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的现代与现代的困惑——当今台湾童话创作现象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惑论文,台湾论文,当今论文,童话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持续增长，不仅一批批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迅速崛起，而且农业也走上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商品经济轨道。当代台湾已跻身“亚洲经济四小龙”之列。
然而，当代台湾人面对亲手创造的现代社会却表现出一种感觉上的疏离与困惑：科技的飞跃、生产力的推进导致生活方式的日新月异，大众传媒、交通工具的发达更新着人们的时空观念——地球仿佛突然间缩小了，而人口的迅速膨胀、资源的严重匮乏又使这个缩小了的地球显得过份拥挤和嘈杂；同时，几千年农业文化的血缘日渐断裂，由其构成的传统物质秩序和精神秩序随之拆解；而对外交往的频繁，又令台湾社会在近几十年的岁月中遭遇到西方文化空前的冲击。在这样一种驳杂的文化生态环境中，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他人日渐疏离，普遍的孤独、抑郁、迷惘正是当代台湾人难言的尴尬境遇。而正是这一切构筑起当代台湾儿童生存空间的生态环境与心态环境。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那澄澈的童眸里也有了面对现代社会的驳杂而泛起的迷惘，那原本明快、单纯的童话意境中也有了沉郁、复杂、迷离的现代情绪的渗入。
一、人与自然的疏离（环保童话）
镶嵌在太平洋上的台湾岛，椰风海浪，流云飞鸥，碧水苍山，织就出一幅幅如诗如画的灵秀之景，历来引得文鸣不已。作家诗人沉迷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俏蓝之色，心有所感，意有所通，精神生命也为之充实。《山盟》（余光中）、《春之怀古》（张晓风）、《秋韵》、《岩石上的岁月》（肖白）、《山的语言》（张宁静）……等作品均为此类题材的名篇佳构。然而，当台湾匆匆迈入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后，这一切却仿佛在转瞬间化作了一片模糊的记忆。由于台湾工业化、都市化的快速发展，加之岛上人口多、工厂多，而土地面积小，台湾的生态失衡甚为严重。能源危机、物种灭绝、大气污染，一种又一种危机在台湾接连出现。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深切地感到环境保护必须从根本上做起，而对儿童的环保教育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愈来愈多的作家也不再仅仅满足于儿童文学引领小读者进入幻想世界或现实世界时所进行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评价与美学思考，而是以新的目光审视着人类，呼唤人们必须正视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环境，正视人与大自然和和谐相处，善待地球上的其他生灵。这些童话作品不仅成功地实现了文学对科学之光的传导，同时还寄寓着深切的人文关怀。
富春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李锦珠童话集的封面上，醒目地标注着这样一个书名：《麻雀搬家——环保童话精选》。这部曾获高雄市第十届儿童文艺奖的童话集，可谓当今台湾环保童话的代表之作。作者在《自序》中这样写道：“浩瀚宇宙中，只有一个星球适合人类及其他动物生存。”“然而，随着工商业的发达，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环境污染，宛如一滴污水滴在白色宣纸上。它不断扩大、扩大，令人刺眼、难忍。”“我深感环保教育的往下扎根的重要性，所以着手写环保童话，藉着故事，灌输孩子环保的观念。”
作家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强烈的人类生存危机感与环保意识，给孩子们讲述了一个个在大自然中生命不幸被恶劣生态吞噬的故事：一片青翠的树林即将被人类辟为平地，麻雀妈妈只好带着小宝宝挣扎着逃命而去，年幼的凯凯因过度疲劳而永远闭上了双眼（《麻雀搬家》）；随着人类足迹的延伸，森林“象缩水的布似的，一天比一天小”，狗熊莉莉一家也先后死在人类的手下（《孩子你在哪里》）；湛蓝的大海原本是鱼儿生息的乐园，可如今却布满了恐怖的陷阱：泄漏的原油、核能厂排出的废水、工厂的酸水……使鱼类死伤无数。劫后余生者也绝望地远离故土，去寻找那方不知在何处的净土（《生病的大海》）。这些作品以儿童“泛灵论”的思维方式赋予饱经环境污染之苦的动植物以人的思维与灵性，通过他们不幸的遭遇来诠释深为现代人诟病的环境问题。字里行间充满了无数无辜生命被摧残的痛苦呻吟，使小读者们对恶劣生态的危害有了切肤之感，让他们真正认识到：“地球生病了！人类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绝不可做违反自然的事，地球只有一个，他生病了，我们到哪里再找一个？”“让地球健康，我们快乐——从自己做起。”（柯昭华：《麻雀搬家·编后语》）
饱经人类贪欲摧残，日渐衰竭的大自然已经在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将人们推向了生与死的抉择。这一严酷的现实震撼着人类的良知，呼唤着理性的觉醒。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会议上，全世界发出了同一个声音：“只有一个地球，我们要对地球这颗小小行星表示关怀和维护。”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二次世界环境会议上通过了《地球宪章》、《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公约》、《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关怀大自然、保护环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中心议题。在这股时代脉博冲击下，日渐兴起的台湾环保童话和世界各国儿童文学一道，以其真挚的嗓音，加入到这场“保护大自然”的世界大合唱之中。作家们怀着强烈的人类生存危机感，呼唤着环境保护，在人类下一代的心灵上撒下生命的绿色种子。“保护大自然，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这一理性命题已成为台湾环保童话的中心话语。
台湾环保童话一方面为孩子们勾勒出一幅在人类贪欲下大自然日渐衰竭的画卷，另一方面着力在孩子们心田撒下爱的种子，期待他们今后能满怀爱意地去关怀、拯救大自然。因为人类已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大自然是人类唯一的家园。
当代台湾环保童话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表现了“拯救地球”这样一种理性内涵及普泛的人道主义的道德内涵，其更深层次的价值还在于它以文学的方式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在于它引导读者从一种新的视角——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思考人类的生存，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出一种“回归自然”的倾向。
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所谓“回归自然”，往往是将自然作为人生羁旅的憩园或高蹈超拔者的退避之地。在这方面，当代台湾环保童话所体现出的回归自然、渴望与大自然亲善、和谐的现代文化意识虽然与之有着显著的不同，但同样秉承了“天人合一”的余脉，是经历了自然惩罚后的一部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回归与自觉体认；而儿童思维机制中的泛灵观念，童话这一文体所惯用的拟人、幻化、夸张等表现手法则将这种文化意识传递给儿童提供了可能。
谢武彰的中篇童话《彩虹屋》正是这样一曲同为自然之子的人与鸟真挚相爱的颂歌。“彩虹屋”其实是麻雀先生为迎接小宝宝的问世而精心建造的一个新家。但它却出人意料地被麻雀先生建在一艘大轮船的汽笛口里，而且还别出心裁地用七彩绒线为家织了一道“彩虹”。从此麻雀一家得到了船长与水手们的合力保护。当轮船出海时，长鸣的笛声将鸟窝从汽笛口吹了下来，水手们立即爬上舷梯，把它轻轻放回原处……而鸟儿也懂得知恩图报，在虫灾侵蚀果园时，鸟雀们自动组成“小鸟救灾队”，捕捉害虫，卫护人间果实。作家用散文诗般的语言，把汽笛口里的鸟窝描绘成七色的彩虹屋，把人和万物种种的同情与理解抒写得那么恬淡、和谐、委婉动人。关爱生灵的忧患之心被童话的七色彩光映照得质地凸现，亲切耀眼。
如同那位总是别出心裁的麻雀爸爸一样，谢武彰也怀着浓浓的爱意，通过奇巧的构思在小读者上空挂上了一道瑰丽的彩虹。在《赤足走过田野》等散文集中，他带着孩子们走出钢筋水泥的丛林，赤足徜徉在田野上，以他们幼小的心灵去感应大自然生命的律动；带着他们去听微风的歌、蟋蟀的歌、牧童的歌和大海的歌；带着他们去看稻田是怎样一点点由绿变黄，再一点点由黄变绿，看大自然中的小生命又是怎样破壳而出。《彩虹屋》等绿色儿童文学作品，犹如一股从田野吹来的清丽、温馨的生命晨风，絮语着大自然的呢喃，诉告着生灵的密语，传唱着那曲华夏文化传统中人与自然相拥相依、和谐相处的古老歌谣，缓缓浸润着孩子们的心田。作者曾说：“但愿这本小小的书，能提醒人类对待自然和环境的态度，而让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更加和谐。”正因为寄寓了这样的深意，所以作家笔下这间七色“彩虹屋”的思维空间才显得格外广远。
许扶堂的《青鸟》，虽然少了《彩虹屋》那样的细腻，但这篇短小的童话却极富象征性：在重赏之下，一只弱小的青鸟被捉来献入王宫，以期用它婉转的歌喉医治公主的失眠症。但一连几天过去了，小青鸟“根本没有发出一丝一毫的叫声”。王子怒不可遏，扬言要杀死它。公主闻讯后急忙连夜将青鸟送回森林。但从此之后，每晚却有了一群青鸟在公主的窗外歌唱，带着公主进入梦乡，“徘徊在空中最卖力、最大声的音调，正是来自于那只小青鸟的身上”。这则童话显然带有中国传统童话中“动物报恩”原型的痕迹。它与早在东晋时出现的“黄雀衔环”（干宝《搜神记》）、六朝刘宁时代的“昭之救蚁”（《齐谐记》）、唐人笔记故事“张鱼舟和老虎”、“安南猎者与将军象”（《广异记》），直至清代《聊斋志异》中“蛇人”、“鸲鹆”及众多民间童话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都以充满诗意的笔触重复着这样一个道理：人类和各种生灵同为自然之子，他们是灵性相通的，人类怎样对待大自然，便是在怎样对待自己。只有善待自然，方可得到自然的回报，反之，则会受到大自然的严厉惩罚。正如李锦珠的童话《树木的抗议》所描绘的：人类对树木的乱砍滥伐、大肆排放废气，终于激起了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树木们的抗议：“从今天起，我们要降低制造氧气的数量，不再为人类净化空气，让人类自食恶果，呼吸他们所制造出来的脏空气。”
此外，木子的《小蚯蚓搬家》、《蟋蟋和蟀蟀》，罗蓓的《云豹小花》、陈启淦的《大青蛙的星期日》、《萤火虫花灯》、《小鹿的故事》，邱杰的《地球人和鱼》等作品，均可谓环保童话中的佳作。这些童话作家们不仅着意于向下一代传达“环保意识”，而且让他们从小受到古老文化传统的浸染，给他们幼小的心灵打上民族文化的底色。
严格地说，日渐兴起的台湾环保童话创作也还是一种寄寓着明确的教育目的、有着强烈“载道”精神的文学品种。但为什么却能在当代童话已经摒弃教训、冲破实用框架的今日台湾得到很大的发展，并深为小读者们欢迎呢？我们相信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会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时有争议的童话乃至整个儿童文学的所谓“教育性”有所启发的。诚然，世界性环保热潮的兴起这一文化氛围对环保童话的产生、流布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品种，环保童话被小读者认可的奥秘还在于它契合于儿童的思维机制、审美情趣。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的思维是一种“自我中心思维”，而儿童意识中的“泛灵论”正是其中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思维的基本特征是主客体不分，将物我交织在一起，把自己的意识、情感投射到客体上去，使万物人格化。因此，在儿童眼里树木也会感到疼痛，小鸟也离不开温暖的家。游移在儿童意识中的“泛灵论”正是有着大量动植物想人之所想、行人之欲行的环保童话能对小读者产生极大吸引力的哲学依据。这些与儿童思维机制相契合的情节，成为连接孩子们这些天然的人道主义者与大自然的纽带，带着他们去感受自然的悲喜，既令他们得到想象的快感，也于不知不觉间受到道德的熏染。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争论儿童文学是否可以包含教育目的，而在于对儿童思维机制的把握，在于艺术功力的磨砺。《彩虹屋》、《青鸟》等一批优秀环保童话的涌现，恰好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艺术范例。
二、人与人的隔膜（心理童话）
短短三十余年间，台湾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变，社会主流文化的中心由乡村社区转移到城市社区。虽然当今台湾人的生活水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但他们却并非安然自得，所谓的“精神生态环境”问题已愈来愈明显地聚集在地平线上。在台湾，向以单纯、明丽著称的童话王国中，也有了格调复杂、沉郁迷离的现代情绪的渗透，有了对孤独、寂寞、现代人的“异化感”等当今人类某些共通情绪的艺术抒泄。越来越多的台湾童话作家已将其文学视点移至儿童的内心情感深处。毫无疑问，这些复杂沉郁、更富人生感喟的艺术情绪，必将在总体上把童话的意蕴推向一个新的艺术层次，拓展和丰富童话的思维空间与表现领域。
客观地说，台湾现代化的进程仅有短短的三十年，并且其现代工业社会是脱胎于一个最典型的、有着最悠久传统的农业社会，但在当代台湾文学中，特别是在白先勇、欧阳子、七等生、施叔青等的小说中，对现代人的幻灭感、失落感、孤寂感的表现却达到了令人吃惊的深度。一方面，这固然是因为在从传统乡村文化到现代城市文化这一文化转型期，现实基础发生裂变，必然对精神产生巨大冲击；另一方面，这也与本世纪50至60年代中，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台湾的强烈冲击密切相关。如当时的“创世纪诗社”便曾广泛翻译介绍西方现代派诗歌，而台湾现代派小说家们也大量译介卡夫卡、乔伊斯、沃尔芙、福克纳等人的作品，并在创作上刻意模仿。
上述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氛围对当代台湾童话的创作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学校竞争的加剧、大量单亲家庭的存在、代际间沟通的匮乏、普遍的空虚与孤独感……均成为当代台湾童话所注目的焦点。虽然童话所表现的优势领域不及成人文学宽广，但它却往往能通过孩童的双眸反映现实生活中瞬间的呈现和变化，能通过孩童这张现代社会的试剂纸，深刻地反映某一特定文化时期，人们各种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尤其是价值观念。因此，当代台湾童话中那些沉郁的现代情绪的产生不再仅仅是地方的、历史的，它更是生存在科技和工商时代的现代人对人类生存的一种迷茫和困惑的共性反映。同时，由于其主人公为孩子，为一些人类生命的稚嫩个体，所以其中的佳作往往来得更为深刻，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
李潼的童话《水柳村的抱抱树》，虽然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乡村，但通过老柳树的一段独特经历，表达的却是一种现代文明所特有的精神主题：孤独与慰藉。这篇作品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表现了一般意义上现代人孤寂的心态，更在于它表现出这种心态形成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勾勒出台湾人现代意识的开展曲线。乡村社区文化格局是“情感化”、“人格化”的，它散淡、缓慢却又温情脉脉。正是沉浸在这样一种宁静、质朴的文化氛围中，老柳树度过了一段与孩童们相拥相戏，护佑他们健康成长，为人们遮阳纳凉，听他们说些知心话的美好时光。但一二十年后，随着当年的孩子们的成长，重理性而漠视内心感情的现代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渗入水柳村村民的生活中。人们“个个都忙”，再也无人理睬老柳树了。这一情节的设置颇具象征意味：现代文明越是繁荣，人的自我意识越是发达，人的生存就越凸现出孤独。个体化把世界瓜分豆割为条条块块、点点滴滴，使个体孑孑孤立，整体离人而去，普遍的孤独找不到诉说心事的对象。有许多人根本没有经验过人情的温暖，注定一辈子要在全然的孤立中度日，他们固然不幸，但如老柳树那样，被岁月轮回渐渐抛出了人与人自然交往的和谐境界的痛苦经历对心灵的煎熬恐怕更令人难耐。特别是当老柳树仍然像当年一样，伸出长长的枝条，想再抱抱这些已长大了的“孩子们”时，这种渴望与人相互交流的行为却不被人理解，反被人们视为“出了什么毛病？”并扬言“再乱抱抱”，“我们就要把你的柳条统统剪掉，再不然，派人把你搬走”，“也有人赞成把你烧掉的”。这番话确实伤透了老柳树的心，它大哭起来：“我喜欢你们，给我抱一抱吧。你们小时候，不都和我抱得紧紧的吗？”“你们都长大了，个个都忙，没有时间和我招呼，这我知道的。但我喜欢你们，想跟你们抱一抱。”这一席凄楚的独白令那种深沉的孤独意识和失落感凸现于字里行间，同时也流露出企图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进入人与人自由交往的和谐境界的幽深的现代情绪。作品中的老柳树仍具象征意识，它既可被视为现代人日益疏离的大自然，也可被视作传统文化中某些正在被我们渐渐淡忘掉的东西。
方素珍的《我有友情要出租》也是一篇给人印象至深的佳作。这篇作品所关注的乃是弥漫于现代社会上空的商品意识对儿童灵性的淹灭，对他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巨大影响。从前被人们奉为无价之宝的友情，随着当代台湾汇入工商世界的洪流之后似乎也渐渐串了味儿。现在于孩子们心目中，友情也如同一般商品一样，也是可以用金钱量化的，可以出租的。孩子们的行为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现代人日益被“物化”的荒诞事实；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高速度、高享受，但随着现代文明的步步深入，这些基于唯理式和机械式前提的成就却日益将人类引上一条歧途。现代人似乎渐渐沦为一条被不停追逐着的狂犬，疯狂地追求外在物欲的满足，并以此为生存的唯一目的。对金钱占有欲的无限膨胀阻止现代人更深入一层地去寻求世界和自我内心的度向。其结果导致不是人类占有了金钱，而是金钱占有、左右、愚弄了人类，金钱将人的灵魂渐渐掏空，冻死所有真实的人性感情，个体和他人无法有真实的相遇。《我有友情要出租》中的“小丁子”，正是一个在这种“现代氛围”中长大的小男孩。他虽然独享了父母所有的爱，但还是很寂寞。他也需要与同伴交往，需要同伴的友情，但友情的获得，却是通过金钱“租”来的。小丁子正是忠实地以“金钱”为标准，来处理他和名叫“大个儿”的猩猩之间的“友情”的。当他租下“大个儿”的友情后，便一本正经地宣布：“好，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不，你是我租的，我是主人，你要听我的。”在游戏中，他不时提醒“大个儿”：“哎，快一点，时间都浪费了，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没关系，你跺啊，不要考虑是我付钱的”。这篇童话的叙事语调平缓，甚至不乏戏谑，但在平缓、轻松的表层下却透出作者对人类现在、将来的深深忧虑。
此外，《送梦的星星》（林立）、《月光洞》（张文哲）、《停电的晚上》（陈玉珠）等许多童话，均将其敏锐的文学触角伸向儿童的内心深处，注目于现代社会中孩子们精神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现代社会中的孩子大多生活在城市这座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他们或许知道光盘、多媒体、磁力悬浮列车，但却不一定知道蝉唱蛙鸣、大地芬芳。也许今天的孩子听父辈们谈起他们小时候赤足走过田野、聆听牧笛悠悠的美好时光时，会以为这不过是在讲述一个古老的童话。层层高楼不仅阻隔了他们与自然万物间相应和的那种美好感受，束缚了他们的想象力，甚至连星星们想送给他们的那个“在草地上翻滚，追蝴蝶，朝着天空伸展四肢，学小鸟高兴地叫”的美梦也因高楼阻隔而无法送到（《送梦的星星》）。
现代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使传统文化中人们对自然万物的许多诗意的、人格化的理解统统被消解了。如果从现在起，咱们的孩子对科学家们的论断深信不疑：“月亮只是一颗绕着地球转的大石头，不是中国人说的‘玉盘’，月球上没有传说的兔子，也没有什么……什么‘蛾’（我想是一种昆虫）……”（《月光洞》），那真不知该怎样评价这样一种“进步”？世界上任何文化或文明国家如果自闭于人内心深处那个永远激发人领悟、希望、力量，充满诗情的活流，那么她还会长久兴盛吗？还会存在想象、创造与文化的进步吗？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小的单位，孩子首先是在家庭中经验人群生活并体验社会。但现代社会中，文明的渗入，使家庭的结构、氛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送梦的星星》中的小女孩，虽然拥有舒适的别墅、贵重的玩具，但父母的离异却使她即使在生日之夜也郁郁寡欢。而在蟋蟀先生的家中，自从有了电视后，便家无宁日，全家人都被荧光屏左右，并且渐渐多了争执与不快（《停电的晚上》）。类似的主题，在《大剑客与小锡兵》（陈启淦）、《心情树》（黄基博）以及《海峡两岸儿童文学选集·台湾童话卷》（联经版）、台湾《儿童文学童话选集》（幼狮版）的许多作品中，均有明显的表现。
置身现代社会的台湾童话作家们，在承受着人文背景、生存环境巨变冲击的同时，仍时刻注目于孩子们——民族未来一代的生命状态。他们不仅成功地表现了现代社会中孩童的普遍心态，更超越童年，表现出这种普遍人生心态得以形成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尤为可贵的，还在于他们始终不懈地“在吟咏中摸索隐去的神的踪迹，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出神圣”（海德格尔语），对于急剧变化、动荡不安又暧昧不明的台湾“工商社会”所造成的深刻的“意义危机”、“文化危机”及其对孩子心灵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他们流露出明显的不满。正如台湾青年作家阿盛所感叹的那样：“故乡变了，如果故乡变得和台北、高雄一样，还能叫故乡吗？”同时他们又表现出对不复存在的昔日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及人与自然的肯定，表现一种“回归传统”、“回归自然”的倾向，并试图以此充实和提升孩子们的“生命意识”，来抵制现实的异化现象，让他们在想象的世界中保持人性的完满自由。他们的许多童话作品正是表现出这种成人作家对少儿的抚慰、帮助和引导。
在《水柳村的抱抱树》中，村民们听罢老柳树的独白后，遗忘于各自心灵深处的一些美好的记忆纷纷复活了，村民们深深为之所动，最后他们与老柳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而小读者也一定会受洗于这种昔日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宁静与质朴，浸浴于“我”融化于大自然的美好境界。而在《停电的晚上》中，蟋蟀一家因荧屏而引起的争执与不快的最终解决办法，是蟋蟀妈妈所制造的一个停电的夜晚（她偷偷关掉了电源总开关）。于是一家人不再神情木然地面对荧屏，而是来到月夜星光下，听妈妈教唱童谣，听爸爸讲星座的故事，看小妹的舞蹈表演，全家演奏拿手的提琴。总之，又回到昔日的生活模式中，这样一来，人与自然更贴近了，一家人的心也更贴近了。
《我有友情要出租》中的人物设置本身便极富意味。一个是“商业意识”极浓的男孩“小丁子”——一个现代社会中感情日渐粗糙、钝化的孩童的典型；一个是非人类的小猩猩“大个儿”。在极有商业心机的“小丁子”的映衬下，“大个儿”的质朴，善良与执着便更显得可贵。虽然“小丁子”因为搬家已作不成“大个儿”真正的朋友了，但她并不气馁，仍然执着地在树下等待着朋友的出现，作者也同“大个儿”一样执着地在现代社会中呼唤着孩子们去找回可贵的纯真与灵性。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将当代台湾童话作家们所流露的这种回归自然、回归传统的渴望称之为“逃避”，一种身处现代都市，声音和目光却留在草地麦垛上的“逃避”。但生存需要栖息都市，心灵则需要反抗都市，这正是现代人共同的尴尬之处。现代文明冲击中的台湾，需要一种可以维持自我之精神平衡的心性之学，孩子们也需要一个可以让精神自由遨游其间、完善自足的艺术世界，以抵制现实的“异化”，保持人生的完满与自由。也许我们会对当代台湾童话作家们所作出的这种文化选择给予不同的评价，但作家们为营造孩童的精神家园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本身应是可敬可佩的。
三、人与神的守望（宗教童话）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宗教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精神因素。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曾长期居于人类文明的中心地位，深刻地影响着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宗教文明隐含并贯穿于人类的文化与习俗之中，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心灵。特别是在当代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已不再是简单虔信某种教义或信念，更多地则是寻求心灵的寄托，指导生命价值的实现。当代宗教仍然恪守着人类世代相沿的某些共认的伦理道德，人们步入教堂，不只是为了某种教规，而是寻求人格的充实和净化。
在当代台湾，整个社会怀着急切的心态迈入了现代工商业社会。然而在享受着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冲击，世界性精神危机的影响，却使当代台湾人承受着空前的精神失衡与迷惘。精神与信仰的危机，普遍的和恒稳的伦理、规范的失落，极大地影响着儿童的精神生活。当今台湾少儿道德、心理问题的激增，少儿犯罪率的升高，已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忧虑。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将寻求解决问题的目光投注到宗教——这块人类心灵古老的基石上，于是便有了当代台湾儿童文学园地中宗教童话的萌生。由天主教教友帅崇义所著、天主教上智出版社出版的童话集《苹果树——葆乐童话宗教篇》，便正是当代台湾宗教童话中的一个代表。该书所收录的十五篇童话均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
自古以来，文学与宗教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文学作品中，宗教既可以成为主导和灵魂（或潜在主题和最终信念），如《神曲》、《失乐园》、《复活》等等；也可以为讥讽取笑世相而借题发挥，如《十日谈》、《巨人传》、《西游记》等等。而在《苹果树》这本童话集中，二者的关系显然属于前者，该书所收录的童话或是从文学角度张扬宗教精神或是对宗教题材进行再创作。它是儿童文学的良知对当代台湾的社会混乱所作出的一种应对，寄寓着作家以宗教所包含的人类世代相沿的伦理道德来维系当代台湾儿童心灵的深切期许。正如该书扉页上的“简介”所云：“本书作者以十五篇带有宗教色彩的童话故事，寓含待人处事的基本德行，不失作为父母在儿童人格陶养上的范本。”
基督教教义中包含了许多道德训诫，《苹果树》中的许多篇什便是对这些宗教道德训诫的文学阐释，它们往往通过一个源于现实生活或民间传说的童话故事来表达某种宗教教义。如《八臂将军》即以天使将用暴力横行乡里的庞武变作螃蟹的故事告诫孩子们：“不要依仗暴力，不要幻想靠抢劫发财。”《一只金色的桃子》告诉孩子们“不可偷窃”；《苹果树》、《渔夫的魔鬼》警告人们“不可贪恋财色”；《巫婆的陷阱》阐明“金钱乃是财迷心窍者的陷阱，致使愚人纷纷堕入其中”。基督教认为“仁慈与博爱的业绩万古长存”。怜悯、慈爱、谦逊、温柔、坚韧的品性为基督教所褒扬。《苹果树》的一些篇文中，凡具上述德行的人，无一例外均受到天神的赐福。《玲玲的一块银元》中，玲玲将辛苦劳作一年所得来的银元送给在路边行乞的老人和丢失了主人的钱的小男仆后，惊奇地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失去银元，反而被天神赐给了满桌的银元；《露珠》中，艾辉怜恤他人、乐于助人、勤劳、坚韧的品德感动了天使，使艾辉奇迹般地起死回生……
《苹果树》中还有一些篇文直接取材于《圣经》故事，注入新的幻想而敷衍成篇。《狐狸精》以路济弗尔大天使与弥额尔大天使的战争为背景，叙述了小魔鬼“狐狸”和“迷色”合作，“迷色”住进那些不爱面子不贪财的男人心中，狐狸变作漂亮女人前去诱惑，便使许多人犯罪背叛天主。这个故事告诫人们不要贪财恋色，因为这是魔鬼的诱惑。而《亚明与灰灰》则取材于圣母玛利亚和约瑟的故事，赞美了圣母的美丽端庄，约瑟的慈祥和亚明对主虔诚的敬意。
宗教文学如果触目皆是说教，失去有血有肉的形象，那么创作是失败的，而宗教的根本目的也就随之落空。成功的宗教文学总会以一种活灵活现的甚至长存千古的形象来实现宗教理念原本想要达到的目的；甚至有时这目的不曾说出来，却会在相当一部分读者内心中被自然地唤醒。虽然《苹果树》所收录的所有篇什都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寄寓着鲜明的道德劝喻的目的，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一种载特殊之“道”的“教育童话”，但与帅崇义早期创作的“教育童话”相比，《苹果树》中的宗教童话无论是语言的遣用、形象的塑造，还是变异手法的运用、情节的设置，都显得更契合儿童的思维机制与审美心理，不失为当代台湾初初萌生的宗教童话的一种成功尝试。尤其是在《最后一曲》中，作者成功地创造出一种神圣的宗教意境，作品中一生坎坷却矢志不渝的老音乐家用生命谱就的乐曲终于在教堂中奏响了，音乐带着老音乐家含笑步入了天堂，而从这个动人故事中缓缓流淌出“音乐”的同时，也将引导小读者们去领悟生命的永恒。
除了基督教之外，佛教文化对当代台湾童话也有一定的影响。林世敏的童话专集《佛教童话》（慈恩出版社，1981年版）、陈启淦获得第一届佛教文学儿童故事首奖的《顽童奇遇记》等作品，正是从文学角度张扬劝人向善、因果报应、普渡众生等佛教精神或对传统佛教故事的再创作。
结语
当代台湾童话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一道海峡令使用同一母语的两岸作家天各一方，但对中国人文传统的承继与传播仍是这数十年间台湾童话的中心话语。同时，台湾独特的历史机遇、地理位置、经济环境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又令当代台湾童话形成了自己某些特殊的形态和演进过程。但无论是接续传统的教育童话、吸纳西方儿童文学精髓的游戏童话，还是新近出现的环保童话、心理童话、宗教童话，都以其衍于母体而又异于母体的诸种特质，丰富了当代中国童话的精神内涵和艺术版图。
同时，文学从来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不仅仅是自身运演的结果，而且是特定文化基因、社会发展、外来影响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当代台湾童话数十年的创作实绩正是从多维度映现出当代台湾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与心理变迁，成为研究当代台湾文化的一个独特文本。