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设想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设想与其“世界历史”理论是否一致? 学术界在关于马、恩“跨越”设想问题的探讨中,一个重要分歧在于对马、恩“跨越”设想与其“世界历史”理论是否一致的看法各异。我们认为,就“世界历史”理论与“跨越”设想内容本身分析,二者不属于同一层次,不能作非此即彼的比较。“世界历史”理论带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双层含义,“跨越”设想仅仅是针对个别民族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探索结果,是一种策略的原理。作为策略原理是在理论原理指导下产生的,并且也是为其理论原理服务的。二者是统一的。对此,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从马、恩提出“跨越”设想的出发点分析,无疑是从“世界历史”观出发的。所谓世界历史即指全人类的历史,是指人们的普遍交往和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而发展变革。马、恩的“世界历史”观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是以人类解放作为历史发展最终目的的。因此,他们一方面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入侵加速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创造世界无产阶级现实条件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分析了这一作用的有限性,斥责了殖民入侵的野蛮本性和破坏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解放才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东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只是落后国家获取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物质基础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正是从这种“世界历史”观出发,对俄国社会进行考察时,发现“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在这里马克思在提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时显然是从俄国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为分析基点的,无疑是“世界历史”理论和人类解放思想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
其二,从马、恩“跨越”设想的落脚点来看,依然是以“世界历史”为归宿的。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出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马克思所说的“正常条件”是什么呢?根据马、恩有关论述,这种条件首先就是要有俄国革命,其次要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对此,马、恩在1882年1月合写的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明确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在这里马、恩利用的是“假如……,那么……”的假设句,表明这只是一种设想。尽管是一种设想,综观他们的有关论述则是严格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理论基石和方法论原则的,使这种设想完全限定在科学的逻辑推理和严密的理论论证基础之上。
因此,我们认为马、恩的“跨越”设想与其“世界历史”理论不仅不存在“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马、恩的“世界历史”观是以人类的解放为目标和价值标准的,而不是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为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与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的“世界历史”的根本区别。
(二)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马、恩的“跨越”设想本身产生的时代背景就是针对当时俄国自由主义者与民粹派围绕着俄国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先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再走向社会主义,还是从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争论而提出来的,并且严格设定了能否实现“跨越”的条件。而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使俄国成为帝国主义矛盾的焦点和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薄弱环节。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炮火中,俄国人民在列宁的领导下于1917年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然而,十月革命是伟大的创举还是历史的误会?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开创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谬误的争论随之开始,至今仍在继续。
我们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与马、恩“跨越”设想的实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苏东剧变的原因与十月革命道路的开辟也没有必然联系。判断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首先应界定马克思所指的“卡夫丁峡谷”的含义是什么,现实社会应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实现跨越。根据马、恩有关论述的理解,我们认为马、恩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意指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所带来的苦难和波折,而非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及其发展中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要根据具体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程度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来判定。如果生产力发展水平非常落后,国内人民又没有革命的积极性、又不具备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条件,那么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无论如何是无法跨越的。
而就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而言,它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世界历史进程一体化导致的不同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或者说它是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也不同于马、恩“跨越”设想的一种历史“跨越”。因为在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国家是否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总的前提问题,要从世界整体联系加以考察。20世界初,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使得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成了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在帝国主义大战的特殊条件下,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就成了一种客观必然。一方面战争破坏了世界秩序,也造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口。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和矛盾以及国内痛苦的向外转嫁,缓和了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却把一些相对落后国家逼到了毫无出路的境地,从而增强了这些国家工农的力量,造就了这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正如列宁所说:“使我们这支队伍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其他队伍前面的,是历史形势,是沙皇制度的后果,是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而不是我们的意志,也不是因为我们要这样做,而是形势要求这样做”。也就是说东方较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并不完全是这些国家内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冲突所导致的自然结果,而是面对帝国主义战争或列强入侵所造成的深刻社会危机和全面民族危机所采取的有效举措,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必然选择。
(三)俄国、中国先于西方发达国家开创社会主义进程是否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设想? 关于这一问题,应该进行分层研究。一方面就马、恩“跨越”设想是否得以证实问题的探讨,我们认为马、恩“跨越”设想的原则精神得到了证实,而其具体内容并未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就现实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来分析,我们认为俄国、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一条不完全等同于马、恩“跨越”设想的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和终点不同于“跨越”设想的前提条件和内容规定。一方面,革命前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都不存在马、恩“跨越”设想所说的那种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形式。十月革命前,俄国已“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公社土地所有制迅速解体的时代”,成为小农土地私有制的汪洋大海。中国则是一个以封建地主私有制和极其分散的个体农民为主的社会。这就缺乏“跨越”设想所说的“直接过渡到高级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的内在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革命胜利后并未得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互相补充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所提供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不仅难以得到广泛利用,反而遭到资本主义的遏制、封锁和围攻,难以实现马、恩“跨越”设想所说的那种“直接过渡”的条件,而只能在“一球两制”条件下采取迂回过渡的形式实现社会主义,并且这种社会主义也仅是初级形式或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即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这种社会主义,即现实社会主义,无论就其生产力水平,还是其所有制形式、产品分配形式以及人们的思想觉悟,与马、恩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巨大差距。无视这些差距,简单地断定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马、恩的“跨越”设想,不仅在理论上缺乏依据,而且在实践上也会陷入误区。误区之一就是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直接过渡,导致贫穷的社会主义。因为按马、恩“跨越”设想所要求的必备条件来判断,实现“跨越”之后建立的新社会应该与他们早年设想的在西方发达国家所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样,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当然还有待于未来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检验)等,以此来构筑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自然就会导入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的泥潭。误区之二就是以实现马、恩“跨越”设想之后建立的新社会应具有的水平和特征来衡量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以现实社会主义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以及生产力不发达等,而陷入姓“资”姓“社”的困惑之中。误区之三就是难以正确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互相关系,或过分强调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不顾现实社会主义大都脱胎于前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的实际),而忽视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吸以和利用;或过分注重两种制度的对立和斗争,恪守“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热衷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和对抗,陷入孤立、封闭和落后状态。前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陷于上述误区不能自拨的结果。我国目前进行的体制转轨或模式转型无疑是彻底走出“历史误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四)苏联东欧剧变是否表明现实社会主义没有前途? 前苏联东欧剧变后,关于社会主义命运问题的研究成了世界性的热门话题,但对社会主义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的看法却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1)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和最终消亡。(2)苏东剧变表明现实社会主义已走到尽头,民主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的选择。(3)苏东剧变并不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低潮过后将是高潮的到来,21世纪将是社会主义复兴的世纪。
我们认为,上述第一种观点的错误显而易见。它一没有搞清社会主义(包含理论形态、运动形态和制度形态)与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联系与区别,由前苏联模式的垮台就断定社会主义的失败或消亡,犯右以特殊代替一般的逻辑错误;二没有搞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与联系,把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以及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吸取和利用说成是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原则的背离,显然是套用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而上述第二种观点的片面性也很明显。暂且不谈历史上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和相比较的劣势,而就目前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来分析,也仅是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一种探索,而这种探索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其价值目标的追求仍是飘忽不定的。瑞典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就表明,不触及私有制就想实现所谓“经济民主化”或追求其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举步维艰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私有制进行“改良”的企图,则等于与虎谋皮,最终难逃失败命运。当然,就民主社会主义追求的自由、公正、互助、合作的价值目标以及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所作的努力而言,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而上述第三种观点原则上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但就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的内容来看,大都停留在一般规律的推理和理论论证上,而就实践中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等问题的探讨仍不够系统深刻。鉴于本文上述思想的分析,认为现实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关键在于它能否吸取历史经验、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作出自我创新的努力。对此,笔者在《浅论世界历史进程与社会主义历史选择》一文中作过阐述,在这里仅补充两点:
其一,适应科技革命的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浪潮,创新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从其功能角度讲应包括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社会改革工程的操作理论,像当年马、恩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既阐述了“世界历史”理论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又阐述了类似“跨越”设想理论一样,不仅要回答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还要解决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和途经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理论无疑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基于中国国情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经济教训的总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创新。它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具有重大启发意义。但就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质内容来讲则应是世界性的,其发展程度将取决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企业自治社会主义等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探索,尽管许多观点未必正确、科学,但它面对世界发展遇到新问题所作的新探索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必须要认真研究的,这种理论探索对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显然是有益的,我们应加强对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研究。
其二,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加快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步伐,努力实现制度创新。自1996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把未来经济明确定义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以来,知识经济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一种经济形态迅继从发达国家发展开来,其突出的特征就是,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且是直接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创新和利用。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它的产生与发展,不仅引起了经济生活划时代的新变化,而且将由此引发着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经营管理乃至领导决策的深刻变革。现实社会主义要在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历史性竞争中取得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同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密切结合。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将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尽快跨入崭新的经济时代,能否借助于经济时代到来的契机,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俄罗斯学者斯拉温教授在探讨“现实社会主义”崩溃的原因时曾指出了四点:(1)社会主义没有能够在经济上取得对资本主义的胜利,即没有能够提供列宁认为是社会主义生命力最重要的标准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2)社会主义没有为劳动人民提供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平。(3)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这个词所包含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因为政权与劳动人民异化。(4)前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教条式的党。它不仅在实践中歪曲了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也没有给这些思想带来什么发展。这一见解无疑是深刻的。作为曾长期受苏联模式影响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认真吸取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经验教训,借助知识经济时代契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努力实现制度的创新,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进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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