中以氏族、部落命名的现象比较普遍，从中可以看出“部族迁徙所至，即以该部族名或原住地名作为新居的地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部族迁徙、变化的历史和民族形成的历史，会有很大的帮助的。例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岗察”地名，因迁居此地的藏族祖先是从贵德的岗察地方来的而得名；据《西宁府志》记载[②]：今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沟乡的“洛少”土族人，原是从今阿拉善盟迁徙而来的蒙古人。当地人把这一部分人居住的地方也叫做“洛少”。“洛少”是“阿拉善”的转音，其词首元音／a／在转音过程中脱落，转读为“洛少”。这是把原居住地的地名作为新居地的地名使用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今天的土族与蒙古族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今天的“果洛”地名是藏语的汉语译音，意思是“反败为胜的英雄”，原为藏族部落名。相传，由西藏迁入果洛的一支藏族部落，在其头人的率领下战胜了另一个部落而驻牧此地，并命名为“果洛”。这个部落的先祖生有三子，各据一方，逐渐形成了上、中、下果洛三大部落，史称“果洛克松”。在这里，我们要问被战胜了的那个部落又是什么部落呢？据史记所记，南北朝后期白兰羌、党项羌等已活动于今果洛及其相邻的今四川阿坝、甘孜和甘南等地。公元7世纪初，吐蕃王朝在今西藏建立，且势力日益壮大，尤其是松赞干布即位后，迁都今拉萨（即“逻娑”），对内排除旧贵族，对外征服今西藏阿里（羊同）地区和今西藏东部地区（苏毗），后又向东扩展，消灭了散居在黄河、湟水一带的吐谷浑诸部，其中一部分党项羌内迁至陕甘一带，未及迁徙的均被吐蕃所并。嗣后，吐蕃人与留居在这里的原羌人党项、白兰融合同化而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果洛藏族的直系祖先。这一历史事实与“果洛”地名来源的传说似相一致。在果洛地区至今还有“甲科”、“苏乎日麻”、“霍科”等地名，译成汉语就是“汉族居住过的地方”、“蒙古族居住过的地方”、“古代鲜卑人居住过的地方”。这些都足以说明果洛藏族的族源是比较复杂的。又如今玉树藏族自治州及其所辖玉树县的“玉树”也是藏语的汉语译音，是“遗址”的意思。相传，藏族部落玉树族的第一代头人堪布那钦建立部落的地区是格萨尔王妃珠姆的诞生地，故命名为“玉树”，以示纪念。这个传说是否是历史事实，我们姑且不论，但从史料中我们知道公元前384年至362年的秦献公时期，居住在青海湖东部地区的羌族领袖卯（无弋爰剑的第三世孙），率领其部落群众向西南迁徙数千里，其中一支迁至今玉树地区一带，与当地土著人相融合，形成了部落群体，到了唐代，玉树地区逐步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部落联合体。在清代，由于玉树族居于清朝官员往返青海与西藏的要津地带，又常常代表各族供差，办理盟会诸事又最得力，故尔，衙署公文多以“玉树”之称谓代表“囊谦二十五族”。可见，“玉树”称谓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它说明了部族之间、部落之间，乃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历史必然会在其民族语地名中找到“蛛丝马迹”。尤其是同一地理实体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更具有十分深厚的历史内涵，从中可以看出在政权的频繁更迭中的民族交往和兴衰的历史过程。例如今日的“西宁”，史学家认为是羌语的汉语译音，古代蒙古族也称SiIeg。这就是说，作为一座已有2115年历史的高原古城，最早为羌人之地。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间征战、交往和政权的更迭，曾先后有“西平”、“西都”、“鄯善”、“鄯城”等诸多称谓。北宋仁宗景祐元年，即公元1034年，以吐蕃为主体的角厮罗地方割据政权建都今西宁，遂改名为“青唐”。其辖区“占河湟间二千余里。河湟有鄯、郭、洮、渭、岷、叠、宕等州。”[③]境内居民有吐蕃人、吐谷浑人、回鹘人、党项人、汉人以及侨居于此的西域各国的商人。角厮罗执政以后，“利用宋仁宗废除五代十国无名苛细之敛，省边区人民徭役，禁止额外征收商税”等政策措施之机，雄踞祖国西北一隅，凭借西北各族戒马倥偬的历史舞台，演出了继吐蕃王朝之后为后人所乐道的历史剧，给藏族发展史增添了光彩照人的一页。”[④]这一历史事实又明确地告诉我们：角厮罗政权的建立与发展，是以吐蕃为主体的吐谷浑人、回鹘人、党项人以及汉人等诸多民族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的，如果说这是藏族发展历史上的一幅光彩夺目的历史画卷的话，那应该说是在角厮罗率领下的各族人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与智慧共同描绘出来的。“青唐”称名的历史，就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最确切不过的注脚。
上述例子都给我们说明了地名蕴蓄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囊括着民族形成、迁徙、交往、融合和发展的历史。在历史上你来我往、此兴彼衰，都会在地名更迭、演变、发展的历史中找到它们的“蛛丝马迹”。凡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命名的地理名称，都无不包含着一定的政治、历史的内容。这类地名的更迭必然反映社会历史的变化和民族关系的变化，所以，地名也有一定的历史制约性。地名本身虽然没有明确标出产生的日期，但某些地名却带着它们产生时期的时代特征，每个历史时代都会有其“地理词汇”。在社会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反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点的最重要的地方特征，而民族地名，更有其民族的地方特征了。
二地名反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的历史事实
地理名称对于历史科学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已为人们所接受的共识。地理名称之所以对历史科学有着重要的价值，那是因为地理名称有其历史制约性，几乎每一个地理名称都是一种历史文献，其特点首先表现在地名用词的词义上。我们知道，地理名称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历史现象。在人类处于原始阶段的时候，整个语言词汇贫乏，因而地理名称也比较简单。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狩猎、游牧业向农业转化，农业与工业的分工，对地名的需求迅速增长，对地形、地貌、地理方位及其特征区分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越精细，随之而来的政治特点、经济特点就会在地名中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可见，地名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例如蒙古族在历史上很少用人的名字来命名地名，但用历史故事或历史事件命名地名以示纪念的事，却不鲜见。今乌兰县的koke，汉语写作“柯柯”（以青海蒙古语方音译写）这个地名，其本意为“青色”。相传，蒙古族和硕特部从新疆迁徙青海，在此建旗时，最先来的是骑着铁青马的12名勇士（baγatur），故将该地命名为“柯柯”。此地原为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柯柯贝勒的驻牧地。又如现在的“乌兰”县名，是一文化地理名称。根据有关人士的考察，“乌兰”地名称谓，最早出现于1959年，是年，经州人民政府批准，在希里沟地区首设县置。但考虑到“都兰”一名已移到察苏地区，不能再用此名。后来，根据1952年初，都兰县公安局局长纪炳文等7位同志奉命去茶卡执行紧急任务，途径乌拉布拉格（uIaγan buIaγ红泉水）时，突遭土匪袭击，纪炳文等7位同志同土匪英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从此，乌兰布拉格（在卜浪沟境内）成了引人注目的地方。为纪念烈士，又考虑到“都兰”与“乌兰”仅一音之差，老百姓容易接受，就以“乌兰”命名，并以此表示对革命政权的热爱和对烈士的怀念。[⑤]又如玉树州政府所在地“结古镇”，是藏汉混合语名。“结古”是藏语，意为“集散地”，“镇”为汉语通名，标明了这一地理实体的性质和种类。其意义与历史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据有关史料记载，“结古”自古就是西宁、康定、拉萨三地之间的重要贸易集散地。在历史上，川西雅川每年要发出9万驮茶叶至结古，又由结古发5万驮至西藏拉萨，所余4万驮则向青海南部各蒙藏聚居地区销售，直到民国初年，结古已有200余家商户，其中有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西康、西宁等地的商人。“结古”之意涵盖了这一历史事实，反映了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玉树地区，进行经济交往的依存关系。海西州都兰县的“香加”为蒙古语地名（即动词sangna—），是“赏赐”的意思。它包孕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民国初年，9世班禅却吉尼玛与13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失和，于1923年来青海，经海西去兰州、西安，转赴北京、南京等地。1932年，国民党政府封9世班禅为“西垂宣化使”，让其回青海暂住，待机返回西藏。9世班禅在塔尔寺、香日德停留，设立行辕。他在香日德时、甘、青两省的蒙古族、藏族王公、千户拨出一部分牧民作为班禅行辕的属民、归班禅行辕管辖，后来这一部分牧民逐渐形成了一个部落，称为“香加旗”，其驻地也叫做“香加”。又如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有个地名叫“优干宁”，亦为蒙藏语混合地名。“优干”为蒙古语词（irgen），即“汉族”，“宁”为藏语，是“阳坡”的意思，全称义为“汉族经商的阳坡地”。这些地名凝结着藏族、蒙古族等民族的信仰和感情，是民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
总之，在历史发展、演变的长河中，青海各民族（含已经消亡了的居民群体）之间，虽然曾经发生过这样或那样不愉快的事，但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长期相互依存、地域上的相互关联，以及血缘、文化诸多方面的原因，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各民族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共同发展和进步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关系，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地理名称正是这种关系和凝聚力形成的种种因素的综合体现。
三民族语地名反映各民族共同心理特征的发展变化
任何一个民族的社会心理，总是无形有形地表现于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从地名形成的历史及其对某一地理实体的命名过程来看，也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具有一定的社会心理特征，特别是表现心意诸现象的地理名称，更是与人的心理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民俗特别是心理民俗往往与地名密不可分。民俗寓于地名之中，地名反映一定的民族心理民俗，这已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民俗表现出来的行为规范，总是以有形的文化形式或口传形式生动、具体地表现着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特征、审美习惯和感情上的爱憎好恶，其中有的就是以地名的形式展示出一个民族的深层次的思维模式、思想感情以及对自然、对社会所寄托的期望而一代代传承了下来，所以，地名与民俗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通过对地名的研究，可以揭示出某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特征、审美特征和理想追求。例如蒙古族的畜牧业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都与白色相联系。在他们的全部生活中，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文化生活，都具有白色的特征，使他们形成了一种观念：白颜色是美好、纯洁、吉祥、高尚的象征，从而产生尚白的心理习俗，在地名中自然会有所表现。如格尔木地区的“察汗乌苏”（caγan usu白色的水）；都兰县的“乌查干”（urgen caγan白色宽阔地）、“察汗毛”（caγan aman白色之口）、“察汗那木格”（caγan namuγ白色沼泽泉）；乌兰县的“察汗河”（蒙汉语混合地名，caγan为蒙古语，即“白色”，全称义是“白色的河”）、“察汗诺”（caγan naγur白色湖）；德令哈地区的“察汗沙”（caγan Sai白沙砾）等。藏族笃信藏传佛教，凡藏族群众居住地的许多地名，都与这种信仰民俗相联系。例如雄踞于果洛北部的阿尼玛卿大雪山，藏族群众称之为“博卡瓦间贡”，即开天辟地九大造化神之一，所以当地藏族群众亦称之为“神山”“阿尼”是藏语音译，“先祖老翁”之意，并含有美丽、幸福和博大无畏的意思，“玛卿”是“黄河源头最大的山”之意。传说是21座神圣雪山之一，专门掌管安多地区的山河浮沉和沧桑之变，是安多藏族地区的“救护神”，因此，人们只要围山瞻拜一周，便可以“消灾弭难终生。”此外，还有果洛东南部的年保贡什则山，亦被当地藏族群众赞誉为“神山”。相传是果洛藏族的发祥地；又如天峻县天棚乡的冬春驻牧地“茶木康”（意为“修仙洞”）“赛尔创”（意为“僧众仪仗队”）、“佐陇”（意为“宝库沟”）等等，都表现出各民族总是把自己的心理需求和祈盼寄托给被命名的地理事物上，并且把它们加以“神化”，敬奉为“神山”、“神水”，祈求保佑。
幸福、吉祥、富裕是青海各民族自古以来所期盼的，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一代又一代地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创造财富，努力改善其生存条件，企图创造富裕的生活。但是，那时的社会现实往往使他们的期盼化为乌有，自己创造的财富却被少数人所占有，而贫困与饥寒世世代代“伴随”着他们。在文化科学还不发达的那种社会里，各族劳动人民无法认识到贫困的社会根源，只好把那种纯朴、美好的希望寄托于自然界、祈求于“天”和“神山”、“神水”的保佑和恩赐。这些地名把当时的民族经济、文化生活的特点、自然地理特征和环境，以及各族人民的美好精神寄托、追求、思想等都如实地揭示给我们，成为我们了解古代民族历史、民族心理素质特征的重要依据和途径。例如乌兰县的“巴音乡”（bayan是蒙古语，“富裕”之意）、德令哈市的“巴音河”、都兰县的“巴音桑根”（蒙藏语混合地名，“桑根”为藏语，即“焚香山之意，全称汉语意是“富裕的焚香山”）、天峻县的“阳陇沟”（“阳陇，”藏语的汉语音译，意为“吉祥沟”、“扎西君乃”（藏语的汉语音译，是“吉祥之源”的意思）、“吉陇（藏语的汉语音译，“幸福之沟”之意），等等。
从上述的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出地名是最能反映中华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一面历史明镜。所谓民族心理素质，就笔者的浅陋理解，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方面来看，在心理感情上共同具有的那种内在的凝聚力。每一个民族成员普遍存在着一种心理上的民族自我意识，并在精神生活方面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应该说这就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内涵的基本方面。我们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可以指某一个民族而言，也可以就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概念而言。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不论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审美观、价值观等有多么大的差异，但是作为中华民族这个整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必然在民族心理素质方面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上述地名的内涵就证实了这一点。更为我们感兴趣的是：中华民族被称之为“龙的传人”，以龙为图腾，并加以崇拜，同样表现出中华各民族在心理素质上相同的一面。在藏族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带“龙”字的地名也多有所见。例如海西州天峻县的“舟东”地名，其意为“龙井”，据说因一藏族部落驻居在一口井附近而得名，以示吉祥；位于天峻县东部的“舟群”也是藏语地名，“舟”为“龙”、“群”为“凤”，意思是“龙凤”，象征龙凤呈祥。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追求幸福、追求富裕是各民族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理想追求。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团结友爱、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亲密关系，进而在民族心理素质方面也形成了异中有同的心理特征。这正是形成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心理感情的基石和纽带，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这些蕴含着深邃的文化积累的民族语地名中，我们不但可以找到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个民族的源头，而且也可以深刻地揭示出中华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渊源。各族人民创造了无数的地名，积累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它们是历史的老人，向世人昭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是坚如磐石，无坚不摧的！
四结语
地理现象是十分复杂的。人类为了认识和区别千差万别的地理现象，并为人类所利用，在创造了语言的同时，又用语言给周围的山、水、坡、沟、小溪、大川、平原、草地等各种不同的地理实体和城镇、村落起上了名字。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地名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必不可少的一种交往手段。地名的产生既然是人类社会的需要，任何一个地名都必然有其社会存在的意义。地名不是观赏物和装饰品，地名一开始就是为沟通人们的思想，识别和辨认周围的地名环境而出现的。青海省内，除因社会、政治原因命名的地名以外，还有许多地名都是以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中的形象特征本质属性来命名的。这类地名也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也要遵循人们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即从对地理事物的感觉，到综合感觉所得到的认识，确切把握其具有地理特征性质的本质属性，再运用联想、想象的方式赋予恰当的名称。这样，即使文化地理事物名称，也能够反映其所处自然环境中具有的地理特征性质的本质属性。如德令哈地区的“柴旦”，因地处盐碱地而得名；“戈壁”，因该地北部有茫茫戈壁而得名；格尔木地区的“托拉海”，因该地生长着成片胡杨而得名；天峻县的“峻曲”，藏语名，意思为“寒水石河”，因当地有一种名叫“寒水石”的药用矿石而得名，“织合玛”（藏语，意为“红色山岩”），因山岩呈红色而得名，“达尔那”（藏语，意为“马耳朵”），因附近两座山呈马耳状而得名，等等。总之，不论哪一种命名形式，都与人们的认识水平、道德观念、理想追求、宗教信仰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们都是紧紧地依赖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化区和民族语言文字来命名的。因此，无一地名无不有它产生、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都带有时代的、民族的、宗教的烙印。从这个角度讲，地名又是我们了解各地的自然景观、历史演变和政治变革、经济兴衰、民族迁徙、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地质、地貌特征的重要途径和工具，也是我们透视各地人文景观，挖掘其丰富而深邃的文化内涵，了解其千古历史沧桑的“活化石”。我们相信，随着我省民族语地名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必将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为弘扬我省各民族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增强各民族团结奋斗、开拓进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我省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们研究青海民族语地名的旨意所在。
注释：
①谭其骧《汉书地理志选译》转引自《地名知识》1982年第2期发表的邹逸麟《谭其骧论地名》一文。
②李克郁教授在他的《土族（蒙古尔）源流考》一书中亦详细地叙述了这件事，请参阅该著作。
③李远《青唐录》。
④黎宗华、李延恺《安多藏族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⑤请参阅拙文《青海蒙古语地名的几个特色》载《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