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元时期的文章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元论文,时期论文,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6)02-0100-010
笔者曾在《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兼论古文评点的文章学意义》(以下简称《发覆》)一文中[1]，指出“文章学”一词盖最早产生于中唐古文运动时期，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曰：“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学，行义甚高。”[2] (卷一二)又张籍《祭退之》：“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学，无不该贯。”[3] (卷一)他们所谓的“文章学”，盖包括了古文理论和创作两层意思，不含骈文(四六)。笔者进一步指出：“南宋以降，直至清代桐城派，研究时文、古文文法成为潮流，范围和意义也由科举而后超越科举，文章学于是与诗学、词学鼎足而三。古文评点家揭示了许多文章学规律，其中的精华部分，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这里的所谓“文章学”，就纯指古文、时文的文法研究。就广义而言，“文章学”应指一切研究“文章”(包括古文、骈文)的学问，如文章理论、文章批评、文章作法等等，但不包括创作。从狭义论，“文章学”则专指古文文法研究，因科举时文以古文为法(说详后)，故也包括在内，而骈文则另立为“四六学”。南宋之后，文章学研究以古文文法论著为多，实际上是向狭义的方向发展，近似于文法学，除评点本外，还涌现了一些重要的文法论专著。
当代学者王水照先生认为，“文章学之成立，殆在宋代，其主要标志在于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4]。笔者同意这一说法，并认为文章学当创立于南宋孝宗朝，标志是陈骙《文则》、陈傅良《止斋论诀》、吕祖谦《古文关键》的相继问世。直至元末，是它蓬勃发展的时期。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文章学备受学界冷落，这个研究领域即便不是“处女地”，也可说是“生荒地”，真正关注和投入的学者很少。由于《发覆》的中心是讨论南宋古文评点本兴起的原因，故对文章学的问题没有展开，本文拟专论宋元时期的文章学。所谓“宋元时期”，特指南宋孝宗至元末(1163—1368)，历时两百多年；因元人大多是对宋人的文章学理论进行总结、归纳和完善、发展，故我们将两代归并整合为同一“时期”。
一、宋元时期的文章学著作
关于宋元时期的文章学，首先要明确其研究对象，也就是认定这一时期的主要文章学著作。我国文章学源远流长，早在魏晋六朝时代，相关论著已有不少，只是一般并非专论“文章”，且大多数残佚已久。唐人王瑜卿《文旨》一卷、王正范《文章龟鉴》五卷、孙郃《文格》二卷、倪宥《文章龟鉴》一卷、冯鉴《修文要诀》二卷等，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八》，也都失传，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已不可考。前面说过，南宋以后的文章学以古文文法论著为多，尤其喜用古文评点的形式，评点即研究文法，文法即见于评点。“点”包括圈、点、抹、撇、截等，极其复杂，而现存评点本经多次翻刻或已散乱失真，故本文姑不讨论“点”，而只涉其“评”。此外，还有不少文法论散见于“文话”类著作①、作家文集、语录及笔记中，如《朱子语类》中就有不少论文法的对话。限于篇幅，姑只举其大宗，即现存的文法专著与古文评点。这些著作主要有：
1.《文则》，陈骙著。陈骙(1128—1203)字叔进，台州临海(今浙江)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甲科，官至知枢密事兼参知政事，卒谥文简，《宋史》卷三九三有传。此书成于乾道六年(1170)，自序称其弃“惟利于进取”的科举之学后，“凡一星周，得以恣阅古书”，“《诗》、《书》、二《礼》、《易》、《春秋》所载，(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所传，老、庄、孟、荀之徒所著”，“余窃有考焉，随而录之”，“古人之文，其则著矣，因号曰《文则》”云云。全书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项，每项各若干条。今通行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
2.《蛟峰批点止斋论祖》四卷，陈傅良著、方逢辰批点。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温州瑞安(今浙江瑞安)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甲科，官至中书舍人兼侍读，卒谥文节，有《止斋先生文集》52卷。《宋史》卷四三四有传。方逢辰(1221—1291)，字君锡，淳安(今属浙江)人。淳祐十年(1250)进士第一。累官兵部侍郎，力诋时相之非，遂聚徒讲学，学者称蛟峰先生。陈氏早年以揣摩科场程式文著名，“片言落笔，传诵震响，场屋相师”[5]，刊有《城南集》、《待遇集》。后来悔其少作，死后其门人曹叔远为之编集时不予收入，但坊间流传甚广，《止斋论祖》盖即《城南集》或《待遇集》之类的遗文，书名乃后人所改。
《四库全书总目·存目》著录《止斋论祖》五卷，《提要》称“分四书、诸子、通鉴、君臣、时务五门，凡为论九十二篇”。此书现已不可睹。今存《蛟峰批点止斋论祖》为明成化六年(1470)知严州府事朱暟刊本，分“甲之体”、“乙之体”、“丙之体”、“丁之体”四卷，凡“论”体文39篇。目录前题“后学钓台邵澄孙清叟编诵”。据泰定五年(1328)傅参之序，方逢辰批点乃邵澄孙(清叟)所加，盖从他本过录。
《止斋论祖》每篇之首有评语，以“评曰”起。“甲之体”卷《乐天者保天下》篇，评语中有曰：“但说保天下处略而亦包不上来，今稍改添大意，谓‘彼以横逆来，我受矣，则彼之横逆能及我而福天下’，方说得保天下精切。”文中此数句(文字稍有不同，上引乃节录大意)处，有注文曰：“自此以下，至‘何利于天下’，并系蛟峰改。”由此看来，评语乃方氏笔，他为了使文章更加合乎法度和圆满，对原作略有增补或改动(其他篇偶亦有之)，而说明改动情况的注文，当是邵澄孙过录时所加。
陈傅良对文章学的最大贡献，是《止斋论祖》卷首的《论诀》。《论诀》用简明的文字，全面总结了作“论”的八项程式：认题、立意、造语、破题、原题、讲题、使证、结尾。他针对的虽是科场“论”体文，但所揭示的规律具有普遍性。评语略述文章大意，但能高屋建瓴，指出该文的优胜之所在。
3.《古文关键》二卷，吕祖谦编著。祖谦(1137—1181)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人。隆兴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该博多识，累官至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著《东莱吕太史文集》40卷。《宋史》卷四三四有传。所编《古文关键》二卷，今传宋刻蔡文子注本分为20卷。除宋本外，还有明嘉靖十一年(1532)李成刊本，不详年代的明刻本，嘉靖十九年(1540)楚府崇本书院刻本，清康熙间徐树屏刊本，乾隆十八年(1753)浙西顾氏读画斋刊本，以及《金华丛书》重刻康熙本等，都是二卷。《四库总目》著录江苏巡抚采进本，乃明嘉靖本。日本有文化元年(1804)刊本，也是翻刻康熙本，并保留了原本的点抹。
是书虽不是时文集，但教举子文章法门，仍是其目的之一，故清张云章《康熙本古文关键序》说：“东莱吕子《关键》一编，当时多传习之。……观其标抹评释，亦偶以是教学者，乃举一反三之意。且后卷论、策为多，又取便于科举，原非有意采辑成书，以传久远也。”该书卷首载《古文关键总论》，有“看文字法”、“看韩文法”、“看柳文法”、“看欧文法”、“看苏文法”、“看诸家文法”(包括曾巩、苏辙、王安石等七家)、“论作文法”、“论文字病”，也是八项。如“看文字法”总论“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提出“第一看大概，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文有旁批，具体提示作法，故《四库提要》称“祖谦此书，实为论文而作”。
4.《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20卷，楼昉编。楼昉字旸叔，号迂斋，鄞(今浙江宁波)人。登绍熙四年(1193)进士第，仕至朝奉郎守兴化军。为文汪洋浩博，从学者数百人。是书今存宋刊本20卷，收文168篇。又有明正德本、嘉靖本，皆35卷，收文193篇，乃元人所增。《四库总目》著录内府藏35卷本。每篇题目之下有简要的评语，多是评说文意，少数论及文法或文章渊源。
5.《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不分卷)，方颐孙编著。《四库总目·诗文评类存目》著录是书，《提要》谓“颐孙福州人，理宗时为太学笃信斋长。其始末则未详也”；又谓“盖当时科举之学”。今人所编《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之“诗文评”类已收入。该书前有淳祐九年己酉(1249)陈岳序，略曰：“古文之编，书市前后凡几出矣。务简者本末不伦，求详者枝叶愈蔓，驳乎无以议为也。乡先生方君府博，莆中之文章巨擘，萤窗雪几间褒集前哲之雄议博论，取其切于用者百有余篇，以《百段锦》名之，条分派别，数体具备，亦有助于学为文也。”全书分遣文、造句、议论、状情、用事、比方、援引、辩折、说理、妆点、推演、忖度、布置、过渡、譬喻、下字、结尾，凡17格，每格又分若干小类，摘录范文一篇(或二篇，最多三篇)，然后加以评论，在评论中揭示写作方法。如开首“遣文格”，分11小类，首为“四节交辩”，摘苏轼《灾异议》，将其中的“交辩”分为四节，至第四节“归本意说”，评曰：“前辈作文字，多先设为问答，反覆诘难，其说既穷，然后断以己见。若直头便把自家说提起，恐人未遽以为然。唐庚《祸福论》文势类此，今录于后。”引起下一小节“五节问难”，即摘录唐庚文。所摘范文共百余篇，主要为宋人所作，间亦有前代人(如刘向)。范文不专为论，但以论、策为主，其他间摘录序、记等，甚至赋。
6.《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七卷，谢枋得编。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今江西弋阳)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宋季知信州，力拒元兵。国亡居闽中，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强之北行，至大都绝食死，门人私谥文节。是集录汉、晋、唐、宋之文，凡69篇，今存元刊本，又有明嘉靖本、万历本等多种，朝鲜、日本亦有古刻本。每篇题下有评语，少数篇后又有评，而随文笺释，以揭示文法。
7.《论学绳尺》10卷，林子长注、魏天应编。林氏号笔峰，闽(福建)人。据张海鸥、孙耀斌先生《〈论学绳尺〉与南宋论体文及南宋论学》考证，林子长是隆兴元年(1163)进士，较魏氏早80余年，曾任转运使、教授等，擅诗文。魏氏号梅墅，建安(今福建建瓯)人，《诗人玉屑》著者魏庆之子，谢枋得门人，当是入元的宋逸民。明何乔新《论学绳尺序》曰：“《论学绳尺》凡十卷，宋乡贡进士魏天应编选南渡以降场屋得隽之文，而笔峰林子长为之笺释，以遗后学者也。”今传有成化五年(1469)本，书名为《批点分格类意句解论学绳尺》；又有成化以后的翻刻本，书名为《校正重刊单篇批点论学绳尺》(藏复旦大学图书馆，著录为天顺本，当误)。
《论学绳尺》卷首载陈傅良《止斋论诀》、吕祖谦《古文关键》之《论诀》和《总论》，以及福唐李先生《论家指要》、欧阳起鸣《论评》、林图南《论行文法》等，并有林子长评注。成化本游明序称该书“首之以名公论诀、总目，次之以作论行文要法。每卷则分其格式，而为之类意；每题则叙其出处，而为之立说。且事为之笺，句为之解，而又标注于上，批点于旁”。是书入选南宋人作品130篇，大约分三次编成，所收作品最晚的是咸淳十年甲戌(1274)榜进士黄龙友的科场论文。除殿试“论”体文(包括状元、探花所作)外，还有学校公、私试及解试之“论”，也有少数“乡先生”的“论”体作品。
除上述外，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八》“文史类”的费衮《文章正派》10卷、彭郁《韩文外抄》八卷、赵师懿《柳文笔记》一卷、无名氏《韩文会览》40卷等，皆久已失传，是否属文章学著作，不得而知。
到元代，除评点本外，文法研究带有总结性质，往往大量汲取、摘录宋人的文法论著，再加以补充、完善和系统化，并结合延祐重开科举的特点，向宋代场屋时文之外的各体文扩展②。这时期的文章学专著甚多，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四著录于“科举类”的有涂缙生《易义矜式》、《易主意》、王充耘《书义矜式》六卷、《书义主意》六卷、欧阳起鸣《论范》六卷等20多种；著录于“文史类”的有冯翼《文章旨要》八卷、程时登《文章原委》等，已散佚。这时期重要的文章学研究家是陈绎曾。绎曾了伯敷，自号汶阳老客，盖生于宋、元之际，处州(今浙江丽水)人，侨居吴兴(今浙江湖州)。为人口吃，而精敏异常，从学于戴表元(1244—1310)，历官至国子助教、翰林院编修，尝预修《辽史》。《元史》卷一九○《陈旅传》有附传。他的文章学著作《补元史艺文志》著录四种，除《科举天阶》失传外，其余三种流传至今，它们是：
1.《文说》一卷。已收入《四库全书》，《提要》谓“乃因延祐复行科举为程试之式而作”。有小序曰：“陈文靖公问为文之法，绎曾以所闻于先人者对，曰：一、养气；二、抱题；三、明体；四、分门；五、立意；六、用事；七、造语；八、下字。”
2.《文荃》。至顺三年(1332)七月自序称“悉书童习之要”，又谓“人之好于文者求之此，则鱼不胜食”云云，颇为自负。《四库总目·存目》著录为八卷附《诗小谱》二卷，《提要》曰：“此编分为《古文小谱》、《四六附说》、《楚辞小谱》、《汉赋小谱》、《唐赋附说》五类。……此编本与《诗谱》合刻，元时麻沙坊本乃移冠《策学统宗》之首。”明初刻本更名为《文章欧冶》，除上述五类外，多《文章矜式》和《诗谱》，刻者对内容略有改动。《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李士芬家抄本《文荃》，包括《古文谱》(四六附说)、《楚赋谱》、《汉赋谱》(唐赋附说)、《古文矜式》，又附录著者友人石柏所作《诗谱》。由此看来，陈氏所谓“文”包括了古文和辞赋。由于元代科举考古赋，故立《楚赋谱》、《汉赋谱》二目，而以“唐赋”(律赋)入“附说”。
3.《文式》二卷。上卷为陈绎曾撰，下卷乃资料辑录，有李性学(涂)《古今文章精义》、《东莱古文关键》的“看文章法”、苏伯衡《述文法》等。《续修四库全书》据明刻本影印。
以上三书，其内容多彼此重复，疑应书坊或他人之求不断增补，而以不同名目成帙。
元代除陈绎曾外，《补元史艺文志》著录陈栎门人倪士毅《尚书作义要诀》四卷，已佚，今存《作义要诀》一卷，专论科场经义程式法，附陈悦道《书义断法》之后，《四库全书》析出单独著录。
要之，南宋至元代的文章学著作，以科举用书为多，所讨论的也多是场屋时文文法，故在科举考试科目早已改变或科举制度成为历史陈迹之后，便长期不为研究者重视，乾隆四库馆臣对其中许多书甚至不屑著之于录。其实，文章学之所以在这个时代成立并蓬勃发展，背景正是南宋初科举考试的全面程式化③。宋代虽早有学者主张时文“以古文为法”(见后引唐庚语)，但古文究竟有何“法”，或许不甚了了。南宋人戴溪(？—1215)也说科场论体文“据古文为文法”。只有这时，学者们不仅研究时文程式，同时又用时文程式反观古文，将两者打通形成互动，方才全面认识了古文文法，然后再将古文丰富的写作经验引入时文，从而提高时文的水平。据此，宋、元学者研讨时文程式多举古文名篇为例，并创造出“古文评点”这种崭新的文章研究和批评方法，其原因就不难理解和明白了。元人刘将孙说：“文字无二法。自韩退之创为‘古文’之名，而后之谈文者必以经、赋、策、论为时文，碑、铭、叙、题、赞、箴、颂为古文。不知辞达而已矣，时文之精，即古文之理也。……若终极而论，亦本无所谓古文，虽退之政未免时文耳。”[6] 此论洵是。只要我们破除陈见，剥去时文程式的外壳，其合理的文章学内核就会放出光芒。因此，本文所谓“文章学”，乃综合古文、时文而论之。
二、宋元时期文章学的主要内容
宋元时期的学者，对文章作法进行了全面、深入和细致的探讨，涉及的方面之广，内容之丰富，远非前人能及，从而展示了“文章学”这门学科的丰富内容。概而论之，有如下九个方面。
1.作家修养论。古人论文，早已认识到立本的重要性。韩愈特重作家修养，他在《答李翊书》中主张“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又提出“养气”，“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与“功夫在诗外”一样，文章家是否具有高超的识见和深厚的学问积累，是创作成败的关键；它虽然不是“文法”，却是掌握文法的“人”的必备条件，实乃高于“法”。宋元文章学继承了这一优秀的文论传统。文章学的作家修养论，主要有如下两个层面：
一是品德、元气修养。《古文矜式》论“培养法”，有“养心”一目，分“地步高则局段高”、“见识高则意度高”、“气量高则骨格高”三项，谓三者“须朴实用功夫，自得于心，而实践于身，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者，不可以声音笑貌为之也”。则所谓“养心”，实为做人，要求作家“牢立脚跟”，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文荃·古文谱一》则详论“养气法”，一为“澄神”，二为“养气”，根据不同的题目，需养不同的“气”，如“朝廷题”、“圣贤题”须“肃”，“山林题”、“仙隐题”须“清”，等等，共八类。《文章矜式》又提出“养元气以充其本”。“养气”是个古老的话题，源于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后为古文家所继承，而文章学家更注重内心修炼。
二是读书积学修养。《古文关键》的“总论看文法”，上文已引其目，就是指导阅读诸大家古文的纲领。《文荃·古文谱一》“立本”，所论读书范围更广，分经书、子书、性理书等等，直至异端百家书、小说杂书、总集、别集，共29类，十分庞杂，说明作文必须有大量的知识储备。陈氏又在《文式》卷上第十“总论文”论读书之法，引韩氏(当是南宋以后人，待考)曰：“读文章，宜于《孟子》中取其长赡者二十余章，韩文四五十篇，苏文亦然，合成百篇。……看终集后，再转求之，虽百转可也。写成百篇后，读书之暇，每日随意多少反复之，或默看，或批点，随喜处观之。先要粗看过，却去分大段，又去分小节，节段既明，观其首尾、中间相发处，相变处，擎掉处，提掇处，转折处，宽心细目徐观之。……如此久久，日当有得。大概只要扯拽作性，渐通行，毋将迎，毋凝滞。读经以融贯义理，读史以该洽事实，取胡氏《读史管见》隐然作一敌国，自立说与之相辩难，久久，义理、事实入于经史，议论生于《管见》，作性扯拽，渐开于孟、韩、苏文之路，辐辏笔下，滔滔不能禁也。”其下又引陈氏、程氏语，此略。《文式》卷下引苏伯衡《述文法》道：“欲作文字，且未可下笔，先取古人文章熟读详味，再三讽咏，使心有所感触，思有所发动，方可运意。”
2.认题立意论。《止斋论诀》八项，一为认题，二为立意，皆作者正式下笔前的思维活动，二者是密切相关联的。“认题”曰：“凡作论之要，莫先于体认题意。故见题目，必详观其出处，上下文，及细玩其题中有要紧字，方可立意。盖看上下文则识其本原，而立意不差；知其要切字则方可就上面着功夫：此最作论之关键也。”所论乃科场“论”体文，但认题即审题，是作任何文体都需遵循的普遍法则。又论“立意”，在“体认题意”的基础上，归于一字曰“当”。不过“立意亦不拘于一律，要使易于遣文”。《文荃·古文谱二》之“识题法”，分虚实(虚题、实题)、抱题(开题、合题、超题等10种)、断题(推鞠、磨勘、拟断、处置、详审)，然后总结道：“以题目作考功问罪之人，一一磨勘分明，方可运意下笔。”陈绎曾又在《文式》第五“立意法”中引其所著《文说》，举景、意、事、情四项，曰：“景，凡天文、地理、物象皆景也。景以气为主。”“意，凡议论、思致曲折皆意也。意以理为主。”“事，凡实事、故事皆事也，事生于景则真。”“情，凡喜怒哀乐爱恶之真趣皆情也，意出于情则切。”于是论曰：“凡文体虽重，其意之所从来必由于此四者而出，故立意之法必依此四者而求之，各随题之所宜，以一为主，而统三者于中。凡文无景则枯，无意则粗，无事则虚，无情则诬。故立意之法，必兼四者。”《文式》卷下又引苏伯衡《述文法》：“凡遇题目，须先命意，大意既立，又须区处如何起，如何承接，如何收拾，此之谓布置。既定，抑扬以达其辞，反复以致其意，血脉之流通，首尾之照应，则善矣。”
3.文体论。不同文体有不同的写法，故“识体”是文章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曹丕《典论·论文》中，就有对各体文之不同风格的描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更加详赡。陈骙《文则·辛》曰：“考诸《左传》，摘其英华，别为八体，各系本文。一曰‘命’，婉而当；二曰‘誓’，谨而严；三曰‘盟’，约而信；四曰‘祷’，切而悫；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辩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敏。”所谓“各系本文”，即举《左传》为例，此略。《文荃·古文谱五》“文体”，将文分为“叙事”、“议论”、“辞令”三大类，叙事类包括叙、传、录、碑等14小类，议论类包括议、说、辩、赞等25小类，辞令类包括诏、诰、册、榜等12小类。每小类皆简要地说明其文体特征及源流，如“议”为“切事而议，奏议、杂议”，其源是三《谟》，流为汉议、《文粹》，《陆宣公集》、《宋诸臣奏议》。又如“说”为“明说其理”，其源为说、杂说、《孟子》、《列子》，流为韩、柳、欧。又《文式》卷上论各体文的写法，如议“宜圆折深远”，说“宜平易明白”，等等。
4.篇章结构论。《止斋论诀》有破题、原题、讲题、使证、结尾。《论学绳尺·论诀》详论“论”体文的篇法结构，如引吕祖谦语，谓“论之段片或多，必须一开一合，方有收拾。论之缴结处须要着些精神，要斩截。论之转换处须是有力，不假助词而自接连者为上”。他们所论乃科场时文“论”的程式。《文荃·古文谱四》谓古文结构为“体段”，有起、承、铺、叙、过、结六项，“六节大小诸文体中皆用之，然或用其二，或用其三四，不可以至于五六七(按：“七”字疑衍)。可随宜增减，有则用之，无则已之，若强布摆，即入时文境界矣。其间起结二字，则必不可无者也”。又《文式》卷上第四论“起、腹、尾”道：“起欲紧而重。大文五分腹、一分头颔；小文三分腹、一分头颔。”“腹，中欲满而曲折多，腰欲健而恢。”“尾，结欲轻而意足，如骏马驻坡，三分头，二分尾。”又论曰：“凡文如长篇古诗、骚词、古词、古碑碣之类，长者腹中间架或至二三十段，然其要不过作三节而已。其间小段间架极要分明，不欲使人见间架之迹。盖意分而语串，意串而语分也。”
5.行文方法论。《文荃·古文谱四》之“体制”，有“制法九十字”，分引、入、出、归、承等等，实为行文之法。如“引”为“先为虚辞，引入本题”；“入”为“直入本题”；“出”为“说出题外，或生意外”，等等。又有“收润法十字”，有翻、融、点、变等等，如“翻”为“辞理已具，重新翻改”；“融”为“意有断续，融而通之”；“点”为“质胜于文，点以字样”等等。然后总结道：“右一百字，作文活法，变化之妙，尽在是矣。此谱不可以言传，而可以心得。当于先辈作文时观其用处而点识，所谓千学不如一见也。”他提供的方法多达100字(项)，极尽详赡之能事。
《论学绳尺·论诀》引林图南《论行文法》，有抑文、扬文、急文、缓文、死文、生文等15种“体”，并各举例文及按语说明(文多，此略)。《文式》第九又论“用事法”，有正用、反用、借用、暗用、对用、援用、比用、倒用、泛用等九法，如“正用”：“正用者，故事与题事正同也。”又如“借用”：“借用者，故事与题事绝不类，以一端相近而借用之者也。”再如暗用：“用故事之语意而不显其名迹，善用事者也。”并论曰：“凡用事，但可用其事意，而以新意融化入吾文。三语以上，不可全写。”
6.修辞论。《文则·丙》论“取喻之法”多达10种：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各有例文。如论“直喻”道：“或言‘犹’，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见。《孟子》曰：‘犹缘木而求鱼也。’《书》曰：‘若朽索之驭六马。’《论语》曰：‘譬如北辰。’《庄子》曰：‘凄然似秋。’此类是也。”《文式》第九“取喻法”即引此。《百段锦》有“比喻格”，包括“遗迹论理”、“以一字设数譬”、“譬同意异”、“譬同意同”、“意同辞异”、“藏头使譬”、“用譬忌稠密”等项，也各举有例文。比喻是修辞最重要的手法之一，宋人已辨析得极其精密。
7.句法论。《文则·庚》谓“文有数句用一类字，所以壮文势、广文义也”。他归纳了“或法”、“者法”、“之谓法”、“谓之法”等40多种，皆举诗文例。如“或法”举《诗·北山》、韩愈《南山诗》及《老子》，《老子》曰：“故物或行或随，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这是论排比句式。《止斋论诀》“造语”曰：“造语有三：一贵圆转周流，二贵过度(渡)精密，三贵精奇警拔。”又《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之《造句格》，有“造句宏大”、“下句豪放”、“下句有重轻”、“造句有难易”等21类，并各举文例。这主要是论句子风格。《文式》卷上第七“造语法”，则有正语、拗语、反语、累语、联语、问答语、变语、歇后语、省语、助语、实语、对语、隐语、婉语、长句法、短句法等16类，每类也有文例，如正语例：“《尚书》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春秋》：‘六鹢退飞，过宋都，陨石于宋五。’皆正其事而顺语之也。”又如拗语：“《楚辞》：‘吉日兮辰良。’不曰‘吉日兮良辰’；《庄子》：‘乐出虚，蒸成菌。’不曰：‘虚出乐’倒一字句法，便健十倍，此作语之良法也。”
8.字法论。《百段锦》之《下字格》，有“用字要停当”、“粒丹点铁”、“只字点化”、“避粗字”、“避讳字”五类，各有例。如“用字要停当”举苏洵《上韩枢密书》，评曰：“称名以子仪对光弼，称爵以临淮对汾阳，可谓相当。又前则先郭而后李，后则先临淮而后汾阳，乃文章交错善变处。其不曰‘斩张济’而曰‘张用济斩于辕门’，又见文字精密。”《论学绳尺·论诀》引福唐李先生《论家指要》之《论用字法》曰：“前辈用字，皆与题称。如读颜拭《齐晋比子仪论》，便见奋发意；读郑祖狄《奇节论》，便见复仇意。”《文说》“下字法”有谐音、审意、袭古、取新四项，谐音曰：“凡下字，有顺文之声而下之者，若音当扬，下响字；音当抑，下嗢字。”而《古文关键》之“论文字病”，则有深、晦、怪、冗、弱、涩等22种。
9.风格审美论。《文荃·古文谱六》之“格”，将文章分为正格上上，包括玄、圆二小类；正格上中，包括妙、适二小类；正格上下，包括沉、雄二小类；正格中上，包括清、闲、雅等18小类，其下还有正格中中、中下，正格下上、下中、下下，然后是“病格”，有“晦”、“不明”、“浮”等70多种，此不具述。作者所谓的“格”，实指风格，也是审美。如正格中上的“清”、“闲”、“雅”，分别为“乾坤清气，彻底泠然。”“优游尘外，真趣怡然。”“台阁气象，正大从容。”又《文式》卷下引苏伯衡《述文法》曰：“意思欲深长，议论欲的当，理致欲纯粹，机轴欲停匀，条理欲明白，文采欲绚烂，节奏欲铿锵，转折欲和动，字面欲典雅，始终欲关锁。”又曰：“贵含蓄而忌浅露，贵平易而忌艰涩，贵妥帖而忌突兀，贵正大而忌小巧，贵丰赡而忌冗长，贵贯穿而忌断续，贵委曲而忌直致。”这是就文章总体而论，已纯乎为文章审美了。
应当说，宋元时期文章学的内涵极为丰富，远非上述九个方面所能包容，这里仅是提纲举要而已。
三、宋元时期文章学的成就与局限
元初理学家、作家郝经(1223—1275)《答友人论文法书》认为先秦不论文，至西汉始论文，“建安以来，诗文益盛，语三国则有魏文帝、陈思王之论，语晋宋则有陆机、沈约之作。折中南北七代，则有文中子之说。至李唐则韩、柳氏为规矩大匠。如韩之《答李翊》、《上于襄阳》……；柳之《与杨京兆》、《答韦中立》等作；加之以李翱之《答王载言》、《寄从弟正辞》，皇甫湜之《答李生》、《复答李生》。下逮欧、王、苏、黄之论议，则穷原极委，无所不至其极，无法复可说，百世有余师矣。”[7] (卷二三)北宋以前的文章学，确有一定成就，如郝氏所论；但如笔者在《发覆》文中所指出的，那时也有一个共同缺陷，“即论文章内容(道)的多，而研究文章写法、技法的既少又零碎，长期停留在‘象喻’阶段(如苏轼的‘行云流水’之喻)，较之诗学、赋学、四六学来，文章学可谓严重滞后”。韩、柳、欧、苏的“论议”也不例外，其开辟之功固不可没，但不必讳言，他们具体的文法论述并不多，若说已经“穷原极委”，显然不符合事实。以象喻法论文，概念不够确切，往往只能意会，甚至具有多义或歧义性。要之，没有系统性，缺乏确定性，是南宋以前文章学的主要不足。郝氏认为欧、王、苏、黄之后已“无法复可说”，盖认为他们的作品已蕴含了丰富、高妙的文章学原理。但寓于文章的自然形态的文法毕竟是“矿藏”，人们需要的是经过提炼、加工的理论，而不仅仅是经验。故即便是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也必须通过由个别到一般的抽象与转换，才能成为“文章学”。郝氏之论带有片面性。
就笔者所知，最早明确意识到并提出古文结构存在“法度”的，是北宋末作家唐庚(1071—1121)。他在《上蔡司空(京)书》中，主张场屋时文“以古文为法”，曰：“自顷以来，此道(指文章法)几废，场屋之间，人自为体，立意造语，无复法度。宜诏有司，以古文为法。所谓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语之中，暗有声调，其步骤驰骋，亦皆有节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8] (卷一五)这里，他首次指出了古文的立意、造语、声调、步骤等概念。
到南宋初，由于科举考试中各体文都已高度程式化，程式研究成为社会急需的实用之学，讨论古文法度、时文程式成为风气。这些研讨是随时随地的，并不一定写成专著。如吕祖谦《答陈同甫书》，乃评陈亮《书欧阳文粹后》的得失，曰：“跋语引策问意思甚有味，说神宗、介甫处，语言欠婉。鄙意欲稍增损，……又‘科举之文犹有宣、政之遗风’，语亦太劲，欲增损云……”这里指出了行文用语欠当的问题。元人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中上记陈亮论作文之法：“经句不全两(按：意谓不用经籍中的两全句)，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语，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处。至于使事而不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来影带出题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开阖，首尾该贯，曲折关键，自有成模，不可随他规矩尺寸走也。”这里则论及引书、使事、布置、首尾等一系列原则。但零星地谈作文之法，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于是系统地论著开始出现。从上述《止斋论诀》、《古文关键》的“总论”看，南宋学者们探讨文章学已臻高度自觉。陈岳《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序》就批驳了“或者且谓‘风行水上’(按出苏洵《仲兄字文甫说》)善矣，何必规规执笔法学为如是之文也”的观点，并提出了“笔法学”的概念，“笔法学”也就是文章学。这时的学者们吸收诗法、赋法的研究成果，用以分析和解构古文。他们取得了成功。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时期文章学的主要成就。
一是总结出了一整套文章写作技法。如前所论，南宋至元代文章学著作与此前文章论的最大不同，是它摆脱了象喻式的模糊描述，在对古文、时文文体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一整套写作技巧和法则，使学之者由“得失寸心知”的领悟式感受，进入到可以“与君细论文”的明确表达与条陈。如《止斋论诀》对科举“论”体文程式的透视与解析，《文荃·古文谱》从“养气法”、“识题法”直至“式”、“制”、“体”、“格”、“律”的条分缕析等等，无不全面、系统地揭示出实实在在的文章法度。我们说，这些文章学的精华部分“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并非故意拔高，因为文章的基本技法并无古今之别，宋元学者总结出的许多文章写作法则，大都可以在现AI写作作学教科书中直接、间接地找到，但研究者却不大留意它们的源头，甚至数典忘祖，把传统的东西当成了“舶来品”。
二是对文章法则的辨析细致入微。如《百段锦》的《援引格》有“援引省文”一项，引苏轼《范文正公集序》：“淮阴侯见高帝于汉中，论刘、项短长，画取三秦如指诸掌。及佐帝定天下，汉中之言无一不酬者。诸葛孔明卧草庐，与先主论曹操、孙权，规取刘璋，因蜀之资，以争天下，终身不易其言。此岂口传耳授，尝试为之，而侥倖其或成者哉！”然后按曰：
韩信与高帝语累五百字，今但以“论刘、项短长，画取三秦”九个字包含；孔明与先主语有三百字，今只用“论曹操”至“争天下”十七字包尽。其善于省文如此。盖东坡笔雄识高而然。
为说明文章引书从省的法则，著者不仅查了原书，而且以具体字数作对比，不得不服其研究的深入细致。这还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方逢辰批点的《止斋论祖》，他对“论”体文程式的剖析，何处是破题，如何承题、讲题，怎样“缴”，怎样“结”，以及原文程式的利弊得失等等，若不是自己娴于为文，又对范文结构进行过深入的揣摩、研究和消化，几不可以措手。
三是重实例。在探讨“文法”理论的同时，许多文章学著作都选节了范文或摘取大量例句，将文法与作品紧密结合起来，不空谈理论，使学之者有极为直观的感受。如《论学绳尺·论诀》引林图南《论行文法》，列举了15种论“体”，作者又一一举例说明。今天我们对其中的一些“体”已相当陌生，就是当时，也未必人人明白，赖作者所举文例和按语，读者方能了解其内涵。如“三扇体”，举黄诠《颜渊仲弓问仁论》，论“天下之所谓问”，设“未有所得”而问、“所得未深”而问、“自衒”而问三种可能，然后一一否定，于是引出“问”的另一层道理。这就是所谓“三扇体”，——“三扇”即三层并列的设论，这样可使文章更加跌宕丰满。
我们如何估价这些文章学成就呢？前引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曰：“理者法之源，法者理之具；理致夫道，法工夫技。明理，法之本也。吾子所谓法度利病，近世以文为技，与求夫法、资于人而作之者也，非古之以理为文，自为之意也。……故今之为文者，不必求人之法以为法，明夫理而已矣。”他是说，“法”生于“理”，只要求“理”即可，不必求“法”。其实，“理”与“法”或“道”与“技”，一是宇宙本体论，一是文章写作法，是不同的两个范畴。理学家认为“文”从“道”(理)中流出，只要“得道”就能天机自动，自然成文；但事实上，“明夫理”未必能写好文章，故这种对“近世”学者寻求文法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毋宁说，正是这种“有德者必有言”的观念，长期阻碍了文章学的发展。郝经《论文法书》其下还说：“精穷天下之理而造化在我，以是理，为是辞，作是文，成是法，皆自我作。……我亦古之作者，亦可为百世师矣。”他强烈的主观自立和张扬个性的精神诚然可贵，但以“理”代文、否定文法理论对写作的指导意义，只能流于固陋。我们认为，文章学的价值，在于它在诗学、赋学之后，在前人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一门全新的学科。这门学科的学理是“解析”文章，从而找出文章作法的普遍规律，将写作经验全面上升为文法理论。
当然，南宋至元代的文章学在取得杰出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局限。许多古文评点和文法论是为科举考试之需而作，有的直接就是场屋用书(如《止斋论祖》、《百段锦》之类)，它们把文章法度变成了一成不变的“定格”——程式，法必此法，文必此文，师长以此训子弟，考官以此定去留，于是千篇一律，活法成了死法，故南宋的诗赋和经义程式，演变为明、清制艺的八股，大为后世所诟病。郝经反对文法固然不对，但他在《论文法书》中关于“文有大法，无定法”的精彩论述，却是极有见地的，虽然他的“大法”不过是“前人”的经验或范式，尚非理论层面的“法”。他说：
文有大法，无定法，观前人之法而自为之，而自立其法。……近世以来，纷纷焉求人之法以为法，玩物丧志，窥窃模写之不暇，一失步骤，则以为狂为惑。于是不敢自作，不复见古之文，不复有六经之纯粹至善，孔、孟之明白正大，左氏之丽缛，庄周之迈往，屈、宋之幽婉。……总为循规蹈矩决科之程文，卑弱日下，又甚齐梁五季之际矣。呜呼！文固有法，不必志于法，法当立诸己，不当尼诸人。
他所批评的主要是“决科程文”之法，无疑是正确的。正如顾炎武所说：“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此。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为之，故日趋于下。”[9] 不过泥于法并不是“法”自身的错，而是用“法”不当。任何真理，只要超越了限度或过于拘执，都可能流为谬误。
宋元时期文章学的另一个局限，是有的太过繁琐。对文章的精细解构固然必要，但过于细碎，就显得支离，反而失去了实用性。如前举《文荃·古文谱四》之“制法九十字”、“收润法十字”，两者多达100字(每“字”为一项)，这恐怕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的，就算“法”再好，也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空谈。这与南宋诗法、赋法流于繁琐正同。
综上所论，宋元时期的文章学是一大笔宝贵的文学遗产，也是一方亟待开垦的沃土。可以这样说：这时期的文章学不仅前无古人，就其全面创新度而论，也是后无来者，无论是明、清的文法著作和古文评点，还是桐城派古文义法论，都难以与之相埒。因此我们可以预言，与诗学、词学、赋学等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一样，文章学应该也必然会成为传统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这不仅是总结文学遗产的需要，而且较之诗学、词学、赋学等来，它更值得、也更容易转换成现实的理论资源，以满足现代文化建设的需要。因为古之文言文、今之白话文，就文章学原理而论，更是“无二法”。
注释：
①王水照先生在《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一文中将“文话”著作分为四类：一是颇见系统性与原则性之理论专著，二是具有说部性质、随笔式的著作，三为“辑”而不述之资料汇编式著作，四为有评有点之文章选集。“文话”类著作中称得上“文章学著作”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②元代科举，汉人、南人考经义、古赋、诏、诰、章表及策。详《元史》卷八一《选志一》。
③关于科举时文的程式化，详参拙文《论宋代科举时文的程式化》，《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