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对策及中国的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认知论文,对策论文,中国崛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0-01-22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3-0030-16
一 问题的提出
秩序是人类行为(包括国际关系)的一种基本价值。国际关系理论所研究的秩序主要是“国际秩序”。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认为，任何一种国际秩序都是三种力量的结合，即权力分配、制度作用和集体认同的结合。①近年来，中国日益崛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对美国而言，它高度关注的问题是，崛起的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者”(或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还是一个“革命者”？中美之间是以敌对与竞争的关系为主，还是以相互合作的关系为主？其中，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关系成为美国感知中国崛起的重要角度。从总体来看，美国关注中国与未来国际秩序的关系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美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制定者、运转维护者和受益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是全球规则和价值观的发起者和保证者。②作为既得利益者，美国当然希望现行国际秩序能够顺利运行下去，但目前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遭遇到了诸多方面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实质性影响改变了现行秩序运转的外部条件，并成为现行秩序的制约因素。因为全球化起到了破坏与建构国际关系的双重作用，国际力量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同样也制约和影响着国际秩序的变革。二是美国面临着如何处理与中国、印度等崛起国家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关系问题。“到2025年，伴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世界将进入多极时代，这种结构性的变化给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带来了挑战……除非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崛起国能够被融入到这个框架中，否则，这些国际机制将不可避免地具有不确定性。”③
其二，美国认为，中美两国在对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认知和判断上存在实质性的差别。从目前情况看，在采取和平协商的手段来促进现行国际秩序转型的认知上，中美没有根本性分歧。但是，一直“困扰”美国政府决策层和学者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奉行促使中国融入现行国际体系的“接触政策”的结果是美国所没有预料到的：一方面，“接触政策”的结果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接触政策”未能出现美国所希望的中国政治体制的所谓“民主化”。美国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未能“民主化”问题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的最大障碍，也是美国最担心的方面。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中国包括经济实力、甚至军事实力的增长并不可怕，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向西方民主体制的转变，那么根据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民主和平论”观点，中国就不再是美国的敌人，中美两国就会和平共处。④但问题是，美国期盼的这种情景并未如它所愿。
其三，未来中美竞争与合作的焦点将是国际秩序问题。美国经济学家C·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查尔斯·弗里曼(Charles Freeman)、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Lardy)和德里克·米歇尔(Derek J.Mitchell)对中国的崛起及其影响，特别是对美国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做了分析。他们认为，在不远的未来，中美之间的合作或者竞争的焦点将可能不是军事实力，而是国际规范和规则。⑤与中国这样的崛起国合作成了美国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因此，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关系也就成为美国学术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了解美国学术界对于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关系的主要学术观点与主张，对于中国如何处理与现行秩序关系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 美国学术界对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关系的评估
针对美国学术界对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关系的多元分析和讨论，本文尝试运用美国学者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提出的关于国际秩序变化的“和平式权力转移”⑥框架来分析这一问题。
(一)“和平式权力转移”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
这种分析框架假设观念的冲突以及国际体系中有关秩序观念的竞争是导致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发生战争的一个直接原因。当崛起国的实力水平接近处于下降地位的霸权国时，崛起国希望其国际体系应该如何组织和治理的理念能得到霸权国充分采纳。一方面，当崛起国的秩序理念与处于下降地位的霸权国的理念出现完全不同或者双方均不让步的时候，战争的根源可能就由此产生，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就极大。另一方面，如果崛起国与霸权国通过谈判的方式就秩序的主要原则达成协议，那么引发战争的一个重要直接原因就会被消除，和平式权力转移的机会就会增加。⑦
从理论上看，权力转移会产生三种结果：战争、冷和平(以竞争和相互遏制获得稳定)以及暖和平(以合作和相互保证来获得稳定)。⑧人类的发展史表明，战争往往是历史的常态，大多数的权力转移都会导致武力冲突，而二战之后美苏两国间进行的冷战则是冷和平最为典型的代表。至于暖和平状态，它则成为冷战结束后人们所热切期盼的一种权力转移前景。国际秩序发生改变是由权力、制度以及观念和身份这三个变量共同作用决定的。上述三个变量是决定崛起的挑战国与现存的霸权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出现战争、冷和平或暖和平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也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很明显，在国际秩序的变动中，权力因素非常重要，毕竟权力分配的变化引发了国际等级体系的竞赛。同时，如果竞争双方要和平处理它们之间的竞争，那么，制度变量和观念变量则会在调节安全竞争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因为崛起的竞争者可能会经常挑战由霸权国建立的维持其领导秩序的国际制度，因此，观念和身份这个变量在分析权力的和平转移时就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此分析框架的核心观点是，由观念竞争到和平式权力转移(也就是暖和平)需要具备三种彼此相关但又有区别的因果机制：第一，霸权国与崛起的挑战国两者必须进入一个战略互制和相互适应的过程，最终使它们都将对方视为良性的国家组织。这种良性印象的相互建构过程使双方不再将对方的物质力量视为一种威胁。第二，霸权国与崛起的挑战国就国际新秩序框架达成协议，在权力转移发生时，如果霸权国和崛起的挑战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或者未出现相互威慑的状态，那么每一方都是满意国。霸权国与崛起的挑战国双方达成秩序协议的关键因素包括新的等级制度、贸易规则、使用武力的基本规则、处理领土变化的程序和相互承认的影响范围。新的等级制度是指霸权国和崛起的挑战国对它们各自在国际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力和相对地位有清醒的认识，就如何以及在多大范围内行使各自的权力等问题达成协议。贸易基本规则是指霸权国和崛起的挑战国顺利地达成或者已经签署规范其贸易关系的协议。使用武力的规则是指霸权国和崛起国对在什么情况下以及怎样使用武力等问题达成协议。处理领土变化的程序是指霸权国和崛起的挑战国在诸如自决权、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以及联合国如何在影响领土变化方面发挥作用等问题上拥有共同观点和达成共同规范协议。互相承认影响的范围是指霸权国和崛起挑战国对彼此在全球范围内的某些特定地区拥有的特殊利益互相承认，并不予干涉。上述协议内容大体涵盖了“和平式权力转移”的权力、制度以及观念和身份三种变量。第三，和平转移不仅依靠霸权国与挑战国达成一致秩序的能力，还取决于它们将秩序合法化的能力。⑨良性印象(benign images)、秩序和合法化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渐进过程。建构相互良性印象是和平式权力转移分析框架中的因果链条之基础。但是，只有良性印象还不足以产生和平转移，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对比依然重要，因此，权力对比是达成秩序协议的一个必要条件。在缺乏秩序协议的情况下，良性印象能够暂时维持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的关系，但秩序协议如果不是植根于对秩序原则的合作意愿，良性印象将可能销蚀。在相似情形中，霸权国家可以通过拒绝与其他国家共享良性印象的方式而建立秩序，但这样的秩序来源于霸权国的威慑和制衡，而不是来自于协商与合作。霸权国和崛起的挑战国之间的良性印象以及就秩序达成的协议一起启动了权力和平转移的进程，而合法化是这一进程的基石。合法性给良好秩序所赋予的弹性和持久性会使得该秩序更具和平性和稳定性。
(二)美国学术界对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关系的主要观点评析
大体来看，美国学术界对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大体有三种观点：一是关注权力变量的“中国挑战论”；二是关注秩序制度变量本身的“中国融入论”；三是从观念和身份角度进行探讨的“中国替代论”。
1.“中国挑战论”
持“中国挑战论”的主要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权力转移理论论者。⑩进攻性现实主义以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为代表，其基本观点是，中国的崛起必然会挑战美国的霸权。(11)中国学界对此观点有诸多批判和论述，笔者对其观点也持否定态度，这里不再赘述。本文主要评述的是权力转移理论及横向压力理论。权力转移理论的国际秩序观的主要论点如下：
首先，权力转移理论将世界描绘成一个等级体系，所有的国家承认国际体系的等级现实以及体系内的权力分配。(12)但是，体系内的权力分配是不均匀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手中。主导国保持其优势地位的方法是确保自己比对手更具有权力，通过运行其主导的国际体系规则，满足它的同盟国的愿望并使其受益。居于主导国之下的则是一些大国，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大国的作用是分享资源分配，帮助主导国维持国际体系。居于大国之下的就是一些中等国家(比如法国、意大利或者巴西)，虽然它们拥有的资源不能被忽视，但没有充足的权力来挑战主导国的国际控制。处于中等国家之下的则是数目众多的小国，小国相对于大国和中等国家而言，拥有极少的资源，对主导国家的国际体系领导地位不能构成威胁。
其次，导致主导国和崛起的挑战国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权力对比的变化。在权力转移论的术语中，权力是工作或者战斗的人数、经济生产力以及政治体系这三种因素的组合体。具体说，权力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示：权力=人口×生产能力×政治能力。如果将外部援助因素考虑进去，权力则可以扩展为：权力=(人口×生产能力×政治能力)+(外援×受援国的政治能力)。(13)
最后，从权力转移论者的权力计算公式来看，中国将成为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主要挑战者。在权力计算公式中，尽管发达国家拥有技术优势，但那些具有高经济增长率的挑战者由于拥有较强的动员能力，最终将在国际体系中崛起。按照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快速增长自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乃至国外学者危言耸听地论道，“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将成为国际体系更加混乱和不协调局面出现的前兆，甚至会导致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军事冲突”。(14)近年来，已经有美国学者将权力转移理论应用到中国崛起对美国地位及对中美关系影响的分析之中。(15)奥根斯基(A.F.K.Organski)认为，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在于中国将在多长时间内获取这样的地位，美国至少在20世纪也可能在更长的时间里保持世界的领导地位，但这个领导地位最终将会被中国所取代。(16)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如果后起的挑战国与主导国家之间接近或者达到权力持平(两者的权力之比为4∶5或者5∶4)，且挑战国不满足于现行国际体系的话，那么两国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但是，权力持平只是发生战争的必要条件之一，其他因素也会发生作用，比如崛起国自己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它们对战争的冒险程度和对战争成本的估计等。(17)
值得注意的是，有美国学者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对冲突的具体来源进行了分析。冲突成为可能不仅需要两国处于权力相对持平地位这一前提条件，还必须要有引发双方严重冲突的对抗性行为等。横向压力理论提出，资源短缺是国家间发生冲突的重要根源。认为一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发动战争之间有着某种关系，在国家成长过程中，一国人口密度的增长和技术的提高会要求增加更多资源，而国内资源往往不能满足，其结果会形成“横向压力(lateral pressure)”，刺激国家对外扩张，并可能导致战争。(18)横向压力论者认为，具体到中美两国之间，这种冲突的来源可能就是石油。因为两国的经济都严重依赖能源(特别是石油)，当全球出现石油需求大于供给时，中美两国就会出现零和博弈的情况，这样会产生冲突的根源。(19)横向压力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发生竞争的国家会进入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的进程，在这样的进程中，如果某一国的行为被另一个竞争国认为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就会导致这个竞争国的对抗性行为，因而陷入恶性循环。当这种对抗性行为及其利益碰撞发生在中美这样具有高能量和高横向压力的两个国家时，如果一个国家的行为被另一个国家认为是威胁，两国就会陷入安全困境，它们的对抗行为就可能导致战争。(20)权力转移论者过去经常假定“台湾问题”最有可能引发中美之间的严重对抗，(21)而横向压力论者认为，中美之间不稳定的根源可能转移到了中国和美国的石油公司为控制中美洲、中东、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美洲的石油资源而展开的竞争上。(22)
2.“中国融入论”
权力转移理论与自由制度主义分别对中国崛起的含义提供了截然相反的见解。权力转移理论认为中国的崛起很可能是危险的，因为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提出了挑战。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则认为中国的崛起至少代表了一个可以进行合作的机会，而不是增强了冲突。(23)从美国的政策走向来看，美国政界长期按照“融入”为主的思路来制定对华政策，希望“改变”中国的行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中国融入论”基本成为冷战后美国政府制定对中国政策的主流依据。“中国融入论”侧重从秩序制度变量的特点来分析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关系。其主要分析的问题是，崛起的中国为什么有可能不会通过战争手段来改变现行国际秩序，而以和平方式融入现行国际秩序。“中国融入论”的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从历史上看，已经有崛起国和平融入当时国际秩序的先例。“新兴大国崛起必然导致冲突的观点是对历史的误读。很显然，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的利益只有通过损害别国的利益来获得，因为好几个大国拥挤在一个狭小的欧洲大陆。但在同一时期，美国在远离其他大国的地区以和平崛起的方式成为一个大国，这是事实。当时，在西半球处于优势地位的海上强国——英国——聪明地默许美国成为全球性支配力量。更重要的是，英国认识到，美国会与试图保持国际稳定性的英国努力保持合作而不是挑战。从而，英国将一场潜在的冲突转换为战略伙伴关系，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24)
其次，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及其制度所具有的独特特点决定了中国会选择融入而不是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在19世纪末期，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国家与欧洲隔着大西洋，相比而言较德国能更好地接受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但是，更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国际秩序本身，因为国际秩序的性质决定了崛起国是选择挑战还是融入。(25)目前，美国与中国的权力转移与过去相比有着不同之处，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秩序与过去崛起国所面对的国际秩序也截然不同。中国不仅面对的是主导国美国，而且面对的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开放的、整合的、以规则为基础并具有广泛政治认同的国际秩序。同时，原子革命已经使大国间的战争不太可能发生。这样一来，过去崛起国家经常发动战争来推翻霸权国维持的国际体系的情况就被排除了。简言之，对于今天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崛起的挑战国难以对其推翻但容易加入其中。现在的中国可以完全融入这个体系，并在这个体系内保持繁荣。如果中国这么做，中国将崛起，而西方秩序也将保存下来。而美国要保持其领导地位，它需要做的是加强这个秩序的规则和制度，使崛起国更容易加入而不是迫使它对国际秩序进行彻底推翻。(26)上述观点强调的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国需要对现行秩序的制度和规则进行修改，以便与中国达成共同的秩序框架协议。美国学者也提出，“(中美双方必须界定)什么是负责任的行为，在美国承认中国在东亚影响扩大的情况下，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的讲话没有细化什么样的中国利益是正当合法并被美国所尊重的，也没有阐明在多大的范围内美国愿意考虑改变现存的规则和机制来调节中国的关注和利益。”(27)
最后，伴随着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变得越来越依靠外部世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需要确保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供应以便巩固和多样化中国的制成品市场份额，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术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28)江忆恩(Alastair lain Johnston)认为，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地融入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并更加具有合作精神。(29)此外，中国倾向于从战略的角度思考如何通过塑造世界秩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崛起获得了大国地位，但美国应该对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持谨慎和乐观的态度，其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思考虽然具有战略性并涵盖了全球范围，但中国并不像苏联那样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此外，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来确保其经济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这些原因导致了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很务实，避免与邻国发生冲突，尽量在现有的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希望被当做一个大国对待。(30)
3.“中国替代论”
有美国学者提出，要解释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学术界需要改变崛起国对现存秩序要么挑战要么同化的主流学术范式，因为中国有其他的选择，中国正运用其力量推行另一种战略，即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另一种与西方自由秩序不同的国际体系。(31)而中国正在通过加强软实力建设来降低美国的地位，提升中国在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影响，赢得国际声望并构建不同的国际秩序。(32)“中国替代论”侧重从中国与美国在观念和身份上的差别来探讨中国与现行秩序的关系问题，其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替代论”提出了“挑战论”和“融入论”观点的主要不足，认为中国将推翻或成为现行国际秩序一部分的提法过于简单，因为中国有其他的选择，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聪明并充满活力。这种错误的两分法(认为中国要么推翻或者要么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危险地遮挡了这样的角度，即中国能够而且正在建设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这样的世界令人惊讶地与自由国际秩序相分离而独立存在。中国正在施行一种不同的战略，即营造这样的一条路线，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建设一种替代的国际体系来包围西方。美国有许多的一厢情愿，几乎没有证据能表明中国正在采用美国人所界定并坚信的自由主义秩序和政治规范。(33)
其次，“北京共识”下的中国发展模式日益成为“中国替代论”的主要论据。英国著名的思想库学者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在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中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以及以新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后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转型国家的转型问题，理论界也正在寻求对“华盛顿共识”的超越，而中国转型理论与实践的成功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新的共识即“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取代“华盛顿共识”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34)近年来，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日益增多，已经引起了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南亚国家和某些东欧国家的兴趣，并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来源。(35)中国的崛起的确给美国利益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世界的吸引力提供了一种替代(美国的)发展模式。(36)
最后，中国正在构建替代式国际秩序。美国学者珍妮弗·库克(Jennifer G.Cooke)以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为例进行分析后认为，许多非洲人认为中国在非洲国家的经济参与比西方更加实用，并与非洲大陆的优先发展方向相一致，这赋予了中国一个参与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的重要机会。相反，在很多地方，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非洲国家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并有可能继续严重损毁美国经济模式的感召力。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国在非洲采取了“软实力”措施，如提出团结、尊重主权和互利双赢三个重要原则。中国外交强调团结与南南合作的观念，认为团结是互惠的，而且在创立一个公正、平等的全球经济方面，中国与非洲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就主权而言，比如达尔富尔问题，中国强调通过谈判，而不是通过西方国家喜好的制裁、惩罚性措施和军事手段来加以解决。中国的观点得到了非洲许多国家领导人和非洲联盟代表的赞成。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对中国经常表述的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政策产生了共鸣。(37)除了非洲之外，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被认为是中国构建“替代型”国际秩序的主要地区。
(三)对“挑战论”、“融入论”和“替代论”三种主要观点及其相互关系的评析
按照查尔斯·库普乾的“和平式权力转移”分析框架，“挑战论”、“融入论”和“替代论”分别侧重从权力、秩序制度以及观念和身份的角度对中国与现行秩序关系进行了分析。“和平式权力转移”分析框架为解决崛起国与霸权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议提供了理论分析视角。“挑战论”是主导国和挑战国之间在权力接近、双方未能实现“良性印象”的情况下，主导国视挑战国为竞争对手的一种反应，而且不能排除崛起的挑战国通过武力推翻现行国际秩序的可能性。“融入论”则是霸权国将崛起国视为合作者，试图与之达成共同国际秩序的协议，并逐渐将之合法化，从而实现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权力的和平转移，但需要具备“和平式权力转移”分析框架中的“秩序合意”以及“合法化”的条件。“替代论”则是看到了崛起的挑战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与霸权国的不同主张与实践，但未能看到霸权国与挑战国可以通过构建“良性印象”、“秩序合意”以及“合法化”的互动机制来解决国际秩序走向分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具体说，“挑战论”看到了崛起国权力的不断增加，与国际秩序主导国的实力不断接近，因而认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大，并认可战争是崛起国推翻主导国竭力维持的国际秩序的主要手段。按照“和平式权力转移”分析框架，引发崛起国与主导国冲突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双方权力对比的接近，而是崛起国与下降的霸权国在国际秩序理念上存在根本分歧或者双方均不让步。但笔者认为，即使出现上述情况，双方也可以通过特定的机制进行协商谈判，当彼此不再视对方为威胁的时候，有关国际秩序的分歧就可能化解。因此，权力转移理论只关注崛起的挑战者的行为方式，这是其理论的一个严重缺陷，容易导致忽视双方良性互动以及和平解决有关国际秩序分歧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因为战争的爆发是这两个国家战略互动的结果，任何有关对战争爆发时间和动机的分析不仅必须要关注挑战者，也必须关注主导国与崛起国两者之间的战略互动。”(38)同时，权力转移理论没有抓住国家权力构成方式的转变，也使其说服力明显下降。“今天的大国不必通过侵占的方式来获取它们所想要的财富和影响。领土要求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现在经济的基础是根植于技术革新与交流，而不再是土地和劳动力。武器的扩散也增加了入侵者征服的成本。”(39)依照权力转移理论的分析视角，破解中美未来权力转移的困境可能有两种方法，即要么直接将中国纳入联盟，要么创造机会使中国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从而使其逐步接受现行的各种国际规则和规范，“挑战论”也试图从改变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入手，使中美拥有共同的政治理念来破解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安全困境，这与中国“融入论”有殊途同归之感。从总体上看，“挑战论”忽略了国际秩序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低估了主导国与崛起的挑战国在国际秩序走向上进行协商调解的能力。
权力转移理论虽然从观念和身份的角度将崛起的挑战国分为满意型和不满意型两类，但是它没有说清楚(更别说具体操作)什么是“满意”和“不满意”的具体含义。崛起的挑战国满意与否，其主要对象是国际秩序本身(如相关规则和利益分配机制等)，而这一点恰恰是“融入论”的主要切入点和关注点。“融入论”是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采取的虽有摇摆但一直持续下来的政策。“融入论”是美国主要根据现行国际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得出中国只有通过加入现行国际秩序才能继续获得繁荣发展的结论。“融入论”具有一定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按照“和平式权力转移”分析框架，要想解决崛起国与霸权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分歧，必须通过谈判协商方能达成新的国际秩序框架。一些美国学者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何汉理(Harry Harding)提出，如果中国被视做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那么当制定新的国际规范或者修改旧的国际规范的时候，中国应该被邀请参加规范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中国应该被视做规范的制定者，而不仅仅是一个规则的遵守者。(40)“融入论”观点的主要问题在于，美国以自己的政治价值观来评价并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与中国政府提出的“和而不同”、“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明显冲突。美国需要全面考虑中国对有关国际秩序所提出的合理要求，这是美国要求实现中国“融入”现行国际秩序的前提和主要任务，这也是未来中美两国在处理国际秩序问题的重点和难点。
在崛起国的国际秩序主张不能够通过协商与合作治理的方式得到重视和实践的情况下，崛起国往往会试图在现行主流秩序之外，按照自己的秩序理念来实践不同于霸权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从而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这也就是美国学术界提出所谓中国“替代论”的基本根据。“替代论”从秩序的观念和身份这个变量中看到了中美关于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严重分歧。因为国家政治体制、历史传统、发展阶段和在现行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同等原因，中美两国在国际秩序走向的问题上出现分歧，这实属正常。但“替代论”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展模式相对立起来，将两者视为彼此替代的关系，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正常的关系发展视为针对美国的一种集体行动，这是西方冷战思维在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关系上的一种反应。按照“和平式权力转移”分析框架，“替代论”忽视了中美两国间通过协商与合作方式达成国际秩序协议，从而中国逐渐融入现行国际秩序的可能性。
从总体看，上述三种观点不是相互排斥的，只是侧重的角度不同，它们都反映了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关系的不同形态和可能前景。这三种观点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些内在的必然联系：“中国挑战论”与“中国替代论”均倾向于将中国视为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前者认为中国可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从而建立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后者则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开始通过和平的方式构建现行秩序之外的新的国际秩序。这种构建对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来说，当然是一种“挑战”，并可能导致两种秩序之间出现冲突。从某种角度上说，构造替代型秩序很容易使人认为，这是为了未来挑战现行国际秩序而做的准备。“中国融入论”则倾向于将中国视为现行国际秩序的合作者(起码是潜在的合作者)，通过中美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特别是在美国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会融入现行国际秩序。上述三种观点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权力、制度、观念和身份等变量，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罢了。此外，这三种观点中的无论哪一种，它都希望在中美之间出现和平式权力转移的前景，并各自从自身理论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中美关系及国际秩序未来走向尚未明朗的情况下，这三种观点均有其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而且只有将它们结合起来才能看到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关系的多种可能前景，并据此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
三 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关系的发展前景分析与对策建议
伴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如何处理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摆在中国外交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中美关系在未来需要协调解决的重要议题。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中美两国如何在国际秩序问题上进行协调。对于权力转移能否以和平方式实现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这其中还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中美之间缺乏合作的原因不是源于华盛顿方面对中国重要性的忽视，也不是领导人忽视中美双边关系的结果，而是由于彼此利益、价值观和能力的不相匹配。”(41)按照“和平式权力转移”分析框架，只有在中美之间具备了良性印象、秩序合意和秩序合法化三个条件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才会和平实现。从目前情况来看，就中美之间的良性印象而言，已经有某些新进展，中美双方已经就彼此信任问题展开了多次磋商。例如，2009年9月24日，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在美国著名智库之一美国安全中心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战略再保证”的概念，“战略再保证必须设法突出和强调中美两国间共同利益之所在，同时以直接的方式着手化解不信任产生的根源，无论它是政治的、军事的还是经济的问题。”(42)虽然目前中国学术界和决策界对美国“战略再保证”的提法持谨慎和保留的态度，但在2009年11月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中美两国明确提出，培育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双方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中美关系。战略互信恰恰是中美之间构建良性印象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自美国的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虽然中美关系的彼此依赖性有所发展，但脆弱性依然很强，从总体上看，中美之间尚未形成所谓“良性印象”。在国际秩序的走向问题上，根据“和平式权力转移”分析框架的设计，中美之间需要谈判的国际秩序内容应该包括新的等级秩序、贸易规则、使用武力的规则、处理领土变化和影响的势力范围等，虽然中美两国之间可以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框架内展开协商，但从美国奥巴马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如美国重返亚洲、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美国对台军售案等)竭力恢复美国霸权的努力来看，中美之间对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框架还很遥远，在国际秩序走向上也存在严重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双方的政界和学术界都在认真思考和谋划解决这一问题。例如，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提出，美国必须意识到它面临着选择，可以通过纳入新崛起的国家，放弃一些自己的权力、额外利益以及承认具有多样性声音和观点的方式来稳定新浮现的世界秩序。或者，美国可以关注崛起的国家是否会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蔓延和蜕变，因为这将会慢慢撕裂美国在过去60年中建立的世界秩序。很明显，美国应该选择前者。美国拥有塑造和控制正在变化的全球景观的机会，但是，只有美国首先意识到“后美国世界”的现实——拥抱并且颂扬这一事实。(43)对于美国的奥巴马政府来说，一个关键的外交挑战是如何与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打交道。中国应以克制的方式来行事并向其邻国表达善意，同时要适当发展国防力量，并扩大其全球和地区影响。美国应该欢迎中国自我克制和负责任的行为，但也要认识到和准备好一个强大的中国将给美国带来的复杂的政策挑战。(44)
笔者认为，针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对策，我们可考虑如下策略以因应之。
第一，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时要采取恰当的原则、方式和方法。具体来说是：其一，外交思维方式从“问题导向外交”向“规则导向外交”转变。根据中美关系的相互依赖程度和中美之间实力的变化，中国面临着如何遵守、修改和提出相应国际秩序规则和规范等新课题的挑战。其二，中国推动国际秩序实现变革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在时间和力度上要适时适度。其三，注重发展中国的软实力，增强中国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从国际秩序规则产生的方式和过程来看，这些秩序规则一般要经历提出新规则倡议→赞成国家不断增加→获得普遍的支持→具有国际约束力→旧规则出现弊端→出现修改旧规则的呼声→提出修正性意见→国际社会评判和当事国协商→新的秩序规则出现等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我们在很多环节上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第二，国际秩序的变化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看，虽然国际秩序的改变主要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实现的，但冷战结束的实践表明，新的国际秩序产生方式也可以是非战争的。如何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国际秩序的变迁，这是各国特别是美国这样的主导国和中国这样的崛起国所应倍加注意的新课题。尤其是当中国这样的崛起国被迫在博弈中处于“进攻态势”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认真设计和选准国际秩序和规则变化的切入点以及合适的方式和方法。从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践来看，美国在对中国政策上可能会采用包括接触、制度约束和安全平衡等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混合战略”。(45)至于中美关系的战略竞争方面，我们可以考虑将中美关系的竞争置于两国间更广泛的合作关系中。中美双方在国际秩序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既处于中美实力逐渐接近的过程中，又处于中美双方战略相协调适应的长期过程中，因此，中国对此必须要有长期的规划。
第三，在国际秩序变革的过程中选择合适的切入点。笔者认为，东亚地区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平台，也是中国修正某些不合理的国际规则，促进现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主要场所。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东亚问题的积极参与将进一步促进中美双方在东亚利益的协调上以及在国际秩序规则的协商上进行磨合，并为中美两国对全球国际秩序的改进奠定基础、提供经验。笔者认为，在美国重视和制定东亚政策的同时，中国也应该结合自身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方针，考虑通过积极地参与地区规则的修改与制定，使中美两国的利益在东亚地区实现机制化和秩序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东亚地区或许可以成为中美协调关系以及国际秩序得以变化的开始。
非常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审稿专家所提出的中肯意见，让笔者受益匪浅，文中错漏由作者负责。
注释：
①Robert Cox,"State,Social Force and World Order," in 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204-254.
②Denny Roy,"Rising China and U.S.Interests:Inevitable vs.Contingent Hazards," Orbis,Vol.47,No.1,2003,p.127.
③Daniel W.Drezner,"The New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Vol.86,No.2,2007,pp.34-46.
④Denny Roy,"Rising China and U.S.Interests:Inevitable vs.Contingent Hazards," p.133.
⑤C.Fred Bergsten,Charles Freeman,Nicholas R.Lardy and Derek J.Mitchell,China's Rise: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Washington:United Book Press,2008,p.229.
⑥Charles Kupchan,Jason Davidson,Mira Sucharov and Yuen Foong Khong,Power in Transition:The Peacefu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New York: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1,pp.8-14,pp.34-39,pp.168-172.
⑦Charles Kupchan,Jason Davidson,Mira Sucharov and Yuen Foong Khong,Power in Transition:The Peacefu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pp.8-9.
⑧Kenneth Boulding,Stable Peac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8,p.13; Alexander George,"From Conflict to Peace:Stages along the Road,"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Journal,Vol.5,No.6,1992,pp.7-9.
⑨Charles Kupchan,Jason Davidson,Mira Sucharov and Yuen Foong Khong,Power in Transition:The Peacefu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p.34.
⑩美国密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奥根斯基(A.F.K.Organski)于1968年在其修订出版的《世界政治》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纳兹勒·舒克瑞(Nazli Choucri)和罗伯特·诺思(Robert North)在1975年出版的《冲突中的国家：国家成长与国际暴力》一书中提出了横向压力理论，分别参见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nopf.1968；Nazli Choucri and Robert North,Nations in Conflict:National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Violence,San Francisco:W.H.Freeman，1975。
(11)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orton,2001,pp.397-402.
(12)Ronald L.Tammen,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Seven Bridges Press,2000,pp.3-42.
(13)Ronald L.Tammen,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p.195.
(14)Steve Chan,China,the U.S.,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A Critiqu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2.
(15)Douglas Lemke and Ronald Tammen,"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29,No.4,2003,pp.269-271; Steve Chan,"Is There a Power Trans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Different Faces of National Power," Asian Survey,Vol.45,No.5,2005,pp.687-701; Ronald Tammen and Jacek Kugler,"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1,No.1,2006,pp.31-55.
(16)Ronald L.Tammen,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p.153.
(17)Geller Daniel,"Relative Power,Rationality,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J.Kugler and D.Lemke,eds.,Parity and War: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pp.127-143; K.Woosang and J.Morrow,"When Do Power Shifts Lead to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6,No.4,1992,pp.896-922.
(18)杨文静：《大国崛起理论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第48页。
(19)Peter Hatemi and Andrew Wedeman," Oil and Conflict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China Security,Vol.3,No.3 2007,pp.95-118.
(20)N.Choucri and R.North,"Roots of War:The Master Variables," in R.V
yrynen,D.Senghaas,and C.Schmidt,eds.,The Quest for Peace:Transcending Collective Violence and War Among Societies,Cultures and State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7,p.17.
(21)R.Tammen and J.Kugler,"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 pp.35-55.
(22)Peter Hatemi and Andrew Wedeman,"Oil and Conflict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p.111.
(23)Avery Goldstein,"Power Transitions,Institutions,and China's Rise in East Asia: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and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30,No.4-5,2007,pp.639-682.
(24)Benjamin Schwarz,"Managing China's Rise:Contending Effectively with China's Ambitions Requir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 Own," The Atlantic Monthly,Vol.295,No.5,2005,pp.27-28.
(25)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Vol.87,No.1,2008,p.15.
(26)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p.24.
(27)Phillip C.Saunders,"Manag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n Patrick M.Cronin,ed.,Global Strategic Assessment 2009:America's Security Role in a Changing World,Washington: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2009,p.262.
(28)Jaime Otero Roth,"China Discovers Public Diplomacy," 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documentos/291/291_Otero_China_Public_Diplomacy.pdf.
(29)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5.
(30)Gerald Curtis,"Obama and East Asia:No Room for Complacency," Issues and Insights,Vol.9,No.15,2009,p.6.
(31)Naazneen Barma,Ely Ratner and Steven Weber,"Chinese Ways-Letters to the Editor," Foreign Affairs,Vol.87,No.3,2008,p.166.
(32)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Soft Power' in South America,Asia,and Africa:a Study Prepared for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www.gpoaccess.gov/congress/index.html.
(33)Naazneen Barma,Ely Ratner and Steven Weber,"Chinese Ways—Letters to the Editor," p.166.
(34)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 http://fpc.org.uk/fsblob/244.pdf.
(35)"Chinese Sof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 Report of the CSIS Smart Power Initiative,http://www.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90305_mcgiffert_chinesesoftpower_web.pdf.
(36)C.Fred Bergsten,Charles Freeman,Nicholas R.Lardy and Derek J.Mitchell,China's Rise: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p.226.
(37)Jennifer G.Cooke,"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http://csis.org/publication/chinas-soft-power-africa.
(38)Jonathan M.Dicicco and Jack S.Levy,"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3,No.6,1999,pp.694-695.
(39)Charles Kupchan,Jason Davidson,Mira Sucharov and Yuen Foong Khong,Power in Transition:The Peacefu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pp.161-164.
(41)Testimony of Harry Harding,"Presented to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http://foreign.senate.gov/testimony/2008/HardingTestimony080515p.pdf.
(41)Elizabeth Economy and Adam Segal,"The G-2 Mirage" Foreign Affairs,Vol.88,Issue 3,2009,p.43.
(42)James Steinberg,"China's Arrival:the Long March to Global Power," http://www.cnas.org/files/multimedia/documents/Deputy％20Secretary％20James％20Steinberg's％20September％2024,％202009％20Keynote％20Address％20Transcript.pdf.
(43)Fareed Zakaria,"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 Foreign Affairs,Vol.87,No.3,2008,p.43.
(44)Phillip C.Saunders,"Manag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n Patrick M.Cronin,ed.,Global Strategic Assessment 2009:America's Security Role in a Changing World,Washington: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2009,p.260.
(45)Evan S.Medeiros,"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Activism,Opportunism,and Diversification,"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2009/RAND_MG85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