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历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笔谈)——公共历史的概念与学科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历史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学科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4)01-0089-08
“公共历史”(publichistory)在中国是一个舶来的概念，来自于美国。而历史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早已有之，留存至今汗牛充栋的史书就是明证。而公共历史强调的则是历史的公共性，即历史与公共社会联系和沟通的特性。与此类似也是来自海外的还有两门学科，“公共关系学”(publicrelations)和“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前者早在几十年前即为人所知，它关注的是组织与公众之间的沟通，而后者是近年才传入，探讨的是如何以文化等软实力来影响国外公众，以提升本国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由此可见，都是从美国舶来的这些公共类(public)学科主要侧重的是其公共性，即诉诸公众，沟通社会，为受众服务，强调的是其实用、应用的特点。这些学科有很强的实践性，要求从业者不仅坐而能论，更要起而能行。
一、公共历史的往事今生
公共历史作为一门历史的分支学科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美国最早对之进行探索的学者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罗伯特·凯利。他有感于当时大学培养的史学人才就业面狭窄，希望历史专业毕业生能更适应社会的需要。1976年，凯利得到洛克菲勒公司资助，在他任教的学校设立研究生项目，培养历史学者为公众和私人项目服务。他率先在历史系开设“公共历史研究”课程，提出“公共历史”的术语。1978年，《公共历史学家》杂志创刊；1979年，“美国公共历史学会”成立。这些事件标志着公共历史学科的产生。现在在美国已有上百所大学设立了公共历史的专业学位。在凯利心目中，公共历史是指受过专业训练、掌握专业知识的历史学者服务于学院(大学)以外相关社会领域的历史研究活动。“学院以外”是区别公共历史与传统历史的重要节点。越出“学院”的领域，历史服务的范围更广，服务的对象更多。
美国学界最初给公共历史确定的概念是，“一个帮助人们书写、创造、理解他们自己历史的行业”；“以公众为对象，为公众需求服务，由公众自己创造的历史研究实践”。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前者强调的是历史应用范围的草根特性、个人特征，正如国内有些学者提出的“小历史”的概念，公共历史学者帮助人们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后者注重的是历史为公众服务的功用，将历史元素(知识和方法)作为原料，生产为公众所需的文化产品。2007年，美国公共历史学会又提出新的概念：“公共历史是一场运动，一种方法论，一种途径，它可以促进历史领域的合作和实践；从事公共历史的研究者承担着一种使命，即使他们的专业见解有益于公众。”这一概念并没有就学科本身给出严密的定义，而是凸显其最重要的学科特点：历史为公众和社会所用。通过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理解公共历史所具备的三个特征：一是对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即专业性)；二是历史知识运用的领域是在纯粹的学术和考古目的之外(即实用性)；三是重视研究人员的专业培训和专业实践(即探索性)。也许以后对公共历史的概念还会做一些修正，但这些主要特征不会有大的改变。
尽管公共历史是一门介绍到中国还不久的新学科，但其将历史资源为社会服务的观念在中国早已有之，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就蕴含着此意。历史学是古老的学科，属于狭义的非物质文明的核心内容。在中国，史学和经学构成了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内核。古代文人读书常是经史互读，“刚日读史，柔日读经”，经和史成为他们汲取知识养料的主要来源，比如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他平时读的书就多是《史记》、《汉书》、《孟子》一类，基本不离经史典籍。而按照清代学者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经”也属于广义的史的范畴。如此一来史学就在启沃心灵和智慧的知识宝库中占了主体的地位。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类似说法：“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1]在知识构建中历史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它的功用被清代学者万斯同概括为两个方面：成“名山业”；为“帝王师”。前者指的是史学著述，写出能传之后世的历史著作，有助于文化积累。而后者指的是以史学知识辅佐统治者，为治理国家服务。这体现的是历史的垂训功能，在深层次指导人的行为和活动。我们现在常说的人文和社会学科所承担的智库功能就蕴含着这层意思。晚清学者王闿运曾在湖南开办私学，培育弟子。他将自己教学的内容分为三类：“帖括之学”(应付科举考试的学问)、“诗文之学”、“帝王之学”。教学目的逐级提高，从最低层的应试直至最高层的治世。在他最高的所谓“帝王学”一层，教授的大多是历史上有关兴亡得失的经验和教训。史学除了在高层次用于垂训咨询外，还有具体的实际运用。前面提到的史家章学诚就以平生所学编撰地方志，并总结出一套理论和方法，被后人称为“方志之祖”、“方志之圣”。所以说，公共历史在中国从概念来说是新的，而就其方式而言是早已有之，只是未发展到今天社会所需要的产业化的规模。
二、直面现实的公共历史
美国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先行者，非常注重将学术资源进行产业化的改造和运用，因而产生出一批将学术资源运用于公共领域而衍生出的新学科，比如公共考古。现在公共考古的概念也已为国内学界接受，最近在南京已创办了国内第一本公共考古杂志——《大众考古》。2013年10月，在河南三门峡市举行了首届“中国公众考古·仰韶论坛”。与会者认为，公共考古的目的是“通过公众考古活动使考古学走近公众，进而实现考古学对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做出有益探索”。而在“现阶段宣传型的考古知识普及仍是主流，而加强公众的互动则需要提高活动的趣味性与多元化来实现”。[2]公共考古本身是独立的学科，但与公共历史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有很多公共历史专业毕业生从事的就是与考古、文博有关的职业。在美国，公共历史涉及的领域主要有档案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文化遗产管理、历史遗产保护、口述历史、影像历史等方面。与之相应的，这方面的工作者可在政府机构、博物馆、图书馆、公众和私人研究中心等部门就职。自从旨在打开历史与社会应用之间联系的公共历史专业出现以后，美国历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大为改善。据美国历史学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2013年上半年，在随机抽样的2500名拥有博士学位的历史专业毕业生中，50.6％的人在四年制大学拥有终身教职，近25％的人在专业之外找到了较为理想的工作，只有2人处于失业状态。调查结果一方面说明在经济不景气、人文学科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情况下，历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良好，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其就业趋向多样化。美国的公共历史企业历史联合公司(History Association INC)就是体现公共历史理念的一个成功范例。这家公司是由四位历史专业毕业生于1981年建立的，为社会提供专业的历史研究咨询、政府政策报告撰写、历史文物考察鉴定、档案服务、历史展览策划等业务。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的菲利普·坎特伦是该公司的建立者，同时他也是一位口述史、商业和能源史专家。上个世纪70年代他毕业时正当美国经济不景气，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1979年美国爆发三里岛核事故，美国能源局要求在一年内完成对事故的调查和分析并写成报告。坎特伦迅速组织历史专业毕业生成立了一个小组，前往事故现场和周围市镇调查，把分析结果带回华盛顿，建立档案，整理口述史料，撰写事故分析报告。这件事为他和同伴以后成立公司奠定了基础[3]。
三、学科定位须进一步明确
公共历史是面向现实的实用历史学科，它与传统历史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融通、互为补充的关系。相互融通主要体现在公共历史的学科基础要靠传统历史的学术积淀来不断丰富，而互为补充又表现在公共历史扩大了传统历史的影响范围。公共历史作为新出现的史学分支学科，其学科定位还有不少地方值得探讨。为突出这一学科的实用性，公共历史学者很自然会将其他学科与之相关的部分纳入其中，这就使得它与不少邻近学科的分界不甚清晰。首先要说的是公共历史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公共历史的活动可归入文化产业范围，但文化产业是一种经济门类，它本身不是独立的学科，与公共历史之间不存在学科的统属关系。其次对公共历史的范围不要做过度的扩张，将之随意延伸到其他学科领域。比如公共历史专业毕业生会在档案馆、博物馆这类机构找到工作，但档案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本身已是很成熟的学科，在大学每年都培养了不少本专业的应用人才，而公共历史专业培养人才的目标应该与这些专业有区别，以求差异性发展。再如，有不少公共历史专业毕业生会在城市规划部门求职，而他们的专业优势主要还是体现在与历史相关的城市规划项目，如历史遗产保护、城市历史等，所以这两个学科只是在部分领域有知识互补的关系。再次有些史学方法和史学分支学科与公共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公共历史发展的主要支撑点。比如口述史学方法已在公共历史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因为不少应用型的历史工作所能搜集到的文献材料严重不足，不得不以口头史料为主要依据；再如影视史学也为公共历史学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如担任影视片的历史顾问，对历史题材影视片创作的合理性和预期前景进行分析等。最后是要分清公共历史与相关学科的界线。这里可以历史教育学为例，有人认为公共历史的内涵既然包括历史知识的传播，它与历史教育学就是一种相互包容的关系。实际上历史教育学(以前叫历史教学法)是一门产生已久的独立学科，其内涵和外延都很明确，从业者(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在中国有百万人之多，其规模之大远不是公共历史学者所能相比的。当然，这两门学科之间也会彼此借用一些研究方法、工作模式，比如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使用校本教材，编撰带有地方特色的历史课本，就与公共历史有关；而在公共历史活动中举办普及讲座，传播历史知识，确实也具有历史教育的功用，但它们之间的学科边界还是较为分明的。
即使在弄清了公共历史的学科定位后，如果要在中国的大学开设公共历史专业，培养相关专业人才，还有一个要将从美国舶来的公共历史专业培养模式加以改造，以与中国的实际接地气的过程。只有在了解了中国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应用型史学人才后，才能设计出合理的公共历史专业课程模式。今天社会对史学的需求是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减少，需要历史学者做出积极的呼应。这正是在中国推进公共历史事业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