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家长参与”研究的问题域分析论文

国外关于“家长参与”研究的问题域分析论文

国外关于“家长参与”研究的问题域分析

李艳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上海 200062)

[摘要] “家长参与”这一主题近年来备受关注,国内研究大多假设或“默认”其是一种积极的教育力量,在实践领域大力推广。通过对相关研究的分析,发现相关概念在认同合力育人这一基本价值的基础上呈现两种范式、三种价值取向,其内涵具有可变性。孩子的学业成绩作为一项量化指标,成为众多研究的验证领域与确认家长参与合理性的前提变量,试图精确量化“家长参与”对孩子成长有“多大程度”的影响。有关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推广都有一定积淀,但仍面临一些问题与障碍。现有家长参与的模型以中产阶级为主体,弱势群体被“污名化”,并逐渐被排斥在主流社会群体之外。

[关键词] 家长参与;学业成绩;弱势群体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于“家长参与”的研究逐渐丰富,以一种多视角、多学科和多层面的研究态势,涵盖家校关系相关的理论建构、实践推进以及政策策略等领域。通过对相关英文文献进行分析,发现涉及的基本问题域有:“家长参与”的基本意蕴、“家长参与”的合理性与价值检验、“家长参与”的推进与问题分析、“家长参与”与社会平等的关系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更为基本的问题,其他三个问题是从不同角度对其基本意蕴的展开、补充或提问。

一、“家长参与”的基本意蕴

“家长参与”这一概念内涵丰富,相关概念众多,一些文献中没有从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角度对相关概念进行梳理与确认。由于其丰富的内涵、广泛的活动以及变化的形式,较多文献采取一种“预先定义”(predefined)的策略以避免对其进行明确定义,只有少量文献对其内涵进行了清晰界定。具体而言,相关概念的基本意蕴在认同家长参与基本价值的基础上呈现两种范式、三种价值取向,也有人从历史的角度对“家长参与”进行纵向考察并推论出其可变性。

10 mL的1-丁基-3-甲基咪唑氯化盐[BMIM]Cl离子液体和0.2 g微晶纤维素加入到50 mL圆底烧瓶中超声1 min,100 ℃下加热搅拌2 h至纤维素完全溶解,得纤维素均相溶液。

(一)相关定义的两种范式

在对“家长参与”进行定义的一小部分研究中,大体存在两种范式。一种范式从家长或家庭对孩子成长重要作用的角度,强调其包容范围之广泛、形式之多样和内容之复杂。有从活动发生的地点将其分为以家庭为基础的和以学校为基础的参与,有从活动的内容将家庭学习环境的构建、家长的期待、家校联系等囊括进其内容范围并进行划分的,也有从家长参与的深度把家长参与教学活动、学校管理活动划入其内涵,还有从活动的发起主体强调学校发起或家长发起的活动划分。此种范式多是从学校角度出发,思考如何使“家长参与”符合学校的教育预期或促进孩子在校园场域内的成长。

另一种范式从家长参与的局部内容出发,强调家庭环境或地位、家长与教师的沟通或联系、母亲参与或父亲参与的不同影响。此种范式关注家长参与的局部,尝试寻找家庭方面对孩子成长影响的证据。

(二)相关研究呈现三种价值取向

在关于“家长参与”的研究中并非都支持“家长参与”对孩子成绩有积极影响这个结论。一些研究通过不同的方法去论证“家长参与”的有效性并不确定,或者从其他视角阐释“家长参与”实践中存在的弊病和可批判之处。例如,范息涛(Xitao Fan)发现家长与孩子及学校的沟通对孩子的学业成绩存在消极影响[12];还有研究指出支持孩子自主的、注重过程的、以积极情感和信念为特征的家长参与行为对孩子会产生积极影响,相反,则不利于孩子成绩的提高[13]

第二,对话取向。这一取向是基于对上一取向的批判,认为这种没有触及“相互性”的“参与”所持有的家长观倾向于秉持消极的家长观,如家长处于学校的附属地位,家长并不具有关于教育的专业知识等。这种对“参与”的认知受到一小部分研究者的质疑,如米歇尔·范登布洛克(Michel Vandenbroeck)等人从本体论出发强调人们生活在参与式的世界[5],他们认为真正地参与会为对话和协商创造机会与空间,这个过程不仅有意见一致,而且会存在不一致,因为社会包括多元的甚至矛盾的利益、价值观和对幸福的理解。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在其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中用“沉默文化”解释了在学校中家长经历着内化的压迫,以使其与学校的主流准则一致。近年来,从“赋权”的角度来描家长参与的过程以及其中蕴含的对话空间,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关注。

第三,民主取向。以彼得·莫斯(Peter Moss)为代表,他解释民主式参与是一种成人和孩子共同参与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决策、组织与整个社会的方式,民主式参与促进了多样性的发展[6],为新想法、新实践提供了土壤。安妮·亨德森(Anne Henderson)和凯伦·马普(Karen Mapp)指出让家长参与到关于孩子学习、发展以及学校生活的决策中是非常必要的。[7]该取向强调教育是民主的实践场所,强调日常微观教育实践中的民主导向,主张“家长参与”是践行民主的一种方式。

(三)“家长参与”的可变性

对“家长参与”内涵的研究涵盖了不同的视角与假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内涵不是不变的。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2001年与2006年《强势开端》(Starting Strong)报告中指出,“家长参与”不是教家长如何参与,也不是把教育责任推给家长一方,强调“家长参与”应该是一个参与性、民主性的过程,强调知识与信息无障碍地在双方间进行自由沟通,教师应该学会倾听家长,尤其是处在多元化背景下的家长群体。在强调家长参与对孩子早期学习有积极影响的背景下,2013年与2015年的《强势开端》报告中强调了家长应与教师合作以促进孩子的技能发展和身体健康,但上述解释没有出现。“家长参与”同人类其他行为一样,不是固定不变的事件,它是随着发生的情境、家校间占有的资源以及孩子的具体需要的差异而不停地发生变化。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尤金尼亚·伯杰(Eugenia Berger)在梳理家长参与的历史中,指出家长一直被包含在孩子的教育中,但是“参与”随着时间延伸发生了变化。她认为家长在正规学校教育出现前被认为是教育的发起人与第一承担者,在正规学校教育出现后,“家长参与”的核心内容转变为对自身责任的强调与通过家长教育(parent education)提升自我。[8]威廉姆·詹恩斯(William Jeynes)在《家长参与和学业成绩》中对“家长参与”的历史做了另一种方式的考察,他认为虽然这一概念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但是“家长参与”作为一种观念在美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其源头可追溯到清教文化传统,尤其是清教徒对教育的重视与对家庭及父母对孩子成长影响的强调,这一价值观对“家长参与”的信奉成为美国后来从国家层面强调家长参与的文化根基。还有人从家长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变化,分析了教师眼中的家长从消极作用到积极影响的历史变化。[9]

二、“家长参与”的合理性与价值检验

尽管家长参与的价值被一些研究证实,但是在实践中相关主体仍面临着复杂的难题与障碍。例如,在实践中,家长与教师对沟通的不同理解,在大学的课程体系中缺失有关家长参与的教师教育课程,更缺乏以“家长参与”为内容的职前教师教育与在职教师教育一体化的专业发展链条。针对如何充分发挥“家长参与”的作用这一问题,虽然开发了很多“家长参与”的形式与活动,相关措施和策略在实践中也不断被拓展与实施,但是富有成效的家校间的合作少之又少,家长参与水平停留在技术支持与沟通层面。有学者称“家长参与”为“脚本化的实践”(scripted practices)。[24]

就少数族裔家长群体而言,相关研究认为这些家长很难真正参与到学校教育中。而中产阶级白人家长群体更能对学校治理产生影响,甚至影响政府的教育政策以使相关政策有利于他们,少数族裔家长群体虽然想融入中产阶级白人群体,但文化冲突的存在不能达到社会融合的目的。“家长参与”成为影响少数族裔孩子学业成绩的关键因素,这种关系长久以来被忽视,这些家长的参与也没有受到主流教育系统的重视。美国的家长参与模型根植于主流阶层或中产阶级家庭,少数族裔的家长群体被排斥在外,移民家长这一群体发现他们相较于其他背景的家长群体更难参与到学校中去。非主流群体或弱势群体在家长参与中的缺失或低参与水平以及相关研究的缺乏,致使这些家长被贴上“不关心孩子教育”“难以合作”(hard to reach)的标签。

基于其对孩子的积极影响,相关研究倾向于认为“家长参与”是一种积极的教育力量,假设家长参与越多,对孩子越有利。而且,检验家长参与对孩子成长的影响程度成为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有人将此类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从自然状态下的家长参与出发,依据家长、教师和孩子的相关信息数据去检测其影响程度;另一种是在人为干预及有设计地实施家长参与的状态下,去检验家长参与的效果。[10]其中,孩子的学业成绩作为一项量化指标成为众多研究的验证领域与确认家长参与合理性的前提变量,相关经验分析成为研究的集中地,这些研究尝试量化家长参与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

(一)“家长参与”与孩子学业成绩的关系

“家长参与”被认为是影响孩子学业成绩的关键因素,可以作为提高学生现有成绩水平的关键工具。其中,安妮·亨德森(Anne Henderson)开展的系列研究为家长参与的有效性提供了积极的证据。“家长参与”不仅对孩子有积极影响,对教师与家长的行为也会有积极的影响;不同的家长参与方式或类型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家长期待的影响最大,家长在家庭中的监督影响最小,而且与不同的成绩检测标准有关。例如,“家长参与”对平均学分绩点(Grade Point Average,GPA)的影响高于具体学科的成绩。[11]

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涉农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着改变,这就要求企业能够适时调整并优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加强党的领导下提高涉农企业公司治理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治理效率,从而实现涉农企业稳定发展,助推我国农业现代化实现、农村繁荣和农民增产增收。

第一,工具取向。大部分研究探索家长参与这一领域的初衷是确证其对孩子成长的价值。在实践中,强调“家长参与”对孩子学习的影响,容易使家长成为学校与政策制定者眼中的“影响因素”,成为促进孩子学业成功的工具,有学者将这种价值取向称为“家长的治理”(parental governmentality)[1]。这种取向的“参与”因其预防学业失败的内在假设,容易造成家长教育参与中的“不在场”,更激进的结果是将孩子学业失败的原因归到家长身上,尤其是不参与的家长,而非学校因素上,有学者称这一过程为“家长责任激进化”(radicalization of parental responsibility)[2]。这种取向下的“家长参与”具有单向性,以学校立场为基础或中心,家长很少参与到“学校应该培养孩子什么”“孩子如何更好地成长”等前提性问题的讨论中。而且,家长需要学习参与过程,学校有必要帮助家长提升此方面的能力,或者说家长也需要“受教育”,有学者批评其为“家长教育学化”(pedagogicalization of parents)[3]或者“家长初始专业化”(proto-professionalisation of parents)[4]

(二)家庭背景与孩子学习成绩的关系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在1966 年《科尔曼报告》(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的结论中强调了家庭背景特征对不同族裔美国学生的学校表现的影响,以此来强调家庭背景对于孩子学业成绩的重要性,他将儿童家庭背景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式提了出来,使其成为一个较多人关注的研究维度。这个维度的研究关注家庭环境对于孩子学习的支持程度,家长的教育期望与孩子成长的关系,家长是否积极参与并支持学校的活动,家庭养育方式对孩子的影响等。相关研究调查得出: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如学习书籍数量较多和安静的学习环境,有利于孩子读写能力以及计算能力的提高;家长积极参与到学校教育中以及对孩子有较高的教育期待对孩子的阅读与数学成绩有积极影响,还利于孩子适应学校生活;其中,母亲的教育参与尤为重要。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多是依据家庭背景不同,如经济条件、文化水平以及社会资本的多样性,来检验其价值。

(三)“家长参与”的“学术化”

在学前教育领域,由于家庭对成绩的重视以及家长在家开展的关于学习的活动,幼儿园易被贴上“学术化”或“小学化”的标签。“为学校教育做准备”被用来描述学前教育相对于小学教育的附属地位。“学术社会化”这一词汇包含所有能对孩子学校学习产生影响的家长信念和行为,是理解家长参与和家长重视孩子学习的一种方式。[14]家长参与对孩子的影响研究以及相关的检验研究内容,大部分集中在对孩子语言技能、数学技能以及为学校做准备的其他技能的关注上,试图精确量化“家长参与”对孩子成长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三、“家长参与”的推进与问题分析

基于家长参与的价值开发,“家长参与”在实践领域得到推进,在理论建设方面也有一定积淀,但仍有一些问题以及障碍。

(一)理论建构与实践推进

按酯化淀粉质量的4%(W/W)称取Dellite 72 T,以丙酮为溶剂,搅拌2 h充分分散后加入1.00 g酯化淀粉,继续搅拌2 h,按酯化淀粉质量的30%(W/W)加入三乙酸甘油酯,充分搅拌后,倒入5×10 cm2模具内,于45 ℃烘干成膜。

就“家长参与”的过程而言,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从家长参与的状态与社会背景的关系角度出发,认为一定时代下的“家长参与”是社会过程的结果。她认为“家长参与”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家长请教师教育孩子并为教师提供场所与必需品;在第二个阶段,学校教育大量涌现,家长为学校建设提供经济支持,并参与到学校活动中;在第三个阶段,家长作为志愿者参与到教室中,也参与到学校课程中,还参与到孩子的认知发展中。她认为就这三个阶段而言,家长参与水平呈逐渐上升趋势。[20]有研究者在总结相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家长参与”过程中的四个发展阶段:无参与阶段(学校给命令与指示)、预参与阶段(学校通知家长,并倾听家长意见)、参与阶段(家长参与学校决策)、后参与阶段(家长与教育在一个系统中一起工作)。[21]

就“家长参与”的活动类型而言,爱泼斯坦在着重回答如何在实践中实现学校、家庭、社区的高质量交流沟通这一问题时,提出了六种“家长参与”模式:当好家长(parenting)、相互交流(communicating)、志愿服务(volunteering)、在家学习(learning at home)、决策(decision making)以及社区协作(collaborating with community)。她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全国合作伙伴学校联盟(National Network of Public Schools),为学校、学区和州领导开发与执行合作伙伴计划提供详尽的专业指导。也有研究区分了五种家长参与的类别:选择学校、通过组织参与学校决策、参与教学和学习、参与学校环境建设、家校联系与沟通。[22]

其次,在政策推进层面,各国都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案。如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和《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对学校、家庭与社区的合作关系的强调,希腊的《家长指导》、比利时《法令与教育框架》中强调了家长在学校教育中的角色与重要性。芬兰将家长参与水平和质量作为衡量学校的重要指标,并在《国家课程大纲》中规定必须促进家长参与。葡萄牙在《国家规划大纲》中明确规定了家长参与的重要性并提出应给家长参与学校决策的机会。在实践方面,一项涉及五国(芬兰、挪威、葡萄牙、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家校伙伴关系(parent-professional partnerships)的国际研究项目从跨文化的角度集中探讨了学前教育中家长参与的当代挑战,以此探索学前教育的本质并推进家长参与水平,多元文化成为理解家长与教师间的关系、促成“家长参与”的背景因素。有学者还指出,家长如何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很少进入相关研究人员的视野,家长的角色建构、效能感、参与的邀请与机会被认为是决定家长参与的关键因素。[23]其中,教师的邀请对家长的参与决定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

(二)“家长参与”的问题分析

从相关概念以及历史研究展现的脉络可以发现,“家长参与”的内涵延续至今的是家庭和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要性。无论是家长自发的参与活动,还是社会团体组织举行的家长教育活动以及政府推行的家长参与计划,其目的之一都是促成孩子的成长。相关研究也表明开展家校合作不仅能有效提高儿童的学业表现,如学习行为、课堂表现、考试成绩等,还能增进儿童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情感发展,使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增强儿童的自尊心、自信心,降低儿童过失行为的发生率和旷课次数。尤其是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以及学习有问题的孩子,积极影响更为明显。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OECD等国际组织将“家长参与”作为缩小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带来的教育差异的重要方式。

有些研究指出现有家长参与的模型以中产阶级为主体。具体而言,有研究者指出学校服务于不同的阶层,其假设暗含着不同的家长参与水平,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认为学校代表并复制着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利益与沟通形式,教师能更加有效地与拥有相似背景的中层与上层家长群体进行沟通,这无形中提升了中层与上层家长群体的参与水平,限制了低经济文化水平家长群体的参与。[28]拉鲁从阶层的角度分析了中产阶级在时间、金钱、文化资源以及社交资源方面的优势,得出这些阶层优势会使家长与教师间的交流和合作更为成功与高效,而工人阶层没有这些优势,他们的阶层所带有的文化易造成家庭与学校间的隔离,降低家长参与的质量。[29]玛丽亚·卡瓦略(Maria Eulina de Carvalho)意识到中产阶级家长的养育方式被认为是优良的养育模式,他们自己也能在学校教育中发挥更为明显的作用,她还批判了学校教育向家庭延伸这一现象。[30]

期末考试来临,K12领域校外培训机构大规模整改,学生课外怎样复习才能迅速提分?UC大数据显示,影响中国妈妈的焦虑因素中,“小孩教育”占到了第二位。基于大城市中产阶级规模的迅速扩大,作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中产家长往往认为,子女教育才是最值得信赖的投资品,可国内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与不平衡,却成了家长们共同的心病。有人说,真心希望周末在培训机构外排队等候的家长能越来越少。

四、“家长参与”与社会平等

在家长参与的问题分析中,家长参与的主体范围问题已经凸显出来。家长参与包含的主体范围有哪些,每一位家长是否都能以有差别的方式参与进来?这些问题在家长群体具有多样性的现实情况下及注重社会平等的境况下显得尤为重要。

(一)“家长参与”中的主体范围

从世界范围来看,相关研究集中在英美等发达国家,这些研究很少将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或国家主导着相关研究的走向。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研究确立的研究路线和理论假设能否包含边缘人群,成为检验这一领域的价值依据或重要内容。

首先,相关研究者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了家长参与的理论基础。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把社会影响从生态的角度以对孩子成长的影响为核心扩展开来,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论证。[15]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指出通过增加家庭、学校与社区间的联系,可增加社会资本,从而促进孩子的发展。萨拉·莱特福特(Sara L.Lightfoot)则从不同的责任使命出发,强调家庭与学校、家长与教师间真正的合作是必要的。[16]乔伊斯·爱泼斯坦(Joyce Epstein)从家庭、学校、社区的共同教育目标——促成孩子的成长出发,强调不同领域对孩子的重叠影响,通过不同领域的合作、分工与和谐的人际关系促成育人目标的实现。[17]针对学前教育这个具体的场域,有研究者设计了学前教育中的情境理论(contextual theory),认为家长参与是推进孩子社会化和获得成长的核心力量。[18]还有研究者从移民家庭的角度,将家长参与解释为文化协商的过程[19],这个过程包括双向的对话,家长与教师是一种互惠的、对称的对话关系。

就相关研究人员与政策制定者而言,家长参与的重点场域在于学校,而不是家庭。有研究批判虽然现有家长参与的模型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具有实用性,但是其范式仍然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以学校为中心,这些类型没有考虑到种族、阶级以及移民等不同角度的家长群体的多样性。[25]有研究表明这种来自学校的单一维度的行为范式符合教师要求专业自主的诉求,因为教师希望在家长与教师间保持明确的界限。[26]具体而言,家校间的关系是不公平的,家长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学校的决策制定与学校变革过程中,他们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参与到学校活动中,参与过程也被学校控制,家长的角色已经被学校“预先设定”。家长的角色定位依据于“他们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满足学校的要求”。一般支持学校开展各项活动的家长被认为是“好家长”,对学校持有不同意见的家长往往被认为是“问题家长”。[27]

当前我国建筑劳务企业难以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因还包括规章制度的缺乏。虽然我国在近些年来,经济发展较为迅速,但法律规章却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它在建筑方面的内容还不够完善,难以满足当下建筑劳务企业的需要[4]。同时,建筑劳务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缺乏也是值得重视的内容,良好的规章制度能够保证建筑劳务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保持规范的操作,杜绝不轨行为的出现。此外,部分企业管理者虽然已是到了规章制度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将其落实在实际中,导致规章制度流于形式,不利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二)“家长参与”中的弱势群体

家长参与中的弱势群体研究大多沿着家长所处的社会经济水平(socio-economic)和种族文化类型(ethnic-cultural)两条线索展开,而且结论具有一致性:少数种族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参与水平较低,而且他们的孩子学习表现较差。这些家长逐渐被“污名化”,并被排斥在主流社会群体之外。

假如vmax>v0,设P5是P1P2减速运动区间的起始点.设P1P2加速短、匀速区间段和减速区间段内的运动时间为T11、T12、T13,可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成本的管理控制和计算的管理在整个路桥工程建设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就进一步要求路桥的相关施工单位一定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工程的计量以及成本的管理控制工作。施工的单位一定要不断地完善和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保证成本控制管理体系的科学可靠,进而才能够让企业在成本控制以及计量方面获取进步,更好地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有学者分析了这些家长在参与过程中缺失的形成原因,指出被贴上“难以合作”的家长群体并不是由于种种困难、障碍或者对孩子教育的漠不关心而没有参与到孩子的学校教育中,实际上有可能是学校统一的参与标准并不适合所有家长群体,进而将有些家长排除在外,并进一步指出与其说“难以合作的家长”,不如说“难以合作的学校”[31]。有学者提出现有研究其内含的假设是所有家长有同样的需要,坚持所有背景的孩子应该被平等对待的“一刀切”倾向,这种倾向忽视了少数群体的作用以及他们可能遇到的障碍,其提出了家长参与中的“去种族化”[32]

忽视家长多样性的理性中心主义的立场,易导致工人阶级家长群体强化对教师是最懂教育的专业人员的理解,同时加剧他们对自身附属地位的认知,这容易促使他们形成宿命论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日益关注家长参与和孩子成长的密切关系时,对孩子学业失败的思考视野容易从对造成人群间差异的社会不平等因素转向家庭方面,也容易将思考的维度从学校自身问题转嫁到家长教育孩子的责任问题身上。

可以看到,通过(12)式、(13)式,矩阵求逆运算变成了迭代运算,而且迭代公式中也不存在矩阵求逆运算。相应的,权值更新公式为:

“就算他只是陌生人,我们既然知道了这事,肯定得尽一份力,更何况他是你的好朋友,而你又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他也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了。”我努力说服秦风,虽然我们帮不了太大的忙,但我们也想送上一份祝福。

五、结语

对“家长参与”的不同理解,是导致现在研究存在“不一致”结果的一个原因。相关研究的视角大多是从学校立场出发去推进家长参与,并改善参与质量,缺失家长的声音与视角。笔者理解的“家长参与”是一种双向的、互动的、对话性的过程,教育是一种参与性的过程。在提倡社会公平和社会融合的背景下,弱势群体的“发声”与倾听他们的“声音”成为一个前提性问题。正如佳娅特丽·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的发问——“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吗”,这一发问仍然值得深思。

关于“家长参与”的推进,相关理论都指出了家庭与学校的相互作用和平等地位。但是,在实践中,家长间的多样化差异使其在参与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尤其在家长与教师的力量对比下,不平等地位尤为明显。在实践中,为了推广“家长参与”,倾向于采用标准化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家长参与是一种以合作的方式推进的吗,合作的方式推进家长参与对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此类问题需要“家长参与”的过程研究。这些问题的澄清有可能会拓展家长参与的价值与合理性问题的思考空间,为思考教育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幼儿发展问题提供更广泛的视野。

关于对“家长参与”的批判研究,实质上大多是基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理论对家长多样性的反映,是对多样性与公平关系的反映。这类研究倾向于将家长作为“资源”,关注家长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网络、家庭文化和社会背景、家庭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对不同阶层家庭和儿童造成的不平等影响。研究得出的结论,如少数族裔的孩子和贫穷家庭的孩子通常表现得不如主流阶层的孩子好,并不能完整地解释这一现象的成因,这需要我们进入家校关系研究的本质,积极地思考教育使命与社会使命、教育的社会责任与社会的教育责任的关系。

关于“家长参与”和社会平等的关系问题,其旨趣指向于对已有主流的关于“家长参与”基本意蕴中所包容的主体范围的质疑,这一点与人的多样性与社会的复杂性相契合。不同主体间的互惠参与、不同场域间的对话合作可能会悄然地淡化这种隔离的界限,促进社会融合。当肤色、种族、文化等因素不再成为社会隔离的工具时,教育能为社会融合做什么,处于微观实践中的“家长参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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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Realm of Issues on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Foreign Studies

LI Ya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tudie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parental involvement is becoming a hot topic.Most of the domestic research assumes that it is a positive educational factor, which is widely implemented in practice.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ed foreign research.By literatur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meaning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emerges two paradigms, three value orientations and its meaning is variable based on identifying the value to children's development.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as a quantitative index becomes the focus of research and related research tries to quantify precisely how much parental involvement can influence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The implementation and relevant theory have been developed, 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and barriers.The existing models focus on middle-class parents and disadvantaged parents are stigmatized and excluded from the mainstream.

Key words: parental involvem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disadvantaged group

中图分类号: G4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667(2019)04-0083-08

作者简介: 李艳,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根特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教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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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家长参与”研究的问题域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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