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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哲学在我国是近些年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因为它刚刚兴起，所以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社会哲学的对象、方法、意义乃至社会哲学的学科定位等等问题上，学界还有着不同的理解，这是很自然的。笔者不揣冒昧，在此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学界同行。
一 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两个哲学维度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有两个基本的哲学维度，即历史哲学的维度和社会哲学的维度。历史哲学的维度即一般历史观的维度，它研究人类历史的客观的、辩证的本性及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哲学的维度则是直接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哲学维度，它从具体社会形态的社会结构切入研究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中，这两个哲学维度是内在地紧密地结合的。对于现实社会生活过程的关注和研究始终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源泉和起点，但他在考察现实社会生活过程时又总是保持着高远、深邃的历史视野，并善于从对于现实历史的研究中抽引出历史哲学的结论。
历史哲学的维度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哲学的维度则被以往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了。实际上，对于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许多重要内容，只有从社会哲学的维度去把握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例如，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剖析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在他的政治、历史著作中考察了当时欧洲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揭示了人的异化的根源以及扬弃异化、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条件和途径；在此基础上，他考察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结构，从各种社会矛盾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社会整体运动中揭示了欧洲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他还在同欧洲社会的比较中对东方社会的社会特征和发展道路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哲学的重要内容，在他的社会历史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我们过去忽视了社会哲学的维度而只是把握到了历史哲学的维度，或者说，只是从历史哲学的维度去解读马克思的著作，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两个方面的不良后果：其一是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抽象化了；其二是因为只知道有历史哲学这个维度，因而把马克思当时考察欧洲社会的一些具体的理论结构也纳入历史哲学（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当这些具体的理论结论被历史进程所修正时，也就借此而否定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价值。
近些年在批评上述两种倾向特别是抽象化的倾向时，又有些学者否认马克思有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哲学只是属于旧哲学的范畴，唯物史观不是历史哲学。这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确曾严厉地批评过旧的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指出“这种历史哲学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旧的历史哲学是从观念出发，用臆想的联系代替历史过程中的真实的联系，企图构造适应于一切时代的永恒公式。马克思还说：“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显然，马克思是承认历史哲学的，但只是在这个限度内承认：它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承认这个“综合”的必要和价值，就是承认历史哲学。实际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就是这样的“综合”。它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从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观察中抽象出最一般的理论结论，而不致使自己成为脱离现实历史的“独立的哲学”。
可见，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这两个维度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际上也就是唯物史观和现实历史的关系。历史哲学即一般历史观，只是一种世界观，它虽然可以作为观察社会历史的观念框架，但本身不包含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的社会历史问题的解答。社会哲学是直接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即研究现实历史的，它是包含对于现实的社会历史问题的解答的，当然这种解答也仍是哲学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即唯物史观必然植根于现实历史，并只有回到现实的历史中去才能保持它的活力。因此，从学理上讲，社会哲学应是历史哲学的基础。抛开社会哲学的维度，就会退回到旧的历史哲学的老路上去。
二 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
区分和把握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两个维度，把社会哲学同一般历史观剥离开来，这有助于理解社会哲学独立存在的价值。但是，这两个维度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历史哲学要以社会哲学的研究为基础，社会哲学的研究即直接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研究也不能没有纵深的历史视野。社会哲学虽同一般历史观剥离开来，但仍然是哲学。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不是两个不同的层面，而是同一个层面即哲学层面的两个不同的维度。因此，又必须把社会哲学同实证的社会科学区别开来。即使是社会科学的理论部分如理论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等，也是不同于社会哲学的。
哲学研究的层面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总体性，一是反思性。按照我的理解，社会哲学是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性把握，这种研究是从对于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研究切入的。社会的变迁是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亦即结构性变迁，对于对象的总体性把握也就必然是一种结构性把握。因此，从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研究切入，是可以达到哲学所要求的总体性的研究层面的。同时，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变化，也是对人类自身活动反思的一个方面。社会学也研究社会结构，但它不是反思的。社会哲学与社会学相区别的一个根本点，乃在于社会哲学是从社会和人的相互关照中研究社会结构。它把社会结构视为人的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的活动的社会形式。因此，它不只是研究社会结构本身，更要研究一定社会结构中的人的活动，从中探寻社会结构形成、演变的根源，要研究一定社会结构中人的生存状况，寻求人类生活的意义支撑。哲学要追问人类活动、人类生活的意义，也就同时要追问社会结构的本质及其合理性。反思性表现为对于认识前提的追问。哲学不同于具体科学，它对于前提的追问或批判是彻底的，没有限度的，这种彻底性的根由就在于人本身是不确定的，是未完成的。所以，从人类活动出发研究社会结构，也是可以达到哲学所要求的反思性的研究层面的。
社会结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把握社会结构的形成、演变、运行机制等，涉及到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理解，涉及到人的活动结构、人的需要结构、人类活动的价值结构以及人的活动方式、人类活动的组织方式、人类历史的进化方式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都是重大的哲学问题。从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研究切入，不过是从社会结构的研究这个角度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或者说，是从所有这些相关的角度去研究一定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社会哲学的研究内容本来是异常广泛、异常丰富的，也正因如此，才有必要选取一个恰当的角度把它集中起来。在我看来，这个角度就是社会结构及其变化。
三 社会哲学应着重研究社会转型
社会哲学的研究从社会结构切入，就应着重研究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即结构性变迁。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结构关系即社会生活各种矛盾、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相互制约关系最为鲜明地呈现了出来。同时，社会生活急速变化，扑朔迷离，人们对于生活意义的追寻也异常急切，急切地寻求对于各种现实问题的理论解答。这都要求社会哲学从一般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以便集中地思索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这实际上就是说，转型时期比任何时期都要求哲学同现实生活汇通，而实现这种汇通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社会哲学的研究。
从历史上看，真正构成系统化的理论的社会哲学正是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在古代哲学中也包含了某些社会哲学的构想，但只是在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社会运动的整体性特征日益显露时，才使得社会哲学的研究成为一种迫切的理论需要，并具备了建立社会哲学理论体系的客观基础。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哲学的研究十分活跃，这几百年里支配社会变革和人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深入人心的大观念，可以说都是社会哲学研究的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也创立了系统的社会哲学。他们的社会哲学也是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同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在基本观念上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但其背景是共同的，所研究的问题也是基本上相同的。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现代中国也需要建立自己的社会哲学。马恩的社会哲学理论当然是中国建立社会哲学的极重要的思想资源，就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理论也有借鉴的价值。但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中国人自己的研究。社会哲学既然是研究现实的历史，那就是说，它不是超时空的，没有适应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哲学。如前所述，即使历史哲学都不能将其视为永恒的历史公式，社会哲学更是如此。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就以社会转型来说，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处在现代化这整个世界历史时代的后发阶段，它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即先发国家相比，有着不同的历史起点，并且面临着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即使在后发国家里，中国也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的国情，包括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地理、人口、资源条件，以及由近代革命进程所创造的独特的历史前提等等。因此，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遇到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特殊的问题，要求有对于这些问题的特殊的理论解答。这就是说，必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哲学。
四 对于社会转型的研究应首先把握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
对于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既要把握社会结构关系内容的变化，更要把握社会结构形式即结构方式的变化。结构形式或结构方式具有普遍性，越是最为一般的形式具有越高的普遍性。
社会的结构方式主要地是由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状况决定的。据此，可以把自文明时代以来的社会划分为社会分工和交换不甚发达的非市场经济社会和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在非市场经济社会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各领域合一的社会结构方式，而在市场经济社会则是各领域相对分离的社会结构方式。
在非市场经济社会，分工不发达，经济活动的社会化程度很低，社会成员之间缺乏一种由分工和交换所造成的相互依赖性。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经济活动本身不具备社会整合的力量，一定的社会生活秩序的形成不能依靠经济的力量，而必须依靠超经济的力量去整合分散的个体。这种超经济的力量首先是政治的强力，同时也包括文化的精神凝聚力。而且，在这种社会整合状态下，物质生产力的水平虽不会有很大的提高，但一般地可以大体上保持稳定，而社会秩序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和很大范围内波动，这样，一定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对于人类生存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三大基本的需要，即由经济活动去满足的一定数量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由政治活动去满足的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的需要及由文化活动去满足的一定水平的生活意义的需要。在非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主要承担社会整合功能以满足一定社会秩序需要的政治活动不能不被推到了特别突出的中心地位，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必须服从于政治活动的社会整合功能，将它们限制在不损害必要的社会秩序的范围内。换句话说，社会对于秩序的需要构成了物质需要和意义需要的界限。在这样的社会里，各个领域就必然是以政治活动为中心而直接地统合为一体的，这种社会结构方式可以称之为领域合一的结构方式。
在市场经济社会情况就不同了。这时，社会分工比较发达，每个人的生活资料的获取都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交换活动，人们的经济活动高度社会化，人本身也高度社会化。属于经济范畴的分工和交换就造成了一种把各个社会个体结合起来的力量，就是说，经济活动本身就具有了越来越大的社会整合功能，这就使得经济活动（以及文化活动）从属于政治活动的情况在客观上成为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了。显然，如果仍然用政治的手段，去把社会整合成为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活动方式相适应的状态，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这就必然使原来那种以政治为中心的领域合一的社会结构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形成各领域相对分离的社会结构方式。
非市场经济的领域合一的状态实际上掩盖了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一切政治化了，就不容易看清社会的结构关系。市场经济社会的领域分离的状态才使社会的结构性特征突显了出来。所以，从领域合一到领域相对分离，表明了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社会整合的形式和途径日趋多样，因而也表明了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的理论任务日趋紧迫，这恐怕也正是社会哲学在我国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领域的相对分离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变化的趋势，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象美国那样的“后工业社会”甚至如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已达到了一种“领域断裂”的程度。这种趋势在我们国家也越来越明显，如“政企分离”，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等等。诚然，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水平不同，各个国家实现这种领域分离的过程、形式和程度也是不同的，这都是需要研究的。更加需要研究的是各领域的相对分离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既然是从非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那么，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变化就都会不同程度地受着这一基本趋势的支配和影响，因此，对于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也就都应力求在这一基本趋势的观照下进行。比如，关于经济活动的特点和功能，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和运行机制，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关于政治活动的功能及其变化，政治体制的改革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基础和途径；关于文化活动的功能，文化运作方式的转变包括文化各层面的分离和整合，价值观念体系的重建，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人”的社会作用和地位；关于社会的价值结构包括作为社会基本价值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社会代价问题；关于社会各领域的功能整合以及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控制与稳定；关于市民社会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将其放在各领域相对分离的趋势观照下去考察，就有可能发现它们具有同领域合一状态下极不相同的内容、特点和表现方式。
五 对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研究的历史向度
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处在历史的转变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处在急速的变化中。转型社会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而对于社会转型的理论研究正是要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把握它的确定性。这就有一个理论研究的历史向度或历史定位问题。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处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历史向度的交汇处。前现代的东西即传统的影响非常深厚，仍在各个方面牵制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而在前现代的影响尚未得到有效的清理的时候，后现代的思潮（以及后现代的一些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又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而迅猛地涌了进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前现代的东西和后现代的东西由于同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因而很容易结成联盟，西方的某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往往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到希望。这种情况，极大地增加了转型社会的理论研究的难度，我们的研究工作很容易在这点上发生失误。弄得不好，前现代的东西未加批判地保留了，后现代的东西未加批判地拿来了，惟独把握不了现代性，说不清什么是现代化。
因此，社会哲学的研究必须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种历史地位出发，牢牢地把握住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对于前现代的东西，对于传统文化，一定要认真研究，但必须是以现代性或现代化的观念去审视。对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一定要认真研究，但不能不加批判地拿来，而是要看它在对于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反省和批评中提出了哪些值得我们警惕和借鉴的问题，为完善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理论所用。
六 关于建构社会哲学理论体系的问题
社会哲学研究的学术目标，是通过学界同行们的共同努力，建构一个体现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并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哲学理论体系。确立这样一个目标不仅是应当的，也是可能做到的。但是，我认为目前构建理论体系的条件尚不具备，不应急于去构造理论体系，而是要把注意力投向现实社会生活提出的重大问题。
我们强调社会哲学的现实性，强调社会哲学维度同历史哲学维度的区别，特别强调我们的社会哲学要有中国特色，这似乎与建构社会哲学理论体系的目标相去甚远，而实际上，这是一条研究社会哲学的正确有效的途径，也是建构社会哲学理论体系的正确有效的途径。
中国情况、中国经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据此建立的社会哲学理论也只是特殊的，正如当时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社会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马恩据此建立的社会哲学理论也只是特殊的一样。社会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不是对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感性描述，而是一种通过概念体系的把握，并且是将中国的特定经验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总体中的考察，包括批判地借鉴世界现代化研究的积极的理论成果，因此，它也就必然具有理论的普遍性品格。只是，它不会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而是与特殊性相连结的普遍性，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普遍性。这实际上是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研究的正常途径。
要求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达到社会哲学的理论层面，主要的就是从对现实生活的研究中提炼出揭示社会生活某方面的本质、能够引导社会变革潮流的大观念。所谓理论体系，在一定意义上说不过是这些观念的系统化，而不是凭空编造某种社会哲学的概念演绎系统。这当然决不是可以忽视社会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固然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作指导，同时也要有选择地改造和借用已往的社会哲学的范畴，但最重要的是在基础理论中贯注丰富的现实内容，把对于现实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有效地吸取到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去。这无疑是异常艰难的道路，但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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