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论文,学中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基于“需求—供给”分析框架的制度变迁理论
在早期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凡勃仑、康芒斯和密契尔那里，已经开始将制度和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并企图构建一套制度经济理论体系。此后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新制度学派：一是以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海尔布伦纳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该学派继承了所谓“凡勃仑”传统，主要研究制度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以及制度的进化进程，同时也强调技术变化在制度进化过程中的作用。该学派以现代资本主义“批判者”的面目出现，被正统经济学者看作是离经叛道的“异端”。
真正将制度和制度变迁纳入统一科学分析框架的是以科斯、诺思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该学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进行制度和制度变迁分析，并将自身看作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和发展。它重视制度均衡的分析意义并在“需求—供给”框架下展开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从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来说，该学派认为，制度是在变迁所获收益大于变迁所需求成本时，才会打破均衡，发生制度变迁，在这方面科斯的贡献是开拓性的，此后，诺思、托马斯等人又继承和开拓了科斯对制度变迁需求的分析。他们构造的需求分析框架是：当在现有制度结构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成本所引起的收入增加不能实现时，一种新制度的创新可能应运而生，并使这些潜在收入的增加成为可能。换句话说，只要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就会出现制度变迁的需求。但以上的分析忽视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制度需求变动是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拉坦和速水等人强调了制度供给中“知识基础”和“创新成本”的作用，并进一步阐述了上层决策者的收益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沿着拉坦和速水等人的思路，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一书中，对以前的需求分析框架作了补充和发展，把制度变迁的供给纳入其分析框架中，他特别强调制度变迁中的产权作用、国家的作用和意识形态的作用。D ·菲尼还进一步提出了分析制度变迁的启发式框架，即从时间和空间的特定一点开始，最初阶段上的制度创新成为相继几个阶段上各种因素的组成部分，一个或几个外部因素的变化会冲击制度安排的某种起始均衡，这样就可以用一种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外部冲击对制度均衡所产生的影响。
该学派还分析了两种制度变迁方式或性质，即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迫性制度变迁。这种分析也被纳入“需求—供给”的理论框架。从需求方面说，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必须要有某些来自于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只有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发生制度变迁。它是有关个人或群体（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对制度不均衡的一种自发性反应，并且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从供给方面说，强迫性制度变迁是通过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来实现的。强迫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因为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国家或政府提供制度这种公共产品比私人生产更有效，并且理性的统治者还会矫正制度安排供给的不足。但是国家能否建立符合社会需求的制度，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以科斯和诺思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派，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新解释力，大大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领域。
二、演进经济学与制度变迁理论
演进经济学或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始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赫伯特·西蒙关于人类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理论，后经纳尔逊和温特尔加以完善。他们的经济演化理论借用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思想，同时也接受了生物学中的拉马克主义——生物后天获得的特性也可以遗传。演进经济学主要是从技术和市场的动态过程来研究经济变迁的。经济演化过程强调“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经济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技巧”的学习过程，技巧是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技巧是程序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知识，并且往往是自动进行的选择。演进经济学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二是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的三个核心概念是相关统一的。（1）关于组织的“惯例”的思想， 他们把正规表述和发出适当信息的活动看作组织的有关成员完成一种惯例。组织主要靠运用惯例这一思想与个人靠运用来记住技巧这一思想很相似。惯例化使得组织的记忆和组织完成的事不受人类记忆的局限性限制，在惯例操作中强化规则机制和其它推动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作用，使成员们满足于在组织惯例中起他们的作用，而惯例的操作又涉及组织内部的全面休战。在经济变迁演化中，惯例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并具有有机体的持久不变的特点。它们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2 ）经济演化过程是一种随机“搜寻”过程，它与评价现有的惯例有关并可能导致惯例的修改或急剧变化、甚至取代惯例。搜寻与惯例的不同在于：在获得信息方面，它本质上是一个不可逆过程，并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经济演化过程类似于地形学上搜寻战略的实施。而以现有惯例作为目标开始的解决问题的努力通过启发式方法反而可能导致创新。（3 ）一个组织的“选择环境”是影响它优裕情况从而影响它扩张或收缩程度的全部考虑。选择环境部分地决定于所考虑的行业或部门里企业的外部情况，同时也决定于该部门其它企业的特点和行为。这里强调的是群体或遗传类型的命运。
基于“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与正统的经济很不相同，演化理论认为：经济的均衡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经济均衡”对于认识经济变迁没有太大意义。演化理论关注的是动态过程。企业行为和市场竞争机制都随着时间推移而由动态过程决定。经济变迁的演化可以被翻译成一个马尔可夫过程。某一时期、一个行业或市场的状况决定它在下一时期状态的概率分布。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是市场机制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的话，那么经济演化理论则强调经济的历史、经验和具体的市场制度的一致性。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演进经济学反对正统经济理论忽视信息的连续性、忽视经济的动态演进过程，但是它们并非是对立的，演进经济学是正统的新古典理论的一个拓展。无论是熊彼特还是纳尔逊和温特都运用了新古典理论来研究技术和市场制度的变迁。
演进经济学抛开“均衡”，强调动态演化的分析方法，使一些研究改革方式或制度变迁理论的经济学家找到了理论支柱。其代表人物是默雷尔（Murrel）、科尔纳和麦金农等人。默雷尔从信息的连续性出发，特别强调演进经济学对于渐进式改革方式的意义，在改革的开始阶段，必须注意保存原有的生产组织，改革的速度要足够的慢以避免原有生产组织的崩溃，并且在新兴的部门还要引入新的“进入—退出”机制。由于这两个方面有矛盾，所以还需要一个维持两个部门存在的“二元结构”。演进经济与“过渡经济”实践相结合，可能会产生一种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它的特点是强调人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不可能通过“构建的理性主义”设计出完美的体制；信息是连续的，要利用原有的信息积累和组织资源存量；信息是分散掌握在个人手中的，所以从小到大、从下到上的渐进改革方式或制度变迁方式是可取的。新制度经济学着重从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则着重从动态演化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变迁。
三、进化博奕论与制度变迁理论
青木昌彦和奥野正宽等人在进行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引入了进化博奕论来研究以适应性进化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活力和变迁。进化博奕论的基本思路认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主体不可能正确地知道自己所处的利害状况，它通过被认为是最有利的战略逐渐模仿下去，而最终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就是经济中稳定的均衡状态。在这样的经济中，能够观察到采用获得更高收益的战略的人数比率逐渐上升，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化博奕论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将“经济均衡”分析与演进过程分析相结合起来的一种理论。从方法论上说，它既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那样将重点放在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上，又不同于演进经济学那样忽视静态的均衡分析的意义而流于动态的不可知论。
传统的博奕论假定参加博奕的游戏者具有博奕理论家对博奕进行理性分析时所具有的理性。合理的博奕论的解概念是以参与者将博奕的构造完全作为一种“共同知识”为前提的，然而现实中的人们并不是在对博奕结构及参与者是合理的这件事完全认知的前提下，对博奕进行理性预测并采取行动的。进化博奕论不是假设游戏者的合理性而运用进化观点的应用理论，它起源于生物学的进化论，在解释生物进化某些现象上相当成功。近年来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对于进化博奕论的重视是与此分不开的。
进化博奕论的模型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说明：（1 ）随机组合博奕。进化博奕论假定一个社会中存在着许多参与者，根据分析框架的不同，参与者有时是有限的，有时则是无限的，而且每一回都是对参与者集合随机抽样，由被选出来的参与者进行预先规定好的博奕（要素博奕），获得在要素博奕中所得的利益。上述过程重复进行，时间既可以是离散性的，也可以是连续性的。（2）惯性。在进化博奕中， 参与者每次都要以某种特定战略参加要素博奕，由于战略的变更会伴随着成本的附加，所以难以认为所有的人每回都会改变自己的战略，从而社会中的战略分布逐渐地被调整，这种过程称为惯性。（3）近视眼。 当有人变更其战略时，总是将现在的战略分布作为已知条件，然后变更到与此相对应的一种最佳战略中的。进化博奕这样的游戏如果具有稳定的均衡点，可以解释为社会中自发形成的习惯或制度。如果存在多重的均衡还可以分析根据历史的初期条件向着不同的均衡点收敛的历史依赖性或路径依赖性。（4）试错法实验。 社会中具有革新意识的人们也许会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战略，并且每一回都会有一部分人发生替换，甚至会出现新战略的新生代，这种历次打乱既存战略分布的因子就是试错法实验。如果该模型不考虑试错，当人们的策略仅因惯性和近视眼而进化时，这种动力被称为最佳反应动力。
青木昌彦和奥野正宽等人从进化博奕论的角度分析了企业体制的形成，分析了作为进化博奕多重均衡的J型企业体制和A型企业体制。用进化博奕的思路来考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制度变迁时，历史条件规定实现什么样的均衡，换句话说，历史的路径依赖性是重要的。制度本身虽然存在着惯性，但是作为使经济体制内的制度获得积极变化，进而使经济体制自身得到进化的方法，青木昌彦等人列举了三种：（1 ）每个经济主体的实验，即个别经济主体所进行的创造性革新以及通过学习和模仿向全社会普及。（2）国家的介入和政府对于革新、 学习及模仿的协调。（3）通过和不同的经济体制的接触来促进革新、学习和模仿。
以上介绍了西方经济学中几种制度变迁理论的来源、线索及发展。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强调“均衡”的意义，可以将其看作是从一个横断面角度，在“需求—供给”的框架内，用“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虽然其中的诺思等人也强调人类的学习和试错过程，指出制度变迁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路径依赖或只停止在一种状态的“锁定”。演进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其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动态演化过程。默雷尔等人以此为基础，从信息的连续性、分散性出发强调制度变迁的渐进性。而进化博奕的制度变迁理论，将静态的均衡分析和动态的演化分析结合起来，用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进化博奕论作为工具，分析了社会习惯、规范、制度或体制在历史中变化的因子，认为社会体制是由历史的初期条件以及过去的环境变化过程、社会中进行的实验、政府的介入以及同异文化的接触等因素决定的。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实践，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关注所谓“过渡经济学”的研究。除了上面提到的外，还有萨克斯等人强调市场经济内在逻辑一致性的“休克疗法”的制度变迁理论。但总的来说，关于“激进—渐进”的改革方式或制度变迁理论，尚处于初期的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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