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抗美援朝战争若干问题研究概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近二十年论文,概况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纪念。50年来，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深度日益加强，一大批有影响的成果相继问世，已发表论文和回忆文章达1000多篇，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专著以及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著作达200多部。 本文试就近二十年来在抗美援朝战争研究中尚存有争议的某些问题加以归纳综述。
一、关于东北边防军的组建问题
（一）关于东北边防军的领导人及其任命的时间
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7月7日，党中央决定从中南军区将第13兵团调往鸭绿江边，改编为东北边防军。在7月7日周恩来主持的国防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等提议，认为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比第13兵团司令员黄永胜适宜于担负这一任务。“党中央、毛主席于7月7日赞同这一建议，决定调邓华为司令员，将原第13兵团政治委员吴法宪、参谋长李作鹏另行分配工作，决定邓华兼任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注：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第二种看法是：组建东北边防军和调动第13兵团这两件事开始并非完全等同。中央军委建立东北边防军的最初设想，是建立一个由直属军委的、多兵团组成的野战军级单位，第13兵团只是其中之一部。正出于这个设想，7月13 日中央军委下令由原定担负指挥台湾战役的华东野战军副司令粟裕和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分别任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员（后因故均未到任），肖华为副政委。在同一个命令中，又任命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为政委。同时中央军委命令将驻屯河南的第13兵团调往东北编入边防军，还准备陆续调来其他兵团。后因朝鲜局势暂时还不紧张，其他兵团即未再调，原定的边防军指挥机构也未建立，由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解方任参谋长。这时的东北边防军暂归东北军区指挥（注：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最后确定的曲折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 这两种看法虽然在东北边防军领导人的任命时间上不一致，但其在人员组成上是相同的。
第三种看法是，中央军委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由周恩来主持， 于7月7日和7月10日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国防问题，并于13日会上任命粟裕为边防军司令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李聚奎为边防军后勤司令员，并由邓华任第13兵团司令员，解方、杜平分别为该兵团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因粟裕身患重病，肖劲光任刚刚组建的海军司令员，萧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一时均不能到职。鉴于此，7月22日， 周恩来、聂荣臻建议先由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兼任政委指挥，并统一负责供应。将来粟、肖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中南李聚奎到东北后即兼任后勤部长，所带机构合并到东北军区后勤部中。此建议于23日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此后，边防军一直归东北军区指挥，直到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未再成立司令部。所以，“边防军的具体工作主要是由第13兵团主持进行的，但并没有任命第13兵团领导人为东北边防军的领导人。”（注：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1993年2月。）
（二）关于东北边防军成立的时间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7月7日说。此说认为：“7月7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国防会议，决定建立东北边防军，担负东北边防和援助朝鲜人民的任务。”而“以上决定草案经周总理修改后报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后，7月13日正式下达给各有关单位。”（注：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最后确定的曲折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
二是7月10日说。该说认为，在7月7日的保卫国防会议上， “周总理首先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以加强东北边防，准备万一时出国作战的决定。然后提出了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指挥人选、部署调整、车运计划、后勤保障，到达东北鸭绿江附近集结的时间等初步方案，责成大家进一步考虑。”7 月10日总理又召开了和上次同样范围的正式会议，会上大家一致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立即成立东北边防军并屯兵鸭绿江畔的战略决策……经过充分的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问题的决定》（草案）”（注：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党的文献》，1993年6期。）。
三是7月13日说。持此说法的学者认为， 《关于保卫东北边防问题的决定》是在7月13日中央军委会议上做出的， 《决定》要求抽调国家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和第42军及3个炮兵师等部队，共25万余人， 组成东北边防军，调赴东北靠近朝鲜边境地区，保卫中国东北边防，并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注：孟照辉《抗美援朝——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军事历史》，1992年6期； 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1993年2月。）
二、关于周恩来与出兵朝鲜决策问题
（一）关于秘密访苏时周恩来是否知道出兵决策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其一，周恩来访苏时的两个陪同人员之一的师哲在回忆录中说，10月4日会议上， 中央在讨论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因为“我国的空军还未成立，美国掌握着制空权，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出兵朝鲜要取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因而也要听取斯大林的看法。”而“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未结束，就派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因而周并不知道毛泽东后来的出兵决策。（注：师哲《在战争的背后——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追忆》，《军事史林》，1992年第3期。）
但大多数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这种说法可能是当事人的记忆有误，也与当时的情况不符。
齐德学认为，10月6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军事会议， 对出兵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在此基础上，10月8日， 毛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此命令是由军委作战部起草的，毛泽东亲自做了审定、修改和补充，刘少奇、朱德两位副主席均做了圈阅。周恩来此时可能已离京赴苏。同一天，毛泽东将出兵决定电告金日成。尽管周恩来没有圈阅10月8日的命令， 但中共中央决策出兵的整个过程他都参加了，即在他赴苏之前，中共中央既已做出了出兵的决策（注：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1993年2月。）
沈志华与齐德学的观点相近。其依据是：10月5日会议结束后， 毛泽东曾邀请周恩来、彭德怀、高岗共进晚餐，进一步讨论派兵入朝问题。10月6日周恩来便主持军委会议， 安排部署了出兵朝鲜的准备工作（注：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5月。）。
王亚志认为，10月6 日会议上“首先由周恩来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朝鲜的决定，然后就出兵的准备事项、出兵后美国可能同我国进入战争状态、台湾国民党军队的动作和我们的对策措施等，作了讨论和部署。”（注：王亚志《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前后的一些情况》，《党的文献》，1995年6月。）因此他是知道出兵决策的。
徐焰根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指出，10月6 日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研究了入朝作战的具体问题。林彪在会上继续表示不赞成出兵，周恩来当即批评说，中央的决心已定，现在只是如何执行的问题。会上还决定由周恩来、林彪赴苏商洽武器装备问题。由此可见，周恩来应该知道出兵决策（注：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最后确定的曲折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
（二）关于周恩来赴苏会谈的目的和内容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师哲在同一篇回忆录中说，在与斯大林的谈判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讲，中国对一般情况是了解的。但主要是在考虑和研究了国内实际情况及主观因素，认为以不出兵为宜。”后来周接到毛泽东出兵决策的电文后，才继续与莫洛托夫就军援问题进行商谈（注：师哲《在战争的背后——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追忆》，《军事史林》，1992年第3期。）。
这种说法也同样受到大多数学者的反对。有的学者曾就周恩来出访苏联的目的和内容一再向师哲询问，并从其他渠道做过了解，确认周恩来访苏是向斯大林说明我国的困难，以争取苏联提供武器并出动空军，而不是去解释中国不出兵（注：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最后确定的曲折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
也有学者为此专门采访过另一位随行周恩来访苏的机要秘书康一民。康说，周总理此行的目的并非是告诉苏联领导人中国不出兵，恰恰相反，是告诉苏联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且要求苏联给中国军事援助和派空军进驻东北和北京、上海、天津等沿海大城市，以及求得苏联方面给予军事援助。斯大林表示同意，中苏双方在会谈中就抗美援朝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该学者认为，“尽管康一民的记忆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这一段回忆则是同当时的历史情况相符的”（注：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1993年2月。）
三、关于出兵朝鲜决策的问题
（一）关于出兵决策确定的时间
关于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10月5日说。 有学者认为，10月4日、5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出兵朝鲜的问题，为了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和保卫中国国防安全，做出以志愿军名义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并决定以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注：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1993年2月。）。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本人已经下定决心，但很多中国领导人对出兵表示异议，所以直到10月5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才统一了意见（注：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5月。）。
第二种是10月13日说。执此观点的学者认为，10月2日， 党中央初步形成决定，决定定下以后，毛泽东立即做了以下安排，一是致电斯大林，向他通报中国出兵参战的决定和对苏联装备的要求：二是改东北边防军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三是将此决定通知金日成；四是派周恩来赴苏同苏联会商；五是要高岗、彭德怀立即返回沈阳，传达中央决定，会议决定志愿军准备于10月15日入朝参战。后来因苏联志愿军推迟出动，使毛泽东不能不予慎重考虑。于是10月12日，令志愿军暂不出动。10月13日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最后决定，即使苏联暂不出动空军，中国国内暂时忍受一些损失，也要出兵参战（注：孟照辉《抗美援朝——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军事历史》，1992年6期。）。
第三种是10月18日说。此说的依据是，10月2 日作出的决定尚不是最后的决策，10月3日以后， 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仍在继续开会讨论是否出兵的问题。10月8日毛泽东命令改东北边防军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同日，彭德怀在边防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关于出兵的决定。但出兵入朝的决策10月10以后先后发生两次变化。一次是因为苏联不肯向入朝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中央不得不再一次慎重考虑出兵入朝决策是否实行。13日会议讨论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第二次下达暂停入朝命令是由于中共中央、毛泽东还要对入朝问题再慎重研究一下。另外，周恩来于17日回北京，也可以根据周同斯大林会谈的结果来研究出兵问题。10月18日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了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经反复研究，毛泽东于18日最后一次下定决心，决定入朝部队于19日出动（注：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最后确定的曲折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
（二）关于中国在出兵问题上是否有过犹豫和动摇
在1995年12月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关于冷战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俄国学者公布了俄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的一封10月2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列举了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不能出兵朝鲜。俄国学者据此认为，毛泽东的电报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出兵朝鲜表现出“犹豫和缺少信心”、“中国立场意想不到地改变了”。
国内有的学者经过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认真比较研究后指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他认为，俄国公布的电报不是中国发出的，所谓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其实是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10月3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转述了毛泽东对斯大林10月1 日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的答复。其依据是：（1）毛泽东当时出兵也是为形势所迫的， 他完全了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所面临的极大困难，而这一点与提出反对出兵或暂不出兵意见的理由是基本一致的。（2 ）毛泽东在电报中表示暂不出兵与以往中国领导人答应出兵并没有根本矛盾，中国领导人历次讲到中国出兵时都要说明这一行动的前提条件，即敌人越过三八线。 （3）毛泽东当时不急于给斯大林一个肯定的答复，是需要在中国领导层内部统一认识。（4）毛泽东此时仍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即中国出兵朝鲜作战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注：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5月。）。
有的文章认为，中共中央做出出兵决策后，10月10日以后，又“两次变化”决心，关于“是否出兵入朝问题经过近二十天反复研究，决策……才最后确定下来。”（注：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最后确定的曲折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 ）有的学者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情况不相符。事实上，中共中央自10月中旬做出出兵决策后，所谓‘两次变化’，只是毛泽东两次将高岗和彭德怀从辽宁召到北京商讨问题。”第一次召见彭、高“是因为接到了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结果的电报，会谈的结果同原来预想结果不一样。因此，有必要对出兵问题再做慎重研究。毛泽东同高岗、彭德怀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这次研究并没有发生决心的变化，而是更坚定了出兵决心，只是将原定的15日出动，向后推迟到19日出动。”第二次召见彭、高，“是因为周恩来18日从苏联返回北京，在志愿军出动前，再最后研究一次出动后的方针部署问题。这次研究讨论，更谈不上推迟了出动的时间。”（注：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1993年2月。）
四、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与中美关系问题
（一）关于朝鲜战争爆发与美国对台政策
很多海外学者认为，是朝鲜战争爆发才导致了美国政府对台的重新干涉，没有这次战争，重新干涉不会发生。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持同样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处在十字路口上，“既不放弃反共，又不愿在台湾问题上直接武装对抗，而是采取了一种观望态度，即所谓的‘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注：杨金荣《美国对台政策的历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4 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台湾不是中外关系的一个问题。英美都基本遵守开罗宣言，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只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从反共的全球战略出发，人为地制造了‘台湾问题’”（注：李世安《评朝鲜战争初期英国艾德礼政府的对台湾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但大多数大陆学者对此表示异议，他们普遍反对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国改变对台政策原因的这种观点。有的学者从中美关系的演进过程进行考察，认为美侵略台湾、扶植蒋介石是既定方针，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决不仅仅是为保护侵朝美军侧翼而采取的“紧急防卫措施”，而是彻底暴露了美长期以来想霸占台湾、分裂中国的野心，只是以前没有“机会”而矣。朝鲜战争作为一个契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上述政策的转变。但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仍是美国从杜鲁门政府1950年1月5日声明的立场上不断倒退的结果，是美政府亲蒋反共的实质，是不可改变的必然（注：王善中《50年代美国对我国台湾问题的政策》，《世界历史》，1995年6月。）。
有的文章则进一步指出，“美国历来对台湾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事实上，美国从杜鲁门政府开始就一直企图使陆、台分开，诸如阻蒋迁台，制定台地位未定论及争取台湾实现国际托管等。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艾奇逊政府因为期待中苏发生嫌隙并将其视为对华的重要政策，1950年1月5日声明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改善美国的在华形象，而“小心掩盖想使台湾脱离大陆的企图”罢了。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认为朝鲜战争完全是中苏支持的结果，所以决定出兵朝鲜，并派驻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注：袁盈《台湾问题的缘起与中美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期。）。
有的学者经过深入的研究发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保证美国人从朝鲜撤退，却令第七舰队北上到台湾海峡”。这种自相矛盾的举动恰恰暴露了“美国借朝鲜战争之机重新提出杜鲁门已经解决了的台湾地位问题……其目的在于掩盖它在战争爆发前已经开始转变的对华政策，同时为已经参与朝鲜战争创造条件。而这一转变是有其历史和政治背景的，朝鲜战争的爆发不过是促使实现这一政策转变的机会”。同时他进一步指出，“美决策层在酝酿和制定对台政策的过程中，即美国国务院、美军方、两党，他们之间的种种分歧，都不是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分歧，而是通过何种手段、何种方式不让中共得到台湾，以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这就是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注：沈志华《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武装侵占台湾的决策过程》，《世界历史》，1995年6月。）
（二）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与美国对华政策
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中美关系是最近一、二十年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在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的重点也开始移向40、50年代的中美关系。抗美援朝战争作为这个时期中美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事件，也使抗美援朝战争与中美关系问题成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在这个热点问题研究中，意见的分歧则主要集中在抗美援朝战争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问题上。
美国乔治城大学研究美国外交史和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副教授南希·塔克认为，“朝鲜战争前，美国原准备承认中国，但因国内意见不统一，朝鲜战争爆发后，此事作罢”。仔细分析“艾奇逊在任国务卿期间对中国所采取的实际作法，就会发现艾奇逊对共产党中国采取的是一种灵活的、容忍的态度。他强调有与北京打交道的实际需要，有与腐败的国民党断绝联系的必要，他赞成与大陆中国进行贸易并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美国外交人员留在中国。他顶住了来自国会、中国院外活动团、军方，甚至国务院内部的批评。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只得放弃原来的政策”。艾奇逊的态度来源于以下几点认识：（1 ）艾奇逊深知蒋介石与国民党的腐朽。（2 ）艾奇逊与国务院的这种政策的另一个根据是对华贸易。（3 ）艾奇逊还寄希望于中苏发生矛盾（注：南希·塔克《朝鲜战争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京），1994年2月。）。
国内也有些学者认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曾一度对华奉行了“袖手旁观”。朝鲜战争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直接导致了两国间近二十年隔绝敌视的局面（注：程人乾、赵学功《试论朝鲜战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2月。）。从新中国成立到朝战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还处在“等待尘埃落定”时期，具有过渡性质，对华遏制政策的正式确立经历了复杂的过程。甚至在朝战爆发到中国介入朝战前的4个月， 美国虽然已转向对华全面敌视政策轨道……但其时美国仍以在远东遏制苏联为中心和直接目标，对华政策仍从属于对苏遏制政策，不具备独立和系统地全面遏制新中国的特性。而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缘起于以下三点：（1 ）中国参战大大影响了美国决策层对中苏关系和中共性质的看法。朝战爆发前美国决策层普遍认为中苏之间有矛盾，中共有可能脱离苏联政策轨道而铁托化。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美国决策层这一看法立即烟消云散。（2 ）中美意识形态的冲突。美国因战略驱动，虽渴望新中国脱离苏联政策轨道，却依然不准备与一个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和平共处，一心指望中共蜕变。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使美国愈益视中国为其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意识形态战争中的主要对手。（3 ）中国参战改变了美国对中国实力及远东力量平衡变化的认识。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前，美国朝野普遍轻视中国的实力及国际影响力。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使“中国成为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美国打算用原子弹对付的力量。”因而美国决心以遏制方式阻止中国迅速成长为苏联式的世界强国（注：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最后确定的曲折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 ）（注：林利民《试论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确立与贯彻》，《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6月。）。
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在详细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了与大多数中外研究者看法不同的结论。 该学者认为，“杜鲁门政府在1949年和1950年对新中国实行的是近乎彻底的敌视政策。这套政策既是出于对利益的权衡，也是出于感情和意识形态的驱使”。“由于在中国这么一个东亚大国里美国权势的夭折和共产党人的胜利”引起了美国方面“深刻的仇恨和强烈的反应”，所以持不同观点的美国政策制订者中间“没有什么大区别”。正是因为这种敌视的态度，不少学者所说的“美国政府试图同新中国和好”的取向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美国政策有一个为其他研究者所忽视的“基本特征”，就是蔑视中国。这又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决策有直接关联。而中美的直接军事对抗更加剧了两国的“敌对”，最后导致美国对国际政治的一个新看法，即：“在亚洲，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对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注：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五、关于志愿军的入朝日期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10月16日说。如42军的战史上写明10月16日开始入朝。《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也采用了志愿军先头部队第42军于10月16日开始从集安入朝的写法（注：《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第4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另外美国的战史上也认为中国是10月16日开始入朝。其依据是，中国第一批被俘人员是在1950年10月26日，当他们被美军审问时，声称是10天前渡过鸭绿江的。所以以后美国军方的战史中都一直认为中国是10月16日开始入朝的。另一种看法是10月19日说。国内的一般战史都执此说。有的文章则进一步指出，10月15日早晨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示彭：“我军先头部队最好能于17日出动”。10月16日彭德怀在安东师以上干部会上部署了入朝的行动安排。志愿军的先遣侦察人员奉命先行入朝，对划分的行军路线进行勘察。各部队向鸭绿江边集结，准备17日天黑后即过江。而第42军的先头部队第124师的一个团已开始于16 日深夜到17日凌晨先行从集安方向的满浦渡口进入朝鲜境内。因而志愿军于10月16日入朝的说法皆缘于此。但该学者指出，10月16日开始入朝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根据，但是第二天入朝决定又有了变化，出兵再次停止，直到10月19日志愿军才正式奉命开始入朝，所以还是以10月19日开始入朝的说法比较合理。（注：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最后确定的曲折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
收稿日期：20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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