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洛学之消长与南宋理学的开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理学论文,王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宋理学的开始，是与宋室南渡前后百年间的王学、洛学的升沉和消长相联系的。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历史价值，最终无疑是决定于学术思想自身的内容，但学术思想于现实中的升沉消长，直接的原因或更显见得是由外在的因素所构成。本文试将王学、洛学之消长与南宋理学的开始联系在一起作一梳理，除了这本身是理学研究中需要弄清的事实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藉此能呈现出思想与其环境的互动关系，从而引为今日思想建设乃至学人出处进退的借鉴。
一、王学与洛学的升沉消长
王安石于熙宁当政以后，他主编的《三经义》深得宋神宗的肯定。神宗讲：“今谈经者，言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撰经义，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于是颁于学官，称《三经新义》，成为科举的依据。（注：《续资治通鉴》卷71神宗熙宁八年条。）这种现象当然为宋学中的其他学派所不喜，只是不能指责皇帝，只能攻击王安石。苏轼尝云：“王（安石）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问天下。”（注：《苏轼文集》卷49《答张文潜县丞书》。）但是，凭着政治的权力和科举的导向，王学事实上占了优势。
这种优势从正面看，是王学的影响极大，所谓“安石《新义》行，士子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注：《续资治通鉴》卷71神宗熙宁八年条。其实除《新义》外，王安石晚年的《字说》24卷也为学者争传习之，且以经试于有司。）北宋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立，宣仁太后临朝，五月司马光出山，随后二程兄弟上台（程颢除宗正丞，未行而卒）。元祐元年二月司马光拜相，三月程颐为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四月再受经筵之命，同月王安石逝于江宁。在这场政治大变动中，熙宁新法虽一一尽废，蔡确、章惇、吕惠卿也次第罢免，而且尽管司马光对王安石改革后的科举考试形式和以《三经新义》为依据表示不满，但除了新法与人事以外，科举方面没有受到冲击。事实上，司马光对于王安石新学的攻击，在同一政治集团中也受到了批评，譬如王安石重《孟子》轻《春秋》，司马光持相反意见，并在《起请科场札子》中予以攻击。（注：见《司马温公文集》卷52。）对此，范纯仁则向司马光指出，“《孟子》恐不可轻”（注：《续资治通鉴》卷79哲宗元祐元年条。）。在政治风向骤转之际，随时俯仰、好恶不公者自然附会当时执政。当司马光于朝中议论科举时，原本尊信王学的国子司业黄隐便投其所好，“讽谕其太学诸生，凡程试文字，不可复从王氏新说，或引用者，类多黜降”，但仍是遭到了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的官员的猛烈攻击，直至提出罢免黄隐官职。（注：吕陶：《请罢免国子司业黄隐职任》，《宋文鉴》卷61。）在这些官员看来，“今安石之罪，虽暴于天下”（注：吕陶：《请罢免国子司业黄隐职任》，《宋文鉴》卷61。），但是，“王安石经训、经旨，视诸家议说，得先儒之意亦多，故先帝以其书立之于学，以启迪多士。而安石晚年溺于《字说》、释典，是以近制，禁学者毋习此二者而已。至其所颁经义，盖与先儒之说并行与兼存，未尝禁也。”（注：刘挚：《忠肃集》卷7 《劾黄隐》。）因此，在反对王安石最严重的元祐时期，王安石新学的代表著作《三经新义》一直得到肯定。学界或以为“实际上元祐初年王安石新学已成为禁学”（注：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页。），恐不合史实。
至于宋哲宗亲政以后，由于元祐诸老当年眼中只有宣仁高太后，而无哲宗，因此长期的藏怒蓄愤，使得绍圣元年重新起章惇为相，新党重新上台，专以绍述为国是，将元祐所废去的新政悉数恢复，大兴党狱，甚至要追废宣仁太后。绍圣元年，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同时将元祐时分设的进士诗赋科取消，保留经义科，解除王安石《字说》之禁。自此，王学的地位臻至极点，其影响一直延至南渡以后。
毫无疑问，王学的影响甚巨，在反面上自然是对北宋五子，尤其是二程洛学发展的抑制。对此，胡安国后来讲得非常清楚：
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弟颐，关中有张载。此四人者，皆道学德行，名于当世；会王安石当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东国之厄。其道不行，深可惜也。（注：《河南程氏遗书》附录《奏状》，《二程集》第349页。）
在北宋五子中，之所以二程的地位特别高，洛学成为新学最强有力的理论对手，除了洛学本身为北宋理学的最后成就，理学的精神在洛学中得到确立，从而在思想上与新学根本对立以外，外在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二程兄弟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已实际上成为旧党的精神领袖。王安石执政时，因政见不同，程颢求退，乞去所任的太子中允、监察御史这一言职。时“司马光在长安，上疏求退，称颢公直，以为己所不如”。（注：《宋史》卷427《道学一》。）司马光作为旧党政治上的党魁，而如此推重程颢，便可佐证。后来朱熹对于程颢在野时的活动及其影响作了这样的描述：
（程颢）既不用于朝廷，……居洛几十年，……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闾里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注：《伊洛渊源录》卷2。）
虽然朱熹的描述不无夸大之嫌，但后来宣仁太后临朝，旧党抬头时，程颢紧随司马光之后即被起用，足以证明程颢的地位。程颢没有上任就去世，司马光、吕公著又立刻共同举荐程颐。他们讲：
伏见河南府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类有所矜式。（注：《宋史》卷427《道学一》。）
朝廷因此诏程颐为西京国子监教授，不久又召为秘书省校书郎，擢崇政殿说书。宋代用官，循序迁升，像程颐这样由布衣而破格越级的青云直上，实属罕见，诚足以说明旧党对他的器重。事实上，程颐上任以后，作为精神领袖的形象也非常明显。在经筵上，他“以天下自任，议论褒贬，无所顾避”；（注：《宋元学案》卷15《伊川学案上》。）在私底下，“时吕申公为相，凡事所疑，必质于伊川”。（注：《伊洛渊源录》卷4。）
当然，程颐及其洛学遭到打击，并非完全始于绍圣时的新党复仇，在旧党掌权时，就已开始。但这主要不是由于学术思想、政治立场的原因，而主要是与程颐的个人风格相关。与其兄程颢之春风和气般的态度相比，程颐待人以严毅著称，即便对皇帝，也不假辞色，甚至因为自己以布衣职辅导，故尤自重， “色甚庄， 继以讽谏”（注：《宋史》卷427《道学一》。）。这种挟道以自重的心态不仅使皇帝反感， 而且实也令官场上的许多人，包括政治上的同盟者很不愉快，蜀、洛党争就是显见的例子。当程颐入侍经筵时，苏轼在翰林，文士多归之。蜀、洛两党学术旨趣与风格本来就相去甚远，而苏轼风流倜傥、不乐形检的个性更与程颐相悖，因此程颐及其洛学就受到蜀党的揶揄和攻击。元祐二年九月司马光去世，次年二月程颐即遭逐出，管勾西京国子监。
绍圣元年起新党章惇拜相后，对旧党的全面打击报复日重。至绍圣四年党论削籍，程颐开始尚只是被放归故里，追毁出身以来文字，但因追随者仍多，故削籍远送四川涪州编管，尽逐门下学者。至此，王学与洛学终因政治的缘故，一升一沉，各至极端，形同霄壤。
以后几年里，虽因政局迭荡而有起伏，但洛学厄运至程颐死而未绝。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程颐四月“以赦复宣德郎，任便居住，还洛。十月，复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注：《河南程氏遗书》附录《伊川先生年谱》元符二年条，《二程集》第345页。 ）建中靖国元年底蔡京上台后，建中的国策（徽宗即位后，向太后垂廉同听政，兼用新旧两党以求行中）于次年迅速转成崇宁之政（崇尚熙宁新政），程颐于当年五月即被追所复官，次年（崇宁二年）四月又被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十一月禁绝讲学；崇宁五年正月复承务郎，依旧致仕，三月又以通直郎致仕，明年五月诏勿以元祐学术充选职司，七月程颐逝世。
对洛学而言，于厄运中的唯一意外之喜，是程门高足，也是南宋理学的开始者杨时竟然在他古稀以后被委以重任，并迅速被抬升到祭酒的高位。宣和元年十二月召杨时为秘书郎，宣和五年五月升为迩英殿说书，与程颐当年一样，三年后即北宋灭亡的靖康元年，再兼祭酒。有意味的是，杨时被委以重任、赋以盛名之际，洛学并没有解除厄运。宣和五年五月杨时除迩英殿说书，但同年七月诏禁元祐学术，凡举人传习元祐学术者，以违制论。靖康元年杨时兼祭酒，于深得钦宗垂幸、位高名重之时上疏攻击王安石新学，使王安石降从祀之列，但却引来太学生的议论批评、谏官的攻击，结果被罢祭酒。
事实上，杨时的重用，并非是洛学的肯定，而只是艰难时局中，当权的蔡京一党为自己用来作收拾残局，或为自己日后遭到变故而预留后路的一着棋而已。史载：
时天下多故，有言于蔡京者，以为事至此必败，宜引旧德老成置诸左右，庶几犹可及，时宰是之。（注：《宋史》卷428《道学二》。）
时翛弟兄亦知事势日异，其客傅墨卿、孙傅等复语之曰：“天下事必败，蔡氏必破，当亟为计。”翛心然之，密与攸议，稍持正论，故与京异。然皆蓄缩不敢明言，遂引吴敏、李纲、李光、杨时等用之，以挽物情。（注：《宋史》卷472《奸臣二》。）
杨时的起用，虽无补于赵宋之破局，杨时的出仕，也尽可按儒家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原则来作讨论，如同时之胡安国，后来的朱熹，乃至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所作的议论那样，但在客观上，此事对处厄运而绵延中的洛学传承，以及南渡以后的理学勃兴，却不啻是一功德无量的善事和一极富生机的妙着。因为杨时对王学的抨击虽然没有对王学产生直接的有力打击，但一个洛学的忠实门徒享此高位盛名，其对散于四方的洛学弟子无疑是一个有力的精神鼓励，使他们获得某种希望，而这种鼓励与希望，对于洛学所主张的以道德价值为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基础的思想而言，更可视作是一种来自现实社会的巨大肯定。除此之外，杨时的起用，使他进入赵宋的权力核心，洛学固然不能立即压倒王学，但客观上已是参与其中，尤其是在时局如此凶险的时候，这种参与不仅具有往常不可比拟的意义，而且充满变化的时局对于洛学的由消沉转为长升有着许多的可能与机会，南渡后的洛学之压倒王学多少证明了这一点。即便从最次要的学统的延续而言，杨时的出仕，也使他作为洛学的传人在乱世之中有最大的可能与力量来登高一呼，为洛学的传播与南宋理学的形成，作人才与思想两方面的储备，《宋史·杨时传》所谓的“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虽有忽视胡安国之嫌而略有偏颇，但就主流而言，洵为的见。
南渡以后，因政治而极走红的王学同样因政治的缘故而遭厄运，南宋士子竟落得耻于言王学的境地。而洛学尽管是一波三折，但终薪火相传，为后来朱熹的汇纳群流，将南宋理学推至颠峰作了很好的铺垫。
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八月即因吕好问荐，复将杨时“召还朝。未至而又召（谯）定。是时给事中许景衡、左司员外郎吴给、殿中侍御史马伸皆号得颐之学”。（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建炎元年八月壬申条。）这种人事安排虽然并不等于洛学已被朝廷所取用，事实上此时的朝廷也正穷于应对困局，还根本无心于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是，靖康国难后，蔡京、王黼等已被目为祸国殃民的罪魁，已为朝野所认同。而前文述及，就在靖康国难前不久，杨时就曾因上疏指出蔡京蠹国害民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根源实在王安石新学，结果引来批评而遭罢祭酒，现在高宗即位就复召还朝，而且洛学中人辐聚庙堂，不能不让人觉得洛学将取代王学。在上引之史事后，李心传继而说道：“已而传之浸广，好名之士多从之，亦有托以是售于时，而诚真者寡矣”，正说明了这种情况。
但是，宋高宗为了洗脱徽宗、钦宗的责任，顺应时论，将北宋之灭归咎于王学，却也是事实。绍兴五年三月，兵部侍郎王居正献《辩学》攻击王学，与高宗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王居正）进言曰：“臣闻陛下深恶安石之学久矣，不识圣心灼见其弊安在？敢请。”上曰：“安石之学，杂以伯（霸）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居正对曰：“祸乱之源，诚如圣训。然安石所学得罪于万世者，不止此。”因为上陈安石训释经义、无君无父者一二事。上作色曰：“是岂不害民教！孟子所谓邪说者，正谓是矣。”居正退，即序上语系于《辩学》书省（首）上之。（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绍兴五年庚子条。）
对比于杨时靖康所上疏，则知高宗对新学的认识与评价，正是杨时当年所言。
正因为宋高宗有归罪于新学的心态，所以洛学才有可能抬头，绍兴元年诏赠程颐直龙图阁，算是一个象征；王居正也才可能进呈《辩学》，并进而将高宗的话写进序里。加之当时任宰相的是赵鼎，虽然对洛学“不大段理会得”，但他“好伊洛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31。 ），不仅对王安石攻击很厉害（注：见《宋元学案》卷45《赵张诸儒学案》。），而且凭着掌握人事的权力，大量使用元祐党籍子孙（注：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6绍兴五年闰二月丁未条。），因此，南渡以后的政治氛围已明显地不利于王学，风头转向洛学，诚是一不争的事实。
当然，风向虽转，但形成气候仍需时间与机缘。就在高宗作“天下大乱，生于安石”的论断并被王居正用作《辩学》序的绍兴五年，科举考试中仍不能以洛学取代新学作取舍的标准。胡安国尝云：
绍兴五年，省试举人经都堂陈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试。盖从于新学者，耳目见闻，既已习熟，安于其说，不肯遽变。而传河洛之学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无以屈服士人之心。故众论汹汹，深加诋诮。（注：李心传：《道命录》卷3 《胡文定公乞封爵邵张二程先生列于从祀》。）
赵鼎也因尽用洛学中人而招来批评，次年十二月更因驻跸建康与临安之分歧，赵鼎被掌军事的张浚压倒而罢相。张浚独相后，为排挤赵鼎的势力，对洛学予以了打击。原靠攻击王学而得除司谏的陈公辅趋炎附势，阿张浚而上言攻击伊川，洛学遭禁。（注：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44《赵张诸儒学案》中对张浚阻塞伊洛之学存疑，似有一定根据，因为张浚在阻塞洛学同时，也留用与宣召了一些洛学中人。事实上张浚也不是在思想上是王非程，而主要是政治策略上的考虑，故他于兼用王学、洛学中人同时，更取用蜀学中人。但是在客观上，正处转势中的洛学事实上受到了阻塞。）此时，杨时已于年前去世，在世有名的程门弟子有程颐亲炙尹焞、再传朱震和私淑胡安国。尹焞因张浚之荐被召为经筵而行在九江， 闻禁洛学而辞。 （注：详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1绍兴七年五月庚寅条。 ）身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且颇受高宗赏识的朱震则未予诤讼。只有除徽猷阁待制胡安国不阿权贵，上疏反击。史载：
翰林学士兼侍读朱震引疾求在外宫观，不许。先是董
免官，震乃白张浚求去。徽猷阁待制胡安国闻之，以书遗其子徽猷阁待制寅曰：“子发（朱震字）求去，晚矣。当公辅之说谗上，若据正论力争，则进退之义明。今不发一言，默然而去，岂不负平日所学。惜哉！且复问宰相云：某当去否。既数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语？遇缓急则是偷生免死计，岂能为国远虑，平生读《易》何为也！”于是安国自上奏曰：“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
胡安国进而褒扬程颐之学术思想与品行操守，并将程颢、张载与邵雍一起带进，要求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以羽翼六经，使邪说不得作（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8绍兴七年春正月癸酉条。）， 结果改除江州太平观。也就在这一年，朱震与胡安国去世。
然才过半年，张浚因军队起变而罢相，赵鼎复相，一切遂又更张。只是洛学还没见到转机，因金国同意议和，高宗于绍兴八年三月重新起用主和的秦桧，十月罢免主战的赵鼎。秦桧虽与胡安国交好，对故家子弟也颇能笼络（注：见《朱子语类》卷131。），但他实际上好王学， 史称：“会之（秦桧字）再得政，复尚金陵（王学），而洛学废矣。”（注：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道学兴废》。）
这期间，虽然高宗始终持否定王学的态度，如（绍兴十二年六月）癸未，有举子上书，乞用王安石《三经新义》，为言者所论。上曰：“六经所以经世务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说，岂能经世乎？王安石学虽博，而多穿凿以私意，不可用。”（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5绍兴十二年六月癸未条。）
但是高宗求和有赖于秦桧，也不能不作妥协。朱震死后接替经筵侍讲的尹焞去世后，秦桧进呈讲筵阙官，史载：
（秦桧）言：“陛下圣学日跻，实难其人。”上曰：“朕学问岂敢望士大夫，但性好读书。”桧曰：“士人读书固多，但少适用。若不适用，或托以为奸，则不若不读之为愈。”上又曰：“王安石、程颐之学，各有所长，学者当取其所长，不执于一偏，乃为善学。”
这实际上已是高宗作了退步，希望秦桧不要阻塞洛学，但即便如此，秦桧也只是来个含糊其词地予以搪塞。秦桧答道：“陛下圣学渊奥，独见天地之大全，下视专门陋儒，溺于所闻，真泰山之于邱垤也。”（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三月癸酉条。 ）表面上秦桧似乎接受了高宗的劝谕，但他并不明说他所谓的“专门”实指洛学，而在实际操作中，则借用高宗口谕之名而只对洛学行封杀之实。（注：参见《道命录》卷4《汪勃乞戒科场主司去专门曲说》。）
这样，直到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死，洛学才得以摆脱厄运。次年六月乙酉，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官叶兼亨请求高宗能改变拘一家之说的取士标准，这正是高宗当年对秦桧的要求，因此，“上曰：‘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诚为偏曲，卿所言极当。’于是降旨行下。”（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乙酉条。 ）虽然此时洛学似仍被视为一家之言而与王学同，但它的意义却在于，洛学为世大禁的冰封期已经结束，理学可以在一个平等的氛围中思考与成长。理学不是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也不是作为一种被封杀的学术思想，而只是作为自主的思想沿着自身的思路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南宋理学自此可以说得到了一个正常的政治乃至学术环境。因为只是一种正常背景中的思想探索，自然仍会引来批评。这种批评可以是来自思想宗旨截然不同的思想者，也可以是来自具有同样思想宗旨而又有根本分歧的思想者。南宋理学在自身的发展中迎来了这样的批评，前者如浙学，后者如心学，但这是正常的，而且是应该的，这些批评实际上促进了南宋理学的发展。毫无疑问，由于南宋的理学家们不可能从现实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退隐，而且他们的思想活动必定要影响到现实的政治与社会，因此南宋理学在自身的发展中也注定要面对来自政治与社会的反应。这种反应或为打击，如庆元党禁；或为推崇，如理宗以后理学的官方化，但其结果对思想的自主性而言都不是好的，尽管思想的根本目的不在自主性的保存，而在其社会功能的实现。这之间似存在着悖论，但实质上这种悖论也正构成了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而正是这种张力的存在，思想也才获得了意义，当然也平添了许多的艰难。
相比于洛学，南渡以后的王学是不幸的。元祐时期新法虽被废尽，但新学却得以留存，即便是有洛学对它的批评，但不足以撼动它的学术思想的成就，也不足以根绝它的社会功能的实现。南渡以后，王学之渐失人心，诚如范宗尹所云：“安石学术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绍术（述）之说敷衍被曼，浸失其意。”（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4建炎四年六月己亥条。而章惇、蔡京所以如此推行绍述之国策，以张浚后来的看法，又是因“元祐待熙丰人太甚，所以致祸”（见《朱子语类》卷131）。 梁任公非常同意这个看法（见《王安石传》第十七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
而秦桧之崇尚王学，则使王学更因秦桧恶名而遭灭顶之灾。陆九渊于淳熙年间说，王学已不为世所讲，近世学者对王学的攻击，“雷同一律，发言盈庭”，“士心不明，随声是非，无所折衷”。（注：见《陆象山全集》卷19《荆国王文公祠堂记》。）清人蔡上翔云：“宋自南渡至于元，中间二百余年，肆为诋毁者，已不胜其繁矣。”（注：蔡上翔：《王荆国文公年谱考略序》，《王安石年谱三种》，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68页。）由此，也可看到，洛学的解禁， 形式上虽仍只不过是众家思想中之一种，但实际上因为王学的消沉，洛学在秦桧以后，尤其是在高宗禅位于受洛学影响较大的孝宗后，洛学已成为南宋唯一的学术思想源头，南宋理学将由此源头而分流前行。
二、程门的薪火相传与南宋理学的开始
王学与洛学升沉消长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赵宋科举标准的如何确定。作为国家设立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考试中的标准无疑是一根非常重要的指挥棒，它决定着整个国家读书人的兴奋点，并影响着知识分子的思考。在一般的意义上讲，科举制度属于教育的范畴。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其根本的功能并不是实施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而是作为国家的人事制度的一个构成部分，其根本功能是为国家选拨行政官员，或储备行政人员，因此科举制度的本质与其说是教育，毋宁说是政治。前文没有将科举对王学与洛学的取舍专门取出作为教育的问题加以讨论，而只是将它放置在政治的范畴中进行分析，原因正是基于这一认识。
事实上，从北宋开创新教育运动的胡瑗、石介与孙复起，与科举有联系但更有区别的、具有高度独立自主性的教育事业就已奠定了牢不可拔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后来的儒家更是发展起了极具特色的教育。王学与洛学的升沉消长，正与这种教育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南宋理学也正由于这种教育活动而得到推动助长。
胡瑗、石介与孙复这有名的“宋初三先生”，他们的贡献主要在于两点：其一是在教学内容上的改革。胡瑗所创立的苏湖教法，通过“经义”与“治事”二斋把宋儒追求经世致用的思想直接贯彻于教育之中，从而取代了汉唐以来的训诂辞章之学。其二是确立起了师道的尊严。当石介中进士并入仕五年后，为弘扬师道，屈尊而拜尚未中进士的孙复为师，使“学者始知有师弟子之礼”。（注：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补遗》，中华书局1981年版。）在这两个贡献中，虽然前者更主要的是被后来宋代的官学与科举考试所吸纳，而成为政治的构成部分，但苏湖教法所注重的对六经的自由论说的开放学风则为后来的宋代教育注入了活力。这种活力，并附以师道，致使随后而起的教育有了既自由开放、又师承有序的风气，它使得宋代的私学得以在一个良好的氛围中发展。
《宋史·职官志》七《教授》条载：
景祐四年，诏藩镇始立学，他州勿听。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
与此官学兴办之前与同时，北宋兴办私学也蔚然成风。吕祖廉在《白鹿洞书院记》中写道：
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今所谓四书院者也。（注：《东莱集》卷6。）
实际上，私学在宋代，“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6《学校七》。），庆历以后的州县官学，许多也是在私学的基础上发展。
私家讲学，当然与官办的学校不一样。其中显要的区别是，就读私学者来去自由，往往因钦慕而至，时日有长有短；求学者的身份在年龄与社会地位上未必比为师者低，如上述石介师从孙复，即是显例；再就是求学的动机较复杂。因此，作为老师的，只有在人格魅力、思想路数与教学方法上真正有足以使人钦服之处，才可能让学生追随。
王学与洛学两相比较，在人格魅力与教学方法上，并无高低可分，因此从游求学之徒，当时都堪称盛况。唯一可计较的是两家思想路数的不同，因为这个不同，实对两家后来的传承造成了影响。
前文已述，王安石与二程的私家讲学是在宋初三先生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方向当然是经义。所谓经义，就是通过对六经的解读来阐述自己的思想。经义只是个工具，自己的思想乃是根本。王安石所强调的是：“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虽然“性命之理，出于人心”，但性命之理“其度数在乎俎豆、钟鼓、管弦之间”（注：《王文公文集》卷34《虔州学记》。），因此，“惟道之在政事”（注：《王文公文集》卷36《周礼义序》。）。讲学必须是要落在现实的行政事务上，才能见分晓。洛学的宗旨是完全相反的。二程所要确立的思想是，有一个天理，先于万物与人心而存在，同时天理又分殊于万物与人心之中，而成为物理与人性。讲学在于弄清物理与成就人性，而后进达天理。因此，政治的实践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于个人的全部生活中来格物穷理和持敬涵养才是根本。
由这完全不同的思想路数，王学与洛学门下弟子，他们求学的客观目标与主观期望自然不同。王学必与政治相应，而洛学则不必，尽管洛学对政治同样是关心的。这样，游学于其门的弟子便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在王门，政治气候的变化会导致人们的去留。与王安石同时代的王辟之讲：
荆国王文公，以多闻博学为世宗师，当世学者得出其门下者，自以为荣，一被称与，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经，尤尚解字，末流务多新奇，浸成穿凿。朝廷患之，诏学者兼用旧传注，不专治新经，禁援引《字解》。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有著书以诋公之学者，且讳称公门人。故芸叟为挽词云：“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传士林。及后诏公配享神庙，赠官并谥，俾学者复治新经，用《字解》。昔从学者，稍稍复称公门人，有无名子改芸叟词云：“人人却道是门生。”（注：《渑水燕谈录》卷10《谈谑》。）
而在程门，虽也有相似的情况，如门人郭忠孝“自党事起，不与先生（程颐）往来，及卒，亦不致奠”，（注：《伊川先生年谱》大观元年九月庚午条所引尹焞语（《二程集》第345页）。尹焞所记，全祖望以为“恐未然也”（见《宋元学案》卷28《兼山学案》）。）但总体上则要好许多。崇宁二年四月因范致虚疏告程颐以邪说诐行惑乱众听，程门弟子为之羽翼，故旨下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字，尽逐门徒。但四方学者犹相从不舍，以至于程颐劝止门下学徒，“尊所闻，行所知可矣， 不必及吾门也。 ”（注：《伊川先生年谱》，《二程集》第345页。）
不仅门下弟子有此不同，即便身为宗师的王安石与程颐，在不同的境遇时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思想取向。王安石的学术生命与他的政治生涯，可谓互为表里，一旦从政治生活中退隐，他的学术思想便失去了支撑。王安石晚年息影金陵，潜心于佛学，且以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注：《答曾子固书》，见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22。）而对于程颐来说，政治只是体现他所设定的天理的一个方面，政治舞台的退出并非意味着天理无法体贴。因此，元祐年间，虽以党论放归田里，进而削籍远送涪州编管，但患难中的程颐不仅讲学不辍，而且更勤著述，他生平最重要也是唯一亲撰的著作《伊川易传》即成于其时。虽然不能由此而论定王安石与程颐思想本身的理论建树，以及两家思想在宋代和后世的价值，但两位思想家对自己的思想所给予的关注与执著程度，无疑决定了其思想的强度。加之上述的两家门弟子的不同取舍，故王学虽红火于一时而终归于销熄，而洛学固然是备受挫折却始终绵绵不绝，以至后来的彼此消长，实在也是必然的事情。
除此以外，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1021年）死于元祐元年（1086年），而程颐生于明道二年（1033年）死于大观元年（1107年）。程颐去世时已是北宋末年徽宗时期，王安石去世已二十一年，考虑到王安石晚年有近十年时间退隐江宁，因此，程颐要比王安石从事讲学时间长三十年，他的许多亲炙弟子都活至南渡以后，程门四高足谢良佐、杨时、游酢、尹焞，除谢良佐在1103 年先程颐而死外， 游酢死时已是1123年，离宋室南渡仅四年，而杨时与尹焞则死于南渡以后近十年。程门之再传弟子则更多。相形之下，王门显得凋零，查《宋元学案》卷九十八《荆公新学案》，可知王安石门弟子大部分卒于北宋，而再传弟子几乎没有。教育对于思想学脉的传承之功，由此尽显。
二程的讲学，对于整个宋代理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北宋五子中，周敦颐无讲学活动，后来朱熹将二程归于濂溪门下，其实更是从道统的角度而非学统的角度讲的。邵雍则是“儒门中的庄周”（注：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50页。），教育实在不是他要做的工作。张载虽是一个重讲学的思想家，关学在他生前也已显出生气，但他于熙宁十年（1077年）就已去世，因此关学的门弟子后来差不多都学于二程门下。只有二程兄弟，自始至终重视并投身于教育，加之二程所居洛阳位于北宋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区，因此得以接引四方学子而传授之，最终复由这些学生将理学的思想在北宋就散播于四方。正如全祖望所言：“洛学之入秦也，以三吕；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荆南；其入蜀也，以谢湜、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刘、许、鲍数君；而其入吴也，以王信伯。”（注：《宋元学案》卷29《震泽学案》。）
此外还有杨时传洛学于闽。而这些将洛学散播于四方的程门弟子，则直接孕育和促成了南渡以后的理学发展。譬如洛学高足杨时，南渡前后，捍卫师说，攻击王学，更以耆宿据高位，“遂为南渡洛学大宗”，（注：《宋元学案》卷25《龟山学案》。）南宋理学便由他开始。他的学生也最多，堪称一学派。其中对后来南宋理学产生重要影响者，主要有二，一是由罗从彦传李侗再传朱熹，成为南宋理学的颠峰；二是由王苹、张九成开启象山心学。此外，胡宏兄弟也曾从学于杨时，杨时构成了湖湘学派的部分渊源。程门亲炙弟子中有些虽在北宋已过世，但学统却得以传承，其流虽未必完全持守洛学，但对南宋后来的理学仍有直接或间接的推进，如周行己、许景衡为代表的永嘉九先生，其对后来永嘉事功学陈傅良、叶适的开启，正属此列。有些则活动于南渡前后，如袁溉，其学生薛季宣也是永嘉事功学的重要人物。又如谯定，有门生刘勉之，是朱熹的老师。再如侯仲良，胡宏兄弟曾从之游。至于门下没有学生，因而对后来南宋理学没有产生很大影响，而他们本人却构成为南渡前后洛学薪火相传之一分子者，则更多。
除了二程亲炙弟子外，由于洛学的广泛影响，私淑洛学者也实不在少数。私淑洛学者对南宋理学的生长同样起了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如前文述及的赵鼎，他出任宰相，对于贬斥王学，褒扬洛学，便是非常的起劲。至于在思想上，私淑洛学而对南宋理学有重大贡献者，则应当首推为湖湘学派奠基的胡安国。胡安国与谢良佐、杨时、游酢“义兼师友”，而其思想“自得于（二程）《遗书》者为多”。（注：《宋元学案》卷34《武夷学案》。按照朱熹《上蔡祠记》的讲法，胡安国以弟子礼禀谢良佐，故后来学者以为胡安国受谢良佐影响很大，甚至认为两人是师承关系。此处取全祖望所考定的私淑说。）胡安国膝下有胡寅、胡宁、胡宏三儿与胡宪、胡实二侄，尤其是胡寅、胡宏，对南宋理学都有极重要的贡献。胡宏门下有张栻，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因此，湖湘学派与杨时所传的道南一脉共同构成了南宋理学最初发展中的最重要的两个学派。全祖望讲：“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侔于龟山。”（注：《宋元学案》卷34《武夷学案》。）
概言之，程门的薪火相传，不仅使洛学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得以传承，而且更是孕育出了南宋理学的发展。而南宋理学的最重要启动者是杨时与胡安国，他们各以其对洛学的传承，加之他们自己的新创，开出了道南学派与湖湘学派，从而为南宋理学拉开了帷幕。
标签：宋朝论文; 南宋论文; 理学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论文; 续资治通鉴论文; 司马光论文; 王安石论文; 宋史论文; 秦桧论文; 朱子语类论文; 宋元学案论文; 胡安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