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的主体地位及其与社会学的关系_民族学论文

民族学的主体地位及其与社会学的关系_民族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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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作为研究民族群体及其文化的学科,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对一个学科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的认识,往往对建立科学的学科分类体系,进行学科界定,有着直接影响,如果不能正确把握,对于各相关学科的发展都将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本文仅就民族学的地位及其与社会学的关系进行简略分析,以就教于各位方家学者。

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群体及其文化的社会科学学科,她的独立性是不容置疑的。民族学并不是一个少数人发明和使用的生僻名词,相反,这一词汇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早就得到各国学者的共同认可,民族学百多年来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共同承认的独立学科。

民族学一词源于古希腊文的Ethnos(民族)和Logos(学问)。英文为Ethnology,日文作民族学。以上诸种语言中民族学都有确定的含义,即均指一个特定的学科——研究民族的学科。最初中国学术界将这个术语翻译为民种学或人种学。1926年蔡元培著《说民族学》一文,始用民族学一词,1928年又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建立了民族学组,此后,我国国内逐渐以民族学作为多数学者共同沿用的学科名称。当然,由于一些从事翻译的语言工作者对此学科知之不多,直至70年代依然有些辞书将该词译为人种学、人种志。但是这不应当影响民族学作为学科固定名称的使用。

由于中国民族学在发展中受到欧洲大陆和美国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影响,美国所使用的“文化人类学”(Cultral Athropology)、英国的“社会人类学”(Social Athropology)及当前外国有些学者所用的“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 ltural Athropology)在我国也有使用。这些术语与民族学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基本相近,可以视为民族学的同义语。在当代美国人类学较为流行的学科划分方法中,许多人主张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四部分。也有人提出有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两个分支,文化人类学中又包括民族学、语言学和考古学。这里我们说到的民族学较第二种划分法中的民族学要广泛一些,与第一种划分法的文化人类学大致是相同的。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虽然也运用语言学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民族学研究,但是,至今为止,在全国来看,民族学还没有也不可能包括语言学和考古学。我国目前也有少数将考古学和语言学置于民族学研究机构内的情况,一些学者还主张依美国当前的学科划分方法来构造中国人类学或民族学学科结构,但至今还说明不了全国的人类学或民族学总体学科构成情况。这是中国学科结构的“国情”与美国不同之处

民族学资料的积累历史久远,我国就是世界上民族学资料记载最古老、最丰富的国家。司马迁的《史记》就有关于民族学资料的记录,首创以专门篇卷记录边疆四裔民族情况的体例。此后历代相沿,转相承袭。作为各朝正史的廿四史中,除《陈书》和《北齐书》之外,均有关于民族学资料的专门记载——边疆四裔民族传纪。《山海经》对于古代民族的各种传说进行了汇集、整理,保存了许多民族学资料。《华阳国志》等方志作为地方性的志书,对古代许多地方的民族情况有较多记载。《蛮书》专门记载西南地区民族情况,对唐代西南各民族的由来、发展及相互关系均有涉及。以后各朝也有更多关于民族学资料的汇集,记载了我国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和婚姻、家庭、礼俗、节日、丧葬、宗教、巫术、文学、艺术等情况。这些记述是研究中国民族产生、发展、变化情况的极其宝贵的资料。然而民族学在我国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产生,主要是近代以后受西方民族学发展影响的结果。

西方民族学资料的记载在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时就已经开始了。自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民族学的记录日益丰富,。民族学开始出现萌芽。卢梭在《论不平等的起源》中指出:“当人们要研究各种人的时候,只需环视其左右;而当人们要研究人本身的时候,则必须扩大其视野,首先必须观察各种人之间的不同,以便发现他们的特征。”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一些国家的学者开始由对某个民族的简单记录描述,逐渐过渡到对各民族情形进行较为详细的记录、研究。在此基础上,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中期,民族学有关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大量研究工作的发展,使之成为一个独立学科。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利用民族学资料对于社会发展形态及婚姻与家庭的发展等进行研究,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对于民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19世纪末,西方现代思想传入我国,民族学开始逐渐介绍进来。1926年,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一般》杂志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提出研究民族学的意义。他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并对中国古代民族学的记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介绍。除著文倡导外,他还在筹建中央研究院时,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建立了民族学组,并亲自兼任该组首任组长。一批学者自海外学习归来,开始进行民族学调查研究,写出了一些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的成果。同时,在一些大学中开设有关课程,培养了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最早队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学家集中在中国西部地区,对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研究,使国人对于我国民族状况有了初步了解,为团结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民族学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将民族学调查研究与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先后参与了民族访问团、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学家以满腔热忱开展调查研究,为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东奔西走。

从现实来看,民族学在中国任重道远。

首先,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不仅有世界最大的民族汉民族,还有55个少数民族。由于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民族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又各具特色,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局面。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及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中国古代丰富的民族学记述都是十分珍贵的民族学资料,对于这些资料进行深入的民族学研究,以贡献于世界民族学学术之林,是当代和未来的中国民族学家们的责任,同时,国际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界也希望与中国同行进行更多交流,对于中国的民族学材料作研究。通过民族学交流,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联系,也是中国民族学家的责任。通过民族学家的工作,能够加强全国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其次,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的巨大而繁重的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面临许多新问题,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怎样应付可能出现的文化失调;在东部地区经济迅速腾飞的同时,广阔的西部地区如何发展,怎样减小和避免东西部差距扩大的倾向。诸如此类,都是历史为当代中国民族学家提出的新任务、新课题。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与协调发展,探讨我国各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和文化发展较为迟缓的地区,文化、教育、妇女地位等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协调进步的可能性及其发展方案等,都是当前我国民族学界应当研究的重要课题。

再次,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苏联解体,东欧出现动荡局面。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民族问题和文化冲突将是未来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加强了对民族与文化的研究。国外各种敌对政治力量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加强活动,支持和策动分裂,破坏民族团结,影响了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同时,国内一些人对于改革开放后利益关系的变化和民族关系的现状未能加以正确的理解,夸大各族群众间出现的一些矛盾,再加上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进行煽动,引发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在此情况下,加强民族学研究,对我国的民族关系、民族发展过程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民族学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她在科学体系中应当有自己的独立地位。有人认为民族学属于人文学科,有人认为属于历史学科,还有人主张属于政治学科或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但大部分中国学者目前还是把她纳入社会科学学科中,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的独立学科。

 二

民族学和许多学科有较多的联系。其中包括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及社会心理学等。由于民族学属于社会科学,与同属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我们在充分认识这些学科之间联系的同时,看到相互间的区别,对于各学科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①

社会学与民族学联系较为密切,在一些方面有相似点,研究中也互相启发、互相借鉴。有一些学者,特别是老一辈的中国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往往是一身二任,既是社会学家,又是民族学家。最初,民族学的涵义非常广泛,有部分学者曾认为社会学是民族学或人类学的一部分。至今,仍有少数人认为社会学应属于人类学范畴。本世纪初前后,法国部分社会学家曾经将民族学视为社会学的一部分,认为民族学是为社会学提供资料的,仅仅是一门叙述性的学科。随着学科的发展,民族学从一般的资料搜集扩展到对于各种材料的比较研究上,在理论上的建树越来越多,连大部分法国学者也已放弃了过去的看法。

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论述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差异时,指出:“(1)人类学的性质是历史的,社会学则为理论的。人类学是实地研究各种制度的原始状况而寻出相对的原理,社会学则就取这种原理,并广取别种社会科学所得的原理合并一处,而统论人类社会的全局。(2)社会学详究人类的‘结合’,即社会的生活;人类学则对此问题不过考究其原始状况,此外人类的物质生活、心灵生活都要顾到;至于人类的发生与种族的区分,全属于体质方面的,更和社会学无关了。(3)社会学常就文明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而论,人类学虽也涉及文明社会,然其研究多关于史前时代及野蛮社会。”② 虽然今天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林先生这一番60年前的话依然可以大致说明两个学科的差异。然而,某些学者对民族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区别至今仍不能加以正确理解,因而有必要对此作更多的分析。

首先,在研究对象上民族学和社会学是有区别的。从广义上说,民族学是研究民族及其文化的科学,以民族及其文化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没有与其他学科重复,不能用其他学科来代替。社会学研究对象有多种说法,概括起来有广义的(人类社会或社会整体)与狭义的(社会的某个侧面和某个领域,如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社会行为等或其中若干的总和)两类。尽管所有的民族都是生活在社会中,多数类型的社会里都有民族,同时社会和民族是指人类群体,但民族和社会两个概念是不同的。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是人们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有机体。社会强调的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民族是由共同文化作为纽带的人类群体,不同时代的民族还有经济生活、分布地域、语言等方面的共同性。民族强调的是人们文化上的共同性。因此,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区别的。

若以狭义的研究对象来看,民族学主要研究民族文化,即各民族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以及人们具有的生产技能、社会经验、知识、风俗和习惯,侧重于价值。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问题和社会运行,侧重于行动。文化与社会两者不能混为一淡,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结果,是社会的产物,两者显然不是同一的。

西方某些学者在讨论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时,认为两者的区别是民族学主要研究“原始”、“落后”、“野蛮”民族,社会学研究现代社会、文明社会和西方社会。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明显地带有西方民族学殖民主义的色彩。新中国建立之前,我国一些学者也曾经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区别就是研究对象不同,社会学研究汉族社会,民族学研究少数民族社会。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界受西文学术思想影响颇深的情形。至今有些学者依然受到这种说法的影响,说明我们对于学科研究对象仍然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考虑。主张民族学只研究落后民族,不研究先进民族;只研究少数民族,不研究多数民族,势必将民族学的手脚束缚起来,学科发展受到限制,甚至等于取消民族学。更何况当前国际上民族学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过去的局限,将视野放在现代各民族之上。中国民族学不仅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已成为我国民族学家的共识。

其次,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有所差异。民族学最重视的是进行深入研究对象群体内部,做以局内参与观察为特色的田野调查,研究程序的基础是科学的记述和对被观察现象的解释。社会学以问卷和抽样调查为最常用的手段,以资料统计与分析为程序的基础。社会学比较民族学更注重统计资料的搜集和积累,注意量化研究。尽管近几十年来国内外民族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于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突破,许多学者开始使用抽样问卷调查来研究当代都市和乡村的人类学问题,在民族学研究中增加了量化分析。然而注重经过周密调查所作的描述性田野调查资料的积累仍然是其特色。详尽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报告经常被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借鉴,受到整个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由于民族学重视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资料的积累方面总结了一套办法,其中颇有特点的就是建设民族学博物馆。因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认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学没有博物馆。”③ 虽然这种看法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亦道出在研究方法上的显著差异。

由于民族学强调局内观察,在研究方法上有了文化主位研究和文化客位研究方法。前者以被调查者的主体观定向,研究者不凭自己的主观认识,而通过听取当地提供情况的人所反映的当地人对事物的认识和观点,然后加以分析整理。后者用比较和历史的观点,从观察者的角度出发,以科学家的标准研究文化。社会学则未对这两种不同角度的方法予以充分注意。

从宏观的研究方法来讲,社会学在研究中多用演绎法,民族学较多地采用归纳法。民族学在研究一般课题时,往往把所要研究的对象作为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体现者加以认识,注意利用历史比较和跨文化比较方法找出异同,强调文化特征、民族特性。社会学进行研究时,甚至是进行小范围的研究,亦往往试图从个别中进行抽象,以求得出至少是一定范围的社会共同规律。当然,这种方法的差别只是相对而言,社会学研究免不了对各种特殊性的认识,民族学家也要总结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

再次,民族学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点和归宿有所不同。民族学以人类文化为主要研究重点,研究视野较社会学更广阔一些。社会学以社会问题和社会生活为主要研究方面。如在研究社会化时,社会学注重探讨一个生物人怎样向一个社会人转化,考虑社会生活的延续、文化的传递、个性的传递和社会结构的维持与发展;民族学则将注意力集中于文化的濡化,强调某一文化对于社会成员的作用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同样研究当代社会发展问题,民族学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人们的传统文化对发展造成何等障碍和怎样克服文化障碍,实现文化调适;社会学则关心社会矛盾的解决,社会的冲突或协调。民族学家在研究问题之前考虑的是文化的保持、发展和变革,社会学家在此时则主要考虑社会问题的解决或社会矛盾的缓和。民族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认识和发现各民族及其文化的现状及其发展过程和规律,社会学的研究目的则在探讨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和机制,进而揭示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有人认为这个方面的区别是社会学和民族学最主要的差异。

由于两者之间存在这些区别,在国内外学科分类的传统中这两个学科的区别是较为明显的。1839年法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学团体——法国民族学会。而法国社会学会则是在1963年才成立的。1894年成立了世界社会学会;1948年,由于许多学者对于原世界社会学会依靠纳粹资助不满,成立了新的世界社会学会。同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三届国际人类学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联合会”。另外还成立了一些地区性的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各自研究团体。像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早在本世纪30年代,我国就已经分别建立中国社会学社和中国民族学会。80年代,又分别成立中国民族学会和中国社会学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分卷中,有社会学卷和民族(含民族学)卷。

由此,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有关研究机构就自然而然地分属不同系统。在同一研究和教学机构中,在我国也有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明确区别。如1928年蔡元培组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就在其中分别设立了社会学组和民族学组。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分别设有人类学系和社会学系,分属于该校文学院和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分别设有民族研究所和社会学研究所,中山大学同时设有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含民族学和考古学专业),有些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也分别有民族学和社会学两个研究单位。当然,某些时期、有些地方因为研究力量的局限,将这两个关系较为密切的学科置于同一研究机构中,如本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曾一度建立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不久,因主要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教授离校,又复名为社会学系。北京大学目前设有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这里人类学主要是指文化人类学,即民族学。在国外也有将两个专业合并设系的情况。这一类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名称恰恰就是对两个学科的关系的最好诠释。

在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因为民族学研究力量不足,当时人们对于民族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时常在一些大学的社会学系中开设民族学课程,从事民族学研究的人员也在社会学系中任职。但这是学科发展不够充分和健全的现象,新中国建立后,民族学已经在我国得到长足的发展,本是历史进步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后退是没有出路的。首先应当给予民族学以应有的学科地位,同时加强与社会学和其他兄弟学科的联系与协作,以利于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使之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所贡献。

注释:

① 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征引国内外关于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各种定义,同时在关系论述中,侧重于区分方面。希望不久有专文论述。

② 《文化人类学》第16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2月版。

③P·K·博克著:《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余兴安等译,第1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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