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劲杉[1]2003年在《论企业活力塑造》文中提出本文作者认识到企业活力塑造正成为企业在新经济时代激烈竞争中取胜的核心问题，前言中先阐述了构成企业活力的叁个基本层面：生存性、成长性、再生性。 为探讨该问题，首先，从员工、组织、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叁个层次上分析影响企业活力的一般因素。第一、在员工个体层次上，从Y理论对人蕴藏积极性创造性的肯定假设和知识经济中作为知识技能拥有者的人上升至根本性战略资源地位两个方面来认识员工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构成了企业活力的根本源泉；第二、在组织层次上，从宏观角度上，组织在知识整合的“体-场-流”框架中处于基础平台的地位；从微观角度上，在组织显性、隐性知识转化过程中，组织作为知识信息平台在企业建立优势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叁、在企业与外部环境联系上，价值网络打破传统上将企业看作是市场中竞合的原子的思维框架，扩展了企业对外获取优势资源能力的范围和对内发掘活力的深度。 其次，分析阻碍企业活力的一般因素。第一、在个体层次上，一方面企业在进化中形成的个人防卫性心理和防卫性企业习惯阻碍了双循环学习过程出现，阻碍个人和企业活力的发挥；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产权的个人独占和与企业共享形成矛盾，要求企业不得不在制度安排以外注重对行为动机的管理问题。第二、在组织层次上，首先企业组织结构的基本模式-直线职能部制和事业部制本身存在阻碍企业活力的缺陷，其次在以出资者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传统泰勒主义的管理模式中关于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源从属地位和人类行为反复常的假设与现实社会发展不符，阻碍了企业活力发挥。最后探讨我国企业在治理结构，组织体系利机制上实际存在的约束企业活力的问题。第叁、在与外部联系上，风险效用体系是企业通过网络共享活性时所要考虑的关键前提。 解决制约企业活力的因素首先要进行企业体制改革。针对我国企业现状，第一要明晰产权，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来真正保护和落实所有者权益，实现企业内在的发展动力。第二要建立以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为基础，界定两者关系的新型治理结构，建立人力资本的激励约束机制是该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理顺上层治理结构中阻碍企业根本发展动力的问题后，还要通过经营机构的组织结构改革焕发企业活力：组织扁平化、T型组织程序变革消除了官僚层级体制束缚企业活力的问题；组织结构弹性化、小型化变革有利于企业实现小公司灵活创新的行为模式以适应激烈竞争；组织结构虚拟化、网络化为企业充分利用价值网络实现活力共享和增长提供了结构性支持。 其次要通过企业内部机制转换焕发企业活力。第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需要注意物质精神激励的平衡运用和开放式、多跑道激励机制的建立。第二要建立由诊断控制系统、信仰系统、边界系统、交互控制系统所组成的系统性控制机制并通过自我目标设定和自我监督等内部化行为实现自我控制。第叁要消除授权过程中的含混信息，避免信任裂痕，建立真正有效的权力委任机制。最后，在用人机制上首先通过改变传统的隐含雇佣合同，让企业和个人共同迎接挑战米实现权责对称，然后谋求建立合理有效，以人为本的用人机制以激发员工和企业活力。
于克信[2]2004年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管理重组研究》文中提出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表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管理重组(创新)日益凸现出它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以及实现国有企业使命和目标中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管理重组命题的研究及其深化具有相当的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本研究首先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历史与现实背景,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世界科技迅速发展对企业组织产生深刻影响、知识等无形要素成为关键性的战略资源、中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面临严峻形势和挑战等的背景下不断深化的。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至今仍存在问题的“症结”是“自生能力”的缺失,这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缺失。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国有企业改革的难题是创新机制与选择机制的建立;强调管理重组命题尽管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已提出,但在今天尤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一命题的研究应进一步深化。本研究的核心部分的一个焦点是要探究国有企业管理重组的本质及其相关问题,这也是笔者在本研究中的主要创新及其一系列新观点。论文紧密结合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分析了国有企业的渐进式改革与演化,国有企业的演化与惯例,进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组织惯例的性质、特征、作用及功效等进行了剖析,指出组织惯例是一种“知识或知识载体”,它由明晰知识和隐性知识所决定,更多的是隐性知识。也说明了决定国有企业组织惯例的主要因素或要素:心智模式、核心价值观与经营理念、管理制度与规则、业务流程及其运作方式、组织文化等。笔者认为,国有企业管理重组的核心与难点之所在是作为“基因”的组织惯例。在上述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管理重组本质,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认识和新观点,构建了打破并重构组织惯例的理论模型和体系框架。笔者认为,国有企业管理重组其本质就是要打破并重构组织惯例,管理重组是企业组织中的创新机制的内生构建;特别强调企业组织的高层管理者是管理创新的重要主体,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在管理创新过程中扮演着关键和重要角色,对推动管理创新举足轻重;指出内在创新机制与外在选择机制的互动是打破并重构(改变)组织惯例的“杠杆解”;组织学习是创新的需要,组织学习是国有企业管理重组的基础,国有企业管理重组的目标是要建立起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在市场竞争中赢得竞争优势,获得经营绩效,不断得到发展,从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国有企业管理重组要通过打破并重构组织惯例,从而形成国有企业新的运作或做事方式,适应深刻变化的环境和形势。一方面,企业组织要“脱胎换骨”,进行“转基因”即在企业组织中移入新的结构成份(“基因” 6<WP=10>要素)以产生新的功能作用,而且在环境影响和刺激下强化内生动力,促使企业组织构建核心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企业组织赖于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要对它进行“进化选择”,即企业组织能否赢得竞争优势、获得经营绩效是衡量其运作或做事方式及其行为合理的客观标准。至此,笔者建立起了一个分析研究国有企业管理重组命题的理论模型和体系架构。“转基因”就是对国有企业组织惯例的重构与创新。重构与创新是通过在国有企业体制中构建(移植)新的制度结构及其他因素,并使其发挥应有内在机理作用,从而形成新的惯例的过程,这就像是在“转基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构建法人治理结构,是国有企业最为重要的基本内部规则结构的重构与创新,它也是国有企业管理重组的充分必要条件。另外,重塑企业组织使命与共同愿景,形成国有企业开拓进取的内在激励,激发努力向上的张力;变革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和再造流程,适应新世纪迅速变化环境的挑战;培育以人为本的创新型组织文化,学习并创新以开创未来;构筑打造国有企业核心竞争能力,而构筑国有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提升战略领导力。国有企业必须不断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动态竞争优势,才能发挥国有企业应有的重要功能和作用。而这一切都是国有企业要通过管理重组打破并重构组织惯例才能完成的艰难任务和实现的目标,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成国有企业良好的运作机制。本研究也阐述了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的有关问题,认为学习与创新将改变组织惯例维持的基础。组织惯例就其深层次本质而言是知识,广义上说包括隐性知识与明晰知识,更多地是隐性知识。知识与学习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认知学习的结果即表现为知识。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将改变维持组织惯例的基础,因此,组织学习是打破并重构组织惯例的基础。另外,从我国实际出发,论述了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的组织形态目标应是学习型组织,特别是在实践探索中,首要的是找到一个最佳切入点,而这一切入点应该就是在企业组织中处于战略和核心地位的高层管理者团队,它是构建学习型组织的关键环节。本研究对“选择机制”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分析探讨,认为选择机制就是国有企业惯例演化诱导的竞争环境。国有企业是在一定的外部竞争环境中运作、生存和发展的,而这样的外部竞争环境对国有企业而言,既是运作的必要条件也是生存的严峻挑战
胡良才[3]2015年在《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为“党”)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为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背景下的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新的方向。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按照《公司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国有资产向企业出资,“国家”依法当然成为出资人,国有资产所有权亦自然转变为资本形态的股份所有权(即,法律意义上的国有股权)。可以说,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是国家作为出资人厉行法治的基本要义。中国现行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就是适应国企股份制、公司制改革,顺应国有资产市场化、资本化经营的发展要求而建构起来的。经过出资股权转化后的国有资产,客观上就需要塑造一个具有商业行为模式的持有和行使主体,以股东的角色依法进入国家出资企业,按照《公司法》要求形成法人治理机制。国有资产部门分割的行政化管理体制,显然难以适应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的要求。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模拟商业化资产运作模式,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与管理体制,自然成为改革的理性逻辑。按照党的十六大的决策部署,中央和地方政府依法相继组建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即,国资委),代表本级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国资委的诞生,标志着是我国国有资产管理进入出资人时代,其体制特点是:国家出资人职责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资委行权履责实行权利、义务和责任叁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叁结合。然而,国资委作为政府“特设机构”的法律地位以及职能定位,从成立那天起,就一直与质疑和争议相伴。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并没有理清国资委的职权边界。由于监管与行权对象的含混与模糊,国资委不仅在管理国有资本,还在管国有企业的资产(法人财产),名为管资产、管事实则“管企业”,“婆婆”+“老板”是对国资委职能与地位的生动写照。实践中,国资委一度倾向于做“中投二号”,过多强调其作为股东的微观角色,而对国有资产面上的宏观监管职能被弱化,使得国资监管的政策与规则“政出多门”,国有资产统一所有、统一监管的体制格局难以真正形成。2008年颁布的《企业国有资产法》,非但没有直面国资监管的体制弊病,反倒赋予了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权限,现行立法在“中庸”的道路上加剧了国资在部门间“依法割据”的态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之路该往处去,成为理论迷茫实践亦困惑带有方向性的根本问题。为此,本文以“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研究”为题,立足于“管资本”的改革进路,对国家作为出资人的有关法律理论以及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运营与监管的法律改革与制度建构问题进行了回应性的探究。论文坚持从“历史”中来、到“实现”中去的研究路径,始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与文法,通过考察国企改革历程,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实现的制度进路进行了回顾,从实践与实证的视角,阐释了建构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塑造具有行为理性的国有资本(股权)行使与监管主体问题。针对理论和实践中对国有资产的基本含义缺乏统一认知的状况,论文在大陆法系的理论框架里,对“财产”概念进行了法学探源,提出了国有资产所有权为“归属权意义的国家所有权”的观点,使“国有资产”有关法律问题能在统一认知的法学范式中进行研讨。“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向企业投资后身份转为出资人,论文对国家的法律人格和国家职能的学说观点进行梳理和评论,主张国家作为出资人始终是公法人格,凭据民事法律人格“功能说”,认为国家作为出资人的法律人格具有公私兼备法律特性。论文还将国家的职能统合重构为公共管理与所有者职能的二维构成,并将国家出资人职能归属于国家的所有者职能。由于国家政治实体的主权特性以及法律人格的抽象性,使得“国家”难以满足公司股东人格具体化要求。国家作为出资人,并不意味着国家自然可以成为民商法域的“股东”。国家作为出资人的职能承担与权利行使问题,必须通过立法的功能创设,通过制度建构进行法律拟制。论文认为,所谓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是指确认“国家”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对国家出资企业的出资人地位和出资人职能,规定各级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及其管理体制,以及规制出资人权利(股权)和出资人监管权力行使等一整套法律制度规范的总称。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具有叁个方面的功能:一是职能界分功能,二是主体塑造功能,叁是职责建构功能。论文将现行立法建构的出资人法律制度归结为出资人管理体制、出资人主体以及出资人职责叁个方面内容。为厘清推动改革的思路和方向,论文对现行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的理论争议与实践困惑进行了综述与解析。理论争议表现为对国资委的法律主体地位及其行权履责“出资人”抑或“监管人”的职能定位之争。实践困惑表现叁个方面:一是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基础法律关系辨识的困惑,二是“叁层构架”间产权所有与行使的困惑,叁是如何厘清监管层的国资委与经营层的授权运营机构之间关系的困惑。论文还对美英日法以及新加坡等西方主要国家国有资产的立法政策与法制实践进行比较研究,总结了值得借鉴的域外经验。由于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出资人职责由国家所有权制度演化而来,成为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的“元”概念。论文认为,目前理论和实务界对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的诸多分歧与困惑,根源于对“国家出资人职责”这一概念的混沌认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下,推动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改革,既要超越现实的纷繁争鸣和体制博弈的利益趋向,更要追根溯源的“学术回归”,需以法治的理性思维对“国家出资人职责”进行学术检讨和法律重述。论文认为,所谓国家出资人职责是指“国家”向企业出资后,基于出资人的法律地位而具有的监督管理出资人权益和对国家出资企业依法行使出资人权利的职权和责任。结合国资委的法定职责以及国资委要么做“出资人”(即,股东)、要么做“监管人”职能定位争议,论文从本源属性和权能结构的两个维度,对国家出资人职责进行了法学重构。论文主张,国家出资人职责是一个蕴藏“私”权基因且公私并存的复合体,具有公私兼备法律特性的新生概念。基于权利与权力构成“法权”统一体的分析范式,国家出资人职责的法律定位是“权利与权力内在统一的经济法权”。按照股东权利(股权)及法人财产均源自出资财产的公司法原理,论文认为国家出资人职责的权源于国家所有权,甚或说,国家出资人职责就是国有资产资本化或通过出资转化了的国家所有权。论文基于对国家所有权的权能及结构的解析,提出了国家出资人职责的权能由“股东治理”与“行政监管”权能同体构造的观点。在借鉴德国行政私法“双阶理论”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国家出资人职责权能结构是由股东治理与行政监管“一体双阶”构成的学术观点,并对两项权能之间的隶属性的位阶关系进行了阐析。基于对国家出资人职责“一体双阶”权能认识,论文不仅从理论上解释了国资委法律主体地位的行政机关属性,而且阐释了国资委行权履责的股东治理与行政监管职能应当一体行使、不能部门分割的法理,回应了国资委“出资人”抑或“监管人”的实践争论与理论纠结,具有正本清源的学术价值。在借鉴国外法制经验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的叁项改革设想:(1)坚持“国家统一所有”改革出资人职责“分别代表”制度,建构统分结合的“大国资”管理体制。(2)把握“出资人监管”的职能定位,推动国资委组织机构改革与功能再造。(3)实行国有资产监管与运营“纵向分离”,探索出资人职责权能配置模式的实践路径。基于国家出资人职责“一体双阶”的权能构造,论文将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权能类型化行使,归结为出资人职责机构代表国家或政府行使的出资人行政监管权和股东治理权两类法定职权,并分别就出资人监管权和股东治理的行使及内容进行了解析。为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管、对规制者的规制,最后,论文对出资机构人履行权履职监督与法律责任的内容进行解构和论述。
陈蔓生[4]1997年在《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模式与战略进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文中认为当前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正面临两大深刻的转变：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本质上来看，这两大转变的微观主体都应该是国有企业，国企改革同中国经济转型休戚相关。一方面，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塑造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因而国有企业改革成败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全面确立的直接决定因素；另一方面，搞活国有企业，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核心的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直是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焦点，学者们分别采用西方产权理论、企业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乃至采用自然科学中的耗散结构理论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这一迫切的难题，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本篇博士论文是在查阅了大量西方经济理论资料及国内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用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前沿来研究国有企业制度创新问题。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上来看，国有企业改革调整了其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关系，重新规范了企业内部要素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地位与利益关系，完全可以看作是企业制度的创新。 本篇论文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明线，即把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作为一项战略进程来研究，根据战略管理的分析、规划、执行与控制四大环节来展开论述，设置与安排各章节的逻辑顺序也是围绕这条明线来进行的；另一条是暗线，即本文初始首先提出制度创新路径的基本环节的理论模型，各章论述时无形地围绕这一理论模型来展开，以求实现用制度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目的。论文前有导言，后有结束语，中间有十章内容，可分为五大部分，本文的基本框架如下： (一)第一部分由导言与第一章组成，属于本文的总纲及理论基础部分，是全文的开题报告与研究思路的出发点。 第一章前的导言部分，主要论述了笔者选取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的意义，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理论基础、研究的注意点、论文基本框架及基本结论等。 第一章主要论述制度的基本含义、有关制度创新的基本概念、制度供求的影响因素、制度创新的路径、模式及不同模式选择的依据等，对全文从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角度进行了分析概括，是下面各部分展开分析的依据。 (二)第二、叁章构成本文的第二部分，属于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战略分析环节，是企业改革目标模式提出及改革路径确定的基本立足点。 第二章主要研究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历史沿革、现状特点、国企改革的外部环境与条件的一般情况、环境发展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机遇、威胁等。 第叁章论述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供给、需求两方面内容，提出了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主动力与被动(?)力因素，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需求强度、国企制度创新的阻力与难点、影响国有企业改革模式的供给因素、改革时滞与改革特点，当前改革的加速度以及为何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战略进程等进行系统(?)论述。 (叁)论文第叁部分属于制度创新的战略规划篇，由第四章与第五章构成，属于论文的重点核心内容，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四章将提出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总体目标模式及其分类，通过同国外企业制度模式进行系统比较，指出实行该模式的原因，并将深入分析该模式实施的关键点，选择该模式中各种不同类型的依据，该模式实施的路径、过渡环节等内容。 第五章将围绕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政策导向，论述目前重组国有资产思路的弊端(?)企业集团公司化改革的战略进程，中小企业改革的各种模式的比较与选择依据等。本章侧重于对重组国有资产的基本思路的思考。 (四)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战略实施与执行环节由第六、七、八共叁章构成，属于论文
同燕[5]2010年在《企业活力理性研究》文中指出全球经济竞争的不断加剧,使得企业活动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不断提高,企业运营难度和运营风险也在显着攀升。在中国,每年有近100万家企业倒闭,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6年。虽然企业陷入危机的原因是多样性的,但企业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缺乏能有效支撑其健康生存发展的内在活力,则是根本原因。由于企业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企业理性基础之上的,因此,企业内在活力匮乏,本质上是指导企业行为的企业理性存在严重缺陷所导致的结果。企业理性问题的研究,是关于企业运营结构、运营机制、运营体系、运营动力等其他一切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前提。选择和建构怎样的企业理性,对于企业生存发展命运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学界目前关于支撑企业健康生存发展的企业理性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对企业理性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滞后于企业运营实践的状态。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探索和建构有效的企业理性,为关于企业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理性层面的研究视角,同时,为企业运营实践摆脱人为制造的危机提供较为有效的企业理性理论的支持。本文主要基于非欧几里得思维模式,采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在前人关于理性理论、组织理性理论、企业活力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活力理性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性的研究。论文的主要结论与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提出企业管理活动存在于非欧几里得空间的假设。不同于现有学界普遍以笛卡儿-欧几里得思维模式的研究思路,指出企业活动存在的空间,是具有非均匀、不平坦、富有弹性的非欧几里得空间。任何企业无不存在于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来自企业内外各种不同性质的“力”将企业置于非欧几里得空间中,企业得以健康生存发展的最优路径不可能是欧几里得空间中平直路径,而是需要企业活力理性引领的“扭曲、弯折”的路径。(2)协调了经济学理论与企业实践关于企业目的的矛盾观点。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企业实践的结论是,企业利润并不是经营企业的最终目的,只是企业经营得法的副产品和必然结果。在非欧几里得空间,企业管理目的是以企业目的与企业行为人目的的张量积形式存在着：企业管理目的既要反映出企业的工具性目的,又要反映出企业相关利益者的工具性、价值性双重目的。这一观点,使得经济学理论与企业实践关于企业目的的冲突结论得以协调。企业管理活动是以追求企业活力而非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活动。单纯的企业经济目的不能直接作为指导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目标。只有通过实现企业活力,企业目的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3)提出并初步解释了“企业活力理性”概念。扩展深化了支撑企业发展的既有理性观念,为企业的发展能够基业长青提供了相应理论基础。企业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活动,企业活力是企业存在发展的根本保障,是企业目的得以实现的前提。企业的管理行为或活动是否合理的评价准则是：该活动或行为是否有利于企业的活力建设。任何有害于企业活力的行为,都不是企业理性的行为。企业活力理性强调,企业活力的建设与提升,是企业活力理性中诸元素相互适应、相互契合的结果,其中任何元素的功能都离不开其他元素的作用与支撑。当企业活力理性的各元素关系不协调时,企业无论在各个要素上付出多大的努力,对提升企业活力都可能是无效的。(4)企业创新活动存在着有效性边界。基于企业活力理性的企业创新活动,存在着有效性边界问题。约束企业创新活动有效性的因素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企业创新不是越多越好。对创新的时机、领域、数量、方式把握不当,将会使企业“招致致命打击”。企业创新供给与创新需求只有处于动态均衡状态,企业的创新活动才是有效的。破坏这种平衡,要么就会导致创新有效性空间的闲置和浪费,市场占有率低,使企业赢利不足；要么就会导致创新无效,加大企业运营成本,形成企业要素的浪费,加大企业风险。(5)企业对其短期收益的追求,属于“力的逻辑规律”,是企业的感性选择。企业对其长期收益的追求行为,则属于“能量或势的逻辑规律”。企业行为人并不能自发地实现和维持其长期收益和短期收益的均衡,需要企业活力理性的有效指导、规范才能实现这样的均衡。
朱立[6]2005年在《品牌文化战略研究》文中提出一品牌概念虽早已有之,然而对品牌价值的认识却从未停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品牌在营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品牌源于标识,源于企业和消费者的不安全感,它作为产品的附属物依附于产品而存在。市场竞争的加剧,促使品牌超越产品演变为企业的市场符号,成为独立于产品的重要的无形资产。对于企业,拥有市场比拥有工厂重要得多,而唯一拥有市场的途径就是拥有具市场优势的品牌。品牌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企业基业常青的根基。产品可能过时,技术也许被淘汰,而品牌将长存。未来的营销是品牌的战争!品牌是企业成功的旗帜,是企业获取顾客的标志。失去品牌,企业将不复存在。品牌无处不在,一切皆品牌。1、企业的基本职能是营销着名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说过,企业具有两个基本职能--市场营销和创新。“营销是一个组织的灵魂,而不仅仅是其体系中的一部分”;营销是企业的基本职能,是企业经营活动的主要内容。营销的特质是竞争。经济的飞速发展,迫使我们重新认识营销,重新分析营销构建的基础。2、营销的旗帜是品牌品牌营销改变了产品营销阶段以品质、价格和服务为单一手段的营销要素策略,品牌战略整合了企业的产品品质、服务、广告、形象、促销、公关等诸多营销要素,并以消费者满意为目标,着力塑造品牌资产价值,以品牌资产价值为核心推动企业整体营销的发展,获取竞争优势。第一,品牌是消费者与企业联系的桥梁;第二,品牌是企业的“市场符号”;第叁,品牌资产增强企业竞争优势,提升企业竞争力。Scott Davis说,“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品牌,任何事情都成为可能。你可以从价格上获取额外的收入,推出比竞争对手价格更低的新产品,更早地收回开发成本,减少新顾客获得成本,提高单位顾客收益率,对分销渠道施加更多的控制,更容易获得与其它品牌合作及行使许可权的机会,使你的品牌满足更多目标群体的需要”。品牌是营销的旗帜。3、品牌的核心是文化品牌是一个价值积累过程。品牌价值是品牌的市场价值,是品牌在市场竞
周秀红[7]2005年在《我国国有企业文化创新探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它要求企业文化与治理结构、产权制度、管理制度等协调一致。然而,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及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并成为国有企业发展乃至生存的巨大障碍。与发达国家的大公司相比,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着企业价值观不明确、企业精神缺乏个性等问题,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并导致企业发展后劲不足。一方面,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文化力作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日趋显着;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公司再造理论与实践的悄然兴起以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都要求国有企业改革必然触及深层次的企业文化因素。因此,有必要就国有企业文化创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本文通过搜集和研读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访谈及问卷调查,阐述了我国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历史与现状,指出我国国有企业与其他类型的企业在企业文化创新方面的共通性与特殊性;运用比较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揭示出我国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有企业文化创新的内外条件,指出实施国有企业文化创新的有效途径。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通过赋予传统文化以现代精神、承袭革命文化的优秀品质和吸收借鉴国外企业文化的有益成果,确立我国国有企业文化创新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同时,针对目前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塑造形神俱佳的企业品牌形象、建立学习型组织、发挥企业家的主导作用等方面探寻国有企业文化创新的有效途径,旨在树立国有企业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建立员工个人全面发展与企业繁荣兴旺协调一致的共同愿景,切实发挥企业家和普通员工的主观能动作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顺利进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何载福[8]2005年在《企业文化建设实践与绩效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主要研究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实践过程中企业文化战略选择、企业文化竞争力及其与经营绩效的问题,通过对企业文化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提出企业文化实施的具体战略、提高企业文化竞争力的模式、增强企业经营绩效的途径和企业文化内化的途径。目前,国内外学者和企业界实际工作者对企业文化建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述,积累了不少经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国外的企业文化研究已深入到诸如组织学习、核心能力、管理伦理、经营业绩等因素,而国内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对企业文化显性因素的定性研究上,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操作性,尤其是运用数理模型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企业文化建设问题的创新成果还不多。针对这种状况,笔者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进行研究,并对企业文化建设在经营绩效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作了一些探索。首先,在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涵义、意义、现状、存在问题和经验进行论述的基础上,对企业文化实践及其战略问题进行了研究。从战略管理理论、博弈论和学习型组织理论在管理中的运用,分析了企业文化战略的内容,提出企业文化战略的选择要适应新的形势和企业的发展战略目标,从培育企业价值观入手,实施结盟战略和品牌战略,创建学习型企业,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同时,提出了创新型、稳定型和追随型企业文化战略的组合方案。其次,对企业价值观和企业价值观念体系进行深入研究,设计重组企业价值观合作竞争博弈模型。论文论证了企业价值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指出要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企业文化建设; 对中外企业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企业价值观整合的内容、原则和途径; 在对思想教育双方博弈和重组企业价值取向的合作竞争博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实例分析论证了中美两国企业价值取向博弈模型,提出了中外企业价值观整合的策略。再次,对企业文化竞争力的构成要素模型了进行研究,并对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论文构建了企业文化竞争力要素模型,设计了企业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计算。同时提出了提高企业文化竞争力的实现途径。借鉴国内企业实践经验和国外企业文化研究成果,说明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产生重要影响。对经理人员激励机制进行模型设计,说明在建立健全新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
田超[9]2003年在《核心能力战略及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毫无疑问，企业核心能力理论追寻的是企业生存和发展最为本质的东西。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Intel、Microsoft、Sisco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技术型公司的快速发展，以及GE、IBM、SONY等一大批老牌企业不断更新、颇具发展后劲的现实，也愈加清晰地使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捕捉到了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就短期而言，公司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决定了公司的竞争优势，长期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造就和增强公司的核心能力。这一理论不仅打破了传统的"企业黑箱论"，并对数十年居于主导地位的现代企业理论提出了挑战，把经济学和管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从本质上认识和分析企业，又植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内部事项。企业的主要任务也由简单的获取超额利润转向了培育核心能力以取得长期竞争优势。作为20世纪90年代迅速兴起的一种新式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企业核心能力理论显示出独特的生命力。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而战略管理理论与实践则引导其走向实用的、解释企业内部本质的发展方向，二者的完美结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企业分析理论和框架。论文在对核心能力理论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梳理与回顾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未来走向与趋势，致力于进行研究系统的创新，提出了一个基于四个核心能力元的全新的核心能力战略理论研究体系，即提出可以从文化核心能力、知识核心能力、组织核心能力和战略实施能力四个方面去理解、把握并进而在实践中培育、构建核心能力。从重要性上来讲，这四个方面是以文化核心能力 以核心理念为灵魂）为内核的多层次关系，不仅在逻辑上有主次之分，同时兼顾了相互之间的互动与契合，并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意义。在后面的四章里，论文分别对四个核心能力元进行了具体深入的研究，分别提出相应的次级能力元构成体系，并开发出各自的概念群与研究模型，在每一章都提出了有创意的思想或研究方法。本文认为核心能力理论是战略管理理论的一个最新成果和目前的主流企业理论，因此，每一章都提出了基于核心能力理论的次级能力元战略管理模式，这也是目前核心能力理论研究深化的最新发展趋势。在前面理论继承与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最后一部分是实证及应用研究。用四万余字、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对我国企业核心能力的现状进行了全景式的分析，提出了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发展我国企业的核心能力所应该采取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方法。这对于我国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于我国企业的成长和壮大，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王云, 陈雯[10]1991年在《企业发展的动力——兼论企业文化的塑造》文中提出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企业是否有活力.企业活力的来源有许多,但人是第一性的,他构成了企业的主体,是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决定因索的作用如何?取决于人的观念和行为.人的观念和行为是由许多因索共同决定的,但不外乎内部的和外部的.从外部看它主要是受文化的影响,是在特定的文化熏陶下形成的.如对公平问题的看法,在许多人的观念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种平均主义的观念,认为平均才是公平的.可以说它是我国封建文化中“均平富”的产物.因此塑造一种良好的文化,有利于形成人们良好的观念和行为.企业文化是八十年代初,在西方兴起的一门企业管理科学,其主要探讨如何通过企业文化的培养,来影响和制约企业职工的观念和行为,以推动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论企业活力塑造[D]. 赵劲杉. 中国海洋大学. 2003
[2]. 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管理重组研究[D]. 于克信. 复旦大学. 2004
[3]. 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研究[D]. 胡良才.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4]. 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模式与战略进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D]. 陈蔓生. 南京大学. 1997
[5]. 企业活力理性研究[D]. 同燕. 西北大学. 2010
[6]. 品牌文化战略研究[D]. 朱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05
[7]. 我国国有企业文化创新探究[D]. 周秀红. 清华大学. 2005
[8]. 企业文化建设实践与绩效研究[D]. 何载福.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9]. 核心能力战略及实证研究[D]. 田超. 复旦大学. 2003
[10]. 企业发展的动力——兼论企业文化的塑造[J]. 王云, 陈雯. 华东经济管理.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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