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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一个不断战胜谬误、从相对趋向绝对的过程。“扬弃了的错误或异在，本身即是达到真理的一个必然环节”。〔1〕马克思的“开放性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不断扬弃各种“地域性社会主义”的进程中确立和发展的。在剖析、清算“粗陋共产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之后，马克思又于1847、1848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以及晚年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中，批判、扬弃了普鲁东的“小生产社会主义”和俄国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等“地域性社会主义”思潮，从而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开放性社会主义”理论。
一、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扬弃
蒲鲁东（1809～1865）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庸俗经济学家。1840年，他在自己的第一部理论著作《什么是财产——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中，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尖锐地批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著名观点。但蒲鲁东反对的只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并不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更不反对泛指的“一切财产”的私有权。他用法学唯心主义观点批判和解释私有财产，认为平等作为永恒的理性原则是构成财产的基础，不是现实的财产关系决定法权关系，而是永恒公平的理性决定财产关系的发展。 为了寻求永恒公平的理性究竟怎样实现最终平等的答案，他在1846年出版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中，进一步用唯心主义的观点解释客观的经济过程，又将黑格尔的辨证法庸俗化，企求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提供经济学根据。他认为，从政治经济学方面来看，社会的进步就在于不断地解决有关价值构成的社会的问题，或者说解决产品的比例和与此有关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价值内在矛盾的“构成价值论”。在他看来，社会财富是由各种产品按比例组成的，这种比例的基础是劳动。如果某种产品的数量超过按比例所需求的份额，那么多余的部分便不能被列入社会财富，得不到社会承认，因而是“非价值”。而在交换时得到社会承认，即被列入社会财富的产品，则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得到了综合平衡，因而就“构成价值”。
在蒲鲁东看来，为了使一切产品都能按比例生产出来，就必须在保留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前提下，消灭货币而代之以劳动证券。因为货币消失了，资本、剥削和一切非劳动的收入都会相继消失，社会就会摆脱由于货币与资本的支配而发生的各种矛盾，从而使社会的一切成员都改变成为交换同量劳动的工人，人人获得平等自由。
蒲鲁东还运用他所理解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拼凑了名符其实的“经济矛盾体系”——一个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他把各种经济范畴纳入他主观臆造的发展序列之中，并根据这种序列把经济发展划分为若干阶段：分工——机器——竞争——垄断——国家税收——贸易平衡——信贷——所有制——共产主义——个人占有。他认为每一个经济范畴都有两个方面，即肯定平等的好的方面和否定平等的坏的方面，存好去坏便发展到下一个范畴。在经济范畴的演变中，平等观念——它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一样，扮演着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角色——不断实现自身。
据此，蒲鲁东提出改良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他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贫富不均，违反平等原则，而共产主义要消灭一切私有制，又使小生产失去自由和独立，“共产主义和私有制所希求的东西是好的，但两者招致来的都是坏的”〔2〕，两者都不会合乎“理性”。因此， 他设计和创造了一个综合“平等”和“独立”，超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种模式的社会：“用一种经济的组合，把那些因另一种经济组合而从社会剥夺去的财产归还给社会。”这种社会模式的实质就是以“个人占有”（即小私有制）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因而是一个远离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封闭性的社会。
1846年12月，马克思刚从书商那里拿到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就在致安年柯夫的长信中提出了批判纲领，1847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则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
第一，揭露蒲鲁东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幻想通过和平改良的道路，实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认为，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压迫、被剥削、生活贫困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而在于交换关系，是货币、借贷资本和利息的统治和剥削，破坏了“永恒公平”，使商品交换中的价值规律经常被扭曲，商品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一部人的劳动被握有货币的人所占有和“盗窃”，劳动者得不到自己劳动的十足的收入，这就是社会不公平。为了消灭贫困现象，只须改变一下私有制的形式，即消灭大私有制，保存小私有制，因为私人占有是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蒲鲁东企图按照他的“构成价值论”的要求，使所有生产者不仅按所谓正确的“比例性关系”进行生产，而且要以公平的价格进行交换，从而建立一个协调一致、人人平等的小生产的新社会。
蒲鲁东认为，实现他所理想的永恒公平的“互助制”社会的最好办法，是由劳动人民入股，组织“人民银行”，发放无息贷款，协助工人建立合作社、作坊或小工厂，并通过“人民银行”用劳动证券消灭货币和资本，组织小生产者进行直接的公平的产品交换，把社会全体成员变成交换等量劳动的自由生产者，从而避免商业资本和中间剥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弊病。蒲鲁东反对社会化大生产，鼓吹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因为大生产创造了超过人们需要的财富，打破了社会平衡，将导致社会的危机和瓦解。而小生产式的“贫乏”是自然界的规律，意味着社会平衡、生产和消费相协调。他主张绝对平等地分配财富，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天然平等的权利，因而“社会上的一切工资都是平等的”，宣称“过渡到越来越平均地分配知识、劳务和产品，这是最伟大、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平衡规律”。他还认为，那种以互相交换产品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的理想社会，不应受国家权力的干扰，因此国家的存在是不必要的。
上述种种，就是蒲鲁东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社会。显然，蒲鲁东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必然为小资产阶级在实践中所追求的东西辩护。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这个阶级必然既想摆脱资本主义发展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又想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列宁指出：“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除各种弊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地，是使它‘确立’，使它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允的、没有被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病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的思想。”〔3〕蒲鲁东认为， 用他的方法变革社会，就能使资本主义和平地发展为社会主义，因此他极力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宁肯用文火烧毁私有制，也不愿为有产者安排一个巴托罗缪之夜”。可见蒲鲁东主义的核心，就是幻想通过和平改良的道路，实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妄图逆转社会历史前进的车轮，把资本主义的“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一切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而“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但是蒲鲁东忘记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须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一百年。”〔4〕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 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假社会主义，《贫困的哲学》这部著作堪称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法典”〔5〕。
第二，批养蒲鲁东的唯心史观，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明确表述为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6〕。
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是以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为依据的。他不是从经济学上对现存社会结构作出科学的解剖，因而也就不能发现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不可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于是他便假定有一种神秘的观念或理性支配着历史的发展。“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7〕社会本身是按照“理性中的观念顺序”发展的，而理性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则通过杰出人物的活动来实现。这种神秘的历史观，不过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拙劣翻版，蒲鲁东的理性实际上就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
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指出理性、观念不过是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历史发展的动因不应到观念中去寻找，而应到物质关系即物质生活条件中去寻找，这样就会发现社会生产力是全部人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指出：人们之所以不能自由地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就是因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8〕。人类的进步首先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人类个体实践能力的发展，因而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生产力。“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vce]方式不再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9〕“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 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0〕总之，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必然会引起一定的交换形式与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与消费的一定形式基础上便产生相应的社会制度，构成相应的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都随之发生变化，于是社会变革的时代也就到来。因此，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内涵，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包括生产者本身。马克思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11〕这就科学地阐明了革命阶级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有力地批判了英雄史观。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深入探讨并最终形成了“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概念。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方面， “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2〕。“生产关系总体系”的核心是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关系（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它决定着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而这些方面又都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同时，生产力又取决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1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矛盾运动，正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还须指出的是，马克思认为，随着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以及工业革命的进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经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形成必然把各个国家的经济联为一体，因而一国的生产关系就会越出地域、民族和国家的疆界，形成国际性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说：“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14〕国际分工造成了国际交换，形成了世界市场。这种国际交换关系的实质是各国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的反映，它是一国生产关系总体系中的一个必然环节。于是在一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各国经济关系就形成了一种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的体系或系列。
第三，批判蒲鲁东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曲解，阐明辩证运动的实质，揭露蒲鲁东平等的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质。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为他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哲学论证时，歪曲地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拼命地抓住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同时阉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精神（“内在生命”）。他认为辩证法就是要承认任何经济关系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好的方面肯定平等，坏的方面否定平等，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一对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就在于存好去坏，在两个相邻的范畴之间寻找合题。为此，他断言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也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只要消除其坏的方面、保存其好的方面，就可以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确立永恒的正义和真正的平等。
针对蒲鲁东对辩证法的曲解，马克思指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15〕事物的“矛盾本性”本身就决定了对立双方缺一不可，取消一个方面就无从谈起事物的矛盾及其运动。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深刻之处，正是在于从矛盾双方的对立和共存这一原则出发，来研究善恶对立在历史上的作用。蒲鲁东的错误在于，他只允许资本主义社会发生量的变化（即所谓消除坏的方面），而不主张根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即不承认社会发展中的质变，不承认斗争的结果是“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是新事物的产生。蒲鲁东只是在黑格尔那里借用了辩证法的术语，实际上根本不懂黑格尔的辩证法，反而在扼杀辩证法最本质的内容，因此仍然是一个形而上学者。他既批判共产主义，又批判私有制，认为自己是凌驾于两者之上的合题，是“完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但“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不能超出（哪怕是思维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16〕。
马克思立足于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运用辩证法描述经济关系，分析资本主义，得出了与蒲鲁东完全不同的结论，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上升到科学。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富有和贫困是彼此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资产阶级财富的不断膨胀，同时也就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但恰恰正是这个“坏”的方面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否定力量，使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逐渐成长为自为的阶级，斗争的形式也由经济斗争逐渐发展成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斗争，以至最终获得自身的彻底解放。而蒲鲁东“要求现代社会不是依照本身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规律来改造自己”〔17〕，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消灭贫困，实现所谓的平等的社会主义，因此只能是根本达不到的空想。
总之，马克思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从“开放性社会主义”的视角看，具有如下意义：（1）“开放性社会主义”不能离开资产阶级创造的积极成果；（2）“开放性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3）“开放性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进行；（4）“开放性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根据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国际化。
二、对俄国民粹派“农民社会主义”的扬弃
俄国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是19世纪60、70年代产生于俄国，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它初萌于40年代，以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想为先导。生活在农奴制社会的赫尔岑，从农民的利益出发，接受了蒲鲁东的小生产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学说，设想俄国可以直接利用土地公有制的农村公社作为建设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以避免西欧资本主义的种种灾难；他还认为，农民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力量，而无官职贵族在俄国未来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进一步发挥了赫尔岑的上述设想，提出了俄国不同于西欧的发展道路——绕过资本主义阶段，以现存的农村公社为基础，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空想方案。
从19世纪60年代起，俄国的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称是“人民的精粹”，继承了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特殊性的思想，以拯救农村公社和农民为己任，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到民间去”的运动，力图唤起农民的共产主义本能，在村社基础上直接建设社会主义。以拉甫罗夫、丹尼尔逊、弗列罗夫斯基和早期的普列汉诺夫等人为代表的俄国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潮，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他们完全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作用，否认资本主义运用先进的生产力和发达的商品经济所开创的世界历史，认为资本主义是罪恶的深渊，不符合俄国的特殊国情。他们对俄国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认为资本主义只能促使俄国退步，促使俄国更快地毁灭，应该排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俄国的传统的遗产——农村公社，远离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更好，是社会主义的现成而直接的生长点。“村社的农业是未来经济大厦赖以建立的那种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之一。”〔18〕而生活在农村公社的俄国农民具有天生的社会主义“本能”，“充满着公社占有制原则的精神”，“尽管他们愚昧无知，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社会主义”〔19〕。因而民粹派否认作为新的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史命。不过，在这些“人民的精粹”的眼中，虽然村社制度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基础，农民具有社会主义的天然本性，然而人民对建设新世界还很陌生，没有能力“拯救自己”，仍然需要经过一小部分优秀知识分子的启蒙和开发。他们露骨地鼓吹“英雄史观”，断言一小部分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改造村社、教育农民、引导俄国避开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决定性的作用。由上可见，民粹派大肆宣扬俄国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在村社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其实质是幻想把俄国从世界有机整体中抽取出来，即离开世界历史、世界的普遍交往及其所形成的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斗争，建立起一种早已被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过的“地域性社会主义”，即一种建立在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闭关自守的地域性和封闭性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从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开始研究俄国的革命问题。尽管马克思这时认为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东方社会村社土地公有制的瓦解是历史的必然，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走向资本主义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故而反对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但仍十分重视民粹派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思想。到了马克思晚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心东移和人类学对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了巨大的深化。他通过对东方社会结构以及农村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剖析，在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3月8日给俄国著名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及其草稿，1882年1月21 日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三次较为集中地阐发了自己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看法，提出俄国有可能在村社制度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新设想。他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指资本主义道路——引者注），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和灾难。”〔20〕“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21〕“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遭受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2〕
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并不是对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的简单重复，而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世界革命的整体战略高度，对它加以改造、扬弃，并拯救出其中的合理内核的结果。这是由两种历史观所决定的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
第一，马克思的晚年新设想是以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为前提的。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存在，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23〕在马克思看来，农村公社只有生存在现代历史环境之中，处在较高的文化时代，与资本主义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它才能够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相结合，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改造和发展自身的古代形式；同时，资本主义此时已开始从上升期转入下降，历史地走向反面，表现出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这两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农村公社既有可能，又有必要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开始获得新的生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否则，农村公社只能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死亡。
第二，马克思的晚年新设想否定了民粹派过于绝对地肯定俄国的农村公社和农民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强调农村公社只有经过改造，才有可能成为俄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复兴因素。马克思对农村公社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说：农村公社“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在于它的“二重性”，“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另一方面，房屋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24〕。因此公社有可能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直接出发点”。同时，马克思又深刻地指出，公社的这种二重性，由于私有因素的积累，“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25〕。就俄国农村公社的劳动方式是“小土地劳动”的个体小生产来说，由于它是“私人占有的根源”〔26〕，因而也就能够导致公有制的瓦解和私有制的产生。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要使农村公社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就必须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对它进行改造，使之摆脱原始的特征，成为与现代化大生产结合在一起的更高层次的公有制形式。他明确指出：如果俄国农村公社“能够以应用机器大规模地耕种来逐步代替小土地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有利于机器的使用，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开始获得新的生命”〔27〕。
第三，马克思的晚年新设想始终立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战略高度，坚决反对地域封闭性社会主义。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指出，共产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它“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28〕，“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29〕。从世界革命的整体战略出发，马克思认为，俄国社会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必须有俄国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与西方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必须使东西方革命“互相补充”，也就是说，俄国革命必须成为引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二者共同成功，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离开了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帮助，俄国的农村公社就根本不可能具备进入共产主义的阶级条件，更谈不上获得新生。此外，马克思还特别强调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的俄国社会主义，决不是民粹派所宣扬的“农民社会主义”，而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各方面高度发展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总之，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深刻地批判和扬弃了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尽管马克思的过早逝世，使这一设想未及完善，它还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局限性。然而马克思对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和现实条件的创造性探索，及其所包含的“开放性社会主义”思想，则为后人研究东方社会落后国家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100 多年前对形形色色地域性社会主义的批判和扬弃，具有重大的历史观意义和实践价值。从本质上说，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它不维护反而要消灭地域的狭隘性和民族的狭隘性，因此社会主义必然是开放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是开放的制度。故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水平相当落后、文化还不发达、商品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世界普遍交往的程度，那么这里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地域性的，它只有切实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才有出路。而中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对外开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则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马克思“开放性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真理性。
注释：
〔1〕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7月版，第397页。
〔2〕《马恩选集》第4卷，第121页。
〔3〕《列宁全集》第20卷，第17页。
〔4〕《马恩选集》第2卷，第479—480、483页。
〔5〕《马恩全集》第16卷，第33页。
〔6〕《马恩全集》第19卷，第248页。
〔7〕《马恩选集》第4卷，第332页。
〔8〕〔9〕《马恩全集》第27卷，第477页；第478页。
〔10〕《马恩全集》第4卷，第144页。
〔11〕《马恩选集》第1卷，第160页。
〔12〕《马恩全集》第4卷，第144页。
〔13〕《马恩全集》第27卷，第478页。
〔14〕〔15〕《马恩全集》第4卷，第169页；第146页。
〔16〕《马恩选集》第1卷，第122页。
〔17〕《马恩全集》第18卷，第305页。
〔18〕〔19〕《民粹派文选》第811页；第182页。
〔20〕〔21〕《马恩全集》第19卷，第269页。
〔22〕《马恩选集》第1卷，第231页。
〔23〕〔24〕〔25〕〔26〕〔27〕《马恩全集》第19卷，第437 页；第434页；第434页；第438页；第437页。
〔28〕〔29〕《马恩全集》第3卷，第40页；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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