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沉沦*——论周作人的忧患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忧患意识论文,冲突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作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话：“我的打油诗本来写的很是拙直，只要第一不当他是游戏语，意思极容易看得出，大约就只有忧和惧耳。”“大抵忧惧的分子在我的诗文里由来已久……这本是中国旧诗人的传统，不过他们不幸多是事后的哀伤，我的还算好一点是将来的忧患。”（注：周作人《立春以前·苦茶庵打油诗》）如果我们不将周作人写在抗战期间的这段话仅仅作为他的辩护词加以完全否定，并且联系到他曾多次强调的“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注：周作人《药味集·自序》）等文学，那么，可以认为，这几句话是周作人十分中肯的自评。我们完全能够以此为契机，穿透某些惯见的误读区域，逼视周作人的内心真实。而且，在我看来，语词的表面意义所遮蔽的，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的个体选择，更主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群体性倾向。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儒家传统的主动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现世生存的理论基石，而且内化为一种人格模式，使得感时忧患几乎成为他们与生俱来的特质和最醒目的标志。不论殉道、入世，还是归隐，没有人可以摆脱这种生就的忧患意识的包围与缠绕。周作人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凸现了文化符号的特定意蕴。因而我对他的任何深入思考和探寻都不单纯意在展示他个人的独特性，而是力图通过他，透视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悲剧性命运，甚至我们自己的影子。
一
如果不加说明，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首诗会是周作人的手笔——
焚书未尽秦皇死，复壁犹存哲士悲。
降世惟知珍腐鼠，穷经毕竟负须麋。
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
学界茫茫谁革命，仰天长啸酒酣时。
很明显，年仅十八的周作人当时所热切盼望的“革命”从内容到其外在表现形式都是极端和偏激的。尽管他自己也意识到“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但同时也声明“即斥为丧心病狂，亦余所不辞者也。”（注：周作人《焚书》诗及引文均见知堂壬寅年十一月十七日日记，引自《周作人诗全编笺注》第317页，学林出版社，1995年，北京。）
这实际上是当时抱着忧患意识的一批卓越的启蒙主义者共同的心态。以激进的态度和方式迅速改变山河破碎的末世之景和麻木愚钝的群众心理，无疑是当时大部分人的共识。周作人置身于这样一种氛围之中，虽然由于个性的清高和对于集体活动本能式的排斥而多做壁上观，并因此得了“鹤”的绰号（注：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八五·蒋抑卮》，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香港。），但革命者为理想不惜一切的勇气和献身精神对他敏感的心灵都是一种有力的冲击。因此他“最深切地感到本国危机，第一忧患是如何救国，可以免于西洋各国的侵略。”（注：周作人《药堂杂文·留学的回忆》。）直到晚年，他还撰文赞扬陶焕卿“刻苦耐劳，做事认真”（注：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焕强盗和蒋二秃子》。），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但是，无论在感时忧国的思想深度还是表现形式上，周作人和鲁迅都明显高于其它启蒙者。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使他们一致否定了“止于至善”的主观幻想和关于“黄金世界”的幼稚的理想主义。对于启蒙的缓慢与艰辛的充分认识，使他们在选择道路时，迥异于当时风行的盲目与急躁，而显出了难得的清醒和理智。尽管在反封建的思想激进程度上保持了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品格，但对于以暗杀和暴力来反抗和斗争的方式，他们都持有深切的怀疑，甚至反对。这实际上使得周氏兄弟在冲破了旧有文化模式之后，没有如大多数人一样复旧于新的蒙昧主义和政治迷信的泥淖之中，而获得了精神上的超越。而且，周作人和鲁迅之间，尽管在这一段时期内基本步调保持一致，但兄弟俩以后在许多问题上背道而驰的局面，在此也已初露端倪。
毫无疑问，周氏兄弟清醒的历史理性主义最为明显的特征便是他们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以及“自我”的过渡性质的准确把握。周作人曾不止一次地引用蔼理斯的这段话，并认定“这是一种很好的人生观”：“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争向。”（注：周作人《雨天的书·蔼理斯的话》。）鲁迅也说过：“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注：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认识是十分相似的。但深入的探讨便很轻易地发现两人之间明显的分歧。鲁迅始终为了某种伟大的使命而奔走，在他身上体现的这种强烈、执着甚至近于病态的自我折磨形成了鲁迅内心充满张力的精神痛苦，并因此染上了强烈的悲壮色彩。在他的意识深处，忧国忧民的心态更多地表现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激越与悲凉，和由于外界的不断刺激而产生的紧迫与焦灼。
而周作人正是在这一方面表现了与鲁迅在留日时期的最大差别。周作人曾多次引用了他翻译的永井荷风的《江户艺术论》中的一段话：“……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生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注：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命运》。）这完全可以理解为周作人的“夫子自道”。由于与现实的隔膜，周作人看待日本的眼光不由自主地带上了梦幻的色彩，日本民族性中的优点，如简洁自然，略带颓废的风雅都在他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个性的过份随和和孤傲的精英情怀共同的作用，使他自觉地疏远了责任和使命，他不愿以任何外在的东西束缚自己。因此，南京求学时期曾有过的“挑灯危坐读离骚”，（注：周作人，知堂辛丑二月二十日日记。）渐渐演变成了消极与沉默。与鲁迅不惜“偏于一极”地对尼采式的主观个人意志的赞扬不同，周作人虽然在文章中认真地呼唤文学和思想的变革，但更多地是强调均衡和中庸，而且以后还宣称尼采“那种格调与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注：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也就是说面对故国的生死存亡曾经有过的躁动和忧患意识，在一种相对雍容的环境和足以依托灵魂的梦幻般的心理认同中，被有意识地摒弃了、消解了，而自觉地归于平和与稳定。虽然周作人在“五四”期间的表现事实上证明这种忧患意识并未在他心中彻底消失，而他所强调的中庸也可看作对混浊世事的消极反抗；但至少在主观上，周作人是力图使生活悠闲，心境平和，远离一切纷争与束缚，同时又保持着对“愚民”的悲悯与同情，和知识分子在智识上的绝对优越感。
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其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充分保有对思想自由的宽容和个性发展的独立天地。只要对自身存在及其意义仍具备相当的自信，便都力图以思维的丰富和复杂来显示一个健全社会全部的多样性。但民初的中国社会不存在这种契机与氛围。鲁迅和周作人都是充分强调个性的张扬和思想的自由的，两人之间的不同正在于，鲁迅可以为了一种哪怕在他看来无望的理想放弃个人生存，忍受牺牲个性所带来的心理失衡；而周作人永远将个人性置于社会性之上，对国家和民族的忧虑是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点缀，他不会让这种使灵魂备受煎熬甚至有可能放弃生命的情感成为人生的主流。因此，周作人一生中始终存在的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脱离与矛盾，并不仅仅用他缺乏主动性和“少情热”可以解释，事实上他是自觉地疏离了现实斗争的残酷，而将自己摆在一个可进可退的清流的位置上。因此他才会与“明末什么社里的一个人”（注：周作人《永日集·历史》。）有了心理亲近和精神认同。
很难逆料，如果生存的环境不是那么严酷，周作人会不会永远隔着重洋指点江山，最终在日本文化的伊甸园中将所有的责任和忧虑淡化成记忆屏风上一个若有若无的影子？如果不是时代和民族的严峻形势已经将政治责任感和民族义务不容推却地加于每个人身上，其实我们也很难对周作人坚持个性独立，不愿以群体意志泯灭思想自由的选择进行任何是非评价。然而，历史无法重复，历史更不可假设。周作人的执着固然使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灵魂不安宁的命运，但也因此舍弃了他原来具有的某些超出旁人的深刻性，自觉地趋向平庸。
二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五四”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时代。它的独特性并不仅表现在它对于外来文化无保留的开放，和对于传统观念猛烈抨击的姿态迥异于任何一个朝代，更表现在它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历史的发展最终在两个方面背离了以真诚和悲壮为特征的“五四”精神：或者是以未加判定的乐观主义迅速修补为启蒙主义者所冲毁的传统文化乐土，在自造的幻像中躲避鲁迅式的峻急犀利的目光；或者是结庐在现实的边缘地带，经营着“自己的园地”，循着复古主义的道路，寻觅失落的自我感觉。周作人无疑是后者的典型范例。这场本该得到充分发展，并借以改变中国某些思维陋习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迅速退潮，不仅使中华民族过早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而且也让它的发起者们陷入了彷徨与迷茫的困境之中。
当日本留学时的鲁迅在切肤之痛中深切地感到了“立人”的重要意义，宣扬“人立而后凡事举”的“道术”（注：鲁迅《坟·文化偏至论》。）时，周作人也同样关注着国民性的改造。而在“五四”初期，《人的文学》、《论黑幕》、《平民文学》等论文的发表，事实上标志着周作人将归国之后所感到的深切的忧患与悲愤专注到人的位置的寻求上来了。与鲁迅疾呼“救救孩子”的愤激与沉郁相比，周作人即使在最激烈时，也显得相对平和与从容。然而他们都沉入了对于希望的追寻中，都力图以自己的“呐喊”唤起健全的民众意志。他们的忧患意识得到了升华，在思想的层面上闪耀着理想的光芒。
即使如此，周作人仍表现出了与他的同人及鲁迅的不同。事实上，早在绍兴“卧治”时期，对于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周作人就表现得冷静得近乎漠然。虽然他无法摆脱与生俱在的使命感，他却能使自己尽力远离纷乱的尘事，保持冷静的远观。事实上，历史的发展再次向我们证明了传统惰性的可怕力量。周作人也在这种相当准确的理性把握中坚定了自己对“以暴易暴”这种方式的敏感，和对于群众运动的本能忧惧。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敏锐的直觉中，的确包含了对于中国历史、社会、民族素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本质洞见和深刻了解。
然而，在一场冷静如鲁迅者都卷入其中的时代大潮面前，周作人仍能保持漠视和旁观，这种“静气”未免可怕。也可以说，无论内心深处有多少不满和忧虑、期待和希冀，周作人始终将心灵的完整与独立作为首要任务。他不愿跟随着为他所轻视的民众去重复早已被历史否定的老路，更不愿披荆斩棘去开垦一条新的道路，他为自己留下了退步抽身的充分余地。
因此，随着“五四”运动迅速转向，周作人感到“小河”式的忧惧。他既“喜欢水来润泽我”，“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注：周作人《过去的生命·小河》。）固然，作为以理性的清明和思想的自由而标榜的智识阶层的代表，周作人对于思想启蒙之后群众运动的狂暴和动荡怀有深重的忧虑，力图使启蒙运动规范在思想文化的范围内，与政治保持适度的距离；但左右周作人更为关键的心理因素是他的历史循环观，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暗黑的新宿命观”。（注：周作人《苦口甘口·灯下读书论》。）而且，当他说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此人生之所以为虚空之虚空也欤”（注：周作人《知堂文集·伟大的捕风》。）时，他实际上已深陷入了历史循环论的虚无主义之中。
正因为对于历史的理性观照带来的只是忧虑和绝望，周作人认定了一切在形式上“以暴易暴”的革命在本质上都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因而一旦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偏离了他的主观愿望，他就能非常迅速地抛下他战士的盔甲，退守心灵的最后防线。但是他毕竟曾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全部激情和良知投入到一场划时代的变革之中，他的责任心和忧患感永远无法被完全抛弃。因此，周作人躲进“十字街头的塔”里，试图将归隐与入世相调和，寻找一种相对平稳安定的生活方式，以对抗急剧变化的世事与人心。但这种调和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周作人陷入了尴尬的两难境地。
中国的文人自来便恪守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他们最擅长的，也是随着自身处境的顺逆而在“独”与“兼”之间灵活转换。不论周作人对传统文化持何种态度，他已不由自主地走进了这个入世与退隐的轮盘之中。或许他“人在江海，心在魏阙”，但感时忧国中一旦抹上了一层对历史的怀疑和对现实的忧惧，这种保护层便凸现出绝望与悲观的色彩，而变得暗淡无光了。
对鲁迅而言，他宁可承担起整个世界的苦难，也拒绝固守自我情趣的象牙塔，即使在面对历史与现实时感到了双重的绝望，他也并不将“得体地活着”作为生存的重心和目标。他情愿放弃慰藉与关爱，而坦然地面对命运无情的嘲弄，并以“绝望的战斗”进行殊死的对抗，他选择的是一条“与黑暗捣乱”（注：鲁迅《两地书·二四》。）的道路，在“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中拥抱“人的魂灵”，实现个性的伸展和生命飞扬的极致，即使因而“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注：鲁迅《华盖集·题记》。）也在所不惜。这种超人的坚韧与诗性的激情是追求“仙人掌似的外粗厉而内腴润”（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玩具》。）的生活方式的周作人所无法理解，也不愿承受的，他只是祈求“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注：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
在喧闹芜杂的十字街头，周作人将人性的荒原幻想成芳草如茵的乐园，但外表精致的象牙塔里只有尴尬与困窘。面对整个世界的荒谬与残酷，也无法使他的小塔免除成为“苟延残喘”的“蜗牛庐”（注：鲁迅《二心集·序言》，见《鲁迅全集》第四卷。）的命运，而他欲进不得、欲罢不能，躲躲闪闪的忧患意识背后，闪现的永远只是历史充满嘲讽的目光。
三
1934年，当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因为“颓废”和“消极”而引起满城风雨时，林语堂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周作人诗读法》一文，认为周作人是“寄沉痛于幽闲”之中，“长沮桀溺乃世间热血人，明人早有此语”。曹聚仁也坚持认为周作人虽“谈狐说鬼”，却并未“厌世冷观”，“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然”，“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着。”（注：曹聚仁《从孔融到陶渊明之路》，见《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4日。）很显然， 这热火冷灰似的生活姿态是指斥周作人“背叛了五四传统”的左翼青年所无法理解并极力排斥的。但这种自嘲又讽世的姿态，倦怠而消极的境况却为一代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共有。周作人的诗挑起他们内心的隐痛，风格各异的和诗实际上是他们对自我生命一次交流与反省，在人生的驿站中稍稍驻足，彼此抚慰一下对方受伤的灵魂。而周作人的孤寂感和荒诞感似乎比他的同人们更为深刻一些。而今，鲁迅以准确的知人之论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评论（注：鲁迅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函和1934年5月6 日致杨霁云函，见《鲁迅全集》第12卷。）已为我们所熟悉，我们无法否认，同样的苦涩和孤独感也深藏在鲁迅心中，甚至在鲁迅说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野草·希望》。）时，他表达的是远比周作人更为沉重的心情和更为深刻的思想。然而，同样面对内心强烈的幻灭感和极度的虚无虚的纠缠，鲁迅即使无法摆脱，他的出世选择却是呕心沥血，死而后已，一如他所激赏的裴多菲。而周作人所做的，只是在高举的“中庸”大旗下：“一面固似抱残守缺，一又像偏喜诃佛骂祖”；（注：周作人《秉烛后谈·自己所能做的》）在极力向世人展示平和冲淡，达观悠闲的人生态度时，又无奈于“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注：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在对现实模糊的忧患之中，又必须时时关照那个飘移不定的精神家园和自我意志。这不能不让人认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闲适与淡泊都是周作人刻意摆给世人看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存姿态。他自己也认为：“文章底下的焦躁总要露出头来，然则闲适亦只是我的一理想而已。”（注：周作人《瓜豆集·自己的文章》。）
在那篇引人注目的《寻路的人》中，周作人这样说：“在悲哀中挣扎，正是自然之路。”“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我们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地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周作人以锐利的眼光看到了人生终极处的虚无与悲凉，凭籍着敏锐的直觉找到了一种“在不完全的现世里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注：周作人《雨天的书·喝茶》。）的人生哲学。周作人本来就比同时代的人更少天真与轻信，为了维护“精神贵族”的自信与尊严，为了守护独立的人格和理性的自我，为了逃避政治角斗的漩涡，周作人决定闭户读书，修身养性，努力塑造他不愠不火、通达闲逸的江村长者的形象。因此，他的生活迅速艺术化了。他“读古书、看花、生病、问病……闲游，闲卧，闲适，约人闲谈，写楹联，买书，老占，印古色古香的信封信笺、刻印章，说印泥，说梦，宴会，延僧诵经，搜集邮票，刻木板书，坐萧萧南窗下。”（注：阿英《夜航集·周作人书信》。）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打上了鲜明的贵族士大夫的烙印，力图让所有忧虑、惆怅的情怀寄托到这类远离常人的生活情趣之中，并因此与“有一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注：周作人《苦茶随笔·〈论语〉小记》。）的中国隐逸有了旷代相感，他既不愿自救灵魂，也不愿“用强制手段去救人家的灵魂”，便“不如去荷蒉植杖之无害于人了。”（注：周作人《苦茶随笔·〈论语〉小记》。）
诚然，隐逸若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未始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处世态度。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就曾说过：“遁世无闷者，谓逃遁避世，虽逢无道，心无所闷……举世皆非，虽不见善，而心亦无闷……见世俗行恶，是亦无闷，心心为忧，已则违之。”可见，在世人的观念中，所谓真正的隐士，应该躬耕田亩，籍籍无名，心如止水，山崩河溢亦不见不闻。但周作人并非如此。他想谈风月又不能尽性地谈风月；不断宣称自己要做不问世事的“京兆布衣”、“都市隐者”，而事实上无法做到。生活的表面丰富映衬和遮掩的，是精神的深层贫困与尴尬。周作人苦苦挣扎在消极倦怠和“自由人道”的社会责任感之间。而这种矛盾的处境也正是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共同悲剧命运的写照。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必须承认，周作人对于闲适达观、“微妙而美”的生活方式的追求，的确也包含着超越于那个时代的对于理想生活环境的独特认识，他的小品文在渊博和优美两方面也确实达到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一个顶峰。如果社会环境和个人生存不是那么艰难，我相信，我们真的可以在周作人身上，看到超越于道统之上，以丰富的知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摆脱一切人为的羁绊的最后一位智者的形象。但我们不能代替历史行使天赋的职权。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环境中，对于生命的珍视和生之陶然的追求必然使他不断收缩个性，在有限的内心世界中求得剩余的自由。一旦他自负地认定国家和民族都已无望，他便不再在乎让一己私欲迅速膨胀和扩张，不惜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和自“五四”以来便成为思想主导的忧患意识转化为沾沾自喜的“忧生悯乱”，为抗拒和化解内心深处的不安和对自己的鄙夷寻找借口和挡箭牌。尽管他始终对自己以世界主义的眼光看待文化与民族的关系充满了自信，尽管他可以对一切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轻身急进的抗争嗤之以鼻，但他永远无法漠视心灵最隐蔽处的怀疑、畏惧、忧虑和悲观。周作人如何能逃脱对自我的无情拷问呢？
周作人有这样一段话颇值得注意：“大约我们还只好在这被容许的时光中，在这平凡的境地中，寻得些须的安闲悦乐，即是无上幸福。至于‘死后，如何？’的问题，乃是神秘派诗人的领域，我们平凡人对于成仙做鬼都不关心，于此自然没有什么兴趣了。”（注：周作人《雨天的书·死之默想》。）而鲁迅也曾谈及同一个问题：“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注：鲁迅《野草·题辞》。）很显然，我想做的并不是简单的类比。我只是力图借此说明，周作人对于“死”的观念十分陌生。他所遵循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与具备现代哲学意味的鲁迅的个性主义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拒绝形而上的思考，也缺乏真正的历史深刻性。因此，他生活的重心只是个人意志的自觉和自我完善。对于未来世界的模糊使他自动放弃了现世的抗争，所有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都成了可伸可缩的摆设和替代品。从年青时代的感伤和“五四”时代的激越，到最终走向中年的消沉和晚年的寂灭，这就注定了周作人永远只是一个平凡的文人，抱着濒死的贵族优越感，固守着陈旧的精神家园。而鲁迅由于拥有了真正的现代意识，对于现实和历史独具清醒的慧眼，并且洞见了未来和彼岸，所以他身上既无浅薄的乐观，也无虚假的厌世。他以冷静和坚忍面对苦难的深渊，并时时解剖和拷打自己的灵魂，这使得鲁迅成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者和中国历史最伟大的阐释者。至少在这个层面上，周作人不但远逊于鲁迅，而且也是“五四”精神最无情的背叛者。应该注意的是，只要当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曾心向往之的精神乐土仍然是逃避和退缩的唯一选择，周作人式的“凡人的悲哀”便永远不会在我们心中消失，这才是我们应深自警惕的。
来稿日期：9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