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观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义利论文,市场经济论文,发展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义”是指道德原则规范，“利”是指物质利益。义与利的关系，涉及到道德原则规范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儒家、法家、墨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和许多宝贵的积极合理因素。其中尤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最为全面、深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总结研究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批判继承它的积极合理因素，正确处理义与利、道德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义利观的基本思想是“重义轻利”或“见利思义”。他们认为义与利相比较而言是义重于利，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人的精神需要比物质需要更重要。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最著名的伦理思想家。他的伦理思想是继承和总结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学说而建立起来的道德理论。义利观是他的道德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孔子把“义”看作是人立身的根本。他认为义（即道德）比利更重要更根本，要用义即道德原则来指导和决定利益。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义以为上”。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亦。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他的著名论断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重视的是仁义道德，小人追求的只是物质利益。孔子的这一论断是片面的。事实上，君子并非绝对不重视利，小人也不是只讲利。就连孔子本人也不是完全不讲利，平时“子罕言利”说明对利讲得不多罢了。这种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的观点，反映了孔子在义利观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重义轻利思想，主张一切行为必须以义为准则，主张用仁义来治理天下。在《孟子》一书中记载了孟子与梁惠王的一段对话：“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里孟子把仁义道德看作治理天下国家大事的根本原则，反对谈利，认为大家都讲利，国家就会出现危机。这种笼统地反对利，把国家之利与家族利益和个人私利混为一谈，不分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统统看成是危害国家的东西，这种观点是唯心的片面的。孟子还把重利或重义看成是区分恶人与善人的根本标准。他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孽孽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尽心上》）孟子认为，一个人只追求吃喝玩乐，不讲究道德，就没有什么价值，就和禽兽差不多：“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
孟子认为，社会上的种种矛盾和一切不道德现象，都是围绕着利而产生的。剥削阶级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残酷地剥削压榨人民，使人民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孟子企图通过提倡重义轻利，用道德原则来指导人们的行为，让人们自愿放弃利，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孟子这一愿望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劳动人民受着统治阶级压迫，基本物质生活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它不仅不能缓和阶级矛盾，改变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生活状况，而且从理论上来讲，它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否定了物质生活条件对道德的决定作用，犯了历史唯心主义错误。
汉代著名儒学家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重义轻利思想，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形而上学观点。谊就是义，利和功指的利益和效果。意思是说，做事情只要看原则对不对就行了，用不着考虑实际的利益和效果。他认为义是善、利是恶，利是对义的破坏，“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玉英》）他割裂了道德与物质利益的联系，告诫人们安贫乐道、贫贱自守，说：“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无大义者，虽富莫能自存。”（《身之养重于义》）但他又认为贪欲和仁德是人生具有的两种本性，不能否认人们贪求物质利益的欲望，但要加以节制。董仲舒的义利观，把义与利、动机与效果、道德与物质生活的联系割裂开来，在理论上犯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在实践中有禁欲主义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欺骗和麻醉劳动人民的作用。
到了宋明时期，儒家的理学派代表人物程颢、程颐和朱熹用唯心主义的“理”来解释儒家的义利观。二程认为，在物质世界与人的意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一个最高的精神实体，这就是“理”或“天地”，道德规范就是天理的体现。他们认为天理与人欲、道德与物质利益是绝对对立的，因此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私的，“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遗书》卷五）。私是恶，私利使人丧失善心，有利便不能为公，凡带着私意去做事，最后必然做出损害别人的不道德行为来。他们认为，“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遗书》卷十一）二程把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义的重要而否定利的决定作用，要求人们无私去利、存天理、灭人欲，不仅带有明显的禁欲主义色彩，而且他们所推崇的义，实质上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原则，他们企图用封建地主阶级的义去限制和剥夺劳动人民的利，很显然宋明理学的义利观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朱熹继承了二程的禁欲主义理欲观，他在义利关系上进一步强调义理，反对功利。他认为，利就是“人欲之私”，就是不顾义理而只计较对自己有利或无利。他发挥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说：“小人则只计较利害，如此只利，如此则害。”（《朱子语类》卷二十七）他要求把功利纳入义的轨道，使利服从义，统治者应该分清理欲、义利之别以此来处理国家大事，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控制，可见朱熹的义利观也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二
儒家义利观从孔孟提出，经过了董仲舒、二程和朱熹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从总体上来说，儒家义利观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它片面强调义（道德）的作用，忽视利（物质生活条件）对道德的决定作用。孔孟等思想家片面要求人们不要追求切身的物质利益，安贫乐道，加强道德修养，这不仅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犯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而且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麻痹劳动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儒家义利观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是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的结合体。其中优劣并存，长短互有，精华与糟粕杂陈。儒家义利观是重义轻利的，具有一些消极因素，对社会的发展产生过一些消极影响。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它的主流是好的。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它一直是协调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准则，对封建社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儒家义利观包含着许多宝贵的积极因素，值得我们批判继承和发扬光大。
首先，儒家义利观中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肯定了义与利、道德与物质利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关系。
儒家的义利观虽然是“重义轻利”的，但他们并不排斥利或以义来否定利，而是肯定义与利、道德与物质利益都是人们所不可缺少的因素。他们认为，人既不能不讲义（道德），又不能不重视利（物质需要），只不过要分清它们的先后轻重缓急，要“义以为重”，“先义后利”，反对“先利后义”，“见利忘义”。如孔子重义，强调道德价值，但他同时又明确肯定了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每个人都希望过富足舒适的生活，即使圣人也不例外。但他主张用道德原则作指导去追求物质利益，不能为了满足个人私利而损害道德原则。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也，不去也。”（《里仁》）所以孔子主张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孟子和董仲舒虽然继承了孔子的“重义轻利”思想，但他们在重义的同时，也没有忘掉利的作用。孟子有段著名的论述是这样说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照孟子看来，物质享受和道德追求都是人们需要的东西，但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就应该牺牲个人的物质享受以坚持道德原则，必要时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由上可见，儒家的代表人物虽然都是重义轻利的，但他们并非不言利或用义排斥利，而是肯定了义利并存、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第二，儒家义利观在肯定了利与义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了利有大利和小利、公利和私利之分，强调公利高于私利，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提倡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为国家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献身精神。
孔子反对的是个人的私利，即影响社会整体利益的小利，而对于人民之利，他认为是应该重视的。他主张从政者必须让老百姓有饭吃，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他告诫其弟子子夏治理国家政事的办法是“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这种重视民利，强调个人的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的全局的利益的思想，是有其积极合理因素的。董仲舒针对着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人民不顾老百姓死活的现象，极力提倡“为天下兴利”的主张。他说；“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泻于海也，各顺其势倾倒而制于南北。”（《考功名》）又说：“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原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诸侯》）董仲舒强调圣人、人君应以“兼利”“爱利天下”，要为天下兴利除害，而不要只顾个人私利，毫不顾及社会公利。程颐、程颢看到了公与私、社会集体利益与个人的对立，指出人们立身处世，必须一心为公，不能有私意，才合乎道德的要求。他说：“虽公天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遗书》卷十五）
儒家这种重视公利、民利，强调个人的局部利益要服从集体的全局的利益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这对于封建制度的巩固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三，儒家义利观特别重视道德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作用，强调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精神生活优于物质生活。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是中国优良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儒家义利观积极合理因素的突出表现。
孔子主张，一个人不应该过多计较个人得失和追求享乐，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情况下应该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理想。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这就是说，一个有道德的人，就不会为贫贱耽忧。他对其弟子颜回非常赞赏，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而》）孔子认为，颜回能安于贫困，不因贫困而影响行仁的乐趣，达到了乐以忘忧的精神境界，是道德高尚的表现。不仅如此，孔子还认为，一个人不仅要过艰苦朴素的生活，而且为了实现自己崇高的道德理想，必要时还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以天下为己任”，“杀身以成仁”的优良传统，提出：“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得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说明孟子要求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具备“兼善天下”的宏愿，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怎样才能达到兼善天下对人民有益的境界呢？孟子认为一个担负国家重任的人，应该不顾个人的物质享受和生活条件的好坏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不断磨炼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为达此目的，孟子主张加强道德修养，通过“养性”、“修身”，实行仁义，加强自我反省和“养浩然之气”等途径，从而使自己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道德境界。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就是后来被历代思想家继承和发扬光大了的正气、骨气和气节，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
儒家义利观中关于公利高于私利，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精神生活优于物质生活等宝贵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遗产，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孕育了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他们中有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这些人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从中华民族的大利出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范仲淹语》），不为贫所忧，不为利所倾，安贫乐道，永远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天下为己任，为社会公益和人民的幸福、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作出了重大贡献。
儒家义利观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相结合，培育了成千上万具有高尚爱国主义情操的优秀儿女，他们在中华民族遭到异族入侵，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顾炎武语》）的高度责任感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语》）的大无畏精神，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尊严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这种不顾个人得失，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高尚道德情操是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三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批判继承儒家义利观的积极合理因素，树立辩证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批判继承儒家义利观，必须坚持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观点，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的方针。
马克思主义者是义与利的辩证统一论者。我们在言利的同时也要讲义，既重视物质利益，也重视道德生活；既重视物质文明建设，也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因为，义与利的关系，就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义是在利的基础上产生的，不讲利，义就失去了物质基础；义是利的思想保证，不讲义，社会的物质活动就失去了正确的思想指导。所以，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的方针。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是由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了的，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是相互协调发展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也不例外，两者必须协调一致，共同促进，社会才能健康、稳定、全面地发展，如果只抓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社会的发展就会走向邪路。所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必须坚持义利统一的观点，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
第二，批判继承儒家义利观，充分肯定“利”的决定作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的在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早日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早日使人民走上富裕的康庄大道。我们的党历来十分重视和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断教育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团结带领群众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小平同志还反复不断的告诫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为此，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只有这样，广大群众才能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会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必须继承和发扬儒家义利观中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的思想，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思想指导。
道德虽然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特殊社会意识形态，但它对社会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它既能促进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又是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道德建设的状况如何，直接反映出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和社会风气的好坏，影响生产力和经济建设的发展的前途和命运。道德建设搞好了，生产力也就发展了，经济建设也就上去了，道德建设没搞好，经济建设就上不去。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道德领域出现了不少令人忧虑的问题，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极端的自私自利等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道德观念沉渣泛起，严重毒害着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少年。在这些思想的侵蚀下，一些人见钱眼开，见利忘义，或利用职权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贫赃枉法，或兜售假酒假药，把他人的生命财产当儿戏；或大搞宗教迷信诈骗活动，骗取他人钱财；或偷盗抢劫、行凶杀人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些人心中没有一点道德观念，眼中盯的只是一个“钱”字，一个“利”字。他们把自己的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些人成了害群之马，败坏了社会道德风尚，干扰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当前，如何正确处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进步的关系，充分发挥道德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动作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必须大力提倡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和家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道德规范。还要加强职业道德、爱情婚姻家族道德和社会公德的教育，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道德觉悟，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增强个人对国家集体的义务感和责任心，树立崇高的生活目标和远大的道德理想，自觉抵制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腐朽落后的道德观念，培养一代有崇高道德理想和价值目标的社会主义新人，为改变社会道德风尚，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而共同努力。
最后，必须继承和发扬儒家义利观中重视公利、民利的思想，提倡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组织保证。
在义利关系上，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应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是义利统一论者，共产党人讲利，首先应该是讲公利、民利；共产党人讲义，归根到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义利统一论，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必须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求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但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首先是我们党成了执政党，大权在握，一些党员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利用职权不择手段谋取私利，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在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恶性膨胀，自觉不自觉地违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导致了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产生；其次，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商品生产，既有正面效应，也有反面效应。市场经济遵循的是等价交换、公平竞争、追求利润等原则。有些党员把这些原则运用到党内和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中，就必须产生消极影响。市场经济的求利原则很容易刺激人们的实利观念，使“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滋长蔓延，有些人就可能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贪脏枉法，走上犯罪道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81页）为了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建立严密的严惩腐败的具体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党建设成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建设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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